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愿景的起源：不被束缚的爱与女性自由
每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都把“自由恋爱”的问题摆到了前台，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实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83
[家庭]将被送往古物博物馆，这样它就可以靠着马车、蒸汽机和有线电话，安息在纺车和青铜斧头旁。
苏联历史学家S. la. VoVfson，1929
1918 年 10 月，布尔什维克上台不到一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VTsIK），最高立法机构，批准了完整的《婚姻、家庭与监护法典》。该法典在法律上体现了基于女性平等和家庭“消亡”（otmiranie）的革命性社会关系愿景。据新《家庭法典》的年轻理想主义作者亚历山大·戈伊赫巴格（Alexander Goikhbarg）所说，它为“夫妻的枷锁”变得“过时”铺平了道路。因此，该法典的设计时考虑到了自身的过时性。戈伊赫巴格写道：“无产阶级权力以辩证方式构建其法典和所有法律，因此它们存在的每一天都在削弱它们存在的必要性。”简而言之，法律的目标是“使法律变得多余”。
戈伊赫巴格和他的革命同伴们完全预料到不会只有婚姻和家庭会逐渐消逝，法律和国家也会如此。列宁在他著名的文章《国家与革命》中仔细分析了国家的未来，该文于 1917 年 9 月完成，距布尔什维克掌权仅间隔一个月。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本质的零散论述，《国家与革命》中的思想最终代表了列宁自身思想及后续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更为乌托邦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的一派。列宁在社会民主运动中激烈反对改良主义，认为胜利的革命者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一个新国家。然而，新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属于绝大多数民主派，其权力仅用于消灭旧剥削者。其目标是多数人镇压少数群体，这将是“如此简单、简单且自然的任务”，以至于人民能够“用非常简单的'机器'镇压剥削者”。用列宁的话说，“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
《国家与革命》中的思想对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恩格斯著名的言论被列宁广泛引用，即国家机器将“被安置在古物博物馆，与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1929 年苏联社会学家 S·拉·沃尔夫松（S. la. VoVfson）在提到家庭时将这句话几乎逐字重复。法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活动家提供了富有挑战性的理论和历史分析，以支持这些观点。简而言之，布尔什维克认为资本主义制造了一个新的矛盾，女性痛苦地被夹在工作需求与家庭需求的矛盾之间。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女性被迫为工资工作，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冲突导致了高婴儿死亡率、破碎的家庭、被忽视的儿童和慢性健康问题。透过十九世纪俄国工厂宿舍肮脏的窗户一瞥，就足以证明他们的观点。女性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但她们仍需负责抚养孩子、做饭、打扫、缝纫、修补——这些对家庭至关重要的重复性家务。女性的家庭责任使她们无法与男性平等地进入工作、政治和创作的公共领域。布尔什维克认为，资本主义永远无法系统地解决女性所承受的双重负担。
布尔什维克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下，家务劳动将被转移到公共领域：数百万女性在家中无偿完成的任务将由公共餐厅、洗衣房和托儿所的有偿工人接手。女性将被自由地与男性平等地进入公共领域，不受家庭职责的束缚。女性终于能同等受教育、领取工资，并能够追求个人目标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将变得多余。男女可以随心所欲地聚在一起或分开，远离经济依赖和需求的扭曲压力。随着国家不再干涉男女结合，自由结合将逐渐取代婚姻。父母无论婚姻状况如何，都会在国家的帮助下照顾孩子;私生子的概念将变得过时。家庭失去了以往的社会功能，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完全自主、平等的个体，可以基于爱与相互尊重自由选择伴侣。
扔掉家里的锅
在革命后的激动人心的几个月里，许多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和活动家预测新社会秩序将迅速过渡。1918 年，在一次妇女工人大会上，党妇女部（Zhenotdel）负责人伊涅萨·阿尔芒（Inessa Armand）天真地宣称：“资产阶级秩序正在被废除，各自的家庭是害的生存，只会延缓和阻碍新的分发形式。它们应该被废除。”战争共产主义（1918-1921 年）的政策助长了新社会主义形式将迅速取代旧形式的观念。国家配给、公共餐厅、儿童免费食物和实物工资都支持了家庭劳动很快消失的乐观评估。首任人民司法委员 P. I. 斯图奇卡后来指出：“战争共产主义时期向我们展示了一件事：未来自由家庭的计划，因为家庭作为生产与消费的细胞、法人实体、社会保险人、不平等堡垒以及养育和养育孩子的单位的角色都将消失。”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少数女性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也是多部妇女议题著作的作者，她乐观地审视了内战结束时家庭的衰弱状况，并宣称其已经过时：“在当今社会供养取代个人消费，成为人民经济独立分支的时代， 几个世纪以来，创造无产阶级家庭稳定的经济纽带已不复存在。”柯伦泰解释说，国家已经承担了孩子的抚养和抚养，一旦家务劳动转为有偿劳动，家庭中除了“心理纽带”外，什么都不会留下。婚姻制度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它“没有经济或社会任务”，也不再需要“受集体的监督、控制或领导”。
柯伦泰的热情或许有些过早，但她并非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党员、社会规划者和妇女活动家等广泛宣传家庭很快就会消亡的观念。数百本小册子、书籍和文章为学术和大众发表，内容涉及在社会主义下创造“新生活”。年轻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家庭的性别分工、法律基础、道德信誉和经济效率都受到质疑。尽管党内理论家普遍认为家庭终将消亡，但他们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上表达了诸多分歧。党并未坚持僵化的正统观念，分歧也被自由表达，尤其是在性关系、育儿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家庭需求等争议性议题上。
鉴于普遍预期家庭将逐渐衰落，如何组织家务劳动的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列宁多次言论和写作，强调社会化家务的必要性，称其为“女性能做的最无效、最野蛮、最艰苦的工作”。他毫不保留地用了刻薄的形容词，写道“琐碎的家务会压垮”并“贬低”一个女人，“把她锁在厨房和托儿所”，在那里“她浪费劳动力做野蛮无效、琐碎、令人紧张且令人窒息的苦差事。”列宁显然讨厌家务活。他主张“女性真正的解放”不仅包括法律上的平等，还必须“全面转变”家庭为社会劳动。
柯伦泰同样认为，在社会主义下，所有家务都将被取消，消费将不再是家庭的个人和内部。私人厨房将被公共餐厅取代。缝纫、清洁和清洗，如采矿、冶金和机械制造，将成为人民经济的分支。在柯伦泰看来，这个家庭对劳动力、食物和燃料的使用效率低下。“从人民经济的角度来看，家庭不仅无用，而且有害。”著名苏联经济学家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指出，家庭中的传统分工阻碍了女性实现真正的平等，因为她“背负着凌驾一切的负担”。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用一个巨大的公共大锅，取代家用的锅”
与主张家庭内家务重新分工、增加男性家务份额的现代女权主义者不同，布尔什维克理论家试图将家务劳动转移到公共领域。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此差异表达得非常清晰。他写道：“我们的任务不是在男女分工中追求正义，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男女脱离琐碎的家务劳动。”废除家庭，而非内部性别冲突，才是女性解放的关键。家庭劳动的社会化将消除女性对男性的依赖，促进男女关系中的新自由。托洛茨基宣称，一旦“洗衣由公共洗衣店完成，公共餐厅提供餐饮，由公共作坊缝纫”，“夫妻之间的纽带将摆脱一切外部和偶然的束缚。”新的关系“对任何人都不是强制的”，会基于相互的感情发展。1920 年代苏联的婚姻理想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是基于相互关爱并因共同利益而团结的同志联盟。
苏联理论家认识到，伴侣的联盟需要妇女与男子平等。作家 M. 希什凯维奇在向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体提供建议时评论道：“争吵和争斗发生得有多频繁，是因为夫妻在观点上渐行渐远。丈夫读点书，去听讲座，看看别人如何看待生活。但妻子总是和厨房锅在一起，和邻居们八卦。” 如果女性不参与文化和政治生活，她们与男性的关系就无法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希什凯维奇援引伴侣结合的理想，劝诫读者：“夫妻双方参与公共生活促进相互理解，培养对妻子作为平等、朋友和同志的尊重。”苏联理论家预见了基于“自由联盟”或“自由恋爱”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列宁非常反感这些词汇，因为它们与资产阶级的放荡联系在一起。但他仍然认为，没有爱，就没有关系的基础。他写道：“谁不要求立即实现离婚的充分自由，谁就不配作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然而，基于相互情感的结合预计能持续多久？一天、一年，还是一生？苏联理论家们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人预见自由性行为仅受自然欲望限制。柯伦泰认为，道德和家庭一样，是历史建构的，因此可以改变。她写道：“自然界中既无道德，也无不道德。”“健康自然本能的满足感只有在超越卫生界限时才不再正常。”她解释道：“性行为应被视为既不羞耻也不罪恶，而是自然且合法的，就像饥渴的解渴一样，是健康有机体的表现。”列宁采取了更为保守的立场，在他回答的隐喻中就展现了他那根根深蒂固的维多利亚时代偏见：“当然，”他写道，“渴是要满足的。但难道正常环境下的正常人会爬到街上去喝那里的脏水吗？”
社会学家、法律、经济学及辩证唯物主义教授谢苗·雅可夫列维奇·沃尔夫松同意柯伦泰的看法，认为婚姻的持续时间“完全由配偶的相互倾向决定”。感情和吸引力是决定一段关系持续时间的唯一因素。考茨基曾预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家庭将作为一个“伦理单位”得到保护。沃尔夫森对此嗤之以鼻，“作为'伦理单位'的家庭，剥夺了其社会和经济功能，简直是胡说八道。” 另一些人则在性取向上更为谨慎。希什凯维奇同意“在新生命的条件下，我们将实现完全的性结合自由”，但他认为在过渡期内需要限制性自由。只要国家无法照顾孩子，只要性行为意味着怀孕的可能性，男性就不应被免除对女性的责任。他写道：“如果这个问题最终以男性性不负责任的问题解决，那么毫无疑问，在我们的经济状况下，女性和母亲将会遭受苦难。”对女性来说，对怀孕的恐惧依然是自由表达性行为的最大障碍。
列宁同样强调性关系的社会后果，尽管他对关于性的猜测普遍感到极度不舒服，认为这种关注是无益且无益的消遣。他对克拉拉·蔡特金说：“我不信任那些总是沉迷于性问题的人，就像一位印度圣人沉浸于对自己肚脐的沉思一样。”列宁关注在避孕前社会中自由性行为的后果，指出当涉及儿童时，个人行为对集体来说具有新的重要性。“做爱需要两个人，”他说，“但第三个人，一个新的生命，很可能会诞生。这一行为具有社会色彩，是对社区的责任。”
显然，儿童的命运和成长是任何关于性话题讨论的核心。在这里，苏联理论家们也持不同看法。大家模糊地同意，最终所有儿童都将由国家在公立托儿所、托儿所和学校接受照顾。非婚生子和儿童权利专家齐娜伊达·特滕博恩自信地宣称：“抚养将平等，所有孩子都一样，没有一个孩子会比其他孩子更糟。”然而，苏联理论家依然存在不确定如何实施这一原则性建议。父母是否应该在子女成长中保持主要作用？还是国家应完全承担父母的角色？一些理论家认为父母不适合抚养孩子：父母的无知和家庭自我主义阻碍了孩子的发展，并狭隘了他们的视野。国家本可以做得更好，培养健康的公民。另一些人则认为，州政府只是通过一系列补充服务帮助父母将工作与育儿结合起来。
教育家 V. Diushen 于 1921 年制定了一份详尽的蓝图，主张家庭的自负精神与社会主义伦理不兼容。他写道，这个家庭“与社会利益背道而驰，认为只有血缘关系的人才配得到帮助和关怀。”母亲对孩子的伤害多于益处，因为即使是“母亲教育者”也无法以“足够的客观态度对待孩子”。秋申为整个儿童聚落和城镇制定了详尽的规划，居住着 800 至 1000 名 3 至 18 岁的儿童。各学院按年龄和性别划分，由具备特殊资质的教育家领导，由由儿童、教师和技术人员组成的苏维埃管理。迪乌申甚至策划了郊游活动，让定居点的孩子们拜访家庭，“了解生活的阴暗面”。迪乌申对父母角色的悲观看法得到了《家庭法典》作者戈伊赫巴格的认同。戈伊赫巴格鼓励父母拒绝“他们对孩子的狭隘且非理性的爱”。在他看来，国家教育“将远胜于那些个别'有爱'但无知的父母所采取的私人、个人、非科学且非理性的做法”。迪乌申致力于建立民主的公社组织，以对抗家庭内部的等级分明和专制关系。他和戈伊赫巴格都试图用科学代替爱，用教育者的“理性”代替父母的“非理性”。
柯伦泰对父母的批评较少，但她也预见到国家的作用会加速扩大。在她看来，亲子关系的减弱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主义下，经济需求阻止父母与孩子共度时光。被迫从小工作，孩子们很快获得了经济独立：“父母的权威减弱，服从也随之结束。”她引用恩格斯在《英格兰工人阶级的状况》中对家庭的描写，说：“正如家务劳动会逐渐消亡，父母对子女的义务也会逐步消失，最终由社会承担全部责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社会将全面负责孩子的教育、抚养与培育。，”柯伦泰预测，父母仍会与子女保持情感纽带，妇女也将有机会兼顾母亲身份和工作，而无需担心子女的福利。根据柯伦泰的说法，女性在分娩后，将回到为大家庭（社会集体）服务的工作岗位。孩子们在经验丰富的护士与教师的照料下，在托儿所、幼儿园、儿童聚居地和学校中成长。每当母亲想见孩子时，她只要说句话就行了。
特滕博恩更侧重于强调亲子关系，尽管在他的设想中国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他看来，公开的做法不是“使父母与子女分离”，而是使二者有更多共处的时间。 社会化育儿必须以民主的方式进行。 他满怀期待地写道：“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中。育儿委员会将由父母—一男性和女性—一及其子女组成。”
苏联理论家们因此对父母在子女中应扮演何种程度的角色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均认同，国家在生育方面将提供实质性帮助，母亲身份将不再使妇女无法参加工作和公共生活。最重要的是，由于国家将承担大部分育儿责任，家庭将失去另一项传统上作为其存在基础的社会职能。用法学家雅各布·勃兰登堡斯基（Iakov Brandenburgskii）的话说：“毫无疑问，我们正在向儿童的社会喂养、义务免费学校、国家出资的最广泛的社会福利迈进。” 随着“政府的发展和强大，其帮助愈发真实，广泛的家庭群体将逐渐消失。”
总之，苏联理论家认为，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已使家庭发生了改变，削弱了它的社会和经济功能。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会逐渐消亡;在共产主义下，它将不复存在。用柯伦泰的话说，“家庭——被剥夺了所有经济责任，不再为新一代负责，不再为女性提供基本的生存来源——不再是一个家庭。它逐渐缩小，并转变为一种基于相互契约的结合体”
因此，布尔什维克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解决女性压迫方案。然而，尽管他们的建议表面简单，实际上基于对解放来源和意义的复杂假设。首先，他们认为家务劳动几乎全部应被从家中剔除。家庭内部不会按新的性别划分。布尔什维克并未挑战男性参与“女性的工作”，而是仅仅试图将这些任务转移到公共领域。虽然他们经常指出男性应在家“帮助”女性，但他们并未深切关心家庭内性别角色的重塑。
其次，他们认为女性只有进入有偿劳动世界才能获得自由。他们没有重新考虑社会对女性在家工作的重视，反而将家务劳动视为政治落后的，令人麻木的源头。只有单独的工资才能为女性提供经济独立和更广泛的公共世界机会。如果女性要在经济和心理上获得解放，她们需要变得更像男性，或者更具体地说，更像男性工人。
第三，布尔什维克对父母与子女之间强烈的情感纽带并不重视。他们认为大多数必要的儿童照护，甚至婴儿，都可以交由有偿的公共雇员承担。他们往往轻视母子纽带在婴儿存活和早期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尽管对革命前弃婴家庭的工作有初步了解，也能揭示机构环境中婴儿存活率惊人的低度以及健康儿童发展的障碍。许多理论家仍认为，儿童带来的问题几乎与家务问题相同。因此，他们的解决方案大致相同。
第四，社会主义的解放愿景内含个人与集体或国家之间的某种张力。尽管布尔什维克主张个人自由，消除宗教和国家权威在性选择问题上的权威，但他们认为国家会承担育儿和家务劳动的任务。因此，尽管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促进了个人的自由自由，但它也通过消除家庭等中介机构，极大地扩大了国家的社会角色。理想情况下，个人与集体应处于辩证平衡，前者的自由因后者的关怀和责任而得到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性自由的愿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在广泛社会化经济背景下实现个人创造性满足的更大承诺无显著差异。然而，这一理想存在失衡，个人自由与国家职能和控制权的强大增长之间的张力，导致直到 1930 年代初的斗争日益激烈。
去除言语中的修饰，布尔什维克的愿景基于四个主要原则：自由工会、通过工资劳动实现女性解放、家务社会化以及家庭的消亡。这些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尽管它们在不同的时间点相遇。自由结合的理念最早出现于中世纪，17 世纪再次出现，但与女性解放的承诺保持距离。随后在18世纪，关于妇女平等的辩论和妇女受压迫的意识不断增强。十九世纪，自由工会和女性解放与对家庭劳动社会化和家庭消亡的要求紧密结合，这一切都得到了国家作为社会福利主要来源的更大重视。这些理念大多源于并由争取更公正、社区社会秩序的运动所支持。通过追溯她们的起源和轨迹，可以确立布尔什维克关于女性和家庭思想的思想基础，并提出 1917 年掌权的革命一代贡献中有哪些新颖和原创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