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伟大的斯大林五年计划时期，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主要的因素紧密地联系着的，那就是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拥有大量的工人阶级，他们的生活水准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准。随着工业的发展，兴起了许多新的工业中心和新的城市。
农业的集体化终止了富农的束缚，集体农庄的农民得到了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的提高。大量现代化的机械的运用把农村劳动转变为一种工业劳动。在苏联，城市和农村的区别已经显然地在消灭。苏联在斯大林五年计划期间所获得的最基本的改变，对于增进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健康，是一个有力的因素。
城镇的公共卫生工作由城镇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公共卫生局领导，大城市则分区，各区有各区的公共卫生局，隶属于城市的公共卫生局之下，城市各区各有它的诊疗站、防治所、诊疗所、医院等。
乡村中也是分区的，各区有各区的公共卫生局。
以下让我们较详细地叙述城市和农村区域的公共卫生机构的组织。
城市中的公共卫生
一九四七年苏联人民发现苏联首都，列宁主义的堡垒，全国政治、文化、艺术和教育中心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纪念。在这八百年中间，苏维埃所占有的时间只有三十多年，可是这个城市的面貌就是在这短短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改变的。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联人民已经把莫斯科变成世界上最现代化、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一个具有精美的地下铁道的、现代工业的和广大医药机构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工业已超过一九一三年的二十一倍。一九四零年只是莫斯科一个城市的工业产量就等于一九一三年帝俄时代全部的工业产量的一倍。这个城市的三十年来的进步等于一个整个世纪的进步，同时创造了全新的生活。
这个进步中的一个特点就是保护健康的制度并不落后于这个首都的经济和工业的进步。
莫斯科的医院病床，诊疗站和儿童保健院的数目，与一九一三年比较，发展得极快，助产院和其他医药机构也增加了几倍。
革命前的莫斯科根本没有这样的机构，例如专科诊所、大小工厂里的诊疗站和医药卫生部门、儿童保健院、牛奶供应站等。现在这样的机构存在着很多，它们都由劳动人民自己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
在一九一三年，莫斯科只有一个医学的研究机关；在一九四六年，新的莫斯科已经有了五十六个，其中科学工作者有三千八百人之多。苏联医学研究院在莫斯科一个城市里就有二十二个所属机构。
莫斯科医药机构中有许多可以说是医务工作的模范，例如布特金医院在莫斯科建城八百周纪念时得到国家最高荣誉的列宁勋章。它具有最新最好的医疗设备，工作人员有二千七百人之多，医院的四十六个部门中，有医师二百七十三人，护士九百人。其中包括六个曾经获得最大荣誉的科学家，约有三十个医学博士和五十个医学学士。
防治所和诊疗站
苏联政府已经解决了保护健康工作中最困难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照顾医院区域以外的病人。在苏联，医院区域以外的病人也可以得到免费的胜任的医生的诊治，包括各专科的医师在内。
在革命之前存在的几个免费防治所，里面经常有一两个医生在服务，他们是无法增进他们的医药知识的，这些防治所的设备非常简陋，根本不能适应那么多俄罗斯人口的医药的需要。
为了向疾病作斗争，大规模开展预防工作，和及时发现传染病发生地区，显然除了医院之外还需要有许多别的医药机构。在各个苏维埃下面这样的机构都建立起来了；政府在应该设置的地方都设置了这样的医药机构，在每一个小城市、小村镇里，现在都有了正式医师，以前最多只有助医，大家又惯常去请教江湖医生。
最近几年来，这些机构的设备都已大大改进，防治所和诊疗站里开辟了爱克斯光部和物理治疗部以及可以作各种化验工作的临诊实验室。
在防治所和诊疗站里有内外科医师、外科专门医师、产科医师、妇科医师和牙科医师。区里的诊疗站也有神经系医师、眼耳科医师、肺痨病专科医师等。
在革命之前，在家里治疗的情形是比较少的。苏联的公共卫生当局胜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九四一年医生的家庭出诊，比较革命前，增加了七十五倍。现在让我们详细叙述一下诊疗站的工作是怎么展开的。
区的诊疗站为某一个指定地区服务，下边分为几个巡回小组，每一个巡回小组里有一个内外科医师，他在站里门诊，同时也到病人家里去出诊。这个医师的助手是一个外勤护士。这个医师保有他的小组区域里每个人的记录，研究肺病、疟疾等慢性疾病的患者的日常健康情况，同时保有时常生病的人的特别记录。这样，这个医师就逐渐地熟悉了他整个小组区域里的人的健康情况。
这个医师临诊时认为需要，就尽量利用爱克斯光和实验室；他可以运用物理治疗法，或叫病人去找专科医师，或把病人送进医院，或疗养院，或到天然疗养地区去。他也可以叫护士来协助病人在家治疗。
巡回医师对于制止传染病要起很大的作用。在每一家庭里发现了传染病之后，他就立刻设法使病人和大家隔离，进行消毒工作并观察接触过病人的人或和病人接近的人。医师和护士经常向人解释应如何预防疾病，熟悉了解居民的生活情况，同时他们也负责办好住宅和公寓的清洁卫生。这个巡回医师所进行着的经常的，但不明显的预防工作是极重要的。他做这种工作的时候，常有自愿的工人、公务员、家庭妇女、学生和红十字会的人员帮助他。在医师和护士的指导下，这些人就负责使院子、公共场所、住宅保持清洁。如果他们发现有人伤痛或有高温度，立刻就到诊疗站去报告，如果根据病情，病人并不需要送医院，他们就去照顾病人并督促执行医师的嘱咐。这些自愿工作者也帮助巡回医师去视察家庭，接种预防疫苗，布置关于健康和卫生的报告和讲演，以及散发通俗的医学读物。
为改进对病人的医疗起见，最近开始将医院和诊疗站合并在一起。这样医师可以一直去照管他们的病人了，从他们起病阶段到住院以后。
虽然现在去讨论这样重新组织的效果还嫌太早，不过这样能使医务工作更为改进已经是很明显的了。这个制度还有一个好处，防治所的医师以前是和医院没有联系的，现在可以有机会进修学习，这对他们的诊断和医疗是有帮助的。
在革命之前，俄罗斯只有九个比较大的城市有急救站，在卫国战争前夕的苏联有九百八十九个急救站，战争结束以后已经增加到一千五百个。这些急救站都有很好的处所、救护设备、救护车等。
肺痨病的防治工作
有些疾病，如肺病、性病等，除需要长期治疗外，同时需要卫生和预防工作以及社会其他方面的配合。
帝俄时代虽然肺病普遍流行，可是并不和这疾病作斗争。慈善性质的全俄抗痨协会曾做了一些不彻底的防痨工作。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五年之间，每年在一万人中间有四十人死于肺病，旧俄罗斯的统治阶级看到这样的事实完全无动于中。全国由慈善机关主持的，只有四十三个设备非常简陋的防治所，显然它们做不出什么成绩来的。
苏维埃政府处理这个问题就完全不同了。第一，积极地采取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的办法，这些办法现在还是实行着的。其次，为医疗和预防，建立了大量的专科医院和疗养院，战争前有一千个肺病防治所，一九四八年增加到一千六百个；肺病专科医师的数目也大大激增。
肺病防治所不仅是一个诊治外来病人的医务机构，它的任务还包括照顾住在家里疗养的病人，注意他的家庭环境，指导他怎样生活才能尽快地恢复健康，以及怎样避免传染给别人；同时它也有改善病人的工作条件的责任。
这样的工作形式最能反映出苏维埃公共卫生重视预防的特点，也就是我们所有医药机构的工作的特点。
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有防治所，不过，一般情形，它并不管治病，只是指导一些卫生常识和发现传染病地区。至于治疗那就得去找私人医生。
抗痨工作的成就，主要还在及时发现，早做诊疗和经常观察病象。苏联的肺病防治所的主要工作就是这样；肺病防治所的数目，和革命前相比较，已经大大增加了。
肺病防治所里有外勤护士，常到病人家里去，注意病人的情形，和灌输卫生教育；在病人和医师之间，外勤护士就起到一种桥梁作用。
对于肺病，只有治疗是不够的，有时病人需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许多专科疗养院就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建立起来。
特别重要要提出来的，就是为治疗肺病儿童的日间疗养院和成人的夜间疗养院。后者适用于工厂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凡是患肺病的，或是在手术后和重病后需要休养的，或是患贫血症等等的都可以前去。在白天工作完毕之后，这些人就直接到夜间疗养院里去了，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美味而富营养的食物和具有卫生条件的休息。
防治所要展开它多方面和复杂的工作，也全靠社会各方面的协助。因此防治所里面便组织一个推进工作的委员会，包括党的代表、公共团体和当地工厂的代表，和当地苏维埃的公共卫生当局的代表。
根据苏联法律，肺病患者应该有适当的工作。因此肺病防治所和各工厂的行政机构和各工会委员会协商办法，使患者学会新的行业，不宜做夜班的就把他们改为日班，供给他们适宜于他们健康的工作条件，必要时，便会同设法使他们调动工作，以及改善居住条件等等。
所有这些办法都使患肺病的人数尖锐地减少。
性病的防治工作
苏联也有许多性病防治所，它的工作原则和肺病防治所的是一样的。
帝俄时代性病流行很广，但是沙皇政府毫无办法、据医务督察处不完全的统计，一九一三年城市中一万个居民中有一八零·三是患梅毒的，农村中是五三·七；城市中患淋病的是一二六·二，农村中是一三·七。
人民公共卫生委员会在创立时期就大力地着手性病防治工作。苏维埃政府作了两个重要的决定，第一个决定就是强迫使性病患者接受检验和治疗，其次就是消灭娼妓。这样的决定在预防性病的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在全国普遍设立性病的防治机构，诊疗站和医院里也添设性病科和专用病床。
政府和医药机构所采取的这些办法，消灭娼妓存在，消灭失业现象，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和及时进行性病患者的医疗——这些都产生了绝好的效果。在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患梅毒的人数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患淋病的人数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了。
由于野蛮的德意志法西斯主义者的侵略，他们是大都患有性病的，于是在敌人占领区就有很多人传染了性病。不过当敌人被驱逐出去之后，公共卫生当局就立刻采取措施，防止疾病向东部蔓延，同时在解放区里的性病患者的人数也在逐渐减少。希特勒侵略军所遗流下来的痛苦的创痕当然不久便会完全消灭。
精神病防治工作
产生娼妓，性病和肺病的社会环境——失业、饥饿和贫困，同时也产生相当数量的精神病患者。
苏联政府不怕一切困难，用尽一切手段，来扑灭这个毒害。它建立许多医院、劳动诊疗区、心理治疗院、疗养院，和在一般诊疗站里增辟特别病房；同时著名的精神病研究院都在尽量研究新的有效的治疗方法。当然，柴霍夫所描写的“第六号病房”及其恐怖，和“黄房子”已经不再存在了；它们在苏联是不存在的。代替它们的是舒适的医治精神病的机构，在那些地方已找不到任何过去黑暗的痕迹了。
我们可拿美国的精神病治疗的组织做一个比较。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美国精神病患者的人数的增加是可怕的。杜鲁门总统说：“精神病院每年要收容十二万五千个新的精神病患者。”这位总统发愁的是每年花在精神病的经费要有五万万美元之多。
美国生活杂志的一九四六年五月号里有一篇迈瑟尔（Albert Q.Maisel）所著的，题目叫做“一九四六年的疯人院”的文章，它的副题目叫做“大多数美国的精神病院是一种羞耻和不名誉”。作者的结论是根据了二十个州里三分之一的病人的材料和文件而作出来的。文件中有多少是病人因被工作人员虐待而致死的审问记录，“无穷的虐待的例子，差一步就是直接杀人了”。这些精神病院里的一切事情，迈瑟尔写道：“都被隐讳的阴谋所掩让着，有敢声张到外边去的职员就被开除。”
在这篇文章中有无数可怕的例子，令人看了毛发悚然。虐待和殴打，正如生活所揭发的，是美国精神病院里的普遍行为。
“只在一九四五年的某一个月里，”迈瑟尔说到美国康涅狄格州挪利支城的国立医院的情形：“这个医院里有二十六个人被捆绑六千五百五十二个小时，其他有八十个人被幽禁一万三千九百小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华伦城的医院里，作者说：“那里有四个医生，每个医生平均要照顾六百四十个（！）病人。……”由于毁打，克扣饮食，身体的和其他的各种的拘束，以及不能设想的卫生环境等，这杂志指出，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便是美国精神病院里的肺病患者的比例，要较全国各地高出十三倍。
结果是在美国每年一百个精神病患者中间，认为已经治愈而可出院的不满十二人，而这些出院的人的百分之四十还得第二次入院去治疗。
工业企业中的医药站
防治所、诊疗站和诊疗所之外，那些就地为工人服务的医药和卫生机构也起很大的作用，这些机构跟着工业的发展而发展。
一个工厂的医药站从属于区域的或工厂的诊疗站或防治所。它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意外受伤或突然发病的急救工作，这些医药站都有相当的设备，工作人员也经过特别训练。
这些医药站的工作人员，对于在工厂里预防疾病和减少疾病一方面说来，是起很重要的作用的。他们要有效地进行工作，就得知道工人的生活情况，因此他们就得熟悉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条件。医师和护士是经常要到工场里去的，视察卫生条件和安全设备，也要去看工人的宿舍，食堂和小吃部是否合乎卫生。定期检查，做危险工作的工人，应该使疾病能及早发现。医药站的工作人员除诊治工人疾病外，还应该经常指导工人怎样在必要时为自己或别人先作准备，等待医师到来。医药站的医师必须经常和工厂的领导机构、工会、劳动保险的代表和负责工人安全的工程师保持密切联系。这样他才能逐渐减少经常性疾病的发展，才能及时而有效地帮助肺病、风湿病及其他种病的患者。
对于新式的巨型工厂，医药站是不能应付的。因此超过五千人的工厂就设立防治所，超过一万人的就设立诊疗站。工厂的防治所和诊疗站可以供给工人和其他职员各种的医药需要。这些机构要配合工厂的特殊生产情况。大规模地展开医药站所不能做的卫生和预防的工作。
有些主要的大企业中创立了医药卫生部，工人的医药服务便到达了一个新阶段，这些医药卫生部在把工厂里的医疗、卫生、预防等机构联合在一起。
由于许许多多有忘我精神的、有经验的医师、助医和护士的努力，这方面的工作当然获得了显著的成就。全国工厂中的疾病率和受伤率已循序下降。
只有在我国，在每天都在关怀着劳动人民健康的政府的领导下，在以斯大林宪章为首的照顾工人福利的各种法律的保障下，保健工作才能不断推进，劳动生产才能不断提高。
为苏联人民服务的医务工作和保健工作，不只是公共卫生部所属机构的责任；陆军部、海军部、内政部、和铁道部都有医院诊疗站、疗养院等；各业工会也有增进劳动人民健康的休养院和疗养院。这些组织都依照了苏联公共卫生部的计划，各为他们本单位的人员服务。
为大量铁路工人服务的，有属于铁道部的医院、防治所、助产院和诊疗所，凡有铁路的地方都有治疗区。在铁路修理站里就设有好几百个医药急救站。还有为铁路工人的子女建立的许多托儿所、保健院和牛奶供应站。在卫国战争期间，全靠这些铁道系统的医药卫生机构的努力，才避免了传染病的蔓延和保障了苏联军队的后方的健康。
在一九一三年整个铁道系统只有五百八十个设备简陋的防治所和一百七十一个医院，病床总数只有五千八百三十九只。在卫国战争前夕，铁路上的医药机构已经有三万三千七百只医院病床和七千七百只产妇病床，设在铁路修理站和堆栈里的医药站，六百十一个由医生负责，二百二十个由助医负责。许许多多具备各科医师的诊疗站和防治所，还没有包括在内。在一九三九年，为铁路工人服务的医务人员，已有九万六千个以上，其中约有一万个是医生。
最近几十年来，我国已经自极北到极南，自中央到边区，建筑了好几千公里的铁路。
医生和助医都穿着铁路制服，努力护理这些铁路的建造者。还有设有诊疗室、浴室、洗衣房和实验室的车辆，专在铁路建造工程处所服务。
这是革命之前在铁路建筑中所从来没有的事情。谁不读过俄罗斯大诗人尼克拉索夫（N.A.Nekrasov）的那些忿怒与怨恨的诗句？他描写俄罗斯广大人民的说不完的痛苦；在他们的骨头上，资本主义者和沙皇铺设了铁轨。
苏维埃的医生随时准备着，忘我地把他的知识为人民服务，在渡过江海的船上，在客运和货运的飞机场上，在火车站上，在英勇地守卫着神圣的边疆的前哨战士中，在苏联各部门的军队中。不管任何地方，只要有苏联公民在建设着、劳动着、战斗着的地方，就会有医生、助医或护士。
医院
在革命前的俄罗斯只有大城市里才有医院，在百分之三十五的城镇中是根本没有医院的。据日班科夫（Zhbankov）医师所叙述的，一九一五年搭波夫（Tambov）城有七万三千人口，它的医务工作情况是这样的：
“在这个城里，为居民服务的医务工作仅限于在诺索夫（Nosov）防治所的病情检查，那里总共只有三个县政府的医官。出诊也不是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在这个城里只有下列两个医药机构，一、州立‘暂姆斯特服’医院，共有病床二百四十只，二、‘红十字会诊所’。”
奥伦堡（Orenburg）城每一千个居民中，平均只有二·七只病床；巴尔脑尔（Barnaul）城共有六万人口，只有一个医院。可收容五十个病人；还有两个传染病收容所，共有病床四十只。
其他地方的医院情形也并不比较好些，一九一三年全俄罗斯的城市居民，一千个人中间平均只有三·八只病床。
自从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全国医院数目的骤增可由下列事实中表示出来：一九四零年只是莫斯科区一个地方的医院数目是一九零七年帝俄时代全国医院数目的三倍；一九四八年全国共有八十万只病床；一九四六年一千个城市居民中平均有九·九只病床，在战后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要到达十·四只病床。增加大量医院，政府必须支出大量经费；在战争之前这笔经费已经到达三十万万卢布。
我们可以和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比一比。它在一九四五年共有六千五百十一个医院，其中四千三百二十八个，或百分之六十七，不是属于政府所有的，而是属于宗教组织或慈善机关的，有些是私人的，有些是社团所有的。这些医院全要收费。
有一个专门团体去调查美国的医药费用，发现百分之八十的费用是由病人自己负担的，其中百分之四十二送进了私人医生的腰包。虽然住院是普遍的迫切需要，可是病人无力负担费用，私立医院有百分之五十的病床都空闲着。
我国医药机构的突飞猛进，可由一九四六年曾庆祝过一百周年纪念的潘札区医院（Penza Regional Hospital）的演变的故事来说明。
从一八四六年到一八六四年，潘札区医院是一个贫民救济所、医院、教堂、疯人院和监狱的奇怪的混合机构。一八六四年以后，它变为最好的“暂姆斯特服”的医药机构之一，它的工作人员中包括当时著名的进步的医师弗拉地米洛夫（Vladimirov）、马奴衣洛夫（Manuilov）和诺维柯夫（Novikov）。自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它的进步更是惊人。它的实验室变为一个独立细菌研究所，它的产妇科变成一个产科医院，在卫国战争期间，这个医院在一九二八年创立的小型输血站变为全国最重要的血库之一。
这个医院庆祝它的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已是一个卓越的机构，设有四百三十只病床和最新的设备，对任何种类的医疗都能高度胜任地服务。
我们有许多医院都有同样的历史。
一般情形，医院里的各科医师都是高度胜任的。他们的任务不只是看病，而是做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诊疗站，防治所和医药站的专科医师定期到医院里来工作一段时期，这样就可以在有经验的专家的辅导下提高知识水平和得到新的技术。
乡村中的保健工作
苏联的医学史上，在农村中组织公共卫生工作占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在革命前，城市中虽有些单独的医药机构，已经不是大多数民众所能享受的，在农村中医务工作更是可怜。“暂姆斯特服”的医院是那么稀少，简直就像沙漠中的肥沃草原一样，医生数目之小也是不能符合广大农村人口的需要的。农村中不卫生的环境，贫困和缺乏文化是产生常会减少一个村庄或甚至整个农区的人口的各种疾病的原因。
沙皇政府根本没有做一点改进农村的工作，根本也不想去做。各种传染病和社会病确实是俄罗斯农民最大的灾祸。
在一九零五年革命之前，国会议员欣加里夫（A.I.Shingarev），当他还在当“暂姆斯特服”医生的时候，曾调查伏隆奈希（Voronezh）区的诺伏希伏金诺也（Novo-zhivotinnoye）村和马霍伐特加（Mokhovatka）村在二十五年间的健康和经济的情况。他的发现就是对沙皇政府的控诉。低的出生率和高的死亡率，特别是儿童的死亡率，使村中人口增加得缓慢非常；并且二十五年之间有八年确实死亡率要远超过出生率。各种传染病，包括肺病、梅毒和砂眼在内，普遍地流行着。欣加里夫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俄罗斯村庄是在垂死中。他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农民没有土地，没有物质保障，营养不足，和农民的各种艰险的强迫劳动。这是帝俄时代一个在政治上是最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的医生所描写的当时农村中的情况。
欣加里夫所叙述的是伏隆奈希区村庄的悲惨而真实的故事，同时也是俄罗斯所有农村的悲惨穷困的情形。
无产阶级的革命挽救了这些“垂死的农村”，它打倒了腐朽的资产地主阶级，把地主手里的土地拿过来交还给诺伏希伏金诺也和马霍伐特加的村民。
集体农庄制度完全改变了这些村庄的生活方式。当初欣加里夫医师所“可怜”的农村的儿童，现在已经有西贝洛夫（Ziberov）医师在为他们服务了。
西贝洛夫医师得意地告诉我们，新生活已经常留在伏隆奈希蛮荒的森林，他估计，照目前这个区域的人口繁殖的情形，在五十年内就可增加一倍。这些村庄已由垂死状态转变为生气蓬勃，新的力量已在里面成熟，新的村民已在里面生长。我们可举福米诺奈加契夫格（Fomino Nagachevka）村做例子，近年来在这个村里已经产生了几个医生，几十个教员，农村经济专家和畜牧专家。在集体农庄中，在整个集体农庄制度的生活中，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又有了多么大的改变！
由西贝洛夫发起，这个村庄建立了一个医院和一个药房。所有工作都是村民自己做的。接受这位医生的建议，村民又在当地一条流入顿河的尼加河（Nega）旁建立一个发电厂。一百四十二公尺的河堤已经完成了；还有用石头建筑的水力发电站供电给医院、药房、两个学校、村苏维埃、集体农庄办公处、两个牛奶场和许多家庭。
一九四四年，法西斯侵略军的意大利士兵把热带的疟疾带到这个村庄，农民中传染到的有三百十三人。全村人同心协力和这疾病作斗争；一方面尽量护理病人，一方面向当地居民进行预防措施；全村人动员起来消除了所有可以产生蚊虫的水沟小潭。这样收效得非常快——一九四六年只有三十个人患疟疾，并且没有一个新染的。
在提高农民文化水准，使农村繁荣和农民增进健康一方面，苏维埃的公共卫生工作者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国内战争时期，斑疹伤寒、天花、非性病的梅毒、肺病和疟疾在各村庄里普遍流行着。为应付这些疾病，在农村里组织了疫苗接种队，性病防治队和抗疟站。设立了肺病防治所和防治站，去和可怕的肺病进行斗争，农村妇女所迫切需要的助产院和托儿所也大量的建立起来。
在恢复农业建设和发展集体农庄的时期，卫生工作大规模地展开。一九三八年是农村医务工作展开的转折点，政府颁布了具有历史性的“加强农村医务工作”的决定。从那时候起，农村里的医务工作进展得特别快，医院大大发展，农村里的医师也很快地增加；同时，城市的医务工作者下乡协助的也增加了。
我们可以举数字来证明。在一九一三年农村区域里有四万九千零八十七只病床，一九四一年农村医院里有十六万九千只病床，一九四六年有十九万七千九百八十四只。在现在这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要比一九四六年增加百分之五十，比革命前增加六倍。
一九一三年俄罗斯有四千三百六十七个农村巡回医药组。在苏联，一九四一年有一万四千四百三十一个，一九四八年超过一万五千个，一九五零年已到达一万六千个。
在卫国战争之前，除几万个砂眼、性病、疟疾等疾病的诊疗站以外，全国共有三万四千五百十一个设有助医或产科医生或两种医生都有的诊疗站（在一九一三年只有四千四百五十五个）；一九四八年已增加到四万九千三百个；在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要超过五万个。这是农村医务工作在数字上进展的简略轮廓。
农村中的巡回医药组
农村的医药机构，在苏维埃时代不仅是数量上大大增加，并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需要而重新组织过。为了能更好更充分地为播种和收割期间的农民服务起见，在这个时期中巡回医药组将工作人员重新调配，增设更接近工地的服务地点。
巡回医药组一方面在医院和防治所服务，一方面进行接种疫苗，防止传染病的蔓延，并把他们找到的传染病的来源扑灭。
农村区的医师和他的助手也参加巡回医药组的卫生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调查和改善水源，房屋和农村环境的清洁。
助医负责或助医和助产士共同负责的医药站是巡回医药组的一部分，他们在医师的领导之下，依照了一定的计划去工作。医师定期到助医的医药站上去指导、视察工作和改正缺点。医生为每一个村庄指定一个医务工作者从事该村的清洁卫生条件，如有传染病发生的危险，须立刻向医师报告。
巡回医药组在它的广泛而多样性的工作中，它的工作人员必须和全村民众保持紧密联系。区苏维埃的卫生当局，村苏维埃的卫生当局，和公共卫生视察员在巡回医药组的工作中都起主导作用。在乡村的阅览室、俱乐部和学校所担负的一般文化教育工作中，卫生教育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苏维埃的医生们是共产党政策的积极的宣传者；他们在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提高农业生产的竞赛中，和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工作中都起着作用。
这里是苏赛朵娃（Sosedova）医师，萨拉托夫（Saratov）城、黑娃伦斯克（Khvalynsk）区、赛里特伐（Selitba）农村的巡回医药组的负责人，在召开于一九四三年的全俄罗斯公共卫生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她的巡回医药组离开区中心大约二十五公里，离开最近的铁路线是七十公里。可是偏僻并不妨碍她和她的工作人员的医药卫生工作，防疫工作和行政工作。她们的设有十只病床的小医院，和防治所都预备得很周到。
“我们为集体农庄的成员服务，”苏赛朵娃医师说：“我们知道，在田里工作的劳动人民是多么宝贵的，因此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降低疾病率和减少暂时失去劳动力而遭受的损失。我和每一个集体农庄的男子和女子都相认识，我们知道他们在那里工作，做些什么工作。因此我有可能，如果需要的话，在完全不损害他们健康的条件下，叫他们暂时掉换工作。譬如说，一个牛奶场的姑娘的手上生了皮屑病，恐怕牛奶会传染到细菌，她就不宜做挤牛奶的工作。可是没有理由能说她不能赶车子输送谷子或燃料。又譬如说，一个拖拉机驾驶员手上受了伤不能再做驾驶工作，可是他很轻易地能做灌溉工作或是水车驾驶工作。我已做出了一个惯例，凡是有人有温度，我就要他住医院。这样就可以防止疾病和减少损失。”
苏赛朵娃医师后来又叙述她怎样发动群众来幫助她展开工作。
“我们有二十一个联络人员，他们是农庄的成员，他们的工作就是记录田里的工作和拖拉机手的工作。他们是有能力的人，同时他们是和全村的人经常接触的。他们对我的帮助真是大极了。我们应该感谢广泛的卫生措施，在我们的巡回区里十来年没有发现一个人患白喉、猩红热、痢疾或斑疹伤寒的，也没有一个患疟疾的。这里是我和这疾病斗争的方法。在我来到这个巡回区里工作的第一年，我把每一个患疟疾的都列入我编好的卡片记录，并嘱咐我的助手们去分头负责护理，定时给他们吃奎宁。两年以后在我们的巡回区里就不再发现疟疾，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现过。”
这是最好的农村巡回医药组的医师如何工作的情形，和群众经常联系就可保证农村的医务工作有良好的效果。同时应当在这里提起，已经有许多专科医师——内科医师、外科医师、小儿科医师、妇科医师和产科医师，都被派到集体农庄的村子里去工作了。
为了努力完善在集体农庄农民中的医务工作，苏联公共卫生部不断改进医院的技术设备。在一九五零年底，农村中的诊疗站和防治所都要有物理治疗部、临诊实验室，全苏联二分之一的农区里都要有爱克斯光部、假牙制造所和医药图书馆。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保证这些计划的具体实现。
农区医院
对于集体农庄医务工作的改善和乡村医生的水准的提高，地方医院是十分重要的。这些医院里都有经验丰富的专科医师，巡回医药组的医师可以把有病的集体农庄农民送去诊疗，或是因为自己不能确断是什么病症，或是因为乡村里设备不全，无法进行治疗。
农区医院定期派专科医师到乡村的巡回医药组来视察严重的病症，会商外科手术，必要时，他们亲自来动手术。如病情紧急，地方医院的医师便坐飞机来急救。
自愿的卫生工作者和集体农庄的护士
苏维埃制度创立的时候，列宁就明确地指示我们，苏联公共卫生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预防上面。大家都知道预防比治疗容易，可是要达到这公共保健的目的，必须有社会各界和广大的自愿的卫生工作者，共同协助医生去进行工作才行。
国家的医药机构——医院、诊疗站、防治所和医药站之外，还有群众性的清洁卫生组织也在住宅区、学校、集体农庄和工厂建立了起来，切实地展开着工作。受过专门训练的自愿的卫生工作者负责管理宿舍、俱乐部、庭院各处的清洁卫生。
卫国战争爆发以后，大批医师和护士都到前线去了，自愿的卫生工作者的任务就更重要了。就在这个时候鄂木斯克（Omsk）的阿罗玛显伏（Aromashevo）区初次出现了集体农庄的护士。这些护士是由读完七年级的比较积极的女生中挑选出来的，经过乡村的巡回医药组的医生的专门训练而培养成的。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护士在集体农庄里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她会最先发现有人体温升高，她就把病人送到医院里去；她负责保持田野工地休息处、牛奶场、俱乐部和浴室的清洁；并去访问学校和托儿所。
阿罗玛显伏区创造经验以后，别的区域也开始模仿。战争早已过去了，而集体农庄的护士却继续在发展中。现在地方的红十字会组织和医师也都训练护士。护士的训练已经拟定了一定的计划，护士的权利和义务也明确规定出来了。
这些积极的医务工作者于一九四六年在各地分头举行会议，证明了她们已经成为一个多么大的力量。可举加里宁（Kalinin）城所辖的区域作为例子。一九四五年至四六年，该区集体农庄的护士检查了十七万三千一百六十所房子的清洁，负责管理三千口井，举行了几千次的卫生座谈会，大量接种牛痘和肠胃病、斑疹伤寒等疫苗。
这个决不是过甚其辞，我们可以说集体农庄的护士的出现是苏联人民积极参加改进生活和工作的卫生条件的新形式。
在苏联的村庄里，巡回组的医师、助医和护士不遗余力地改善卫生条件。他们大都已获得了苏维埃农民的信任和热爱，并且造成了大批有能力的自愿的卫生工作者。后者的任务就是协助巡回医药组的工作人员检查水井、蓄水池、庭院、食品店、饭厅的清洁，发动群众打扫庭院和街道，以及在村里种植草木。乡村的医务工作者和公共卫生视察员确实在使农民健康而舒适的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
在野蛮的法西斯侵占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暂时占领部分的俄罗斯共和国的时期，多少繁荣的村庄和它的医院、防治所和儿童机构都被焚毁和抢掠。不过战争一结束，恢复工作就立刻开始。村庄从灰烬中重新建设了起来，学校和俱乐部又都出现了。集体农庄的农民重又积极地帮助建立医疗和预防的医药机构，保证新生的村庄达到更高的卫生标准。例如乌克兰的齐朵米尔（Zhitomir）地方的居民和罗加却夫（Rogachov）的居民都积极带头发起了这种壮伟的运动。
各地乡村的医务工作者经常开会，讨论集体农庄的医务工作，和订出进一步改进的计划。几千个乡村中巡回医药组的工作人员光荣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他们尽他们所有的知识、经验和力量，去执行一九四七年的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改进战后农庄的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