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燕王府逾制在哪
燕王府在史料中的具体记载较少，除了太祖实录对其规制的记载，只能从一些零散的注脚中窥得其庞大规模。
“燕府营造讫工，绘图以进。其制社稷、山川二坛在王城南之右，王城四门，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南曰端礼，北曰广智。门楼廊庑二百七十二间，中曰承运殿，十一间，后为圆殿，次曰存心殿，各九间。承运殿之两庑为左右二殿。自存心、承运周回两庑，至承运门，为屋百三十八间。殿之后为前、中、后三宫，各九间，宫门两厢等室九十九间。王城之外，周垣四门，其南曰灵星，余三门同王城门名。周垣之内，堂库等室一百三十八间。凡为宫殿室屋八百一十一间。”（《太祖实录》）
“凡诸王宫室，并依已定规格起造，不许犯分；燕府因元之旧有，若王子、王孙繁盛，小院宫室任从起盖”（《皇明祖训·营缮》）
“所谓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内地止千里，而燕、秦、楚逾千里之国。”（《叶伯巨、郑士利传》）
“……其七，谓臣宫室僭侈，过与各府。此盖皇考所赐。自臣之国以来，二十余年，并不曾一毫增益。其所以不同各王府者，盖《祖训·营缮》条云明言：燕因元之旧有。非臣敢僭越。此奸臣之枉臣也”（《太宗实录》）
要对燕王府逾制的具体情况进行研究，须将其与此之前营建的秦王府加以对照。虽然秦王府在实录中没有详细记载，但根据《陕西通志》和历史地图等的记载可大致了解其规模与布局。秦王府外萧墙内砖城，萧墙正门为棂星门，内城周边有濠，内外四门对应，东西北三方向中另设过门。社稷山川坛和旗纛庙立于端礼门外西南,秦祖庙设于端礼门外东南。正殿采用三殿制度，分别为承运殿、圆殿、存心殿，承运殿前左右有东西殿。正殿面阔九间，高九丈九尺九寸。
此虽为嘉靖十四年奏准复修,但推测其洪武初的面阔间数即为如此。原因有二:其一，嘉靖年间重建秦王府中轴线上的宫殿时，利用原先的台基柱础是比较直接且合乎逻辑的方法；其二，永乐年间建造的韩王府,其正殿面阔亦为九间，但是高度较秦府降低。“亲王府制，王城高二丈九尺，女墙五尺五寸，城河阔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五寸，月台五尺九寸，各有定数，而殿之寸尺不著，秦府殿高至九丈九尺，韩府止五丈五尺，大相悬絶，岂秦、晋、燕、周四府，乃高皇后亲生，故优之。诸子不得与并耶。”
由上述记载看出，基本格局方面，燕秦二府基本类似，但燕王府正殿十一间等规模与秦王府相比显然逾制，燕王为秦王弟，府第规格只应比秦王低而不应过之。
正殿的等级在建筑群中具标志性，明初制度下的各王府第，正殿的面阔间数取值应当相同，各王地位的差别只在建筑高度上略作增减。秦、韩二王府正殿均取九间，而高度相差甚多;永乐八年次子秦愍王坟茔享堂制度的拟定则是参照了三子晋恭王坟茔享堂面阔七间的制度,只在高度上增高一尺以示隆崇。因此,在一般的情况下，绝不可能有采取不同等级的面阔间数的情况出现。
洪武年间宫殿营造的相关文献相当少，洪武初年建造在南京宫殿也已基本不存,唯余南京午门等基址尚可提供宫殿建筑面阔间数的参照。洪武年间修造的南京午门城楼面阔九间,大约为44.65米，折合明尺140尺左右。根据今北京午门(九间)与北京宫殿正殿(十一间)的面阔关系推测，南京大内正殿亦在九或十一间，因此，亲王所居府第，制度下天子一等，其正殿应该在九间或九间以下。
与洪武初年的地位相当的其他王府相比，燕王府建筑确实为逾制。此后的《明会典》与修改过的《明太祖实录》仍将燕王府规制引为制度，但这一“制度”在终明一代并未再实现过。
二、燕王府与元大都宫殿的关系
太祖实录有载：洪武二年十一月，耀因奏进工部尚书张允所取北平宫室图。上览之，令依元旧皇城基改造王府。
翻开《南村辍耕录》的记载，元皇宫由三组宫殿组成，分别为大内宫殿、太液池西岸的隆福、兴圣两宫。本次主要对照文献记载，以三组宫殿正殿规模为例探究燕王府与元皇宫的联系。
“大明殿，乃登极、正旦、寿节、会朝之正衙也，十一间，东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柱廊七间，深二百四十尺，广四十四尺，高五十尺。寝室五间，东西挟六间，后连香阁一间，东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
“光天殿（隆福宫正殿）七间，东西九十八尺，深五十五尺，高七十尺。柱廊七间，深九十八尺，高五十尺。寝殿五间，两夹四间，东西一百三十尺，高五十八尺五寸。”
“兴圣殿七间，东西一百尺，深九十七尺。柱廊六间，深九十四尺。寝殿五间，两夹各三间，后香合三间，深七十七尺。”
可以发现兴圣殿和光天殿的面阔尺寸远远小于明初诸十一间和九间的木构。因此即使燕王府若没有直接沿用两宫，而是在原先基础上进行改建，仍不足以容纳十一间的燕王府正殿，皇明祖训中也没有必要特别点名逾制。因此本文认为燕王府只可能是在大内正殿的基础上改造而成。
三、西苑说的起源
在明代制度严格的情况下，燕王府所采用的非同一般的建筑规制，若元代宫殿已完全被拆毁，燕王府为新建，则在南京宫殿、秦晋二府为先例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为燕王再建造一座面阔十一间的正殿，唯一的解释说燕王府正殿沿用了元大内的旧基。
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元故宫在洪武年间并未遭到拆除。《太祖实录》：“大将军徐达命指挥华云龙经理故元都新筑城垣，北取径直，东西长一千八百九十丈。”、“诏建诸王府，工部尚书张允言：诸王宫城，宜各因其国择地。请秦用陜西台治，晋用太原新城，燕用元旧内殿，楚用武昌灵竹寺基，齐用青州益都县治，潭用潭州玄妙观基，靖江用独秀峰前。上可其奏，命以明年次第营之。”《日下旧闻考》京城总记引《洪武北平图经志书》：“旧土城一座，周围六十里。克复后，以城范围太广，乃减其东西迤北之半，创包砖甓，周围四十里。”《寰宇通志》：“洪武初，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废东西之北光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俱仍旧。”
洪武29年，吴节为《故宫遗录》传抄本做序时，云“奉命随大臣至北平毁元旧都”，又将“经理故元都”即“缩其城之北五里”、“新筑城垣”、“创包砖甓”，改“旧土城”为砖城称作“毁元旧都”，未免言过其实。万历44年，赵琦美在给自己的《故宫遗录》清写本做的序里写到：“《故宫遗录》者，录元之故宫也。洪武元年灭元，命大臣毁元氏宫殿。”毫无根据地将“毁元旧都”发挥成了“毁元氏宫殿”，对后世贻误颇深。
而到了现代，朱偰《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提出的所谓的“按燕府所因元旧内，即为元隆福宫，在太液池西岸”则是根据“明初毁元故宫……而大明殿为大内正殿，亦必先遭摧毁。故元代遗产，留存于明者，厥为太液池之广寒殿、仪天殿，及西岸之兴圣宫、隆福宫、西御苑而已。”这一“毁元故宫”的臆断加以推演出的无稽之谈。
四、以永乐朝宫殿建设推断燕王府所在
关于北京宫殿何时始建有多种说法，从多种文献的考证中发现，工程的大规模建设应是从永乐十五年开始。金幼孜在其《圣德瑞应赋》中记载了正殿营造的时间：“圣天子在位之十有五年为永乐丁酉，是年十一月二日，始创北京之奉天殿、乾清宫。”何以在永乐四年颁发营建北京宫殿诏后，直至十五年底才正式开始建造正殿？虽然原因之一是在永乐十二年之前，朱棣一直忙于调动军队进行北征，因此直到永乐二十年北部边疆无大动乱，在这段时间里，明朝廷集中人力完成了修建北京宫殿的大工程，但还有一层更直接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大内一直被占用。对照元大都宫殿和新建城的北京宫殿位置关系，可以发现，如果燕王府位于大内，那么新宫的建设就需要在拆除燕王府的基础上进行，而如果燕王府位于太液池西，则新宫殿的营造并不会受到任何直接条件的阻碍。
从永乐七年起，朱棣大部分时间待在北京，皇帝临朝和居住的宫殿需要严密的防守，而沿用了元大内宫城的燕王府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从永乐七年四月在靖难后首次返回北京，更改了旧邸宫殿的名号，此后直至永乐十四年九月之前，返回南京宫殿仅有八年十月至十一年四月。这段时间是北京宫殿营造前正殿空置最久的一段时间，但北京宫殿仍未进行营造，而工役更紧的长陵在此时开工并营造完成。直至永乐十五年西宫建成，作为临时场所后，正殿区域才最后腾空，开始进行奉天殿和乾清宫的营造。
而对于西宫又是一个富有争议的点。按照燕王府所在位置的两种说法，西宫的营建存在两种可能：一、西宫即燕王府，即北京宫殿营造之前皇帝一直的视朝场所；二即如本文观点。若按照第一种观点，在北京宫殿即将营造之前另外更新即将空置的西内宫殿，显得尤为不合逻辑，另外，皇帝在颁布建造西宫命令的二十一天后离开北京，半年多后西宫建成又返回南京，此行过于仓促，为了翻修一座不久后将要空置的宫殿导致皇帝半年时间往返两京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应当是不得已之举，由此反推得出燕王府及永乐前期在北京的视朝之所应该一直位于元大内位置上，永乐十五年为了营造北京宫殿不得不拆除，皇帝才要临时返回南京。此外，西宫以一千六百间的规模能在短短八个月内建城，凭空而起是很难做到的，应是将原燕王府拆卸下来的材料进行改造。
因此，由以上诸事件来看，燕王府使用元大内的可能性更高，史料解释也更为充足，在永乐十八年之后，相对于新建宫殿而言，永乐十四年营建的西宫亦成为旧宫，这可能导致了文献中说法的混淆。
参考资料：
《明代迁都北京研究》
《燕王府与紫禁城》
《明初三都午门之比较》
《论从元大都到明北京宫阙的演变》
《明太祖实录》
《南村辍耕录》
《燕王府位置新考》
《陕西通志》
《涌幢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