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述苏联公共卫生制度和组织的实际成就之前，必须先说一说它的几种特点，有了这些特点它才会有这些成就，并使它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医务工作有所区别。
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世界上存在着的宝贵的资本中间，最宝贵的和最有决定性的资本就是人民，就是干部。”斯大林同志的这句话反映出党和国家如何看待胜利的社会主义土地上的劳动人民。斯大林同志对人类的关切可由党和政府所采取的关于保护劳动人民的健康的措施中特别明显地表示出来。
苏联政府所建立的公共卫生制度，没有一点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是相同的；不同的地方不仅在医生、医院、诊疗站和其他医疗和预防机构的数量上，并且是为了他们的国家制度有基本原则上的分别。
美国资产阶级的报纸，时常夸口着美国目前所有的医师和医院的数量，可是，我们知道，这些医师和医院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国民健康是多么渺小。事实上医务当局的工作近年来在美国本国就受到了严重的批评。
美国一些医生——例如鲍温医师（Dr.Bauer）——自己都表示过意见，以为问题的症结并不是医务工作而是经济。经济制度乃是主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的公共卫生机构比较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卫生机构工作起来有更多更大的效果。
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本身就是缩短人寿命的，就是替人招致疾病的，即使是最有良心的医生，怀着最好的动机，在那种环境下也会徒劳无功。
可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整个社会制度都在帮助着公共卫生机构推动工作。没有失业现象，保护劳动的苏联法律，妇儿保健工作，斯大林宪章所规定的关于休息和休假的权利，人民的物质生活的大大改进，劳动人民的直接参加政府行政，国家利益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废除——所有这些构成了我国公共卫生工作推进的基础。这个有建设性、有目的性、有巨大成就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和苏维埃人民忘我的爱国热情，便是我国劳动人民的健康所以能得到迅速发展的基本因素。
苏联医务工作是根据着我们党的指示里所包含的原则，而这些原则都是和我们党纲的基本精神相联系的，
那末究竟是些什么基本原则使医务工作在这样短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能有这样不平凡的成就呢？
苏联宪法第一百二十条这样规定：苏联公民年老，患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时，享有物质保障权。
“此项权利之保障为：国家出资为工人及职员举办社会保险事业之广泛发展，对劳动者实行免费医疗，及以广泛设立之天然疗养所，供劳动者享用。”
宪法中这几句重要的话，替苏联公共卫生制度的基本原则作了明确的定义。苏联的人民保健工作是国家的任务，是国家的责任。
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应用这样的原则的。在有些国家内，专有一些医生叫做“贫穷人的医生”，并且使病人会感到一种屈辱。
苏联政府所宣布和实行的人民保健工作是国家的责任这一原则，已成为人民民主国家——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组织医药服务所根据的基础。例如，经保加利亚全民会议通过的保加利亚新宪法第六十六条这样说：“政府要照顾人民的健康，组织和领导必需的服务工作和机构，在群众间展开卫生教育，和注意青年人的体育教育。”
这样，政府担负起了保护劳动人民及其家属的健康的责任，和办理医药生产及医药供应的工作。因此制药工业得到大大的发展，许多药房也在努力工作。
妇儿保健工作是保加利亚政府所十分关心的。这个国家的助产院增加了十六倍，产前检查和产后护理的机构也增加了一倍。差不多在所有工业中心都建立了托儿所，在乡村里建立了季节性的白天托儿所。还建立了相当数量专门的儿童医疗机构，在普通医院里又开辟了大量的儿童病房。
政府尽力使每个劳动人民都能享受到疗养区的好处。成立了一百四十二个休养院，还有一百五十个在建筑中。一九四八年有十八万人在休养院或疗养院得到休养或疗养；一九四九年收容量增加到三十万人。一九四八年免费医疗和休养疗治的经费是二亿五千万来夫（Lev），一九四九年是三亿五千万来夫。
为了培养更多的工作人员，在一个大学里增设了一个新的医学系，又设立了几个中等医科学校。
在人民民主的波兰，国家公共卫生工作的进展也同样可观。
波兰的各方面都在努力迈进，它提早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一九四七——四九），关于劳动人民的文化和医务工作在这个计划里占着重要的位置。
一九四九年的国家预算中，只是恢复和修理疗养院一项，就是一亿五千万士洛帝（Zloty）；在那一年得到休养和医疗的人数是五十万，一倍于一九四七年的数字。普通的和专门的医疗机构和妇儿保健机构扩充的数字也相当大，六年计划（一九五零——五五）中预备增加的病床是一万五千只，疗养院收容人数增加三千，卫生工作站从六百增加到二千一百。
人民民主的匈牙利的公共卫生制度方面的成就也是惊人的。三年计划（一九四七——四九）中用于公共卫生的经费是三亿二千八百七十万福令特（Forint），等于过去十二年的经费。一九四九年在农村区域有七百七十三个防治所，三百个工厂里有医药供应；一九四九年年底病床总数要达到五万四千九百只。
在建立民主共和国不久的东德意志，国家的公共卫生服务也有相当发展。和西德一比较的时候那就非常值得注意的了。西德有一百三十万人失业，其中倒有许多许多医师。西德的一万七千名年轻的医师中，只有八千名是有全职全薪的，其余有七千名在医院里工作而没有报酬，还有二千名就根本没有正常工作。有了职位的人收入也很菲薄。因为很多医师找不到职业，西德的大学计划将医学系科的教员裁减。
存在在比松尼亚（Bizonia）的疾病救济基金是抄袭社会保险条例的一篇游戏文章，所谓免费医疗倒要劳动人民花费很多钱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第一，在东德没有失业现象；其次，劳动人民的社会保险是实际上在实行的，公共保健的经费一年年在增加。一九四八年东德免费医疗的经费是二亿三千二百万马克，一九四九年是二亿九千万马克。
在一九四八年一年中，就建立了一千六百多个诊疗站和卫生站。将富人的别墅和大厦改为疗养院。医生的人数也不断地在增多，因为有志于医的人就可走进医科学校的敞开着的大门，毕业也绝不会有失业的危险。
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一致要求享受保护健康和免费医药服务的权利，在劳动人民的压力下，他们的政府有时不得不宣布给予这样的权利，虽然尽量用各种方法在实行中加以限制或歪曲。
例如英国，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通过了一条新的卫生法律，大声宣布说政府要担负起卫生工作的责任，和每个公民都得享受免费的医药服务。这条法律生效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可是要实行这条法律，必须大量建立新的医院、防治所和其他医药机构，和扩充旧有的机构。然而一直到今天，这一类的机构还没有一个建立起来。事实上一九四八年一月卫生部长贝文（Aneurin Bevan）宣布说，目前还没有一所医院在开始建筑。
换句话说，所谓国家卫生法案最多不过是旧有的、不切实际的疾病救济金制度的扩充而已，另一方面却加重了劳动人民的纳税负担。
这条法案使卫生经费的预算变为一亿五千二百万镑，也就是比以前增加了五千六百万镑。在这五千六百万镑中间，三千二百万镑是早就发给劳动部作为社会保险用的，实际上只增加了二千四百万镑。
这条法案不过是企图在英国人民中间引起一种幻觉，使他们觉得政府对劳动人民的福利是关心的。这条法案竟让英国财政部长克里蒲斯（Sir Stafford Cripps）完全露了马脚，他要英国人民少用一些他们对免费医疗的权利，否则又会增加他们纳税的负担。
现在可以估量一下这条新法案的效果。伦敦工人日报分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要求答案，医师们都说，英国的医院服务是在一种灾难状况中；英国根本没有足够的医院来应付偶发事件。一个医师说，他发现有一个医院竟然无法收容立刻须动手术的、患着急性盲肠炎的孩子。另一个医师无法为一个患着肺炎的孩子找到病房；急诊服务处告诉他说，他们的登记簿上有七十个肺炎患者在等候着。
虽然英国的医院缺乏病床，可是仅仅伦敦一个地方因为缺少中下级医务工作者，倒空着一万只病床。这一类人员的待遇之低，低得谁都不愿意去做这种工作。
在苏联，不管病人有钱或是没有钱，每个人都能享受免费医疗。换句话说，每个病人都有资格免费享受现有的各种医药治疗。
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所有医药都要花钱；如果病人没有钱就只有不看病；因为在那些国家里百分之九十的医生都是私人开业的。
在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时候，疾病最是普遍；正因为在这种时候，就更没有钱去请教医生。结果是医生找不到雇主，病人得不到治疗。维也纳的汤德勒（Tandler）教授曾经这样说过，在目前的经济制度下（那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医生的职业虽然像是一种自由职业，他实在是一个铺子老板，是一个小有产者，他的行业就是把健康卖给来向他请教的人。事实上，纯粹为了物质利益的关系，汤德勒这样宣布，医生乃是他病人的健康的敌人。
在苏联，保护健康是国家的责任，每个苏维埃公民都有享受医药服务的权利。
我国保健工作的发展是根据计划进行的，是和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密切地联系着的。
根据计划进行的我国公共卫生工作所以能有迅速的发展，是因为一切医药问题从头起便集中在一个总的机构手里——以前是人民公共卫生委员会，现在是苏联公共卫生部。
苏联政府所规定的目标，不仅要医疗疾病，并且要预防疾病；政府和疾病斗争的方法是创造不可能发生疾病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的条件。苏联医药重视预防的方针是天才的列宁所制订的，同时也是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纲领里所决定的。
劳动保护的法律，城市和乡村环境的改善，组织公共伙食制和食物供应工业，给予劳动人民充分的休息与娱乐——都是制止疾病发生和蔓延的办法。
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势必会影响工厂、其他企业、房屋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所以在这些国家里和疾病作斗争的预防工作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才能和疾病作斗争，才能创造有益于健康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的条件。
苏联公共卫生的预防方针可在城市和乡村中所采取的措施中反映出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公布的法令中也可以看出来。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预防和医疗是脱节的。医疗工作是开业医生做的，他们对预防不感兴趣，因为预防会使生病的人减少。被个人利益所障碍，这些国家里的公共卫生当局所做的预防工作是少得看不见的。
苏联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的。通过社会保险制度，国家供给病者医药方面的需要，同时又使他们在疾病期间获得原来的工资。根据我们的法律，社会保险的对象包括所有的工人和公务员，所有的工资收入和薪金收入者。所有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包括疾病、受伤、怀孕、生育、永久残废等等，都能获得社会保险的补助金。
英国、法国、瑞士、比利时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所谓社会保险，不过在这些国家里，一般情形，并不包括所有工资工作者和薪金工作者，而且要自己负担不少于半数的费用，有时还要超过半数。例如在英国工党政府一方面公布了包括全体人民的社会保险条例，另一方面就把大部分的费用加在工人肩膀上。社会保险的基金是由全英国民众每星期付入的款项所凑成的，工人的负担要超过老板的负担。在法国，老板和工人各负担一半。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都有这样的负担。在所有这些国家里，被保险者得到的都是些最起码、最便宜的医药。如果需要贵重药品和高价的医疗，工人就得自己掏腰包；他们的家属通常是没有资格享受任何免费的医药的。
在苏联，却相反，所有公民可以得到任何种类的医药治疗，包括住院治疗，不管它们是否属于社会保险范围之内。政府不仅给予病人医药，并且经常设法使劳动人民增进健康；给予他们休息、娱乐和每年的例假，设立休养院和疗养院等。
苏联保护健康工作中最基本的就是妇儿保健工作。
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内女子不能享受和男子平等的权利，劳动报酬也比男子要少，譬如法国和英国就是这样情形。贫困驱使妇女堕落为娼妓，这就是性病普遍流行的主要原因。
苏联的女子在生活的任何方面都享受着和男子平等的权利。在国家行政机构里，在社会主义的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在科学界和艺术界，女子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有二百三十七个女子曾经获得过苏联科学界最崇高的斯大林奖金。在医学界的二万五千个科学家中，一万个以上是女子。有一百万妇女参加公共卫生工作，其中十万个以上是医师。
政府对妇儿保健工作之重视，可由不断增加经费去办理助产院，妇儿保健院和孕妇的休养院，疗养院等事实来明确证实。关于这个苏联公共卫生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将在专章内详述。
我国的公共卫生工作并不只是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全部劳动人民都参加这个活动。
苏联的公共卫生制度是一向得到那些参加一切增进健康活动的劳动人民的积极支持的。在内战年份帝国主义干涉和封锁期间，流行着斑疹伤寒、霍乱和天花。用了极大的力量去扑减这些疫病，全靠那些公共清洁运动团和防治这三种疾病的委员会，它们把劳动人民都拉进阵营里来和传染病作斗争。女工代表和农村妇女代表的会议初步打定了妇儿保健工作的基础。公共团体成立了起来去帮助诊疗站、医院、公共卫生视察团、红十字会和红新月社展开工作；还有许多自动参加卫生运动的人，今天也帮助公共卫生当局去改善生活和工作的健康条件，改善城市和农村的卫生情况。
苏联的卫生教育能够推动劳动人民，使他们自觉自愿地起来做这样的工作。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卫生教育总是超不过规劝和恳求的阶段，况且劳动人民也实在无法去实现那些必要的措施，卫生宣传时常是由制造病房设备和卫生用具的私营大企业所主持的，用来推广他们出品的销路。群众并不积极参加公共卫生团体的工作。
我们的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对全国各地区各共和国的公共卫生，都予以绝大注意。我们应该感谢英明的斯大林政策，苏联各民族获得了新的生命，都在创造着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采取压迫政策，宗主国的医药服务和在殖民地里对付所谓土人的医药服务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在英国本国有关于公共卫生的立法，在它的殖民地里是完全没有的，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去保障当地英国殖民者的健康。在获得有名无实的独立的印度，鼠疫、霍乱、天花和其他疾病还是继续猖狂地流行着。
葛兰德（John Black Grant），加尔各答的印度全国公共卫生总局局长，列举下面的数字说明印度人低下的健康程度：一九三九年共死亡六百二十万人，其中一百四十万人死于疟疾，四万八千一百人死于天花，九万七千六百人死于霍乱，二十六万零三百人死于痢疾。在加尔各答十万人中死于肺病的是二百七十人，而在伦敦只有八十七人。在英属印度，二分之一的乡村和五分之三的市区都缺乏必要的医药的。
印度百分之三十的儿童都因缺乏甲种维生素及脂肪而患着书盲症，一个印度人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六至二十七岁，而英国人的平均年龄是六十三岁。印度儿童的死亡率极高，事实上也就等于一般人的死亡率。劳动保护和妇儿保健工作在印度都是不存在的。
在“民主”的美国，情形并不比这要好些，黑人的肺病死亡率比较白人的高出三倍以上。例如一九四五年黑人的死亡率是十万人中有一百零二·一，白人只有三十二·七。在美国的黑人男子平均年龄要比白人小十一岁·六，女子小十三岁·三。这就是美国统治阶级对劳动的黑人的健康的“关怀”。
我国公共卫生工作的发展是和科学的进步配合着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苏联那样多的科学研究机构，特别是医学研究机构。资本主义国家的医药科学是脱离人民的，脱离劳动大众的，脱离实际的公共卫生工作的。政府不肯把钱花在科学研究工作上，除非花在准备侵略战争的原子武器或他种杀人工具的研究工作上。那里的科学家只为资本家服务，他们把知识、发现和发明出卖给资本家。
只有在苏联，医药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一切发现和发明都是以全国人民的福利为前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