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俄罗斯妇女的命运是无比的艰苦；她们的生活是没有什么乐趣的。她们过着无乐趣的母亲生活，永久被耗尽精力的劳动，贫困和压迫所追赶着。
下边是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中的主角，米哈尔佛拉索夫（Mikhail Vlasov）的妻子拉盖娅·妮洛芙娜（Pelagaya Nilovna）这样描写她自己的命运：
“当我想到我自己的生命——喔，慈悲的耶稣！我为什么要活着呢？劳动……挨打……除丈夫之外从不看见别的什么人……除恐慌之外从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事情！从没有注意到巴凡尔（Pavel）是怎样长大的；当我丈夫还活着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爱他还是不爱他。我所想的和我所发愁的只有一椿事情——怎样把好吃的东西去喂饱我这个畜生，怎样讨他欢心不要让他等待，这样他总不至于又发怒，威胁着要打我——这样他也许会可怜可怜我！可是我不记得他曾经可怜过。反正他常打我，就像打的不是他的妻子，而是别的什么和他有怨气的人。我二十年来就是这样生活着的，甚至连结婚以前的情形我也记不得了。我想往后想的时候，我就像个瞎子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好像混身什么都让人家掏空了，我的灵魂也紧紧地被封锁着——又聋，又瞎……”
一个女工的工作时间要比男子的长，报酬反而少。劳动的法律并不把妇女的工作条件包括在内。一个女工甚至在分娩前都不准请假。失业的恐怖对她们是那么大，孕妇始终是照常工作，就在工厂里，长凳旁边或者洗衣室里分娩的事情不是不常有的。
雇主的专横是无边的。甚至在禁止妇女和儿童做夜工的法律公布之后，工厂老板还是无耻地逃避这条法律。
在帝俄时代妇女和儿童的死亡率非常高，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百分之九十五的妇女，在分娩期间，得不到任何的医药服务。儿童的死亡率也高，要比西欧各国高出三倍或四倍。
革命前的俄罗斯，全国有几万万人口，助产院只有不到七千只产妇病床，永久性的托儿所里只有五百五十个床位，季节性的托儿所里有一万零六百个。除季节性的托儿所之外，大部分即使设备很差的托儿所也都是设在城市里。
物质没有保障，迫使劳动人民把他们年轻的儿童送到工厂里去做工，或是为商人或富农打杂差。超过他们体力的劳动妨碍了儿童的发育。那时候存在的少数几个育婴堂都名符其实地被称为“安琪儿制造所”，因为里面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二至八十七。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根本改变了我国妇女的命运，给予她们和男子同等的权利。苏联政府保障母亲的福利，斯大林宪章中这样规定：
“苏联妇女在经济的、国家的、文化的和社会—政治的生活各方面，均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
“妇女此种权利，可能实现之保障为：妇女在有与男子同等获得工作、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社会保险及享受教育之权利，国家保护母亲及儿童的利益，国家补助多子女的母亲及单身的母亲，给予妇女在产前产后保留原薪之休假，以及助产院，托儿所及幼儿园之广泛设立。”
除享有一般公民的权利外，工厂女工和办公室女职员还享受其他的特权，她们在分娩前后可以得到保留原薪的休假，生产以后她们还可得到一笔婴儿服装费，每隔三个半小时她们可以离开工作去护理婴儿。
保障劳动的法律这样规定，女工或其他职业妇女，从怀孕第五个月起，没有她们自己的同意，不得派她们到外埠去出差。这条法律还规定，如果拒绝雇用孕妇或育婴的母亲，或减少她们的待遇都是违法的。
集体农庄的妇女也同样可以享受特权。农业劳动组合条例规定她们在产前产后各有一个月的假期，工资照每月工作日的二分之一计算。育婴的母亲也得定时离开工作去喂奶。
苏维埃政权一建立的时候就对妇儿保健工作，予以特别注意。一九一七年列宁签准了好多条关于这个问题的法案，其中一条是政府号召劳动人民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来协助公共卫生工作：
“女工们，劳动的公民们，母亲们，你们的心是最容易受到感动的；你们，新社会秩序的勇敢的建立者；你们，崇高的教育工作者，儿童医师和助产士——新俄罗斯号召你们全心全意来建立保护下一代的社会安全的新制度。”
这样，苏维埃的法律保障了苏联妇女的特权。“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里已经不再有女子被奴役的痕迹了，”列宁在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第四次莫斯科女工会议上曾经这样说过。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公布的法案奠定了国家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基础。
政府拨付大批款项建立广大的妇儿保健机构。一个城市的孕妇是由她所在地区的妇女保健院来护理的，她可以得到产前和产后的医药照顾和关于卫生的忠告。孕妇情况是否正常，产后母体健康如何，保健院的医师都经常检查。如果他认为需要的话，他可以请其他专科医生来会诊，他可以保送妇女进休养院或疗养院。产妇进助产院是保健院保送去的。
在怀孕期间如果发现有复杂的情况，孕妇可到助产院里专门的部门去请求治疗。
保健院还设有法律保障部，它的责任是：在需要的时候，保护母亲们的权益。
在卫国战争前夕，助产院及其病床数都已大量发展，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高尔基、明斯克、加里宁、哈尔科夫和其他许多城市的产妇都可得到健全的医院的照顾。一九四零年，苏联百分之八十的城市和百分之六十的乡村的产妇都在最新式的助产院里分娩。
乡村中的助产工作也大规模展开。特别重要的是：为了工作可以普及，当地群众积极参加设立了许许多多集体农庄的助产院；有些村庄里的分娩处所是由集体农庄负担经费的，集体农庄助产院的助产士和药品及其他病房设备则由公共卫生当局供给。
输血和物理治疗在助产院和普通医院的产妇病房里普遍地运用着。
新生的婴儿有另外专门的房间，每个婴儿都接种防痨疫苗。早产的婴儿则在温床间里予以特别照料。
在分娩后，产妇和婴儿就由妇儿保健院照管。保健院的外勤护士访问产妇家庭，教导她怎样护理婴儿，并协助医师经常观察婴儿的发育。又专设牛奶厨房供给婴儿各种食料。儿童保健院也有供奶设备。孤儿就送到孤儿园去由国家抚养。
康太栢里副主教约翰生博士（Dr.Hewlett Johnson）在参观“莫斯科第一儿童之家”时在参观人意见簿上留下这样几句话：
“我以最大的愉快来参观这一个无家儿童的美丽的家。这是一个真正的家，为一定的儿童有一定的爱情的家，同时也是一个有保证健康的科学设备的家。我非常兴奋，看见一个普通士兵的子女被照管得和一个总司令的子女完全一样。我的宗教一向教训我应该这样做，这里确实是做到了。作为一个康太栢里的副主教，这使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
四岁以下的儿童都是在托儿所里长大的，母亲去工作的时候就把小孩送到托儿所去，在她工作完毕回家的时候就把孩子接回来。托儿所里的儿童经常有医务人员照顾，有经过专门训练的护士管理。身体衰弱的儿童特别处理，医药照顾更周到，并且供给他们有治疗作用的饮食。
最近几年来，星期托儿所渐趋盛行。儿童整个星期住在托儿所里，只有例假日才由母亲接回去，这对于单身母亲和寡妇母亲、健康差的母亲和家庭环境不很好的母亲是莫大的恩赐。
在农忙季节，集体农庄的妇女早已体会到季节性托儿所的重要。革命前农村里的儿童死亡率在夏季特别高。夏季托儿所的建立使死亡率尖锐地下降。自从一九二八年以后，播种和收割两个时期的托儿所的数目激增。在有些区城里，夏天还在田野里设立流动托儿所。
不到入学年龄的儿童（四岁到七岁）则进幼儿园。幼儿园像托儿所一样，在工厂、机关和住宅区里都有的。
专门的诊疗站和普通的诊疗站里小儿科担负儿童健康的责任。这些机构除医疗之外还经常检查健康的儿童。他们系统地检查小学和幼儿园的儿童。
有些儿童诊疗站都设立白天疗养院，使学校儿童增进健康方面获得良好的条件。
一般衰弱症、肺病、软骨病等疾病的儿童专科医疗机构网，和普通及专科的儿童疗养院网一年年增加。有些每个夏天托儿所和幼儿园便把儿童带到乡间去。工厂、机关和学校在乡间举办少年先锋队夏令营，并为他们职工的子女在乡间赁屋过夏。这里，在旷野中，在有益于健康的阳光下，新生的下一代，被供给大量美好的食物和健全的医药照料，享受了休息和娱乐并获得了充沛的精力。
苏维埃政府对儿童的关心实在是无穷的。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最初的十年中，虽然在帝国主义干涉，内战和荒芜的情形下，儿童福利机构网早已大量地扩充；以后几年中他们的数量更发展得非常迅速。
野蛮的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后果之一，是这些机构在被蹂躏的区域里减少下来。不过现在它们又迅速增加了，立刻就可恢复原来的情形。以苏联全国论，现在的儿童福利机构要比战前增加了。
有时用巨大的统计数字反不如举一个例子来得醒目。让我们来看一看基辅第二儿童保健院，这是一个典型的保健院，再随便拿一个经过它治疗的儿童的记录作为例子。
小尤拉是一个早产的孩子；当他一个月的时候体重只有二公斤半。他必须特别喂养，他真是弱小得可怜。在十一个月中间，保健院的护士和助医到他家里去访问过十一次，医师去访问过六次。他的母亲带他到院里来请医师检查过十三次。一个护士指导他母亲应该怎样喂哺，怎样换尿布和一般护理。助医或医师都给他按摩、输血、矿质浴和其他运动。此外还给他吃人乳及维生素；人乳在专门供奶的站上可以得到，维生素则保健院备有的。他们还给小尤拉用芥末膏缠裹和注射生理营养溶液。在八个月以后他的体重已增加到九公斤半了，相当于一个周岁婴儿的正常体重。
苏维埃儿童保健制度使医学科学面临着新的任务，因此不仅在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和梯比里斯几个大城市，在其他许多城市也都大量地组织着专门小儿科的医疗机构。革命前的俄国专门研究儿童的生理和病态组织的科学研究机构是一个也没有的，今天的苏联已经有了二十个妇产科、妇儿保健和小儿科的研究机构；在十八个医学院里有小儿科系；五年来小儿科医师的数目已经增加一倍。
为了培养健康、强壮、快乐地下一代，国家拨付大量款项帮助母亲们抚育她们的子女。
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公布一条法令，妇儿保健工作更大规模地展开了。苏维埃政府表示尊重母亲，颁发“母亲英雄”的光荣称号，“光荣母亲奖章”和“母亲勋章”。“母亲英雄”这个光荣称号已经赠给二万九千七百三十六个家庭人口众多的母亲，得到“光荣母亲勋章”的有七十万个妇女，得到“母亲奖章”的差不多有二百万个。例如莫斯科的娜扎罗娃（Yekaterina Nikiforovna Nazarova）。生育了十一个子女，被授予了“母亲英雄”的称号，三种等级的“光荣母亲勋章”也全部给她获得了。
一九四五年政府津贴家庭人口众多的母亲和单身母亲的款项超过二十万万卢布，一九四六年增加到四十万万卢布，一九四七年到达六十万万卢布。从法案公布以后的五年中，即自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政府在这方面的津贴款项共一百三十亿一千一百六十万卢布。
这里是两个生动的例子：叶尔玛科娃（Alexandra Ivanovna Yermakova），以前是一个集体农庄的成员，现在是米高扬（Mikoyan）肉类罐头工厂的工人，自从法案公布之后，获得了“母亲英雄”的光荣和五万三千五百卢布的津贴；她同时得到一所有各种设备的住所。济蒙基娜（Ludmila Vasilyevna Timonkina），一个有十二个孩子的母亲，国家津贴了她六万三千四百卢布去抚育她的孩子。
这法案同时规定，要大量增加儿童医药机构和助产院。只经过五年时间，已经开放了二千五百个新的妇儿保健院和诊疗站。助产院也有很多新建的，收容量增加到五万；集体农庄助产院的数目增加了二千个以上。
在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又开辟了一种新型的机构，那就是母亲之家和儿童之家。这些机构专收容丈夫在前线牺牲而生活十分艰难的，有着婴儿的妇女和有孕的妇女，并收容失去父母的儿童。这些机构免费供给六个月的膳宿和医药。
政府在一九四八年拨给助产机构的经费，比一九四零年增加百分之七十；拨给儿童保健机构的，包括医疗和预防两方面，要增加一倍以上。
我们年青的一代是健康而快乐地生长着。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林同志个人对于儿童和母亲的莫大的关怀便是一个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