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好尚第三
- 甲辰二月，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赏而民劝于善，不施罚而民不为非。若是何也？有仁义以为之本也。夫圣人统驭四海而宰制万物者，仁以居之，义以行之，故贤者乐有仁义，而不肖者有所视傚焉。是故商变乎夏，周变乎商，而仁义未尝改也。天之生民，治乱相继，亘万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汤、武用是而兴，桀、纣忽是而亡。今天下纷纷，靡有底定，彼恃夫智力之私而戕贼于民者，岂复知有仁义哉？卿等职居枢要，所以辅吾者，舍是，则无以为治国之本也。卿等勉之。”
吴元年夏四月，太祖至白虎殿，见有读孟子书，顾问许存仁曰：“孟子何说为要？”对曰：“劝国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赋，乃其要也。”太祖曰：“孟子专言仁义，使当时有一贤君，能用其言，天下岂不定于一乎？”
洪武元年五月，太祖谓侍臣宋濂等曰：“自古圣哲之君知天下之难保也，故远声色，去奢靡，以图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顾，久而不厌。后世中才之主，当天下无事，侈心纵欲，鲜克有终。至如秦始皇、汉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长生，疲精劳神，卒无所得。使移此心以图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观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于政事，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业垂于简册，声名流于后世，此即长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难凭，幽怪之说易惑，在谨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兢业，以图天下之安，其敢游心于此？”濂对曰：“陛下斯言，足以祛千古之惑也。”
洪武元年六月，太祖与诸儒臣论学术，翰林学士陶安对曰：“道之不明，邪说害之也。”太祖曰：“邪说之害道，犹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眩目，人鲜不为所惑，自非有豪杰之见，不能决去之也。战国之时，纵横之徒，肆其邪说，游说诸侯，当时诸侯急于功利者，多从其说，往往事未就而国随以亡，此诚何益？夫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正道不兴，天下乌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太祖曰：“仁义，治天下之本也。贾生论秦之亡，不行仁义之过。夫秦袭战国之余弊，又安得知此？
洪武四年秋七月，上谓丞相汪广洋曰：“朕观前代人君，多喜佞谀以饰虚名，甚至臣下诈为瑞应，以恣矫诬。至于天灾垂戒，厌闻于耳。如宋真宗亦号贤君，初相李沆，日闻灾异，其心犹存警惕。厥后澶渊既盟，大臣首启天书以侈其心，群下曲意迎合，苟图媚悦，致使言祥瑞者相继于途，献芝草者三万余本。朕思凡事惟在于诚，况为天下国家而可以伪乎？尔中书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灾异及蝗旱之事，即时报闻。”广洋叩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孰大于此？非惟四海苍生蒙福，诚为圣子神孙万世之谟训也。”
永乐七年，仁宗在东宫，赞善王汝玉每日于文华后殿道说作诗之法。一日，顾杨士奇曰：“古人主为诗者，其高下优劣如何？”士奇对曰：“诗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诗，是唐虞之君之志，最为尚矣。后来汉高大风歌、唐太宗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句，则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汉武帝秋风辞，志气已衰，如隋炀帝、陈后主所为，则万世之鉴戒也。殿下于明道玩经之余，欲娱意文事，则两汉诏令亦可观，非独文词高简近古，其间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诗人无益之诗，不足为也。”仁宗曰“太祖高皇帝有诗集甚多，何谓诗不足为？”士奇对曰：“帝王之学所重者不在诗。太祖皇帝圣学之大者在尚书及诸书注，作诗特其余事。今殿下之学当致力于重且大者，余事可姑缓。”仁宗曰：“世之儒者亦作诗否？”士奇对曰：“儒者鲜不作诗，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记诵词章，前辈君子谓之俗儒，为人主尤当致辨于此。”
仁宗重学校，严荐举，每谕所司用人必求实才，授官必责实效，乐闻直言，所言切理，多见褒答。雅志儒术，务学问，诸经皆通，于书尤熟。尝曰：“为治不本此书，虽或小康，苟焉而巳。于春秋叹曰：先王之礼坏，此书所由作也，学问所得，必见诸行事，为文章不事雕饰，达意而止。”赞善王汝玉尝言为诗有法。上曰：“三百篇何所法哉？”上无他嗜好，惟畜经藉诸书甚富，闲暇乎不释卷，被服宽溥，数儒者。
宣德八年正月，上燕闲问侍臣：王政所先？侍臣对曰：：“教养为先。”上曰：“然，先王法制卒难复，后世惟重农抑末，轻徭薄税，足以致富庶，兴举学校，惇崇孝弟，足以立教化，故不必尽合古制。”
戒嗜欲第四
甲辰三月，江西行省以陈友谅镂金床进，太祖观之，谓侍臣曰：“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以一床工巧若此，其余可知。陈氏父子穷奢极靡，焉得不亡？”即命毁之。侍臣曰：“未富而骄，未贵而侈，此所以取败。”太祖曰：“既富岂可骄乎？既贵岂可侈乎？人有骄侈之心，富贵岂能保乎？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弘俭约，戒嗜欲，以厌众心，况穷天下之技巧，以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车之辙，不可蹈也。”
洪武元年十月，司天监进元主所制水精宫刻漏，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太祖览之，谓侍臣曰：“废万几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岂至亡灭？”令左右碎之。
洪武五年冬十二月，内使奏增饲虎肉。太祖曰：“养牛以供耕作，养马以资骑乘，养虎欲何以用，而费肉以饲之乎？”命以虎送光禄寺，他禽兽悉纵之。
洪武六年春正月，太祖谓儒臣詹同曰：“朕尝思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朕观前代人君，以此败亡者不少，盖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声，何求而不得？苟不知远之，则小人乘间纳其淫邪，不为迷惑者几人焉？况创业垂统之君，为子孙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谨。”同对曰：“不迩声色，昔成汤所以能垂裕后昆。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诚万世子孙之法也。”
洪武十二年六月，上谓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济众之意，庶几民被其泽。”侍臣对曰：“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无欲，故能明断万事。万事理，则天下生民受其福。”上曰：“人之不能明断者，诚以欲害之也。然明断亦不以急遽苛察为能，苟见有未至，反损人君之明；求之大过，则亏人君之量。”
永乐二年十一月，户部尚书郁新等言：御马监索白象食谷。上曰：“白象何补实用，乃欲夺民食以饲之，古人所谓率兽食人者，勿听。”复召御马监官，责曰：“尔辈坐食膏梁，衣轻暖，岂知百姓艰难？计象一日所饲谷，当农夫数口之家一日之食。朕为君，职在养民，尔辈不令朕知，而为此事，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复敢尔，必诛不宥。”
永乐二年十一月，通政使赵彝奏：“山西民言，介休县出五色石，可为器用。”上曰：“此幸觊小人，不可听。数年兵革灾荒，百姓困苦，未得宁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况此石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为？”捽出之。
天顺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早，英宗谕学士李贤曰：“朕一日之间，饮食随分，未尝拣择，去取衣服亦随宜，虽著布衣，人不以为非天子也。”贤曰：“如此节俭，益见盛德。若朝廷节俭，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前代如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节俭，当时海内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节俭。”上曰：“然。如钟鼓司承应，无事亦不观听，惟时节奉母后，方用此辈承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