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就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不多几天以后，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公布了，把俄国各民族自由发展和各民族权利完全平等定为法律。
这个政策保证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俄罗斯各民族在具体实践中的完全平等和自由发展的机会。农业的进步、工业建设的胜利和民族文化的发展给我们创造了条件，使我们国内各民族的健康有迅速增进的可能。
在帝俄时代，对所谓落后民族的医务工作是完全被忽略的。例如，现在是土耳克曼共和国的地方，在一九一三年只有十一个巡回医药组和几个小医院，这些小医院合起来不过九十只病床。游牧民族就根本没有医师和药品。在同一年，阿尔明尼亚只有十二个农村巡回医药组，全部村庄的医院总共只有七十二只病床。
稀落地散布着少数民族的西伯利亚北部，几乎全部没有医药服务。辽阔的亚库梯（Yakut）区域总共只有十一个医师和五十个助医。
在各非俄罗斯民族的区域里，还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方才有计划地开始建立医药机构。
在非俄罗斯的共和国里，公共保健工作能有所成就，完全由于公共卫生当局能坚决而有步骤地执行政策，执行斯大林同志在第十次联共（布）党代表大会里提出，经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的民族政策：
“民族问题的解决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使落后的少数民族的劳动大众能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有所进步，使他们有可能迎头赶上已经走在前面的中央——无产阶级的——俄罗斯。”
在各民族区域里的医务工作，最初是遇到困难的，由于那些地区的人的普遍落后，生活水准低；还由于喇嘛（Lama）和沙门（Shaman）一类江湖医生的影响；又因为没有本地医生，或是本地的普通医务工作人员。到中亚细亚或北部去的医务工作人员很难得到当地民众的信任。到巡回医药组来看病的最初每天不过五人至十人。由于医务工作人员的不断努力，直到几个月或几年之后，看病的人才渐渐多起来。后来不仅男子来看病，女子也到防治所来看病了，这时候苏维埃的医师可说获得了真正的胜利。又经过了相当时间，苏维埃的医药才克服了偏见和根除了江湖庸医，这样对于以前那些落后民族的生活习惯的基本改造方才有了贡献。
建立新的医学院是联邦和自治共和国公共卫生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西伯利亚，原来只有一个高等学校——托姆斯克（Tomsk）大学，在伊尔库茨克（Irkutsk）、鄂木斯克、诺伏西比尔斯克（Novosibirsk）、克拉斯诺雅尔斯克（Krasnoyarsk）和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现在都有了医学院。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已建立了两个医学院。在巴什基里亚（Bashkir）、乌德摩尔梯（Udmurt）和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Daghestan）、土耳克曼共和国各有一个医学院。训练助医和护士的中等学校也迅速增加。
在目前，我国每一个民族，即使没有几百个，至少也有几十个说当地话，熟悉病人的生活习惯，能实施卫生教育的医务工作人员。在中亚细亚各民族间出现了女医师、女助医和助产士，这是有重大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意义的。
英明的斯大林民族政策保证了苏联各民族的每一个人民在医疗和预防的机构得到免费的医药服务。在这些以前是落后的、边疆的区域里，现在已经不再发现天花、霍乱、瘟疫和非性病梅毒。斑疹伤寒和以前比起来已经降到很小的数字了。过去曾危害着伏尔加河中游、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一带居民的砂眼症的数目也大大减少。
这些成就使医务工作人员在群众中得到很高的威信。有很多医师和医学科学家被群众选为各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的代表确实不是偶然的。阿尔漠盖尔斯卡亚（L.M.Arhangelskaya）医师，楚瓦什自治共和国（Chuvash）人，在苏维埃时代毕业于托姆斯克医学院，被选为楚瓦什自治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在她行医的二十二年中，阿尔漠盖尔斯卡亚医师不知道挽救了多少苏维埃公民的生命和视觉。她所得到的“视觉和光明的医师”这个称号的荣誉，远扬到她工作所在地楚瓦什区域之外。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人民是崇拜忘我地为祖国服务、操着人道的职业、走在最前面的医务工作者的。
一九一三年，疟疾普遍地流行在高加索，特别在外高加索。苏维埃政府设立的抗疟战和抗疟点，主要是农村巡回医药组，胜利地战胜了这个潜伏性的疾病。他们还训练当地人民专门去对付疟疾，包括经常注意媒介病菌的疟蚊繁殖地点。和抗疟工作同时做的，还有在外高加索和中亚细亚一带推进农业和改良水源的工作。全苏联各共和国的热带病研究所也会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助产和妇儿保健工作的推进也有很大进展。我们要记得，公共卫生当局在非俄罗斯民族的共和国里展开这方面的工作是特别遭遇到困难的。不仅先要和江湖医生、僧侣和没有受过训练的接生婆进行斗争，并且要向存在在妇女中间的根深蒂固的旧习俗进行斗争。
自从斯大林五年计划开始以后，苏维埃的公共保健工作就在各民族共和国各地区广泛展开。在卫国战争爆发的时候，乌兹别克、卡查赫（Kazakh）和基尔吉兹这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乡村里的医院病床的数字，和一九一三年比较，已经增加好几倍；在俄罗斯共和国的自治区里也是同样情形。
工业的迅速发展，厂矿的建立，联邦和自治共和国的城市居民的增加——同样地促进了城市的医务工作的迅速进步。在革命之前，医院以外的服务，在各民族地区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例如有三十万人口的底夫里斯（Tiflis）城，沙皇政府在五十年间在这个地方只开办了一个为“能步行的病人”的医院。只有六个医生到穷人家里去出诊，不过还是要收费的。塔什干（Tashkent）只有两个为当地民族的女子服务的和一个为男子的防治所。这还是在比较大的城市的情形；在小城镇里就是这样简陋的医务工作也没有。
斯大林五年计划完成改变了俄罗斯边区的以前落后的面貌，现在都已经有了广泛的医疗和预防的机构。例如在阿捷尔拜疆，一九一三年医院的病床总共只有一千只，防治所和诊疗站只有三十个。在一九四六年已经有了一万一千四百七十九只医院病床和三百个防治所和诊疗站。乔治亚医药机构网发展的情形也差不多。一九一三年只有一千八百三十五只病床，一九四六年已增加到一万零九百三十七只，防治所和诊疗站从十一个增加到三百九十三个。在阿尔明尼亚、白俄罗斯、土耳克曼尼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共和国也有同样的进展。在有些联邦共和国——乌兹别克、塔什克（Tajik）和土耳克曼——医生到病家去出诊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这样，在党和苏维埃的协助下，和人民群众的参加，苏维埃的医务工作者完成了斯大林同志所指定的任务：“使他们有可能加速赶上已经走在前面的中央——无产阶级——俄罗斯。”
虽然在苏联各民族间语言和习俗不同，历史不同，经济和文化不同，可是他们能联合在一起，紧密地团结成一个大家庭而没有民族间的不调和。
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同样地关心着亚库梯的猎人，乌兹别克的棉花种植者，乔治亚的茶叶种植者和卡查赫的矿工。伟大的斯大林宪章永久保障了不同性别，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的苏维埃公民的平等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