崇正道第七
洪武元年二月，诏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仍遣使诣曲阜致祭。使行，上谓之曰：“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朕今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国学，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
洪武十八年冬十月，上谕工部臣曰：“孟子传道有功名教，历年既久，子孙甚微。近有以罪输作者，朕闻，即命释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死亡，则贤者之后寝以微灭，是岂礼先贤之意哉！尔等宜加询问，凡有圣贤之后在输作者，依例释之。”
永乐四年三月，太宗皇帝视学，先是敕礼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师，帝王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纲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太经太法，皆孔子明之，以教万世。朕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师亿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统，复衣冠礼乐之旧。渡江之初，首建学校，亲祀孔子，御筵讲书。守帝王之心法，继圣贤之道学，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鸿业，惟成宪是遵。今当躬诣大学，释奠先师，以称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礼仪，礼部详议以闻。”礼部尚书郑赐言：“宋制，谒孔子，服靴袍再拜。”太宗曰：“见先师礼不可简，必服皮弁，行四拜礼。”
永乐十二年五月，上谕行在翰林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曰：“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之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命广等总其事，仍命举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学者同纂修。开馆东华门外，命光禄寺给朝夕馔。
永乐十五年三月，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于六部，并两京国子监及天下郡县学。太宗谓礼部臣曰：“此书学者之根本，而圣贤精义悉具矣。自书成，朕旦夕宫中披阅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于学者，苦难得书籍，如今之学者，得此书而不勉力，是自弃也。尔礼部其以朕意晓天下学者，令尽心讲明，毋徒视为虚文也。”
永乐二十二年冬十月，赐衍圣公孔彦缙宅于京师。彦缙数来朝，皆馆于民。上闻之，顾近臣曰：“四夷朝贡之使至京师，皆有公馆，先圣子孙乃寓宿民家，何以称崇儒重道之意？”遂命工部赐宅。
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礼部尚书吕震奏：“有旨赐衍圣公孔彦缙一品金织衣，衍圣公是二品，如旨赐之，过矣。”上曰：“朝廷用孔子之道治国家、天下。今孔子之徒在官有一品服者，孔子之后袭封，承先师之祀，服之何过？且先帝时，五品儒臣有赐二品服者，有何过哉？其赐之，用称朕崇儒之道意。”
宣德元年正月，孔、颜、孟三氏子孙十人来朝，辞归，上谓礼部尚书吕震曰：“朝廷待贤当厚，彼皆圣贤子孙，其给道里费。”又谓震曰：“孔、颜、孟三氏旧设教官，训其子孙，必选端重有学行者。尔以朕言谕吏部知之。”
辟异端第八
吴元年春正月，有省局匠告省臣云：见一老人语之曰：吴王即位三年，当平一天下。问老人为谁？曰：我太白神也。言讫，遂不见。省臣以闻，上曰：“此诞妄，不可信也。今后凡事涉怪诞者，勿以闻。”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有道士以道书献，上却之。左右请留观之，或有可取。上曰：”彼所献书，非存神固气之道，即炼丹烧药之说，朕乌用此？朕所用者圣贤之道，所需者治术，将跻天下生民于寿域，岂独一己之长生久视哉？苟一受其献，迂诞怪妄之士，必争来矣，故斥之，毋为所惑。”
永乐二年正月，有道士献道经者，太宗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经耳，道经何用？”斥去之。既而谕侍臣曰：“上好正道，则下不为邪。人主好尚稍不谨，憸人怀侥幸之心者，恣肆妄诞，以投所好，苟堕其计，将来流害无穷矣。”
永乐五年正月，直隶及浙江诸郡军民子弟私披剃为僧，赴京冒请度牒者千八百余人。礼部以闻，太宗怒甚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听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编军籍，发戍辽东、甘肃。又曰：“朕钦承旧制，一不敢忽，下人尚纵恣如此，何况后来，此不可宥。且此辈皆民螟螣，不可蕃育。”
永乐五年五月，湖广武昌府僧言欲增修观音阁，以祝圣寿。太宗不从，曰：“人修短有定数，祸福由所行。所行诚善，福不祝当自至；不善祸非祝所能去。人但务为善，何假求哉！”
太宗问侍臣曰：“闻近俗之弊，严于事佛简于事其先，果有之乎？”对曰：“闻有之。”太宗叹曰：“此盖教化不明之过。朕于奉先殿旦夕祇谒，未尝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礼。世人于佛老竭力崇奉，而于奉先之礼简略者，盖溺于祸福之说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当自朕始尔。”
永乐十五年七月，行在通政司言：欧宁县人进金丹及方书。太宗曰：“此妖人也。秦皇、汉武一生为方士所欺，求长生不死之药，此又欲欺朕。朕无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书亦与毁之，毋令别欺人也。”
宣德四年五月，行在工部尚书吴中言：“昨山西代州圆果寺奏：本寺是古迹道场，为国祝厘之所，旧塔损坏，乞役民为之。。”上曰：“卿欲借此求福乎？朕以安民为福，其止之，勿劳吾民。”
宣德六年九月，行在户部言：宛平县民以果园地施崇国寺。请蠲其税。上曰：“民地衣食之资，乃以施僧，又求免税，甚无谓。令亟以还民。”
宣德九年十二月，有僧自陈欲化缘修寺，祝延圣寿者，上斥之。既朝罢，顾谓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寿。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国绵远，其时岂有僧道，岂有神仙之说？秦皇、汉武求神仙，梁武事佛，宋徽宗崇道，效验可见矣。世之人终不悟，甚可叹也。”
景泰年间，太监兴安崇信释教，每三年度僧数万洎，天顺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复来京师，聚集数万。 英宗召李贤谕曰：“僧徒岂可如此泛滥。”贤对曰：“陛下明见最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晓谕：今后每十年一度。擅自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还俗，违者发边卫充军。度者俱照定额考送。于是僧徒知惧，皆散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