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德性第一
洪武五年冬十二月。太祖谓礼部侍郎曾鲁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于尧、舜，观其授受，其要在允执厥中。后之儒者讲之非不精，及见诸行事，往往背驰。”鲁对曰：“尧、舜以此道宰制万事，如执权衡，物之轻重长短，自不能违，而皆得其当，此所以致雍熙之治。后世鲜能此道，处事之际，欲求一一至当，难矣。”太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于中者无尧、舜之心，欲施于政者有尧、舜之治，决不可得也。”
洪武十年冬十月。太祖造观心亭于宫城上，亲幸其中，召学士宋濂谓曰：“人心虚灵，秉气机出入，操而存之为难。朕罔敢自暇自逸，譬鱼之在井，虽未免乎跳踯，终不能度越范围。况有事于天地庙社，尤用祗惕。致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视却听，上契冲漠，体道迎神，诚一弗贰，庶几将事之际，对越在天，洋洋乎如临其上。卿为朕记之，传示来裔，咸知朕志，俾弗懈愈虔。”濂拜手稽首，飏言曰：“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曰诚，曰敬，曰仁，皆中心所具，非由外铄我也，此心若存，则动静合道，建中建极之源，清而弗扰，庶绩咸熙。否则，天飞渊沦，惟欲之从，而罔克攸济。治忽之机，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陛下法天启运，乾乾终日，不遑暇食，十有五年，大统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屡应，斯皆观心之明验。古先哲王相传心法，所谓精一执中之训，亦不过此。圣子神孙，必来取法，当有不言而喻者矣。然，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愿存神内居，常如亭中时，则心与天为一，祥刑敷政，一出自天，衍亿万年无疆之休，亦永有无疆之闻
桂彦良被荐入京师，太祖见而伟之，授太子正字。切磨治道，言必称孔、孟，不下千余言，无一不当帝心者。其要以明圣学，格君心为务。在春坊久，每侍讲，必以二帝三王心法为本。至于历代治忽，谆谆启迪不倦，诚意恳至，东宫每动容称敬。太祖尝顾问曰：“尔何官？”彦良对曰：“正字。”圣祖曰：“否，尔帝师也。”彦良辞谢不敢当。太祖尝祀方丘，患心不宁。宋濂进曰“孟轲有言，养心莫善于寡欲，审能行之，则心清而身泰矣。”庶吉士解缙应制上疏曰“陛下拳拳于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强暴，然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太祖嘉纳其言，擢监察御史
洪武十年十二月，宋濂致仕回献书于皇太子云：“臣闻古圣人有言曰:为君难。其所谓难者何也？盖以四海之广, 生民之众, 受寄于一人。敬则治, 怠则否；勤则治, 荒则否；亲君子则治, 近小人则否，其机甚微, 其发至于不可遏, 不可不谨也。所以二帝三王相传心法, 曰德, 曰仁, 曰敬, 曰诚, 无非用功于此也，治忽之间，由心之存不存何如耳。恭惟皇太子殿下，仁孝温恭，出言制行，动合至道，中外无不仰望。而臣犹以二帝三王相传心法为言者，诚以为君之难也。臣退居田里，而忠爱之心弥切，旦夕不忘，于是敢贡刍荛之言，伏望殿下察臣所言而笃行之，则天下幸甚。”太祖览书喜甚，召皇太子语以书意，且赐书答之，侑以文绮。
永乐二年八月，翰林学士解缙等进呈大学正心章讲义，太宗览之至再，谕缙等曰：人君诚不可有所好乐，一有好乐，泥而不返，则欲必胜理。若心能尽虚，事来则应事去，如明镜止水，自然纯是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尝不思管束，此心为切要。又思为人君，但于宫室车马服食玩好，无所增加，则天下自然无事矣。
太宗谓皇太孙曰：读书当求大义，不可效书生循行数墨，徒费精神，出阁未几，问帝王心法，太孙以精一执中对，大称旨
抚州处士吴与弼潜心六经，淹贯子史，动遵古礼，不求仕进，授徒千数，惟从事乎，居敬穷礼之学，英庙闻之，遣行人礼聘，敕曰：渴望来仪，以资启沃。与弼赴聘征，至文华殿，从容顾问谆复乎诚意正心之说，承蒙宠赉，授左春坊左谕德，以衰病不能共职固辞，既而献十策，其一曰隆圣德。臣闻汤武于盤盂几杖刀劒，户牍莫不刻铭，以致戒是以圣德，日躋孔子赞易之辞曰，日新之谓盛德书，曰德惟一动罔不吉，又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子思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伏愿陛下法成汤不自满假之心，体大易终日乾乾之意。将见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居（此同“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惟圣明留意为天下幸甚。上深嘉纳谕之曰：嘉猷勖朕，足见忠爱，复遣行人送归。
道问学第二
丙午年五月，太祖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因谓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见。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至表章六经，开阐圣贤之学，有功于后世。又曰：“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万世之师法也。”
洪武二年三月戊申，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词虽艰深，意实浅近，即使过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
洪武三年二月，太祖御东阁，翰林学士宋濂、待制王祎等进讲大学传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复言之。太祖曰：“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则人怀，人安则国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则人归之，如就父母，人心既归。则有土有财，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怀众，虽有财，亦何用哉？”太祖问：帝王之学，何书最要？宋濂请读真德秀大学衍义。太祖览而悦之，命大书揭之两庑壁，时睇观之。一日，太祖御西庑，大臣皆侍坐。指衍义中言司马迁论黄老事，令濂讲析，俾在坐者听之。濂既如诏，复言曰：“汉武嗜神仙之学，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罚以震服之。臣以为人主能以义理养性，则邪说不能侵；兴学校教民，则祸乱无从而作矣。刑罚非所先也。”太祖谓濂曰：“朕之为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业业，不敢自逸。”濂对曰： “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谓此尔。愿陛下慎终如始，天下幸甚。”
洪武四年九月，太祖观大学衍义，至晁错谓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真德秀释之曰：“人君不穷兵黩武，则能生之而不伤。”顾谓侍臣曰：“晁错之言，其所该者广，真氏之言，其所见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临行阵，观两军交战，出没于锋镝之下，呼吸之间，创残死亡，心甚不忍。尝思为君恤民，所重者兵与刑耳。滥刑者陷人于无辜，黩兵者驱人于死地，有国者所当深戒也。”
洪武十八年秋九月，太祖御华盖殿，命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讲周易至家人，太祖曰：齐家治国，其理无二，使一家之间，长幼内外各尽其分，事事循理，则一家治矣。一家既治，达之一国，以至天下，亦举而措之耳。朕观其要，只在诚实而有威严。诚则笃亲爱之恩，严则无闺门之失。善对曰：诚如圣谕。
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注尚书洪范成。先是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因自为注。至是成，召赞善刘三吾曰：朕观洪范一篇，帝王为治之道也，所以叙彝伦，立皇极，保万民，叙四时，成百榖，本于天道，而验于人事。箕子为武王陈之，武王犹自谦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为惕然，遂疏其旨为注，朝夕省览。三吾对曰：陛下留心是书，上明圣道，下福生民，为万世开太平者也。
洪武二十四年正月，太祖御左阁读宋史，至赵普说太祖收诸将兵权。谓起居注詹同曰：普诚贤相，使诸将不早解兵权，则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称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泽被生民，岂可以忌刻少之。
大学士李贤曰：“高庙看书，议论英发，每儒臣进讲，必有辩说。因讲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辨曰：夷狄，禽兽也，无仁义礼智之道，孔子之意，盖谓中国虽无君长，人亦知有礼义，胜于夷狄之有君长者。宋儒乃谓中国之人不如夷狄，岂不谬哉！又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盖谓攻去异端，则邪说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为专治，而欲精之，为害已甚，岂不谬哉！如此辩者甚多。汉、唐以来，人君能事诗、书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见。由其天资高迈，所以不袭故常，能将许多见识来说。
永乐二年六月，杨士奇进呈文华殿讲义。太宗览毕称善，因曰：先儒谓尧典克明峻德，一章一部，大学皆具。士奇对曰：诚如圣谕，尧、舜、禹、汤、文、武数圣人，凡修诸躬施于家国天下者，皆大学之理。太宗曰：孟子道性善，必举尧舜，尔等于讲说道理处，必举前古为证，庶几明白易入。又曰：帝王之学，贵切己实用，讲说之际，一切浮泛无益之语勿用。
永乐四年正月，太宗谓侍臣曰：“朕于闲暇作书，爱制笔精妙，甚称人意。因叹匠艺如此，岂是生而能之，亦由精学所致。今之学者不及古人，正由自怠之过。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积勤以造其极。今人卤莽厌烦，用力未至，便谓求道之难，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有获乎？”
永乐四年四月命礼部遣使购求遗书，太宗视朝之暇，辄御便殿阅书史，或召翰林儒臣讲论。尝问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学士解缙对曰：“经史粗备，子集尚多阙。”太宗曰：“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阙乎？”遂召礼部尚书郑赐，令择通知典籍者，四出购求遗书，且曰：“书籍不可较价直，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又顾缙等曰：“置书不难，须常览阅乃有益。凡人积金玉，皆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
永乐二年七月，仁宗在东驾，翰林侍读学士王达讲乾之九四，举储贰为说，讲毕，召问士奇曰：“于此恐无储贰之说，达不含讥否？”士奇对曰：“讲臣非正道不陈，岂敢含讥，此出宋儒胡瑗之说。”仁宗曰：“对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举此说乎？”士奇因举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圣贤有圣贤用，众人有众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又举王昭素对宋太祖之言以对，仁宗悦。又对曰：今翰林春坊诸臣分撰诸经讲义，内阁之臣阅过，有未当处，悉与改正，解缙专阅书，胡广阅诗，金幼孜阅春秋，士奇阅易。
永乐二年七月，仁宗在东驾监国，视朝之暇，专意文事，因览文章正宗，一日，谕杨士奇曰：“真德秀学识甚正，选辑此书，有益学者。”士奇对曰：“德秀是道学之儒，所以志识端正。其所著大学衍义一书，大有益学者及朝廷，为君不可不知，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观大学衍义，则其为治皆苟而已。”仁宗即召翰林典籍取阅，大喜曰：此为治之条例监戒，不可无。因留一部，朝夕自阅。
永乐十五年，仁宗在东宫，卜筮专用揲蓍，而断以周易，凡后世俗占法皆不用。尝命杨士奇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朱氏本义要旨为一编。既进，仁宗悦，名曰周易直指。士奇进曰：周易固为卜筮作，然文王、周孔彖象十翼之辞，凡修齐治平为君为臣之道悉具，请编辑以进，用备览阅。从之。逾年，辑成以进。仁宗览之大喜，名曰周易大义，赐士奇绣衣银带。先是，徐好古作尚书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皆已进。仁宗谕士奇曰：“凡此皆书数本，于斋阁书殿寝室各置一本，得备观览。”
宣德四年二月，宣宗览欧阳修文至梦卜求贤之说，顾侍臣叹曰：君臣相遇，岂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贤辅，未得，说筑傅岩，虽有致君泽民之志，不能自达，一旦得于梦寐间，遂相与讲学论道，而功被当时，垂后世，诚千载奇遇，由此观之，人君诚心求贤，固无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猎遇太公，亦岂非诚心相感。盖天佑国家，必生贤哲为之辅翊，高宗思道之心，盖有格于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后可以梦言，有傅说之贤，然后可以为相，若汉文以梦得邓通，光武谶用王梁，岂不误哉？”
宣德六年三月，宣宗视朝，退御便殿，命翰林儒臣进讲。讲大学平天下章竟，宣宗曰：治天下国家不可无财用，即如生之者众四语行之，不必暴征横敛，而国用有余矣。又曰：秦誓曲尽君子小人情状，人君审乎此，则好恶用舍当矣。后世若汉、唐中叶，小人幸位，妨贤病国，卒为厉阶。圣贤之言，岂非万世龟鉴？
宣德七年七月，宣宗燕闲阅内库书，尽得元赵孟頫所绘豳风图，因赋长诗一章，召翰林词臣示之曰：豳诗，周公陈后稷、公刘致王业之由，与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穑之艰难，万世人君皆当鉴此。朕爱斯图，为赋诗，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历。尔其书于图之右。
宣德九年十二月，宣宗退朝，御文华殿，召少傅杨士奇等，出御书洪范篇及御制序文示之，且谕之曰：“所论或未当，卿等当直言勿隐。”士奇等对曰：“圣论皆当，真得古人精蕴。”宣宗曰：“朕在宫中，虽寒暑不废书册。”士奇等对曰：“帝王勤学问，则宗社生民有赖矣。惟愿陛下始终此心。”宣宗笑曰：“卿等亦常须直言，朕不为迕”
正统元年二月，大学士杨荣与英国公张辅等二三大臣建议开经筳，以缉熙圣学，诏可其奏，且命精选儒臣以充讲官，降敕勉谕曰：“朕祗奉天命，嗣承祖宗大宝，统御天下，用主神人。而即位以来，弗遑夙夜，永惟厥道，必学乃明。今以初九日御经筵，命尔翰林春坊等衙门儒臣分直侍讲，夫道原于天，尧舜禹汤文武以隆政教，而周公、孔子阐明之。我祖宗世所师法，以安天下。卿等宜安心竭诚，相与讨论，务归至当，毋隐而弗彰，毋曲以徇好。庶明之于心，诚之于行，以兴治化，以福苍生，用不忝天与祖宗之命。钦哉。”
天顺五年正月，英宗召学士李贤谓曰：“朕一日闲则看书，或观射。贤曰：“前圣经书，惟书经是帝王治天下大经大法，最宜熟看。”英宗曰：“书经、四书，朕皆读遍。”贤曰：“此时好玩味，圣质聪悟，一见便晓，最有益也。”英宗曰：“二典、三谟真是嘉言。”贤曰：“诚如圣谕。帝王修身、齐家、敬天、勤民、用人、为政之事，皆在其中，贵乎体而行之。”英宗曰：“然。朕在正统年间留心读书，惟不好写字。”贤曰：“帝王之学不在写字，讲明经书义理，最是紧要。”因说：“景泰全然不理政务，或用人升官，明日谢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尝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贤曰：“自古明君未尝一日不与大臣相接，商确治天下之道，所谓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也。”上曰：“如此，天下岂不治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