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成立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在这个国家里先进和进步的人类最高的理想一步步地在实现着。在这些年中间，无数苏维埃的爱国者被列宁、斯大林党所团结和鼓舞，用了他们的劳动、力量和知识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工业和农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努力。自从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国家建设各方面的成就确实是巨大的。
被创造性的热情所推动，被建设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所感召，苏联人民用他们的力量和忘我的劳动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在人类历史最大的战争中保卫了它的独立。它给很多种被希特勒侵略者所束缚住的民族摆脱了法西斯奴役的枷锁；并不倦地在为世界和平而奋斗。这个苏维埃的国家有信心地向着人类的导师、天才的列宁和斯大林指示的道路迈进。
这些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是苏联人民的民族光荣的泉源；这些成就在千万人的心中燃起苏维埃爱国主义的火焰，坚定他们对一个光明的前途的信心，和给予他们力量为可爱的祖国的福利和光荣去创造劳动英雄主义的伟绩。
引起巨大变化的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力量已经在全国各方面表现出来，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性和计划性，不仅已经促成了工业和农业各方面的革命，即在公共卫生、教育、社会福利以及其他各方面也是一样。足以自豪的是苏联的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并不落后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在沙皇俄国时代，健康问题是由 “暂姆斯特服”（Zemstvo）和县城行政当局管理的，这些机构，是远在上一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沙皇政府所建立的。“暂姆斯特服”是只有地主、大资本家、富农和商人才能在里边参加工作的组织，工人和农民是没有份的。“暂姆斯特服”只存在在欧洲俄罗斯的三十四个州（Gubernia）里，而在这些州里也不是各区（Uyezd）都有。他们缺乏经费，去把医务工作正确地组织起来，所雇医生的人数也完全不够，因此绝大多数的城市人口只得去找私人开业医生，农民差不多全部求助于江湖庸医和没有受过训练的接生婆。
各政府部门也有医疗机构，还有些慈善机构也办理施诊给药，不过它们都是些官僚团体，互相没有联系，资源短绌，工作人员又太少。它们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组织。沙皇的立法把医药服务只认为是政府的一种“没有义务的责任”。
那时候的医药职业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医生和医生之间取得联系全靠那不时开会的 “彼得哥罗夫学会”——这样命名是纪念俄国伟大的外科医师和解剖学家彼得哥罗夫（N.I.pirogov）。虽然出席的都是些资产阶级的医生，他们对俄国医学领域里的社会思想的发展倒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的报告描写俄国农民和工人的悲惨景象，还有非常有趣的事实和数字统计提供了研究城市和农村的卫生情况的丰富材料。
苏维埃公共卫生制度创立的时期，利用了“暂姆斯特服”和“彼得哥罗夫学会”参加者所收藏的各种资料，“暂姆斯特服”和“彼得哥夫”的组织里面还有很多杰出的、有忘我精神的医生，他们尽他们所有的力量和知识为人民服务，实地去考察城市和农村中坏得不堪设想的卫生情况，实地去调查疾病传染情况和死亡率。
这些医生中最杰出的要数苏维埃第一任公共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赛马希哥（N.A. Semashko）和他的副主任委员苏洛夫姚夫（Z.P.Solovyov），两位都是苏维埃公共卫生制度的卓越的筹创者。他们根据党和政府所指示的路线，亲自积极地去筹创我们现在所有的、世界上无可比拟的公共卫生制度。
还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列宁对公共卫生问题已予以绝大的重视，在革命的准备时期他又天才地制定了社会主义卫生纲领的原则。
跟“暂姆斯特服” 和“彼得哥罗夫学会”这些资产阶级的组织所采取的胆小的、热诚不足的措施正相反，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革命的重新组织几个医务机构的原则，使它紧密地和社会主义的整个社会制度的组织相结合。它的基本原则包括大规模的预防医药工作，健康的工作和生活底条件，和社会保险。至于社会保险这个问题，在一九一二年布拉格党代表会议中已经特别讨论过，将它列入了党纲。
所以在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时候，党对于整个医药制度早已有了具体计划。
远在一九零三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关于公共卫生健康保护已经有改组和改进的计划，所以在十月革命的最初时期，在党面临许多迫切和非常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医药问题的重要性也没有被忽视。在隶属于工农代表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之下的战事革命委员会下面设立了一个医务部，差不多在革命的翌日，它便得到了直接发自列宁的关于如何进行工作的第一道训令。
遵照列宁的指示在布尔什维克党、无产阶级红十字会和工人医药协会的支持下，医药卫生部担负起了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发动医药界的一切力量来组织公共医务工作。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列宁签准一条法令，成立医务总署，那是“工人和农民的政府的最高医药行政机构”，这法令使苏维埃政府成为世界上实行人民群众的国家医务工作的第一个政府。
俄罗斯共和国的人民公共卫生委员会成立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它的工作形式在事实上从革命时起到这时期以前已渐形成。它的工作的基本原则在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党纲里已经具体地规定了。
“作为保护人民健康的工作的基础”，党纲里这样指出，“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认为防止疾病首先必须完成广泛的培养健康和卫生方面的措施。因此，俄罗斯共产党（布）订出迫切的任务如下：
一、坚决努力实现为劳动者利益的广泛的卫生计划：
甲、改进居住地的卫生条件，（保护土壤、水源和空气的清洁）
乙、依科学卫生原则建立公共食堂，
丙、组织预防传染病发生和阻止其流行的医务工作，
丁、制定卫生条例。
二、消灭社会性疾病（结核、花柳病、酒精性中毒等）。
三、建立普及的、健全的、免费医药工作。”
要彻底重新组织保护健康工作，或更确切些，要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组织，那就必须建立一个统一所有地方苏维埃的领导机构，掌握所有人员和设备的记录，制定全国性的计划去发展医疗和预防机构，负起公共医药服务的责任。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一日列宁签准； 一条法令，建立这样一个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公共卫生的领导机构——俄罗斯共和国人民公共卫生委员会。
横在人民公共卫生委员会面前的工作是异常艰巨的，必须扑灭蔓延着的疫病，减低在劳动人民中间存在着的普遍疾病现象和高度死亡率，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医药的治疗。关于那时候传染病的情形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第七次各苏维埃代表会议中说过下面使人不会遗忘的话：“……还有第三种危害我们的——那就是正在歼减我们军队的虱子和伤寒。……”“同志们，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虱子击败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击败虱子。”
“这里是我们为文化而斗争的第一步，也就是为生存而斗争。”那时候列宁这样写。
年青的共和国走上了这一步。在最困难的环境下，不管肥皂和衣服如何缺乏，不管居住地区如何肮脏，公共浴室如何差，水的供给如何不够，它还是坚决地为生活和劳动的卫生环境的改善而斗争。在这些年中间，由人民公共卫生委员会曾提出关于改善卫生情况的问题，经由部长会议通过而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一九一九年颁布关于改善房屋卫生的法令；一九二零年关于为全共和国人口设备公共浴室；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零年关于向斑疹伤寒和回归热作斗争的措施；一九二一年关于改善水的供给，改善阴沟，和处理垃圾等办法。一九一九年四月颁布强迫接种牛痘的法令。这个法令的效果真是大极了。在法令公布之前在彼得格勒每月发现有八百个天花患者，自从一九二零年开展接种牛痘的运动以后，每月天花患者降低到六至八人。
人民公共卫生委员会在苏联军队中所主持的浴室、洗衣房、消毒队和消毒车都有绝大成就。卫生教育普遍展开，一九二零年有三百八十万苏军士兵听取了关于卫生的演讲和报告；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零两年中有五百五十万份关于卫生的宣传书、小册子和文章，专为军队而印行。同样的工作也在一般民众间展开。
那时候虽在绝困难的环境下——饥饿、荒芜、怠工、和帝国主义的干涉——新建立的公共卫生机构还是胜利地完成了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历史给他们的第一个考验经历过去了，在困难而紧张的斗争中建立了国家的公共卫生制度。
在和白军反革命份子及帝国主义干涉者作苦战而终于获得胜利以后，苏维埃政府立刻着手恢复崩溃了的国家经济和建立保护劳动人民健康的机构。
在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的十年中，医务和卫生的机构增加了，工作也改进了。在一九一三年，革命前的俄罗斯总共有十七万五千六百九十只病床；在一九二八年，医院设备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减少，医院病床的总数却有二十四万六千五百二十五只。
特别重要的是医疗和预防机构的增加。一九一三年有一千二百三十个防治所和诊疗站；一九二八年有五千六百七十三个。在这同一时期，乡村巡回医疗组的数字增加了一倍，从四千三百六十七个增加到七千五百三十一个。医疗机构网发展得如此快，当然需要更多的医生、助医、助产士和护士。在一九二八年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有六万三千一百六十二个医生，而在一九一三年全国总共只有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五个医生。
在第七次苏维埃代表会议之后，苏联政府和党的中央委员会对公共卫生问题不断予以注意。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历史性的关于工农保健的决议，党中央认为保健工作已经达到的标准还是不能配合国家经济高度的需要，这些医药机构并不能适应为国家福利和国家经济而工作着的各种不同情况的劳动人民。医疗工作须尽力去照顾产业工人，例如在顿巴斯（Donbas）、古士巴斯（Kuzbas）和乌拉尔各地区应当做好保健工作，在农村中也要能配合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但这些工作必须做得一点不影响对一般人民的医疗服务。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九二八—三二），医药机构网不断扩充，医院病床数字增加一半以上，疗养院和休养院的容量增加一倍，在工厂里增设了许多医药站和防治所。苏联国家设立了这些新的机构，疾病和受伤事故在短时期内减少了很多。
公共卫生当局一方面努力于医疗机构量方面的增加，同时也努力于质的改进。一九三四年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同志指出，政府对医药教育整个制度的改进，和研究所及学校的增加是十分重视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内增办了十四个医科大学，还有训练助医和助产士的中等医科学校，和护士学校已从一百二十七个增加到二百六十个。一九四一年的全苏维埃的医师的总数已是一九二八年的医师总数的一倍。
五十五个苏维埃的医科学校的大门是为工农子弟敞开着的，这些学校帮助训练出工农阶级的骨肉所构成的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
公共卫生制度的扩充在第二个和第三个斯大林五年计划时期还继续着，在一九四一年苏联各种类的医药卫生机构已有了一个庞大的数目。
乡村中间的医务工作曾有一段时间大大落后于城市。要发展集体农庄和国家农场，那就必须在短时期内改进为集体农庄人口服务的医务工作。一九三八年政府所公布的关于改进农村巡回医药组的决定，帮助了这一方面的工作的推动。一九四一年农村地区已有一万四千四百三十一个巡回医药组，而在一九二八年只有七千五百三十一个。这些巡回医药组的大多数都具有必需的设备和药品，服务人员也都是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的，在苏联高级医学学校受过教育的医生。
一九三六年年苏维埃通过了禁止堕胎的法律，增加对母亲的物质帮助，特别对家庭人口众多的母亲予以帮助，增加助产院、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数量，制定不付赡养费的严重罚则，和修改离婚法。这条法令说明了苏联政府如何用绝大的力量去帮助母亲们。就在那一年已有两万万卢布作为家庭人口众多的母亲的津贴，第二年增加到九亿六千五百七十一万二千卢布，一九四一年又增加到十一亿三千一百九十五万五千卢布。
在这一方面我们远超过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需再强调说了。在这些国家内，疾病和生育子女对于劳动人民是一种压垮人的负担。随便举一个例，一九四五年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出的咨文里承认国民的健康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一定这样想，一个政府的头儿这样承认了，国家对医务工作一定有一套改进的办法出来，可是事实上不然，美国联邦安全会的负责人艾温（Oscar·R·Ewing）在一九四八年的报告中说：美国有二千五百万人，或六分之一的人口，患着慢性的疾病。二十万儿童患癫痫病，十七万五千人患肺病，和五十万人需要外科手术或整形手术；软骨病也普遍存在。
杜鲁门向国会提出上面所说的咨文，已经五年了，可是最近杜鲁门又在向第八十一次国会提出的咨文里说：“在像我们这样一个富足的国家里，竟有几千万人缺乏医药，实在是一椿令人震惊的事情。我们缺乏医师、医院和护士。……医药是那样昂贵，一般老百姓无法担负。”
在苏联，保护人民的健康是国家的责任，苏联人民享受着医药照顾的权利。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第八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成功的斯大林宪法，苏维埃政府的法律的基本精神就是使每一个公民得到工作、休息、休假和受到教育的神圣权利。
同一年苏联人民公共卫生委员会成立，主持全国人民的医药和卫生工作。
在一九三九年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中，又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医药制度的方针与任务：“加强对劳动人民的保健工作，改进医院服务，普及卫生工作和疾病预防的措施，增加生育津贴，增加儿童医院，加强劳动保险，和重视工人的休息、体育和文娱活动。因此国家保健经费的支出，在一九三七年是一百零三亿卢布，一九四二年应增加到一百六十五亿卢布。”因此医务工作者的目标应该包括：医疗与预防，降低疾病率和死亡率，和改进与全民健康有关的卫生设备。
自从严格执行联共（布）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以后得几年中，效果已非常显著。例如，曾威胁着年青的共和国的生存和曾经替好几千人敲过丧钟的斑疹伤寒，已经变为不常见的疾病了，偶然只是在某些地区中发现一些个别的患者。瘟疫、霍乱和天花已经完全绝迹。
由于国内不断在发展着的大批医务工作者多少年不倦的努力，政府对公共卫生的经费的巨大增加，政府对各方面的帮助，工农机构对于卫生纪律的遵守，一般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所有这些都促成了全国人民健康的增进和疾病率的锐降。
在卫国战争的前夕，俄罗斯共和国每年人口增加的平均数，根据一九二六年的数字，是一倍于欧洲和美洲的人口增加。
自从伟大的斯大林五年计划开始以来，我国人民在发展体格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
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五年召开的苏联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根据莫斯科、列宁格勒、伊凡诺伏、高尔基、乌克兰各地区的参军体格检查的记录，在过去六、七年中，平均体重增加了一点五至二公斤，胸围增加了点五至二点五生的米逹。我们倒想看一看外国是否也有同样的记录。”
我们可举“繁荣”的美国为例，一九四五年有近五百万平均年龄在十七岁到三十七岁的男的现役军人经过了体格检查，被认为不合服军役的条件。所有经过检查的其中百分之三十不准入伍，陆军和海军里面即有一百五十万人，为了体格和心理不健全，遂被裁撤，这是多么尖锐的对照！
苏联所面临着的、新的、广泛的疾病预防工作不是几个专门研究卫生的个别的医生所能负担的，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有力量的组织才能负担起这个工作。因此，细菌和卫生的实验室、消毒防疫站、疫苗接种站等单位都逐步建立起来；关于卫生的法律也开始制定。
城市和农村的环境的改善，家庭卫生检查，水源的检查，食物生产和食物售卖的检查，传染病的隔离，防疫工作，疫苗接种，和流行病的研究——这些都是公共卫生机构应做的工作。工业不断在发展，因此必须组织专门对工厂的卫生检查工作。
城市在发展着，农村工业化了，农业趋于集体化了，在公共卫生当局面前出现了一个比一个复杂的新的问题。卫生工作人员必须迅速增加，同时必须使他们进一步的专业化，已经是迫不及待的任务。
关于这一方面，一九三三年是一个转捩点，在那一年成立了“国家卫生检查处”。
在一九四一年召开的全苏联共产（布）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强调指出工厂、运输、集体农庄和国家农场的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因此产生了一个要求更高的卫生标准的群众性运动。由阿捷而拜疆共和国盖克恰区（Geokehai District）的民众所带领的，使莫斯科区的地米屈洛夫（Dmitrov）和白俄罗斯的罗加乔夫（Rogachov）的居民迅速参加了这先锋队的群众性运动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
盖克恰区集体农庄的农民油漆了全部房屋，把院子，街道和水井打扫得很整洁，新建了厕所和浴室，采取了向疟疾作斗争的有效办法。他们就在短时期内做了这些工作；并没有外来的帮助，全部应用当地的物资。罗加乔夫的民众胜利地根除了那个区域的传染病，当地医院里的传染病隔离病房，因为没有病人而关闭了。
这些群众性运动之所以获得成功，完全由于医药机构的医务工作者。学校。乡村阅览室、工人俱乐部，以及广播电台和报纸的卫生教育的宣传工作做得好。
苏联在医学科学方面的成就都普遍应用于保护人民的健康。在苏维埃政府建立的最初几年中，当国内战争还在进行着的时候，微生物学、卫生、肺病、热带病、性病等研究所都建立起来了。这些机构和其他革命后建立的科学研究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致病的原因，以及研究诊断和治疗的新方法。最早的一些研究医药和生物学的基本理论的机构也是在这时期建立的。
国内战争以后，当国家转入和平建设和恢复国家经济的时候，就有许多机构建立起来从事于工厂卫生、劳动保护、公共的伙食供应、职业疾病、社会卫生、妇儿保健等工作。在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高尔基的倡导下，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医药实验研究所。
新的医学研究所和科学研究机构同时也在苏联全国各地区建立起来，进行病理学和传染病学的研究，调查天然疗养地区的情况医药配制工作。
苏联政府拨出巨大经费用于科学研究工作，正如我们伟大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I.P.Pavlov）所说的，政府对待科学“那样慷慨，真太慷慨了”。同时我们的科学家也不辜负苏联政府对他们的关切和厚望。
在我国有世界声望的，卓越的医药科学家中，有巴甫洛夫、布尔金哥（N.N.Burdenko）、安尼契科夫（N.N.Anichkov）、阿布里科索夫（A.I.Abrikosov）、布哥莫莱兹（A.A.Bogomoiets）、赛马希哥（N.A.Semashko），苏洛夫姚夫（Z.P.Solovyov）、斯板郎斯基（A.D.Speransky）、费拉托夫（V.P.Filatov）和巴甫洛夫斯基（Y.N.Pavlovsky）,以上只举了一小部分。
在卫国战争期间，当为劳动人民和英勇的苏联军队服务的医务工作必须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多复杂的问题需要各研究所和各专业科学家的联合而又深入的力量去解决的时候，苏联政府就创立了站在苏联医学最前线的苏联医学研究院。
研究工作在战后发展得更为普遍，现在苏联已经有四百个医学研究所和科学研究机构。一九四八年在这些机构中有二万五千个科学研究工作者；其中三千三百八十名是科学博士，八千一百三十九名是科学学士，有很多医学科学家曾经获得了科学界最崇高的斯大林奖金，仅仅在过去五年中就有五十九个医学研究院的院士和科学工作者光荣地获得斯大林奖金。
坚决实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保证了苏联各地区医学的迅速发展。例如，基尔吉兹共和国就有许多它自己的医学机构，工作人员中有十四个医学博士和五十五个科学学士。假使我们还记得，在十月社会革命之前这些地区的人全都是文盲，那就可以理解，这些俄罗斯旧边疆上的民族，在苏维埃社会制度之下，已经达到了怎样高度的文化水准。
苏联医学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服务的，它是我国伟大的建设计划的组成部分。
苏联公共卫生部已经订出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的五年计划，包括某些重要的医学问题，例如研究癌、高血压以及其他各种疾病。
这个计划的原则，像苏联其他性质的科学研究的原则一样，就是要发挥集体的力量，那就是说，许多研究机构和科学家，紧密地合作了，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和解说同一个问题。这样一种同心协力的工作方法，是只有在科学工作计划化的国家里方才可能的。
苏维埃的医学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苏联的医学科学家直接从事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健康问题。他们的创造性的工作所得的便利是无穷的，凡是为了完成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政府都供给他们。
苏联的医学家对俄国医学的历史也予以绝大注意，他们指出了有多少俄国医学界的科学家都是非常杰出的。例如，一向认为维生素是外国科学家发现的。现在苏联的科学家已经证明，维生素的发现实际上应当归功于鲁宁（N.I.Lunin）。他是一个俄罗斯的科学研究者，在他的远在一八八零年在犹尔叶夫（Yuryev）发表的论文“论兽类食物中的无机盐的重要性”中，首先提出这样的说法，如果老鼠“只吃蛋白质、脂肪、糖、盐和水”，那就一定会死，又说在维持兽类生命所必需的物质中，一定另外还有一些东西，那就是以后所谓维生素。
彼得格勒军事医学院教授索布连夫（L.V.Sobolev）在解决糖尿病问题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他的著作中，“论胰岛腺在某些病态下的结构”，俄文版及德文版出版于一九零零年，他这样指出，胰岛腺中的郎氏（Langerhans）细胞的作用就是“调节有机体中炭水化合物的新陈代谢作用，当这些细胞被毁灭的时候，这作用也就消灭了，因此就构成糖尿病的病态”。
二十年以后，班丁（Banting）医师的研究工作更证实了索布连夫的发现。
俄罗斯小儿科的创始人费拉托夫（N.F.Filatov）在一八八五年第一次把猩红热状的红斑认为是一种单独的病。英国医生戴克斯（Dikes）论及这个问题要晚得多，在一八八七年费拉托夫还发现了很重要的麻疹的早期症象——在口腔黏膜上可以看见有红色底盘的蓝白色小斑点，古普里克（Koplik）描写这症象还在一年以后。
近代病毒学的鼻祖的俄罗斯科学家伊凡诺夫斯基（Ivanovsky），他曾在一八九二年发现烟叶的斑剥病。
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明白证实那些有创造性、有才能的俄罗斯科学家，都为了人类的幸福，不倦地工作着去解决医学上许多极重要的问题。
俄罗斯的医学在世界科学界占有光荣的一席。在科学家中享有广大声望的有彼罗哥夫、曼契尼科夫（I.I.Mechnikov）、山契诺夫（I.M.Sechenov）、波特金（S.P.Botkin）、克拉夫哥夫（N.P.Kravkov）、加布里契夫斯基（G.N.Gabrichevsky）、维诺格拉特斯基（S.N.Vinogradsky）等。
沙皇政府不仅没有帮助我国的科学家，并且还给他们许多障碍。沙皇政府根本没有想要发展俄罗斯的科学。
苏维埃制度建立以后，这些障碍就不存在了。三十多年来由于政府、党、和全体苏维埃人民的热诚支持，我们国家的医学界的努力已经有了丰富的收获。
我们应该感谢社会主义建设在工业、农业、文化、科学和艺术各方面的伟大成就，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我们已经创造了条件使我们能够“培养健康而愉快的新一代的工作者，他们能把祖国的力量提到应有的高度，他们能坚强抵抗敌人任何种的侵略”。
我们的一切成就都应当归功于天才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基础上的斯大林政策的英明和远见；又因为所有苏联人民都根据了伟大的斯大林宪章的原则，不遗余力地在建设着一个全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