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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永乐和仁宣(一)

Gosplan Gosplan 发表于2025-01-18 18:52:05 浏览241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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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永乐和仁宣(一)

 

目前常常提起的朱棣五次北征,前两次暂且不提,提一下后三次,先放实录

永乐二十年

以七月四日,师扺阔栾海之北,丑虏阿鲁台闻风震慑,弃其辎重、牛羊马驼,逃命远遁,遂移兵勦捕其党兀良哈之寇。东行至屈裂儿河,遇寇迎敌,亲率前锋摧败之,抵其巢穴,杀首贼数十人,斩馘其余党无筭,获其部落人口,焚其辎重,尽收其孳畜,绥抚降附,即日班师。

“阿鲁台尽弃其马驼牛羊辎重于阔栾海之侧,与其家属直北走矣。……召都督朱荣、吴成等还,发兵尽收虏所弃牛羊驼马,焚其辎重。……今阿鲁台狼狈远遁,而兀良哈之寇尚在,当还师翦之。”

“已而寇尽弃其辎重,驰突而左,上麾御前骑士与山下兵驰追之,寇惊走,而林间神机努竞发,寇大溃,死伤不可数计。……率骑兵追奔三十余里,扺其巢穴,斩首虏数十人,生擒其党伯儿克等,尽收其人口、牛羊、驼马,焚其辎重兵器。”(此处为兀哈良)

永乐二十一年

“癸巳,虏中伪知院阿失帖木儿、古讷台等率其妻子来降,备言阿鲁台今夏为瓦剌顺宁王脱欢等所败,掠其人口、马驼牛羊殆尽,部落溃散无所。又口,彼若闻天兵复出,疾走远避之不暇,岂复敢萌南向之意?……甲午,上召诸将臣谕曰:虏寇今虽困于瓦剌,狈狼失势,大军可不劳远出。”

“辛丑,上命恭顺伯吴克忠、安顺伯薛青、都督吴成、苏火耳。灰、柴永正、李谦等率骑士三千探虏声息。……甲寅,驻跸上庄堡。宁阳侯陈懋等奏逸北鞑靼王子也先土干来归。时懋为前锋,探知虏在饮马河北,为瓦剌所败,追至宿嵬山口,遇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属来归。”

永乐二十二年

“庚午,车驾次隰宁。忠勇王金忠所部指挥同知把里秃等获虏所谍者,言阿鲁台去。秋,闻朝廷出兵,挟其属北遁。及冬,大雪丈余,孳畜多死,部典离散。比闻大军且至,复度答兰纳木儿河,趣荒漠以避,所以遣谍者,虏闻之不实耳”

 

永乐二十年出征,阿鲁台闻风而逃,丢下了牛羊和辎重,朱棣在阔栾海北道一把火给把遗留的粮食烧了,牲畜带走了,回程途中顺手兀良哈一起打了

永乐二十一年这次甚至不能叫做“北征”,大军还没有出动,就听说阿鲁台已经跑了,于是皇帝派了几千人去查看情况,意外把也先土干招降了,堪称事半功倍,比前几次还划算

永乐二十二年出征,阿鲁台听到明军出征,继续冒着大雪跑路,“孳畜多死,部典离散”,继续把鞑靼削弱了

朱棣为什么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持续征讨蒙古,翻看实录中永乐八年出征之时的记载或许就能看出,“朕为宗社生民,不得已远征逆虏,冀一劳永逸”“朕非无深宫广殿可以自逸,而与卿等蒙冒霜露,暴于远外者,诚以边民之患不可坐视,胡虏之势不可滋长,及朕与卿皆未老,同力扫除之,亦子孙生民之利也”,或许也是知道他选定的继承人并不是一个具有军事战略眼光的皇帝,没有这个魄力和能力去扫清边患,想趁着自己还活着的时候,一劳永逸地替子孙后代解决蒙古问题。他晚年身体已经不好,最终在第五次北征时病逝榆木川。《剑桥中国史》中有提到过:“私人的和外国的记载说皇帝在他晚年时已经得过几次中风,并死于此症。一个学者提出,皇帝自1417年以来已部分瘫痪,他偶尔不能临朝,有时长达一个多月。” 

P.S.不过一些记载里提到的他吃丹药一事个人感觉不可信,《太宗实录》里明确写过“(永乐十五年)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汉武一生为方士所欺,求长生不死之药,此又欲欺朕。朕无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书亦与毁之,毋令别欺人也。”明史的吃丹药洗脑包应该来自于杨慎的《廿一史弹词》:每有疾,用符纸及药剂以进,诡言二仙所书。其药皆椒桂等热剂,帝服久之,发哕失声,涎痰上壅。一日袁忠彻与御医陈敏侍,忠彻奏曰:此为火痰虚逆之症,盖灵济宫符药所致也。太医官保和圣躬,何不用药治之?帝怒曰:仙药不服,服凡药耶?忠彻叩头哭,内侍亦哭。后宫闻之亦哭。帝怒曰:忠彻哭我,遂死我耶?至是北伐,驻跸沙河,前疾复作。忠彻劝帝回銮,不听,遂崩于榆木川。】

 

借用《草原帝国》里的一句话明朝伟大的永乐皇帝所贯彻的政策,即为了打倒忽必烈家族而扶持年轻的发展中的卫拉特(瓦剌)势力,是在他死后才见效的。在朱棣安排好的剧本里,瓦剌将逐渐把阿鲁台逼至绝境,为明军收复鞑靼的创造天赐良机,结果宣德是怎么做的?来看看实录:

宣德六年

“时迤北鞑靼及阿鲁台部下头目脱脱哈益失都等来归,言阿鲁台为瓦剌所逼,率家属南奔。廷臣有请出兵掩击之者。上曰:此虏自永乐中归附,贡献不绝,未有大过。今势穷蹙,义当矜悯。但彼未尝自言,朕亦不欲劳中国之力以事远夷,若又迫之于险,岂仁者所为哉!于是遣都指挥曹者赤帖木儿等赍抚谕,且赐盔甲、金织文绮袭衣,并赐其子火儿忽答孙及头目那骇等文绮袭衣。

“迤北来归鞑靼言:和宁王阿鲁台为瓦剌脱欢迫逐,又闻中国将发兵征之,仓惶无措。上谓侍臣曰:乘人之危而击之,岂仁义之师?遂遣谕阿鲁台曰:闻王困于瓦剌,避之南来,朕深矜侧。而诸将有奏请发兵巡边者,朕虑王部属惊疑,已却不听。乃闻有人为王言朝廷将发兵乘王之弊,此谗邪之言,决勿信之。朕体天心以御天下,岂忍利人之灾,困人于戹?矧王自朕嗣位以来,一心归顺,遣使朝贡,接踵于途。今当危难之际,宜相救援,岂有相害之理?特遣都指挥昌英等再往谕意,王其宁心静志,安居边塞,无听间言,自生疑贰。朕之此心,皎如天日,王其亮之。

宣德八年

“庚午。迤北和宁王阿鲁台使臣赛的卜颜不花等陛辞。初,朝臣皆言:比虏寇昝卜等犯凉州,为边将所杀,皆阿鲁台部属,请拘其使,而后发兵问罪。上曰:阿鲁台归心已久,祖宗抚之亦厚,未可遽以细故废前恩。且被以好来,而此以罪执之,非所以怀远人。又其部下今散乱,不相统属,远在凉州作过,阿鲁台亦不能制也。其来使宜善待之。于是遣百户脱孙送赛的卜颜不花等归,并阿鲁台曰:朕统御天下,绥辑之仁,无间遐迩。今士马甲兵之富,足以征伐,然备之而不用者,虑伤物也。王久输诚款,朝廷恩待亦厚。比者凉州之寇,于国家无大损,而凶徒自取屠戮。则亦天道之祸淫也。今使者之来,群臣皆请执而罪之。朕念彼为寇者违王之令,或离王远,王未必知;王虽或知,未必能制,故力拒群言,礼待使者,不改故常。然自今,王更宜申严约束,令部下之人安分循礼,庶几永远相好也。今赐王袭衣彩币,至可领之。

“辛亥,兀者肥河等卫奏:和宁王阿鲁台部众数经其地,恐其侵扰,欲以兵拒之。上曰:虏逐水草求活耳,拒之非是。”

宣德九年

“迤北和宁王阿鲁台遣头目土鲁台、薛别孙来奏,言为瓦剌所败,今脱身走,父子兄弟不复相顾。上闻之恻然,遣锦衣卫百户马亮赍驰往抚慰,并赐阿鲁台及部属失捏干等彩币表里。

 

宣德六年,阿鲁台被瓦剌打得丢盔弃甲,逃亡漠南。当时朝臣就建议,趁机出兵阿鲁台,彻底收降鞑靼的永谢布十营。结果这人来了句乘人之危而击之,岂仁义之师?”不知道朱棣在地下听了这句话会不会气活过来。后面骚操作更是让人看了绝望,阿鲁台的部将为祸边关,臣子希望他问罪阿鲁台,结果还是不行,来了句“比者凉州之寇,于国家无大损”,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大损是准备等土木堡吗?对来犯边疆的外敌总是喜欢“戒约部属,毋作过愆,以扰邻境”、说两句“夷狄相攻,常事”。甚至没想着趁乱收拾一下边疆,好一个“仁善”皇帝。最后看着瓦剌把阿鲁台打跑了,“恻然”之后也没想着制衡一下,坐视瓦剌壮大,给儿子留下了好一个烂摊子。

《剑桥中国史》中对此写道:“脱懽领导下的瓦剌部击溃了阿鲁台并把他杀死。瓦剌这时无可争辩地成了蒙古的支配力量。……也先继任瓦剌的领导权后,立即试图在蒙古腹地建立瓦剌部落的霸权时,局势就完全改变了”,《英宗实录》中提到过“戊申,缘边诸将:比得降虏言:阿鲁台为瓦剌所败,部属溃散,多于近塞潜伏,伺间入寇。瓦剌席其战胜,兵势日盛,遣人交通兀良哈、女直诸部,其意叵测。况今阿台、朵儿只伯往往窃犯西北边境。朕屡尔等谨饬边备,能遵朕言,必成懋功,不然且获罪矣。今秋高马肥,计虏必来为寇,尔等尤宜尽心恊力,先事运谋,戒将吏谨烽堠,整戎马,以待其来,毋贻边患。 

不仅如此,宣德年间武备松弛,放任明军作战能力退化。《皇明经世文编》提到“宣德中,乃徙卫于独石,弃地盖三百里”,《孝宗实录》称“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于武备尤为注意,故出塞千里,胡虏远遁。宣德以来,武备渐弛,迨至正统,民不知兵,所以有土木之败。迩来天下无事,京军疲困,战马消耗,兵器不精。”《皇明文征》里也有暗指“世传三杨入阁极一时勋名之盛,不知三杨坏我太祖之法巳多矣,上下宴安、苟且度日,卒贻正统之乱”。《剑桥中国史》提出“……军事组织继续受到管理不当、士气下降和缺乏战斗力等问题的损害。根本的原因似乎是军屯未能给部队提供粮食以及世袭的军事制度中存在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对中国社会来说)。军队不再像在永乐帝时代那样经常征战,战斗经验很少。皇帝老是对犯罪军官宽大处理,这是促成以上通病的一个因素。”

军队问题并非在宣德年间才暴露出来。永乐六年,朱棣就对大臣们说“及其子孙,不率狃于安逸,骄奢淫酗,忘祖父之艰难,玩愒岁月,不习骑射。比及阅试,手无措,辄用私贿,侥幸承袭,一遇征调,百计营免,不能免者,至临阵对敌,畏怯疲懦,堕马弃,丧胆褫魄,皆由骄肆不教之过。”军备松弛在永乐时期就已经初露苗头,而经过仁宣年间的荒废,军队战斗力已经可想而知。在《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一书中已经直言明军“怯懦”,此时为正统九年,距离朱棣去世只有二十年。

以小见大,永乐二十年朱棣在屈裂儿河(今内蒙古境内洮儿河支流归流河)征讨了兀哈良三卫,此时的兀哈良还慑于太宗“五出三犁”之威,不敢进犯(见上文第三次北征)。宣德三年九月,实录记载“喜峰口守将遣人驰奏:兀良哈之寇万众侵边,已入大宁,经会州,将及宽河。”明军班师不久,兀哈良就敢回来报复,对明边频频袭击:十月丙午“胡寇至卢龙陈家庄,劫掠人口马牛。”,十一月壬戌“辽东广宁后屯卫西长岭鞑贼入寇,剽掠伤人”十二月甲辰“近广宁、曹庄、义州等处鞑贼屡入境,杀虏人畜。”在后面几年,明军与兀哈良频频交锋,结局就是明宣宗下诏 “(宣德六年)宥泰宁、福余、朵颜三卫剽窃之罪”以求和解。

对于这三位皇帝,《朝鲜文宗实录》记载:上谓代言等曰: "尹凤率尔告予曰: 洪熙皇帝及今(宣德)皇帝, 皆好戏事。 洪熙尝闻安南叛, 终夜不寐, 甚无胆气之主也’”知申事郑钦之对曰:“尹凤谓予曰: “洪熙沈于酒色,听政无时,百官莫知早暮。 今皇帝燕于宫中,长作杂戏。 永乐皇帝, 虽有失节之事, 然勤于听政, 有威可畏。” 凤常慕太宗皇帝, 意以今皇帝为不足矣。”上曰:人主兴居无节, 岂美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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