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去世。副总统哈里·S·杜鲁门进而领导美利坚合众国。杜鲁门上任仅仅数月，对前任的外交政策和策略知之甚少。他觉得“好像日月星辰全部压在了肩膀上”。第二天，他对关系甚好的记者私语到：“为我祈祷吧。”
挑战与志向
杜鲁门领导下的美国有着全球有史以来最繁荣的经济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战时生产将美国从大萧条的阴影中提振出来，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战时美国GNP增长了60%，总盈利额增长了50%。尽管美国仍存在着社会不安、工人骚乱、种族冲突以及青少年破坏公共财产等问题，美国人的可自由支配收入仍然是前所未有的多。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打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战争机器。1942年末，美国所生产的武器数量比所有轴心国国家生产的武器总数还要多，而在1943年，美国的武器装备将近是苏联武器装备的3倍。1945年，美国黄金储量占全球黄金储量的2/3，其投资资本为全球的3/4，航运船只为1/2，生产力也占1/2。美国GNP是苏联GNP的3倍，是英国GNP的5倍多。并且，美国即将完成技术和生产上耗资甚巨、极其重要的杰作——原子弹。
然而杜鲁门及其顾问仍然觉得不安全。他们害怕美国会再次进入萧条，因为他们心知肚明，战时政府需求大大刺激了生产，但战争结束时的情况怎样，他们并不知道。杜鲁门及其顾问相信，美国需要开放的全球贸易环境，保持当前的需求量。20世纪30年代，高关税、配额及外汇管制，与纳粹德国、日本甚至英国政府构建的贸易壁垒一道割裂了全球贸易系统。而现在，战争接近尾声，欧亚大量人口将接受国家计划、中央集权控制，加上社会福利项目的普及，为全球最重要的自由企业、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构成了新的挑战。
美国政府对开放性全球贸易系统的追求也汲取了间战（1次世界大战-2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经验教训。30年代后期-4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在军事上所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决不能让潜在敌人通过经济行为、政治颠覆或军事侵犯控制欧亚资源。一旦获得此类资源，美国的潜在敌人将提高自己的斗争能力，进而将其影响力扩展到整个西半球，甚至可能发动对美战争，旷日持久的战争。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0年因而认为，美国决不能成为“信奉武力的世界中的一个孤岛”。
因此，杜鲁门及其顾问的任务就是，随着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要利用美国国力塑造有利于美国生活方式的国际环境。杜鲁门相信，美国乃是上帝之国，是山巅之城，在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创业机会、有限政府方面乃是全球值得遵循的优越文明。杜鲁门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曾被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所威胁过。间战期间的孤立政策乃是致命的错误，白白浪费时间，让敌对势力控制了欧亚大陆上的优势资源。因此，杜鲁门要遵循罗斯福政策，想在互不侵犯、民族自决、平等获得原材料、非歧视性贸易及参与国际组织的基础上组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但在1945年春天，杜鲁门及其顾问仍然不知如何通过实际战略完成这一目标，也不明了这一目标对战时各国达成的联盟具有怎样的意义。杜鲁门想要和英国和苏联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但他却并不十分尊敬英国战时领导人丘吉尔，也不特别厌恶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他所希望的是，两家都顺从美国的领导。杜鲁门也知道，他要做出一些妥协，但在他眼里，美国国力和美国正派，却将美国提升到了一个特别的位置。他说的让步，就是本次要达成自己目标的85%。
1945年5月德国甫一投降，杜鲁门就面临着两大外交难题：如何结束对日战争，如何与斯大林和苏联打交道？这两个问题本身就有关联。斯大林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已向罗斯福表示，德国投降三个月内苏联将对日宣战。如果确实宣战，苏军将与亚洲大陆上大批日军师团交战，这将减少美国的伤亡。作为回报，罗斯福承诺斯大林，后者可以控制中国东北的港口和铁路以及其它远东领土，如日本在1904-05年日俄战争中获得的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在罗斯福看来，为发展战后与苏合作，这一交易确有用处，如果按照斯大林对美承诺，苏联承认中国国民党，不再帮助中共，那么这一交易可说是非常有用。但杜鲁门顾问及其朋友却对美国处理对斯大林关系这一问题上分歧甚深，而他们的态度将形成对总统的建议意见。美国驻苏大使W·艾夫里尔·哈里曼、总统军事上的左膀右臂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海军部长詹姆斯·V·佛利斯托以及副国务卿约瑟夫·C·格鲁等顾问希望总统强硬对待苏联。他们认为，苏军向柏林进军路上要经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东德，深恐苏联国力因此增长。并且，斯大林监禁、谋杀西方精心挑选的非共产主义领导人（特别在波兰），这使得他们深深不满；最后，他们反对斯大林在东欧建立的临时政府。而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罗斯福对斯大林的代表哈里·霍普金斯、前副总统兼商务部长亨利·A·华莱士以及前任美国驻苏大使约瑟夫·C·戴维斯则支持杜鲁门谅解斯大林违反相关协议的行为，谅解斯大林的安全需求，并想方设法作出可接受的妥协。
正当犹疑不定时，原子弹项目有了长足的发展，到1945年7月中旬，新墨西哥州沙漠中原子弹测试获得了成功。杜鲁门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而在近身顾问中，只有一部分人能够预见这一新技术奇迹会对战后世界中各大国关系调整产生怎样的巨大影响。但对于那些不甚明了的人（如杜鲁门政府新任国务卿詹姆斯·F·拜恩），这意味着，美国可通过原子武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世界和平。就原子弹，拜恩表示：“（原子弹）给了我们巨大的能力，根据最新分析，这种能力简直是控制性的。”杜鲁门最初也倾向于发表类似的说法。在波茨坦会议上，他简单地向斯大林告知了美国最新试验的核武器，还以为这将成为他的致胜法宝，能让斯大林在东欧临时政府组成问题和德国占领问题作出修改妥协。虽然当时杜鲁门总统并没决定用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进而以此塑造战后美国的外交手段，但他确实认为，原子弹将增强美国国力，使他能够从苏联人那里讹到更多的妥协。杜鲁门甚至觉得，原子弹能让日本人在苏联对日宣战、获得雅尔塔会议规定的领土之前就投降。杜鲁门在日记中匆匆记下：“我觉得日本人在俄国参战之前就会举白旗”，“一旦曼哈顿（原子弹）扔在日本本土上，日本人肯定会投降”。
然而，杜鲁门及其最信任的拜恩先生，都不希望与斯大林撕破脸皮，也不希望产生冷战。与斯大林在波茨坦会面之后，杜鲁门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很喜欢斯大林，这个人挺直爽，知道自己能拿到什么，要是拿不到他就会妥协。”但杜鲁门认为，与斯大林打交道就意味着让这个苏联独裁者听从美国对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看法，无论这个看法多么飘渺、不成熟。杜鲁门在1945年10月27日海军节讲话中说明了他对战后秩序的更广义的看法。其中，他声援了民族自决和国家主权，讽刺了不顾人民意愿的领土变化；他声援了开放贸易、海洋自由、非受限使用原材料以及国际经济合作。他对泛美主义和联合国持热情欢迎的态度。他说，美国将为全人类保有原子弹，并将其作为一种“神圣的托管”。在各种讲话、声明中，杜鲁门清楚地表示，他并不反对就原子能控制问题进行协商，但他强调，他是不会放弃美国这一优势力量的。
但在日本于1945年9月投降后，美国很快复员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空军顽强地坚持了下去，成为了一个独立实体，而陆军和海军彼此之间却需要为其位置、任务以及不断缩水的军事预算苦苦斗争。由于国务卿拜恩很快控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因此他可以说无所作为，并未缓解本部门或军事部门同事的敏感情绪。杜鲁门一开始想让拜恩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很快却意识到，拜恩国务卿冒犯了权势巨大的议员们却又没有获得任何值得称道的外交成功。美国外交政策似乎左右摇摆，漫无目标，怂恿克里姆林宫的潜在对手，却又没有获得伦敦、巴黎等地潜在友邦的支持和同情。
1945年底，杜鲁门对国务卿的表现已经是大为光火，甚为不满，并且在苏联人的行动面前吃尽了苦头。他要制订更为强硬的政策。他讽刺到，苏联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建立了警察国家，并谴责苏联拒绝从伊朗撤军。杜鲁门写道：“毫无疑问，俄国想要入侵土耳其，并且夺取黑海通向地中海的海峡......我觉得不能再妥协了，我受够了！不要再哄着惯着苏联人了！”
这一看法在外交和战略上产生的后果极其清楚。苏联的扩张需要遏止，但乔治·F·凯南于1946年2月从美国驻苏莫斯科大使馆的七千字长电也好，温斯顿·丘吉尔于1946年3月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的“铁幕”演讲也好，都没有说明设计具体政策或一揽子事务处理顺序的必要性。凯南电报和丘吉尔的演讲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无限扩张的集权国家威胁下全球战后所产生的大量问题。丘吉尔警告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苏联占领当局不仅监禁着潜在的敌人，支持着东欧的附庸，苏军支援范围外的西欧和南欧共产党人也在不断调整，试图合法获得政权，或非法夺取政权。“基督教文明”正在遭受威胁，前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建议，盎格鲁-撒克逊人应当联合起来，抵抗新集权主义阴影。
而凯南长电则符合杜鲁门和许多顾问的想法，因此在美国政策制定圈中广泛流传。凯南在电报中写道，斯大林的世界观是“神经质的”，其基础来自于“传统上的俄国非安全感”。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臆造”了一个敌对、邪恶的世界。他们要撕裂西欧，挑拨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合，并腐蚀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殖民地与母国的联系。凯南因而总结道：“我们所面对的苏联，乃是坚信不能与美国保持持久和平的政治力量。”但凯南并未对未来悲观失望。苏联的扩张是可遏制的。苏联领导人“缺乏理性的逻辑”，但“对武力的逻辑却非常敏感....如果能够适当处理，根本不需要拿国家声望做赌注，与其摊牌。”
采取遏制战略
杜鲁门及其顾问认为接受遏制战略，但却不知如何实施。首先他们抬高了嗓门，要求斯大林履行义务，从伊朗北部撤军。数个月后，即1946年7-8月，美国政府拒绝了苏联政府就苏方在土耳其海峡权利问题重新谈判、并扩展该地区苏联权益的相关提议。杜鲁门政府的军事人员以此开始制订战争计划，以防美国和平遏制苏联不见成效，继而双方在误判的情况下走向战争。
但杜鲁门政府并不希望出现战争。美国的战争计划尚未完善，军费数额也非常小。因此，美国政府虽然决定遏制苏联及其共产主义影响的进一步扩张，但仍然只是与苏联外交部门苦苦周旋，缔结有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及意大利的和约，同时也不放弃与苏方就德国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的希望。在日本，尽管斯大林十分不情愿，美国政府仍然迫使其接受了美方在战后对日占领的掌控地位。在中国，美国战时赫赫有名的将军---乔治·C·马歇尔将军也在居中调停，希望能在苏军撤出中国东北的同时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问题。苏联政府虽然看上去强大的令人生畏，共产党力量看上去也是庞然大物，但杜鲁门并没有放弃对斯大林的希望，希望斯大林能够自律，接受战后现状。
但美国的受威胁感却与日俱增。其中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美国害怕苏联精心策划的攻势，而是担忧西欧、德国占领区、日本占领区战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1945年春天，随着战争结束，助理战争部长约翰·J·麦克考利访问欧洲后向杜鲁门和史汀生报告说：“中欧目前出现了完全的经济倒退、社会动荡和政治崩溃，其程度堪称史无前例。”就德国局势，他强调说：“全球历史上就没有这么糟的”。史汀生已预见到了这场动荡。但他在日记中写道：“可这次动荡的详细情况确实骇人听闻。”。1945年5月16日他写给杜鲁门总统说：“明年冬天中欧会出现瘟疫饥荒”，“接踵而至的可能是政治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渗透。”
助理国务卿迪恩·G·艾奇逊（此人不久之后就称为总统最为信任的顾问）在1945年7月的国会委员听证会上把景象说得更加可怕，犹如天启一般。艾奇逊强调：“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新情况，这个情况在欧洲和远东表现的十分明显，它威胁着我们的基础，威胁着我们自己、父亲、乃至于祖祖辈辈所熟知的世界结构的根本。”艾奇逊进一步解释到，在解放后的欧洲“铁路系统停运，电力系统停运，金融系统已被摧毁。财产所有权空前混乱，财产管理也是如此。”艾奇逊继续说到，自从8世纪穆斯林把世界一分为二以来，局势还从未如此严峻。欧洲的工业和社会生活“已经完完全全地处于停滞状态”。
一年之后的局势也没给人太多希望。在1946-47年的冬天，局势甚至更加可怕。大雪与严寒大大地恶化了本已十分严重的煤炭短缺，工厂进而倒闭，失业率不断攀升，饥饿和绝望四处蔓延。在德国的美占区和英占区，瘟疫可怕的影子不断盘旋着，德国人日均卡路里只有1200。美军官员警告说，如果不提供更多的食品，他们将“在防止（德国）滑向共产主义的伟大斗争中”败下阵来。与此同时，驻意大利罗马的美国大使詹姆斯·C·杜恩警告说：“我们所掌握的所有迹象......都说明共产主义者正持续地获得支持，我们支援意大利成为自由民主国度的努力正在丧失人心。”1947年5月，副国务卿威廉·L·克莱顿在欧洲进行个人考察归来后，他在文中写到，自己低估了困扰旧世界经济的问题：“欧洲局势不断恶化......上百万城市居民正在遭受缓慢的饥饿......如果美国不提供进一步的、可持续的援助，那么欧洲经济、社会、政治就会崩塌。”
杜鲁门表示忧虑重重。由于财政紧张，英国政府不得不在希腊、土耳其以及东地中海降低自己的干涉能力。同时，欧洲各国国库中缺少美元，而这意味着它们的政府无法购买急需的煤炭、谷物，也就无法保持工厂运转，填饱人民的肚子。各国政府囤积金融和美元储备，实行进口配额，并管控了贸易流通。国际经济变得越来越紧缩。共产主义者则获得了更多可以利用国内动荡不安的机会。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获得了三分之一以上的选票，并且极其活跃地竞争议员控制权。
然而对杜鲁门来说，决定处理方式可并不简单。1946年11月，共和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们谴责当局造成的高物价和高税收状态。共和党人向美国选民承诺，他们会削减赤字，结束罢工，降低税费，限制通货膨胀。共和党人攻击杜鲁门总统无能，并且提出抗议，要求更小、更有效率的政府。然而，摆在杜鲁门面前的是严峻的全球危机，他需要向国外提供更多的援助，大大提高美国军事能力，推后税费降低。但他知道，这样做一定会触发一场政治风暴。但如果不这么做，如果共产主义扩张开来，他一样会受到中伤、批评，说他对红色风暴坐视不管。批评杜鲁门的保守主义者并不急于承担遏制国外共产主义扩张的担子，更是急于揭发国内的颠覆分子，消灭国内的革命势力。
杜鲁门面临着及其重大的抉择。1947年3月，他决定向国会提出4亿美元的拨款请求，以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在后世所熟知的杜鲁门主义中，他告诉国会议员，“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在现在这个时刻中，几乎每个国家都要选择改变生活方式。很多情况下选择结果并不是自由生活方式.....自由国家的崩溃和独立自主的丧失不仅仅是自己国家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在这一决定命运的时刻中，如果我们未能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其后果将是深远的。”
这一旗帜鲜明的表态目标很明确。杜鲁门继续说：“本次演讲不容得我玩文字游戏。如果我们背弃这个世界，那么俄国人不用费大劲，就能将希腊等被战争削弱、破坏的国家地区纳入到苏联的轨道中。俄国在这些地方获得成功，而我们又公开表示缺乏（干涉的）兴趣，那么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共产党就会继续坐大，而且现在他们已经是很可怕的威胁了。（美国的）不作为....只会把现在拒绝俄国的广大区域拱手送给他们。”
杜鲁门的反共声明在美国政界引起了深刻热烈的反响。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种族隔离主义者、反工会的资本家、爱国群体以及保守政客数年来一直在进行反共政治迫害，顽固地恐吓美国人民说他们的基本制度和核心价值受到共产主义者、无神论者、种族融合促进者以及新运动成员的威胁。这些右翼批评人士对国内共产主义者都不放过，对国际上苏联的扩张又怎能无动于衷呢？杜鲁门的声明一出，很多共和党人和南方的民主党人就不得不支持这项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了。
杜鲁门主义认定希腊和土耳其是受援对象，杜鲁门总统还暗示，他会向国会要求更多的资金，以援助全球全世界受内部颠覆或外部侵略威胁的国家区域。但仍有一点不明确，就是美国对外重心在哪。杜鲁门要求马歇尔将军（他可能是美国中最受尊敬的人）赴任国务卿一职，并排好重点。马歇尔成立了政策计划组，并任命美国最精英的苏联研究专家乔治凯南指导该小组。凯南及其下属人员立即开始撰写一揽子极其出色的政策文章，帮助美国政府确定重点顺序。美国大战略由此逐渐浮出水面。它不仅仅是遏制苏联那么简单，它的最终目标是帮助美国赢得冷战。
大战略的出台
杜鲁门政府大战略的重点在于，将西欧和东北亚的工业核心地区绑在美国战车上。但美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美国能否在上述地区成功，关键取决于美国能否在周边欠发达地带实现遏制。正如西欧取决于中东的石油、亚非殖民地/前殖民地的自然资源，日本的复兴的关键在于，能否用东南亚的新兴市场和原材料来取代之前日本与中国东北、华北和朝鲜的种种联系。
主席在中国大陆巩固了人民政权后，美国国会调配了新的资金，阻止中国周边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美国军方和美国政府则达成一致，准备以新拨款项与东南亚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民族主义者做斗争。斯大林与主席在1950年1月达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译者注：应为2月份，但原文写的是1月份），并承认了印度支那的胡志明政府。这在美国看来确是凶兆。艾奇逊认为，胡志明乃是美国的死地。虽然他知道大部分越南人拥护胡志南，但美国政府仍然与法国支持的傀儡皇帝保大皇帝（译者注：阮福永瑞）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虽然杜鲁门和艾奇逊并不想让美国与法国残存的殖民主义同流合污，但随着局势发展，美国政府无法选择。1950年5月，艾奇逊说：“我们认为，苏联在中国具有支配性影响，苏联将以此威胁印度支那，渗透马来西亚，掀起菲律宾内乱，现在又染指印度尼西亚了。”
苏联于1949年8月引爆了一颗原子弹，艾奇逊对周边威胁的解读因而深受影响。在此之前，美国政府认为，如果美苏之间出现了重大的对抗，苏联人将躬身屈服。柏林危机更加印证了这一设想。但现在不同了，随着苏联原子弹的爆炸，苏方可能更敢于冒险一试了。如果苏联制成了氢弹这一威力百倍于原子弹的武器，斯大林会更胆大妄为。美国政府认为，氢弹的“勒索”能力是“巨大的”。如果苏联制成氢弹，在西德重建融合、美日签署和平条约、遏制主席支持胡志明越共等方面，美国可能会畏首畏尾，迟疑不前。也就是说，核弹和氢弹在和平时期投下了深重的阴影。
杜鲁门决定，美国应发展自己的氢弹，并就苏联的新能力，研究美国国家目标和战略。乔治凯南反对在战略武器方面加大压力，但艾奇逊红得发紫，他还任命保罗·尼采为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乔治凯南也就人微言轻了。在尼采的组织下，相关部门按杜鲁门总统要求重新检视了美国的战略。在最负盛名的冷战战略文件中（NSC 68），尼采重申了许多在冷战初期指导美国政策的原则。他写到，苏联乃是受“与我国相悖的新狂热信仰”所驱使，苏联政府则要“在全世界建立绝对权威。”尼采与凯南相似，认为斯大林不会公开发动侵略。但他认为，苏联政府将利用自己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加的核武器抵销美国的外交努力，这对美国是极其不利的。在美国面前还有很多挑战---美国要与日本协定和平条约，将西德纳入北约，稳定中东局面，还要在东南亚阻止共产主义的扩散。尼采强调，为打开局面，美国需要有“充分强大的军事后盾”。在NSC68中，尼采写道：“没有优势的总体军事力量，遏制政策这一精心计算、步步为营的压迫政策，只不过是吓唬人的政策罢了。”
如NSC68所言，美国战略目的与乔治凯南在18个月前所写文件（NSC20/4）中所说的战略目的并无二处。两份文件均认为，美国并不仅仅将目标定在遏制上，其眼光更远，其意图更加野心勃勃：“削减苏联的力量和影响，使其不能再威胁国际社会的和平、国家独立和稳定”，“彻底变更俄国当权政府的国际关系行为方式，使其遵守联合国宪章中的原则，符合联合国宪章中的目标。”NSC68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旗帜鲜明地阐明了苏联的威胁，并大张旗鼓地强调美国的再次武装。尼采在NSC68中写道，“只有我们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核力量，并且具有了制空权，苏联才不敢使用核武器，我们才能有所进展，完成目标。”
杜鲁门总统于1950年5月采纳了NSC68号文件，但对采纳后所要付出的代价却有些踌躇。美国国内对他丢掉中国、对内部渗透漠不关心已经是怨声载道，采纳NSC68号文件后，国内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争论不休。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为代表的保守批评者大肆攻击杜鲁门丢掉中国，还姑息纵容国内的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和凯南已经仔细地权衡过干涉中国的后果，经过计算后认为直接军事接入成本过高，并且不会成功。他们对主席并不抱幻想，但在他们眼里，中国太穷、难以控制，过于不稳，对苏联提供不了实质性的帮助。因此，美国政府避免了军事干涉，但并没有放弃全球范围内的反共行为。
艾奇逊在亚洲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丢失中国，而是害怕主席会援助印度支那的胡志明，进而威胁日本进入东南亚市场，威胁日本获取当地的资源。在1950年1月，艾奇逊于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其中谈及了美国在战略上的边疆，并强调了保存日本、琉球和菲律宾的重要性。讲话中未涉及南韩、印度支那和东南亚，但这并不代表他对这些地方漠不关心。美国的战略边疆包括发动战争所必需的区域，但艾奇逊对赢得和平、不战而胜更感兴趣。就50年代初国会为遏制亚洲共产主义所拨款项，艾奇逊准备将其用在印度支那、南韩和东南亚，而非中国台湾。
有限战争，全球优势
1950年6月末，北朝鲜向南韩发动进攻，杜鲁门和艾奇逊立即部署美国军队，打败此次进攻，并要求联合国提供支持。美国政府确实没有预料到此次进攻，但他们肯定地认为，这肯定又是苏联政府精心策划的行动。杜鲁门和艾奇逊认为，这是苏方在测试自己的意志力。如果美国政府不作为，那么美国的信誉将丧失殆尽，更重要的盟友和潜在盟友（如日本和西德），将对美国丧失信心。当然，如果美国政府不作为，国内的共和党人将抨击他们在侵略面前吓破了胆。
北朝鲜的进攻更加证实了杜鲁门、艾奇逊、尼采对苏联的怀疑，即苏联在获得战略力量之后变得更加大胆。因此，美国不仅要打退此次进攻，还需要重新建立外交胜利和战略目标所必需的军事优势。杜鲁门要求国会不仅仅为进行朝鲜战争拨款，还要为支持NSC68文件所列出的设想而拨款。其目的在于，遏制、击退苏联，同时避免爆发全面战争。
杜鲁门、艾奇逊及其顾问认为，苏联政府虽然胆子大了，但是仍不敢与美国发生全面冲突。因此，麦克阿瑟将军成功登陆仁川，将北朝鲜军队逐回南北朝鲜分界线--三八线时，杜鲁门决定，美国及其盟国应越过战前边界，消灭北朝鲜，并将整个半岛统一在自由世界内。他们下的赌注是，中国和苏联不敢冒险与美国产生敌对行动，因而不会进行干涉。杜鲁门等人允许麦克阿瑟向中朝边界的鸭绿江推进。中国认为，北朝鲜的覆灭迫在眉睫，而敌对国家美国将在中朝边境上存在、压迫新中国，因此1950年11月，中国出兵干涉。
整个事态不断以螺旋式升级，使得美国政府大为焦虑。美国政府虽然认为斯大林不会直接干涉，但自己的信心却因此而动摇。为使斯大林不去考虑在欧洲发动敌对行为，美国政府决定建立优势力量，并加以使用。杜鲁门在西欧部署了4支美国部队，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转变为切实可行的防御性组织。杜鲁门总统还批准了数额巨大的新国防开支。1951-1952财年中，杜鲁门计划了1400亿美元的巨额国家安全项目开支。与1950年6月相比，截止到1952年年中，美国陆军人数达到了1353000人（之前为655000人），海军从238艘主战船只增加到了397艘主战船只；空军则从48个联队增加到95个。美国每年在朝鲜战场上花费的资金仅为30-50亿美元，因此大部分资金都被画在了支持美国外交所必须的阴影上（核武器）。
艾奇逊和尼采认为，现在美国政府应该启动风险极大、但却能够保持美国长久战略优势的行动了。艾奇逊、尼采等人批准了西德的重新武装计划和加入北约计划。鉴于法国方面惊恐不已，美国政府采纳了法国方面的方案，即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其中包括德国军队，但没有德国将军。杜鲁门政府最重要的一项设计就是，将西德和日本永久性地绑定到以美国为箭头的西方盟军系统内。为达到这一点，美国要冒额外的风险，给西德和日本更大的主权，作为回报，两国将允许美国使用其国土，扩大其战略范围。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但杜鲁门、艾奇逊、尼采则打赌斯大林会避免战争。尼采说：“我感觉，我们必须冒激怒苏联人的风险，否则我们就要输了先手。”
同时，杜鲁门、艾奇逊、尼采及其同时并没有忘记欧亚大陆工业核心区的周边地区。美国在东地中海和东南亚地区扩大了战略范围，成功将希腊和土耳其纳入了北约，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了澳新美安全条约，与英国、土耳其、埃及等国家设立了中东指挥部，向法国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支援其打败印度支那的胡志明越共。艾奇逊和尼采（Paul Nitze）不想让未来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如同他们在朝鲜一样杯弓蛇影。在朝鲜，他们陷于迟疑，不敢直接进攻中国，生怕苏联干涉。尼采强调，在未来，美国“必须敢于面对与苏联的战争。”艾奇逊则强调，在未来，选择自由必须“在我们这边，而不是俄国那边。”
哈里·杜鲁门及其顾问从开始的步履蹒跚，到最后改变了美国在战后世界中的战略位置。他们的重中之重是避免集权主义对手效仿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征服或同化欧亚大陆的资源，并避免对手利用这些资源发动对美战争。
即使美国没有像珍珠港事件中那样受到攻击，美国也不会坐视苏联扩张或共产主义渗透而不管。杜鲁门总统解释到：“如果我们允许共产主义侵吞自由国家，那么美国将失去资源供应，盟国系统也将破碎。如此一来我国自己进行国防可能导致经济的破产，并且改变生活的方式，让我们再也认不出来美国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避免这样的结局。”
从空谈开放世界和国际机构，到切实重建西德、西欧、日本的需求，美国战略不断演进着。然而，复兴之前的敌人，确实有危险。虽然杜鲁门政府接受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义务，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不能确保冷战成功。如果西德、西欧、日本周边国家为革命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掌握，那么这些国家就不能繁荣安全。美国政府认为，在第三世界的印度支那、伊朗以及中东进行冒险，乃是成功复兴东北亚、西北欧和北美，并将其融合成基于民主价值观的繁荣资本主义共同体。
杜鲁门政府的战略并不仅仅限于威慑和遏制。这个战略是要发动冷战，并赢得冷战。杜鲁门在1953年1月15日的卸职讲话中说：“我想，当冷战笼罩了我们的生活时，历史会记住我在职任期的。在任的每一天，无不充满了这种全方位的斗争---热爱自由人民与将世界拉回到奴隶制和黑暗中的势力之间的斗争。只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有了原子弹。但，当历史老人说冷战正是鄙人在任期间开始时，他也会说，正是鄙人的8年间，我们奠定胜利的基础。”胜利只是凯南的第一个步骤，在他的七千字长电和闻名遐迩的X外交文件中，凯南强调，在培养了自己的政府和价值观后，西方将在节俭、忍耐与坚定不拔等美德的帮助下获得全面胜利。在凯南及其继任者的战略文件中，美国政策的总体目标不仅仅限于遏制。其目标是减弱苏联的影响力，并诱导苏联政府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事务的处理方式。杜鲁门在最后的国情咨文中清楚地表达了他的信念。如果“共产党领导人知道他们不能通过战争获胜，如果我们挫败他们的颠覆企图，那么我们可以期待”，共产主义领导人将变化自己的“特点，降低自己的目标，变得更为务实，变得不那么无法妥协，并将推出他们自己发动的冷战。”数十年间，这一战略不断演进，虽有起起伏伏，但最终仍旧获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