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党组织、致苏联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后附原文）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党组织、致苏联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1963 年 7 月 14 日）

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向你们写一封公开信，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 年 6 月 14 日的信函，表明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问题的立场。

苏联人民深知，我们党和政府表达了全体苏联人民的意志，不遗余力地加强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我们因为共产主义胜利而共同奋斗而团结在一起，我们有相同的目标、相同的抱负和希望。

多年来，我们党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但前段时间，中国共产党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派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当前，苏共中央越来越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破坏我们两党团结和人民友谊的言行，而苏共中央则千方百计克服已经暴露出的分歧，并于今年 1 月提出结束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辩论，以便冷静地、以商业的方式讨论有争议的问题。 在有原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苏共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各兄弟党派的热情支持。之后，就目前正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和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达成协议。

苏共中央希望中国同志们和我们一样，为了我国人民的利益，为了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拿出善意，为会议的成功做出贡献。令我们遗憾的是，当苏共和共产党代表在莫斯科的会议已经达成协议，任命了代表团，会议日期也已经商定后，中国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没有提出现有的分歧来讨论，而是出乎意料地发现，不仅可以向全世界公开阐述旧的分歧，还可以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提出新的指责。这在今年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得到了表达，该信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进行了武断的解释，并歪曲了这些历史文件中最重要的规定。中共中央的信中含有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的无端和诽谤，对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对苏共的纲领的攻击。

苏共中央主席团在熟悉了这封信之后，从今年6月19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得出结论说，当时在苏联报刊上刊登中共中央委员会6月14日的信是不合宜的。这封信的发表自然需要我们这边的公开答复，这将导致争论的进一步加剧和激情的煽动，从而使我们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信的发表更加不合时宜，因为苏共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即将召开，我们认为会议的目的是促进我们两党对现代世界发展的最重要问题有更好的理解，并为筹备和召开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创造良好的气氛。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常委团认识到有必要让苏共中央委员和全体与会者熟悉中共中央的信函，并通报了中共领导层与苏共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之间分歧的本质。

中央全会一致决定，完全赞同苏共中央主席团主席赫鲁晓夫同志、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为进一步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力量而进行的政治活动，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同中国共产党中央采取的一切具体行动和措施。

苏共中央全会指示中央主席团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会议上，坚定不移地贯彻我们党第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这条路线在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得到批准，并在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充分的证实，这在生活和国际事件的进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中央全会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的攻击，对第二十、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策，对苏共纲领的攻击，毫无根据和诽谤，中央全会表示我们全党的意志，宣布准备并决心始终不渝地奉行团结兄弟党、克服现有分歧的政策。全会宣布，我们党将继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为实现我们共同事业的斗争而努力加强苏共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兄弟友谊的团结。

不幸的是，最近的事件表明，中国同志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诠释了我们所表现出的克制。它们将我们真诚地希望避免共产主义运动中争论的加剧，几乎是打算向共产党人、向苏联人民隐瞒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中国同志们误以为我们的克制是软弱的，违背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准则，以越来越强硬和坚持的态度，开始在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非法分发中共中央委员会 6 月 14 日的信函，该信函以俄文大众发行。中国同志不满足于此，开始在全世界宣传和分发这封反对我们党的信和其他文件，不屑于利用帝国主义出版社和机构来分发它们。

当苏联外交部提请中国驻苏联大使注意此类行为不可接受时，中国代表不仅没有阻止他们，而且示威性地宣布他们认为继续向苏联分发这封信是他们的权利，这一事实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7月7日，会议在莫斯科开始后，在北京组织了一场拥挤的会议，官员们称赞因非法散发攻击我们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材料而被驱逐出苏联的中国工人为英雄。在兄弟般的中国人民中激起对苏联不友好的情绪和情绪，与会的中国官员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证明他们有权侵犯我国主权和国际关系准则。7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一份新的声明，为这种行为辩护，事实上，它想把干涉苏联内政的权利据为己有，当然，苏联政府是绝对不允许的。这种行为不可避免地只会导致关系恶化，只会造成伤害。

7月13日，《人民日报》的头条文章一再攻击我们党，曲解了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没有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事实。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公开的不友好行为，他们执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激化论战，蓄意歪曲我们党的立场，以及曲解我们暂时不发表的动机，促使我们发表了 1963 年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并对这份文件进行了评价。

任何读过中共中央信的人都会看到，在那些关于团结一致、不友好和诬蔑攻击我们党和苏联国家的喧嚣言论背后，是贬低我国人民为苏联共产主义的胜利和为全世界的和平与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的历史意义的愿望。这份文件包含了对苏共和苏联的各种直接和隐晦的指责。这封信的作者允许自己捏造毫无价值的捏造，侮辱共产党人，关于“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关于“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暗指“在帝国主义面前懦弱”，暗指历史发展进程的倒退，甚至暗指“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在组织和道德上的解除武装”，这无异于在我国“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服务”。我们怎么能谈论伟大的列宁的党，社会主义的故乡，世界上最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民，在与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最激烈斗争中捍卫社会主义的伟大战利品，在共产主义建设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奇迹，诚实地履行他们对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国际义务的人民呢？

一

近半个世纪以来，苏联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直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胜利而奋斗，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奋斗。从苏维埃国家成立之初，伟大的列宁担任我国的领导人，到今天，我国人民已经并将继续为一切人民提供巨大的无私援助，为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束缚而斗争，建设新的生活。

在世界历史上，一个国家在经济、科学和技术发展方面提供如此大规模的援助的例子从未出现过。

苏联人民和我们党的兄弟般的团结，在中国劳动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为解放祖国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岁月中，都充分感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政府立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击退帝国主义侵略的有力手段，也是加强远东和全世界和平的一个因素。

苏联人民慷慨地与他们在中国兄弟们分享了他们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科学技术领域的成就。我国已经并将继续为人民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重大帮助。在苏联的积极援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造了 198 家工业企业、车间和配备最新设备的设施。在我国的协助下，中国创造了汽车、拖拉机、航空等新产业。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了 21,000 多套科学技术文件，其中包括 1400 多个大型企业项目。我们一贯协助中国加强国防和建设现代国防工业。成千上万的中国专家和工人在苏联的大学和我们的企业接受了培训。现在苏联继续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技术援助，建设 88 家工业企业和设施。我们提到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吹嘘，而只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最近一直在试图贬低苏联援助的重要性，而且我们不要忘记，苏联反过来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必要的货物。

不久前，中国领导人大谈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谈到苏共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高度评价苏联的援助，呼吁学习苏联的经验。

同志。毛泽东在1957年说：“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受到了苏联人民的兄弟般的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胜利后，苏联也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全面而巨大的帮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

人们只能遗憾的是，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忘记这一点。

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建设新生活方面取得的成功感到欣喜，并为他们感到自豪。赫鲁晓夫同志在北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招待会上说：“英勇勤劳的中国人民，在光荣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展示了人民夺取政权时所能做到的......现在，每个人都认识到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亚洲和非洲的人民看到，当人们能够展示他们强大的创造力时，当人们能够展示他们强大的创造力时，人民的才能和创造力才能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样的制度下真正得到发展。

直到中国领导人开始偏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路线。

1960 年 4 月，中国同志公开揭示了他们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出版了一本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集！该文集基于对著名列宁主义著作的歪曲、截断和曲解的规定，其中包含的内容主要针对毛泽东同志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签署的 1957 年莫斯科会议宣言的基础，反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反对在现代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反对将世界大战用作和平的， 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非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开始把他们的观点强加给所有兄弟党派。1960 年 6 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工会联合会总理事会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在兄弟党派领导层不知情的情况下，召集了当时在北京举行的多个政党的代表会议，并公开批评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立场以及 1957 年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宣言。此外，中国同志们把他们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派的分歧带到了这个非党组织的公开平台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这些举措引起了兄弟党派的严重关注。考虑到这一点，在 1960 年的布加勒斯特共产党会议上，试图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讨论出现的分歧。50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同志们同志地批评了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和行动，呼吁他们按照《莫斯科宣言》的原则，回到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合作的道路上来。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忽视了同志的帮助，继续走错路，加深了与兄弟党派的分歧。

为了防止事态发展，苏共中央提出了与中国共产党中央进行谈判的建议。这些谈判于 1960 年 9 月在莫斯科举行。但即便如此，由于中共代表团顽固不愿听取兄弟党的意见而产生的分歧也无法克服。在 1960 年 11 月召开的 81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绝大多数兄弟党派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错误观点和观念。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顽固地捍卫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只有当其完全孤立的威胁变得明显时，它才签署了声明。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中共领导人只是在签署 1960 年声明时耍花招。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利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作为喉舌，恢复了他们路线的宣传。他们背着我们党，发动了一场反对苏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运动。

1961 年 10 月，苏共中央对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正常化进行了新的尝试。赫鲁晓夫同志、科兹洛夫同志、米高扬同志与出席苏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周恩来同志、平震同志等领导干部进行了会谈。同志。赫鲁晓夫向中国代表团详细阐述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的基本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了我们始终如一地希望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与合作。

苏共中央委员会在 1962 年 2 月 22 日和 5 月 31 日的信函中提请中共中央注意，削弱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可能会对我们的共同事业产生危险后果。当时，我们向中国同志建议，应该采取措施，防止帝国主义利用苏中关系中出现的困难。苏共中央还提出，在国内政治信息交流、兄弟党派在国际民主组织和其他领域的立场协调等问题上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然而，这些旨在改善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个领域关系的信件和其他实际步骤并没有在北京得到回应。

去年秋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离开莫斯科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刘晓同志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在这次谈话中，中央主席团成员再次主动加强了中苏友谊。同志。赫鲁晓夫请刘晓同志向毛泽东同志转达我们的建议：“抛弃一切争论和分歧，不是理清谁对谁错，不是挑起过去，而是从清白开始我们的关系。我们甚至没有收到对这个真诚呼吁的任何回应。

随着他们与兄弟党派的意识形态分歧加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开始将其转移到国家间关系上。中国当局开始削弱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联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倡议下，过去三年中中国与苏联的贸易额减少了近三倍;成套设备的供应量减少了 40 倍。这种减少是在中国领导人的倡议下发生的。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走上这条道路感到遗憾。我们相信，并且仍然相信，进一步发展苏中关系与合作是必要的。这对双方都有利，尤其是对人民的中国，它得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援助。苏联过去与中国建立了广泛的关系，它仍然主张扩大而不是削减。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首先应该关心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然而，它开始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不顾这些行动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

中国领导人没有告诉他们的人民真相，而这种关系的恶化是他们的错。在中国共产党人甚至民众中发起了一场广泛的宣传运动，旨在诋毁苏共的外交和国内政策，煽动反苏情绪。

苏共中央提请中国同志注意这些错误行为。我们告诉中国同志，根据出现的争论和分歧，不可能诱使人们赞美或诅咒这个或那个政党。每个共产党员都清楚，兄弟党派之间的分歧只不过是暂时的插曲，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现在是永远建立的。

然而，中国领导人每次都无视苏共的同志警告，进一步恶化了中苏关系。

从 1961 年底开始，中国在国际民主组织中的代表开始公开将他们的错误观点强加于人。1961 年 12 月，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反对召开世界和平与裁军大会。1962 年期间，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和平运动、亚非团结运动、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世界民主妇女联合会和许多其他组织的活动都受到中国代表的分裂行为的威胁。他们反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团结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在莫希举行的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告诉苏联代表，“白军在这里无事可做。在雅加达举行的记者会议上，中国代表奉行不允许苏联记者正式参会的政策，理由是苏联......不适用于亚洲国家。

奇怪和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同志指责最近世界妇女大会的绝大多数人是分裂和错误的政治路线，而当代表大会的 110 个国家通过对来自各大洲妇女的呼吁时，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个国家的代表投了反对票。的确，千百万热爱自由的女人的整个军队并没有步调一致，只有两个走对了，遵守顺序！

这就是中国领导层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派的分歧的简史。它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反对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特殊路线，企图把他们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所犯的深刻错误的看法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

二

中国共产党与苏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分歧的本质是什么？对于任何阅读中共中央 6 月 14 日的信的人来说，无疑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封信的许多规定乍一看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事实上，中国同志们在与谁争论呢？例如，是否有任何共产党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不认为发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他们的责任？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如此突兀地提出这样的规定呢？

问题也可能出现：为什么不能同意中国同志在信中提出的许多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呢？以战争与和平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为例。中共中央在信中谈到了和平与和平共处。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同志们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上开始了一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原则的运动，首先，把他们从未表达过的、对他们来说陌生的观点归咎于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观点;其次，他们试图通过口头承认从共产主义运动文件中获取的公式和态度来掩盖他们的错误观点和错误立场。公开反对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反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裁军等，就意味着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眼中暴露自己的立场，并疏远他们。因此，越是争论，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立场的弱点就越显露出来，就越是极力地进行这种伪装。如果我们不考虑中国同志的这种方法，那么从外面看，这场争论甚至可能具有学术性质，仿佛我们正在谈论与生活问题相去甚远的单独表述。

事实上，争论的核心是影响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这些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和发展的问题，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问题，是世界工人阶级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战术问题。

这些问题是由生活本身提出的，是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出的，是由近年来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力量关系的变化提出的，是由我们运动的新可能性提出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给出并且确实给出了答案，制定了与当前世界发展阶段的条件和要求有关的总路线。

根据共产党的一致意见，苏共代表大会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评估记录在 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宣言中，这是共产党的集体文件，制定了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政治路线。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现在已经提出了一条不同的路线来反对它，他们的立场在主要问题上与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越来越不一致。

这主要适用于战争与和平问题。

在评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上，不能有任何歧义或遗漏，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人民命运的问题，关系到全人类的未来。

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它有责任真诚地告诉党和人民，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与我们，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根本的分歧。它们的本质在于对诸如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可能性、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以及争取和平的斗争与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采取相反的方法。

我们党，在第十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宣言和声明中，把争取和平和防止世界热核灾难的斗争作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任务。我们现实地评估了世界上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并得出结论，尽管帝国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战争的危险也没有消除，但在目前的条件下，和平的力量，其主要堡垒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共同体，可以共同努力，防止新的世界大战。

我们还冷静地评估了战争手段的根本质变，以及由此产生的可能后果。本世纪中叶创造的核导弹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观念。这件武器具有前所未有的破坏力。可以说，仅一枚威力强大的热核弹的爆炸力就超过了之前所有战争（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所有武器的爆炸力。这样的炸弹已经积累了成千上万！

共产党人有权忽视这种危险吗？我们应该告诉人们热核战争后果的全部真相吗？我们认为我们当然应该这样做。这不能像中国同志所断言的那样，对群众产生“瘫痪”作用。相反，关于现代战争的真相动员了群众的意志和能量，为和平而战，反对帝国主义，这是军事危险的根源。

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是组织和领导人民的斗争，以防止世界热核战争。

防止新的世界大战是一项非常真实和可行的任务。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得出了最重要的结论，即在我们这个时代，国家之间没有致命的战争必然性。这个结论不是出于好意的结果，而是对世界舞台上阶级力量的相关性进行现实的、严格的科学分析的结果;它建立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巨大力量之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相同。“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即使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取得完全胜利之前，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部分地区的保留，就有可能将世界大战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声明强调。

这份声明也得到了中国同志的签名。

中共领导层的立场是什么？他所宣扬的论点意味着什么：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能结束;和平共处是一种幻觉，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一般原则;争取和平的斗争是否干扰了革命的斗争？

这些论点意味着，中国同志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背道而驰。他们不相信阻止新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低估了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力量，高估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实际上忽视了动员人民群众来对抗战争危险。

因此，中国同志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国际工人阶级和所有民主爱好和平的力量有能力挫败战争煽动者的计划，并为我们和子孙后代实现和平。中国同志们高呼革命的口号背后是什么呢？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和革命能力缺乏信心，对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胜利缺乏信心。在防止战争的斗争中，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都团结在一起。他们的阶级构成和阶级利益不同。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争取和平、防止战争的斗争而团结起来，因为原子弹不遵守阶级原则，它会摧毁所有落入其破坏性行为范围的人。

走中国同志所建议的道路，就是疏远人民群众与共产党的距离，共产党通过坚持不懈、勇敢的和平斗争赢得了人民的同情。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社会主义与和平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同志显然低估了热核战争的全部危险。“原子弹是一只纸老虎，”他们说，它“一点也不可怕”。他们说，最主要的是尽快结束帝国主义，而这将通过什么手段，以什么损失来实现，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请问，谁是次要的？对于在热核战争中注定要死去的数亿人来说？对于在这样一场战争的最初几个小时内就将从地球上抹去的国家来说？

任何人，包括大州，都无权玩弄数百万人的命运。那些不想努力将世界大战排除在人民生活之外，防止人类的大规模毁灭和人类文明价值的破坏的人，应该受到谴责。

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中充分说明了据称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不可避免的牺牲”。一些负责任的中国领导人还宣布了在战争中牺牲数亿人的可能性。“胜利的人民，”中共中央批准的《列宁主义万岁》集说，“将在失落的帝国主义的废墟上以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快的速度创造出一千倍高的文明，并将建立他们自己真正美丽的未来。

可以问中国同志，他们是否知道世界核导弹战争会留下什么样的“废墟”。

苏共中央——我们确信我们全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在这方面一致支持我们——不能同意中国领导层关于在亿万人民的尸体上创造“高等一千倍的文明”的观点。这些观点从根本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相矛盾。

可以问中国同志：他们提出了什么摧毁帝国主义的方法？

我们完全赞成废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我们不仅相信资本主义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确保通过阶级斗争尽快实现这一目标。这个历史问题应该由谁来决定呢？首先是工人阶级，由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党领导，每个国家的劳动人民。

中国同志们提出了其他建议。他们直言不讳地说：“在失落的帝国主义的废墟上”，换句话说，由于战争的爆发，“将建立一个美丽的未来”。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就真的不需要和平共处的原则，也就不需要为巩固和平而斗争。我们不能走这样的冒险主义道路：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相矛盾。

每个人都知道，在现代条件下，世界大战将是一场热核战争。帝国主义者绝不想自愿离开现场，自愿躺在他们的棺材里，而不使用他们所掌握的最极端的手段。

显然，那些称热核武器为“纸老虎”的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武器的破坏力。

我们清醒地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自己制造热核武器，并已生产出足够的数量。我们很清楚它的破坏力。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将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强大的武器来对付侵略者。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受到攻击，我们就不会是第一个使用这种武器的人。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是通过向帝国主义乞求持久和平，而是通过建立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团结人民为他们的自由和国家独立而战，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防御力量。

我想问问那些提议在热核战争中丧生的旧世界废墟上建设美好未来的中国同志们：他们有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咨询过那些帝国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肯定会回答他们：我们是不是要求你发动一场战争，通过消灭帝国主义来摧毁我们的国家？毕竟，垄断者、帝国主义者是相对较小的少数人，而资本主义国家人口的主要构成是工人阶级、劳苦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原子弹不区分帝国主义和工人——它击中了广场，所以一个垄断者就会摧毁数百万工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会问这样的“革命者”：你有什么权利为我们决定我们的生存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我们也支持社会主义，但我们想在阶级斗争中赢得它，而不是通过发动世界大战。

中国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这种表述可能会引起一种合理的怀疑，即这不再是废除资本主义斗争中的阶级方法，而是一些完全不同的目标。如果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被埋葬在旧世界的废墟下，谁来创造“美好的未来”？

在这方面，不可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同志们没有采取“各国工人团结起来”所表达的阶级国际主义态度，而是坚持宣传“东风自重”的口号，这句口号毫无阶级内涵。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坚定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立场，相信每个国家的革命都是由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进行的，没有来自外部的军事干预。

当然，如果帝国主义疯子真的发动了一场战争，人民将扫除并埋葬资本主义，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代表人民的共产党人，社会主义人文主义的真正拥护者，被要求尽一切努力防止一场导致数亿人死亡的新世界大战。

任何一个真正关心人民利益的政党，都不能不意识到自己在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和确保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中的责任。

赫鲁晓夫同志在表达我们党的路线时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殖民主义存在，就会有解放战争。这些是革命战争。这样的战争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殖民者并不自愿给予人民独立。因此，各国人民只能通过斗争，包括武装斗争来赢得自由和独立。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最广泛的支持。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国家为越南、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也门、古巴人民和其他人民提供的真正援助。

苏联共产党宣布列宁主义和平共处原则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并坚定不移地遵循它。从 1953 年开始，特别是在苏共代表大会之后，我们爱好和平政策的活动急剧增加，它对整个国际关系进程的影响为群众的利益而增加。

中国同志认为，我们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即“和平共处”的概念不仅穷尽了我们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原则，而且也穷尽了我们与社会主义国家和最近从殖民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国家的关系原则。他们深知，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是最早宣布友好互助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最重要的原则的国家，我们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原则，对解放人民给予全方位、全方位的帮助。然而，出于某种原因，他们认为以完全扭曲的眼光呈现这一切对他们自己是有利的。

苏联为和平与国际安全、全面彻底裁军、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残余势力、通过谈判解决所有有争议的国际问题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取得了成果。我们国家在全世界的权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我们的国际地位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这要归功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他们热爱和平的外交政策。

苏共中央宣布，我们已经、正在并将继续追求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这一点上，我们党既看到了对苏联人民的责任，也看到了对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的责任。确保和平意味着以最有效的方式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做出贡献，从而加强它对整个解放斗争进程和世界革命进程的影响。

苏共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战争、和平与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观点存在巨大分歧，这在 1962 年加勒比海危机期间尤为明显。这是一场严重的国际危机：人类从未像去年 10 月这样如此接近热核战争的边缘。

中国同志声称，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我们据称犯了一个“冒险”的错误，将导弹进口到古巴，然后据称当我们从古巴撤走导弹时，我们向美帝国主义“投降”。1963 年 3 月 8 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论美国共产党的声明》中提出了这样的断言。

这种说法从根本上与事实相矛盾。

真实情况如何？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掌握可靠信息，称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武装侵略即将开始。我们有一个足够清楚的观念，即需要采取最果断的措施来击退侵略并有效地保卫古巴革命。诅咒和警告——即使它们被称为“严重警告”并重复了两百五百次——对帝国主义者没有任何影响。

出于保护古巴革命的需要，苏联和古巴政府同意向古巴提供导弹，因为这是防止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真正途径。向古巴运送导弹意味着对古巴的攻击将遭到决定性的反击，即使用导弹武器对付侵略的组织者。苏联和古巴的如此决定性措施震惊了美帝国主义，他们历史上第一次感到，如果他们对古巴进行军事侵略，他们的领土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由于这不仅仅是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最大的核大国之间的冲突，加勒比地区的危机将从局部危机转变为全球危机。世界热核战争的真正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出路：跟随“疯子”（美帝国主义最激进和最反动的代表被称为）的领导，走上发动世界热核战争的道路，或者利用导弹进口创造的机会，采取一切措施就和平解决已经出现的危机达成一致，并防止对古巴共和国的侵略。

如您所知，我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我们确信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我们确信我们所有的人都这么想。苏联人民不止一次地在实践中证明，他们知道如何为自己挺身而出，捍卫革命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战争带来了多少悲伤和苦难，它给人们带来了多少困难和牺牲。

为响应美国政府不入侵古巴并阻止其盟友入侵的承诺而达成的移除导弹武器协议、古巴人民的英勇斗争以及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使挫败那些准备继续进行的美帝国主义极端冒险主义圈子的计划成为可能。因此，有可能保护革命的古巴并拯救世界。

中国同志认为，我们的声明是“帝国主义的装饰”，即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危机中也表现出了一定的谨慎和真正的方法。他们真的认为所有资产阶级政府在他们的所有事务中都毫无审慎吗？

由于苏联的勇敢和远见的态度以及英勇的古巴人民及其政府的坚定和耐力，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已经证明他们有能力遏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力量，并将和平强加给战争的支持者。这是理性政治、和平力量和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这是帝国主义势力的失败，是军事冒险的政策。

因此，革命的古巴在其社会主义革命联合党和古巴人民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的领导下过着和平的生活并建设了社会主义。

当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达成协议并开始清算加勒比海地区的危机时，中国同志在侮辱和诽谤苏联方面特别老练，证明帝国主义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可信任。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两个世界、两种制度的时代：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如果认为这些体系的国家之间关系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应该通过武力来解决，而不包括所有谈判和协议，那就太荒谬了。那么战争就不会停止。我们反对这种方法。

中国同志正在证明，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可能信任帝国主义——他们一定会欺骗他们。但这里的重点根本不在于信心，而在于冷静的计算。加勒比海危机结束已经过去了八个月，美国政府信守诺言——没有入侵古巴。我们还承诺从古巴撤走导弹并兑现了承诺。

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也向古巴人民做出了承诺：如果美帝国主义食言入侵古巴，我们将援助古巴人民。每个有理智的人都清楚地明白，如果美帝国主义入侵，我们将从苏联领土援助古巴人民，就像我们从古巴领土援助他们一样。诚然，在这种情况下，导弹的飞行时间会更长一些，但它们的瞄准不会降低准确性。

为什么中国同志顽固地无视古巴革命领导人自己对苏联政府政策的评价，认为苏联政府的政策是兄弟般的团结和真正的国际主义政策呢？中国领导人对什么不满？也许是因为有可能阻止对古巴的入侵并防止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中共领导层的行为路线是什么？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同志以自己的特殊立场反对苏维埃政府的现实和坚定的路线。在他们自己的一些特殊观念的指导下，他们集中了批评的火力，与其说是针对美国的侵略性帝国主义，不如说是针对苏共和苏联。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此前曾认为帝国主义随时可能发动世界大战，但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站在了批评者的立场上，而不是一个战斗的盟友和同志。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人从中国领导人那里听到他们为捍卫古巴革命而采取的实际行动。相反，中国领导人显然试图加剧加勒比海本已严峻的局势，在冲突的阴燃火焰中投掷柴火。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真实立场，表现得非常明显，表现在它完全低估了，而且，它对裁军斗争的故意无视。中国同志甚至反对共产党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冒昧地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方面用各种可能的方式证明裁军是“不切实际的”，另一方面又证明裁军是无用的。他们用引文来证明，只有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取得完全胜利，才有可能实现普遍裁军。

当世界正沉浸在军备竞赛中，当帝国主义通过积累核武器储备，威胁要把人类推向世界大战的深渊时，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该双臂合十等待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不，这将是面对时代迫切需要的犯罪不作为。

所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就明白了这一真理，他们意识到他们对人民的责任，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进行——并将继续进行——一场顽强而持久的斗争，争取普遍和彻底的裁军，停止试验和禁止核武器。

争取和平的斗争，推进普遍裁军的口号，我们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着眼实际，不对困难视而不见。当然，帝国主义者正在尽一切可能拖延和破坏裁军协议——这对他们有利。他们借助军备竞赛，使自己中饱私囊，使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处于恐惧之中。但是，我们是否必须随波逐流，追随帝国主义的领导，拒绝动员所有力量进行确保和平和裁军的斗争？

不。这样做就是向侵略力量、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投降。我们相信，工人阶级，所有国家的劳动人民，都可以迫使帝国主义政府解除武装并防止战争。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需要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

帝国主义和战争的力量必须由世界工人阶级的有组织力量来反对。它现在的优势是依靠物质力量，依靠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防御力量。帝国主义至高无上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与 10 月之后的头几十年相比，当时我们国家是孤军奋战，比现在要弱得多。今天，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平衡已经完全不同。因此，现在从战争不可避免的角度来看，意味着表现出对社会主义力量的不信任，屈服于绝望和失败主义的情绪。

人们可以无休止地重复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把这样的观点当作一个人“革命”本性的表现。但事实上，这种做法只反映了对自身实力缺乏信心，对帝国主义的恐惧。

帝国主义阵营中仍有强大的力量反对裁军。但正是为了迫使这些力量撤退，有必要提高人民对他们的愤怒，迫使他们执行人民的意愿。

人民希望裁军，并相信共产党人是人民实现这一目标而斗争的先锋和组织者。

我们为裁军而战不是一种战术手段。我们真诚地希望裁军。而在这里，我们完全处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土壤上。上世纪末，恩格斯指出裁军是可能的，并称其为“和平的保证”。在我们这个时代，裁军的口号最早是由列宁作为一项实际任务提出的，早在 1922 年，苏联就提出了第一次完全或部分裁军的建议。这是在列宁在世的时候，裁军的建议是由他提出的。

裁军斗争是防止战争的最重要因素，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有效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社会主义阵营有绝对多数的人类站在自己一边。

中国同志提出了“以锋搏胜”的口号，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旨在缓和国际形势、结束冷战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这样的口号为帝国主义的“边缘政策”带来了麻烦，并帮助了军备竞赛的支持者。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认为维持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是有益的，尤其是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中。显然，他们认为苏联必须以挑衅来回应挑衅，落入帝国主义阵营中“疯子”设下的陷阱，必须接受帝国主义的挑战，在冒险主义和侵略性上竞争，也就是说，不是为了确保和平，而是为了发动战争。

走上这样的道路将危及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关心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永远不会走这条路。

争取和平的斗争，争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的斗争，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为他们准备的新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国家的侵略行为、反对帝国主义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反对军备竞赛等的最重要形式之一。这场斗争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所有劳动人民的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我们党和所有兄弟党都牢记宣言的结论，并以宣言为指导他们的活动，即反对新世界大战危险的斗争必须发动，而不是等待原子弹和氢弹落下。这场斗争必须现在就进行，一天比一天地加大努力。最主要的是及时遏制侵略者，防止战争的爆发，防止战争的爆发。今天为和平而战，意味着保持最大的警惕，不知疲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密切关注战争贩子的阴谋和阴谋，激起人民对那些走向战争的人的神圣愤怒，加强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组织，不断加强群众为保卫和平而采取的积极行动，并加强与一切对新战争不感兴趣的国家的合作。

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削弱了帝国主义的阵线，将其最激进的圈子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并有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争取和平、和平共处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81个共产党在他们的声明中写道，“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的发展和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创造了有利的机会。反过来，革命阶级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功有助于巩固和平共处。

近年来，在和平共处的气氛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取得了新的重要胜利，世界革命进程正在成功发展。

因此，像中国同志们那样，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独立、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分开，相互对立，就是把和平共处的原则简化为一句空话，阉割其真正内容，实际上无视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平与和平共处的必要性，而这只对帝国主义有利。

中共中央在6月14日的信中指责共产党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扩大到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被压迫者与被压迫阶级、工人群众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这确实是对领导无产阶级与资本进行阶级斗争的兄弟党的可怕的捏造和诽谤，这些兄弟党总是支持革命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解放战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反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派的斗争中，论据如此薄弱，以至于他们被迫使出各种伎俩。起初，他们把自己发明的毫无根据的命题归咎于我们，然后他们开始指责我们，与我们作斗争，揭露这些命题。他们荒谬的断言就是这种情况，即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派放弃革命，用和平共处代替阶级斗争。在任何政治圈子里，我们都非常清楚，当我们谈论和平共处时，我们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家间关系。当然，和平共处的原则绝不能延伸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把它延伸到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以及被压迫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是不允许的。苏共坚决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和平共处。这些是基本真理，现在是每个自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都应该学习的时候了。

三

中国共产党、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后果的斗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承担起了个人崇拜的捍卫者的角色，是斯大林错误思想的载体。他们试图将个人崇拜时期盛行的秩序、意识形态和道德、领导形式和方法强加给其他政党。没有人能够说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步人士捍卫个人崇拜！

苏联人民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赞赏我们党及其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在反对个人崇拜的后果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勇气和对原则的真正列宁主义坚持。

大家都知道，我们党这样做是为了消除束缚劳动人民强大力量的沉重压迫，从而加速苏联社会的发展。我们党这样做是为了清除伟大的列宁留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使其摆脱滥用个人权力和独断专行，这些理想玷污了这些理想。我们党这样做的名义是为了确保伴随个人崇拜而来的悲剧事件永远不会重演，以便所有为社会主义而战的人都能从我们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正确地理解并支持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及其有害后果。中国领导人也曾一度对此表示赞同，他们谈到了苏共代表大会的巨大国际意义。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毛泽东同志说：

“苏联同志们，苏联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行事。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在最近的苏共代表大会上，也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政治原则，并谴责了党内的缺点。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工作在未来将得到极大的发展。

在刘少奇同志在大会上发表的《中共中央政治报告》中，这一评价得到了更详细的表述：

“今年 2 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大会不仅制定了宏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旨在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政治指导方针，谴责了导致党内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而且还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建议，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同志。邓小平在同一次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

“列宁主义要求党内所有最重要的问题都由适当的集体做出决定，而不是由个人做出。苏共代表大会对坚定不移地遵守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最重要性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些解释不仅对苏共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世界各国的其他共产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人民日报》的一篇著名的社论《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 年 12 月）中，中国同志写道：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在消除对斯大林的崇拜、揭露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和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决心和勇气。在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支持苏联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并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事实就是这样。

任何客观的人，只要把中国领导人的这些声明与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中所说的进行比较，就会确信他们对我们党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但是，在这种基本问题上可以摇摆不定吗？当然，他们是不可接受的。其中一种是：要么中国领导人以前在这些基本问题上与苏共中央没有分歧，要么所有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

众所周知，实践是真理的最佳标准。

正是实践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苏共十八大、十九大和二十大路线的实施在我国生活中取得了多么显著的成果。自从我们党急转直下恢复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以来的十年里，苏联社会在经济发展、文化和科学的兴起、人民福利的提高、国防能力的加强和外交政策的成功方面取得了真正伟大的成就。

在个人崇拜时期毒害人们生活的恐惧、猜疑和不确定的气氛永远消失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苏联人开始过上更好的生活，享受社会主义的好处。问问一个买了新公寓的工人（有数百万这样的人！），一个年老富裕的养老金领取者，一个找到富裕生活的集体农民，问问成千上万在个人崇拜时期不该遭受镇压的人，他们已经恢复了自由和名声，你就会发现苏共代表大会列宁主义路线的胜利对苏联人民的真正意义。

问问那些在个人崇拜时期的父母是压迫受害者的人，他们的父亲、母亲和兄弟是诚实的人，他们自己不是我们社会的叛徒，而是苏联祖国的优秀、成熟的儿女，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工业、农业、文化、科学、艺术——无论我们放眼哪里，都能看到飞速的进步。我们的宇宙飞船现在正在广阔的宇宙中耕耘——这也是对我们党领导苏联人民的路线的正确性的有力证明。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已经为苏联人民做了一切，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苏联人民明白，这一原则的实现不仅仅取决于我们的愿望。必须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因此，我们的人民正在努力更快地创造物质和精神价值，使共产主义的胜利更近一步。每个人都能看到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发展前景。

苏共纲领勾勒出建设共产主义的具体计划。它的实施将为苏联人民提供最高的生活水平，并将标志着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珍视的原则的开始——“从各能到各用”。

苏联人民听到中国同志试图诋毁苏共的纲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宏伟计划，这是很奇怪和疯狂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承认我们党宣称自己的任务是为人民争取更好的生活，同时暗示苏联社会的某种“资产阶级化”和“堕落”。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人们穿着麻鞋走来走去，从一个普通的碗里啜饮空的卷心菜汤，这就是共产主义，如果一个劳动人民生活得好，想明天过得更好，那几乎就是资本主义的复辟！

他们想向我们展示这样一种哲学，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终启示！这暴露了诸如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能力的人之类的“理论”的作者，工人阶级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我们翻开我们国家的历史，看看苏共的纲领，就很容易看出我们从哪里开始，我们什么时候在列宁的领导下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及苏联人民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工业生产方面，苏联在欧洲排名第一，在世界上排名第二，并且将很快超过美国，名列前茅。我们一切胜利的创造者是苏联工人阶级、苏联集体农庄农民、苏联知识分子。

我们坚信，不仅苏联人民，而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能力做出伟大的劳动功绩;只需要保证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正确领导，行使这种领导权的人民应该现实地思考并做出这样的决定，以便有可能将劳动人民的力量和精力引向正确的道路。

为了证明个人崇拜的合理性，中国领导人在他们的信中堆砌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的论点，这些论点是关于苏联的阶级斗争，以及苏共纲领中关于全民和全民党的所谓错误规定。

我们不会在这封信中详细讨论他们的所有论点。任何读过中共中央 6 月 14 日的信的人无疑都会注意到，中共中央信中所包含的推理是完全无助和脱离苏联人民的生活的。我们被教导说，苏联社会中仍然存在敌对阶级，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仍然存在。这些类是什么？从中共中央的信中可以理解，这些是“资产阶级挂手子”、“寄生虫、投机者、骗子、寄生虫、流氓、贪污公款者”。

不用说，中国的同志们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有着独到的观念。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寄生元素被视为一个类？什么类？一类寄生虫还是一类流氓，一类贪污者还是一类寄生虫？任何社会中的罪犯都不构成一个明确的阶级。即使是一个小学生也知道这一点。当然，这些元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构成一个阶级。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残余的表现。

无产阶级专政不需要来对抗这些人。全体人民的状态能够而且正在应对这项任务。从我们的实践经验中，我们知道，打击犯罪的斗争进行得越有效，党、专业和其他公共组织的教育工作组织得越好，公众的作用就越大，苏联民兵的工作就越好。

今天苏联社会由两个主要阶级——工人和农民以及知识分子组成，这是无法反驳的事实，苏联社会中没有一个阶级占据这样一个能够剥削其他阶级的地位。独裁是一个阶级概念;那么，苏联的中国同志们提议对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集体农庄农民还是人民知识分子呢？应该记住，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之间的差异和界限越来越被抹去。

在社会主义取得完全和最后的胜利之后，工人阶级不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发挥其领导作用。即使在共产主义全面建设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的最先进阶级。它的领导作用既取决于它的经济地位，也取决于它与社会主义最高形式的财产直接联系的事实，也取决于它有最强的锤炼，这是由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经验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同志们引用了马克思的论点，即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内容，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在这样说的时候，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单一的社会经济结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进入这个结构。列宁的许多声明都非常清楚地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为了克服剥削阶级的抵抗，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并确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胜利——所需要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社会主义胜利之后，当社会中只剩下友好的、本性上完全改变的劳动人民，没有其他人可以压制时，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就消失了。

如果我们从中共中央关于这些问题的信中，把一堆伪理论的论点中，提炼出真正的内容，那就是：中国同志反对苏共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路线，这条路线在我们党的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苏共的纲领中是如此有力地宣布的。在他们所有的长信中，甚至没有一处提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共产主义建设条件下民主的发展，这绝非偶然。

指导中国同志捍卫个人崇拜的动机，很难完全判断。事实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面临着对个人崇拜的公开高举。必须说，即使在我国个人崇拜盛行的时期，斯大林本人也被迫在口头上否认了这个小资产阶级理论，并说这个理论来自社会革命党人。

试图依靠马克思和列宁来捍卫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只会引起惊讶。难道中国的同志们不知道，即使在我们党诞生的时期，列宁就已经进行了一场艰巨的斗争，反对在列宁的领导下，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国家中实行了真正的集体领导方法，列宁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无情地严厉地谴责了对他的最轻微的阿谀奉承和奴性的表现吗？

当然，我们党或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来没有把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理解为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权威的否定。包括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强调，党重视领导的权威，在揭穿个人崇拜和反对其后果的过程中，党高度重视那些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并致力于共产主义胜利斗争的领导人，因此享有当之无愧的权威。

四

分歧中心的下一个大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方式和方法问题，以及民族解放斗争的问题，以及全人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的问题。

在对中国同志的描绘中，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这样的：一方，即他们自己，支持世界革命，而另一方——苏共和马列主义政党——已经忘记了革命，甚至“害怕”革命，而不是革命斗争关心和平、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的改善等事情。 作为为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而进行的斗争。

然而，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之间的分界线位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一些人，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无时无刻都在谈论世界革命，并经常在每一个场合标榜“革命”的词语，而且往往没有挑衅，而另一些人，正是那些受到中国同志批评的人，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革命的问题，而不是 他们为了大声疾呼，努力寻找符合时代条件的社会主义胜利的最正确道路，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让我们看看中国同志们对当前革命运动问题的基本看法。

国家和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否有助于人们停止以“世界革命”的名义为和平而战的态度，放弃和平共处与和平经济竞争的政策，放弃为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而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变革？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在倡导和平、奉行和平共处的政策时，真的只考虑自己，而忘记了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兄弟吗？

任何思考过当前争取和平、反对热核战争的斗争的意义的人都明白，苏联共产党人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正在通过他们的和平政策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提供宝贵的帮助。这里的重点不仅在于，防止核战争意味着拯救工人阶级、整个国家甚至各大洲的人民免于毁灭，尽管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整个政策是合理的。

关键还在于，这样的政策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实现其基本阶级目标的最佳方式。当社会主义国家在他们所征服的世界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中取得显著成就，在科学技术上取得越来越多的胜利，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时，这难道不是对工人阶级斗争的巨大贡献吗？

看着这些成功和胜利，资本主义国家的每个工人都会说：“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证明它比资本主义更好。这个系统值得为之奋斗。在目前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不仅通过书籍赢得了人们的心，而且首先通过它的行动，它活生生的榜样。

1960 年的声明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在于世界社会主义制度正在转变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所有参加会议的共产党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即国际工人阶级及其后代，即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站在现代的中心。

革命运动所有其他任务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因此，共产党和工人党承诺“孜孜不倦地加强伟大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同体，他们的国际作用和对世界事件进程的影响每年都在增加。在完成这项最重要的任务时，我们党看到了它的最高国际责任。

V. I. 列宁教导说：“......我们通过经济政策对国际革命施加主要影响。…斗争已经转移到了世界范围内的领域。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肯定会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Soch.，第 32 卷，第 413 页）。

伟大的列宁的遗嘱被苏联共产党人牢牢地同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也紧随其后。但事实证明，有些同志认为列宁是错的。

这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竞争中击败资本主义的能力缺乏信心吗？或者，这是那些面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而感到幻灭的人们的处境，他们看不到通过他们的经济成功，通过在本国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对国际革命运动产生主要影响的可能性？他们希望通过其他的、在他们看来是更短的道路来尽快实现革命。但是，一场胜利的革命只能通过劳动来巩固和发展它的成功，而且只能通过人民的劳动来巩固和发展它的成功，并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诚然，这并不容易，特别是如果革命是在那些继承了过去不发达经济的国家进行的。但是，苏联和许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即使在这些条件下，如果正确的领导得到执行，也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可以向全世界展示。

此外，哪种情况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更有利，即和平与和平共处的环境，还是国际局势持续紧张和“冷战”的环境？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毋庸置疑的。谁不知道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正在利用冷战的条件来煽动沙文主义、战争歇斯底里和狂热的反共主义，让最臭名昭著的反动派和亲法西斯分子掌权，废除民主，镇压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

共产党人争取和平的斗争大大加强了他们与群众的联系、他们的权威和影响力，从而有助于建立所谓的革命政治军队。

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为和平与和平共处而进行的斗争并不阻碍或疏远，相反，它使实现国际工人阶级最终目标的斗争得到充分发展成为可能。

很难相信，中国的同志们，那些亲身经历过革命的老练的人，不明白一个基本的事情：今天的世界革命是通过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制度，通过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革命阶级斗争，通过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通过加强亚非新解放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通过争取和平的斗争进行的。 反对侵略战争，通过人民群众的反垄断斗争，以及以许多其他方式，这些方式不应该彼此对立，而是团结起来，朝着一个目标前进：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中国同志傲慢地、侮辱性地指责法、意、美等国共产党无异于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是“议会白痴主义”，甚至滑向“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基于什么理由？这些共产党没有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尽管中国领导人必须明白，没有革命形势，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每个有文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知道，当国内没有革命形势来注定工人阶级失败时，提出武装起义的口号还为时过早。众所周知，列宁以多么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以多么的政治智慧和对具体情况的了解来对待革命行动的时刻的选择。在 10 月前夕，列宁指出，现在在 10 月 24 日发言还为时过早，10 月 26 日为时已晚，一切都可能丢失，因此必须在 25 日掌权。谁决定阶级矛盾的激烈程度，革命形势的存在，谁选择采取行动的时机？这只能由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即其先锋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来完成。

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表明，一个坏的政党是一个自称是工人政党的政党，只处理经济问题，不教育工人阶级革命精神，不为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可避免地滑向改良主义的地位。但它也是一个坏政党，它将政治斗争的任务与改善工人阶级、农民和所有劳动人民的经济状况的斗争分开。这样的政党不可避免地脱离了群众。只有正确利用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巧妙地结合它们，党才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成为群众的领袖，并成功地领导工人阶级冲击资本，夺取政权。

中国领导人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许多共产党的致命罪恶在于，他们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是争取劳动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争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的民主改革，以减轻工人阶级、农民和人民小资产阶级阶层的生活条件，并有助于建立广泛的反垄断阵线，作为进一步争取胜利的基础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说，他们正在从事 1960 年莫斯科声明中所写的内容。

通过反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目前所从事的一切，中国同志既没有表现出与在阶级斗争最前线与资本作斗争的共产党人的基本团结感，也没有表现出对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或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在他们中所采取的具体道路的理解。事实上，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拒绝那些通往革命的道路，他们强加了一条将导致共产党与群众隔绝的道路，导致工人阶级在反对垄断统治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失去其盟友。

中国同志在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上也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存在分歧。

众所周知，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正如莫斯科会议文件和苏共纲领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是从和平和非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出发的。尽管如此，中国同志们坚持认为，我们党和其他兄弟党只承认和平的道路。

苏共中央委员会在 1963 年 3 月 30 日的信中再次表明了它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正在努力以和平方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内战。这个机会的实现将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符合国家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革命发展道路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工人阶级。如果剥削阶级对人民采取暴力，工人阶级将被迫使用非和平的方式来获得权力。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条件，取决于国内和世界舞台上阶级力量的结盟。

当然，无论以何种形式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都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即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苏共高度赞赏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的自我牺牲斗争，认为有责任为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的观点我们已经解释了很多次，这里没有必要更详细地阐述。

而中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又是什么呢？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他们所有的演讲和中共中央 6 月 14 日的信中。

中国同志认为，承认武装起义是任何时候、任何事物、任何地方革命起义的主要标准。这样，中国同志实际上否认了以和平斗争形式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可能性，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则教导共产党人必须掌握一切形式的革命阶级斗争，包括暴力和非暴力的斗争。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联系问题。

今天以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为代表的国际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以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力量。他们之间的正确关系构成了战胜帝国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

中国同志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这从他们的新“理论”中可以明显看出，根据该理论，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矛盾不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是民族解放运动。

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同志显然想以最简单的方式赢得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青睐。但是，不要让任何人被这个 “理论” 所欺骗。无论中国理论家喜欢与否，它的实际含义是将民族解放运动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后代世界社会主义制度隔离开来。但这会对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构成巨大威胁。

事实上，如果十月革命和随后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没有动摇帝国主义的根基并削弱殖民主义的力量，许多亚洲人民即使有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还能取得胜利吗？

现在，被解放的人民已经进入了他们的斗争的新阶段，集中精力巩固政治成果和经济独立，难道他们没有看到，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完成这些任务将要困难得多，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强调民族解放运动的世界历史意义及其伟大的未来，但他们认为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与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结成坚定的联盟和合作，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主力军，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结成坚定的联盟。这一立场在 1960 年的声明中得到了定义。它基于列宁的思想，即工人阶级的领导（霸权）是反帝国主义斗争胜利的条件。只有在这种霸权的条件下，这场运动才能最终获得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并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列宁的这一思想受到了十月革命经验和其他国家经验的检验，没有人怀疑它。然而，事实证明，中国的同志们想“纠正”列宁，证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是“一些爱国的国王、王子和贵族”，才应该是世界反帝斗争的霸权，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告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运动永远不应该，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失去。 上课的方法！

国际工人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未来胜利的保证在于他们坚定的联盟与合作，在于他们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共同利益的支配下，工人阶级通过自我牺牲，通过对所有人民利益的无私服务，赢得了对其领导作用的认可，使其盟友相信其领导地位是其自身胜利的可靠保证。 以及他的盟友的胜利。

我们列宁主义党把民族解放运动看作是世界革命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呼吁，“所有国家的工人，团结起来！”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继承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新历史条件下，强调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所有国家的工人，团结起来”的口号一直是并且仍然是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斗争的主要口号。在新的情况下，这个口号的内容扩大了。众所周知，列宁批准了这个口号：“所有国家和被压迫人民的无产者，团结起来！这个口号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我们党的一切活动都严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主义原则为指导。

问题来了;我们如何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呢？或者中国同志与现实完全分离，对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采取教条、书卷气的方法，缺乏对现代具体条件的理解。或者，在中国同志们提出的震耳欲聋的关于“世界革命”的喧嚣背后，还有其他与革命无关的目标。

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中国领导人在“总路线”的幌子下所提出的，只不过是列举了工人阶级最普遍的任务，没有考虑时间和阶级力量的真正关联，也没有考虑到当前历史阶段的具体特征。中国的同志们没有注意到，或者不想注意到，在当今时代的条件下，我们运动的任务是如何变化的。通过将对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所有阶段都有效的总路线简化为一般任务，他们剥夺了它的具体性、目的性和真正的有效性。

在制定他们目前的路线时，兄弟党派已经具体分析了各个国家和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的结盟，两种对立制度发展的特殊性，以及现阶段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对世界形势变化的准确分析使全世界的兄弟党派能够对这个时代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描述：“我们的时代，其主要内容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它始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之间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是殖民制度的清算，是过渡的时代在越来越多新人民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

现代时代的定义是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战略和战术的正确方法的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已经确定了他们的总路线，其主要主张如下：

·           当今时代世界革命进程的性质和内容，是由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和普遍的民主运动合并成一个单一的流水所决定的;在反帝革命力量的联盟中，决定性的作用属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主要后代，即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它通过榜样的力量，通过经济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产生主要影响;

·           鉴于已经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帝国主义侵略性的极度恶化，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的出现等），防止热核战争的斗争在现代反帝国主义力量面临的所有任务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维护和平，拯救人类免于核灾难;

·           社会主义革命是每个国家阶级斗争内部发展的结果，其形式和路径是由有关国家的具体情况决定的。一般法则是革命性地推翻资本政权，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任务是充分利用现在可用的可能性，走上与内战无关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道路，同时为非和平道路做好准备，为武装镇压资产阶级的抵抗做好准备。普遍的民主斗争是社会主义斗争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目标是完成反帝国主义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与农民和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结盟的基础上发展和巩固民族阵线，为形成民族民主国家和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准备条件。

·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凝聚力和团结性，对共同制定的立场和评价的忠诚，以及对列宁主义党生活原则和党际关系的忠诚，构成了成功解决共产党人面临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

这就是当今时代世界革命进程发展的基本路径，这就是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主张。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这就是这条总路线的简要精髓。在实践中始终如一地实施这条路线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成功的关键。

在当前条件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这些最重要的原则，由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宣言》和《宣言》中集体制定出来，在苏共的新纲领中得到了表达，这个纲领完全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我国和国际革命经验的概括。

五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当今时代根本政治理论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与他们企图破坏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实际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同志口头上承认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是整个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支柱，但实际上他们正在全方位破坏与我们党和我们的国家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经常说它对社会主义国家联邦的忠诚。然而，中国同志对这个联邦的态度驳斥了他们的大声声明。

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三年中，中国与社会主义共同体国家的贸易额减少了一半以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同志的这一路线的结果感到特别深刻。

中国领导层的行动不仅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原则公然相悖，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也与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的公认规则和规范相悖。

违反先前签署的协议，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很明显，中国经济本身也因经济联系的减少而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害。

为了在群众眼中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中共领导层最近提出了“自力更生”的理论。一般来说，在各国建设社会主义，主要依靠人民自己的努力，最好地利用本国的国内资源，是创造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正确途径。在每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首先是该国人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事业。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迫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利用内部资源来建设社会主义。尽管现在有社会主义国家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国家的人民可以袖手旁观，完全依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认为，为了经济建设的成功，动员一切内部储备是自己的责任。因此，中共中央关于以自身努力为主实施社会主义建设的声明，其直接含义是不会引起反对的。

然而，正如中共中央的信全文和中国媒体的众多声明所表明的那样，这篇论文实际上包含了无法同意的内容。

“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建设社会主义”这句话掩盖了创造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的概念，为此，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仅限于贸易。中国的同志们正试图把这种做法强加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宣布“自力更生”政策显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必要条件，以削弱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亲密友谊纽带。当然，这样的政策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则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只能被视为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团结。

除了削减经济联系的政策外，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还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恶化与苏联关系的措施。

中国领导人不仅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且破坏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践踏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严重违反了兄弟党派之间的关系准则。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组织并支持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各种反对共产党的叛徒团体。例如，在比利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支持在上一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的 Grip 集团。在美国，左翼机会主义团体 Hammer and Steel 的颠覆活动得到了支持，该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反对美国共产党的斗争。在巴西，被开除出共产党队伍的派系团体（如亚马逊-格拉布瓦集团）得到了中国同志的支持。

在澳大利亚，中共中央委员会试图在前领导层成员之一 E. Hill 的帮助下组织反对共产党及其领导层的分裂活动。E. Hill 曾一度访问过中国，公开反对澳大利亚共产党，并试图在他周围聚集志同道合的人。在澳大利亚共产党将希尔开除出党中央后，他示威游行地去了北京。

在意大利，中国代表鼓励帕多瓦共产党联合会（Padua Feder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的一群前工人的活动，他们出版了传单，呼吁发动“革命性”起义。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企图在亚非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内进行颠覆性的工作。

中国领导人举起了发现自己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之外的叛徒和叛徒的盾牌，在他们的报纸和杂志上转载了这些叛徒团体出版物中针对苏共政策、反对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诽谤文章。

中国在锡兰的代表与托洛茨基派第四国际的工具 E. Samarakkodi 集团保持着密切联系。

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正试图利用中国同志的立场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甚至向中共中央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们公开宣布：“第四国际自成立以来一直领导着......今天反对你反对的思想的斗争站在你这边......国际秘书处欢迎你们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的这次讨论。他呼唤你去发展它。

中国领导人对兄弟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进行了尖锐的攻击，他们不想偏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他们以多种语言发表和分发文章，诋毁美国共产党、法国、意大利和印度共产党的活动。这些文章的作者不是用什么侮辱性的词语来写给兄弟党的知名领导人的呢！有“两面派”和“右翼机会主义”，有“修正主义”和“与共产主义道德准则不一致”，有“社会民主堕落”和“懦弱”，有“不负责任”和“鹦鹉学舌”，有“对亚非拉国家革命人民的傲慢和蔑视”。

中国领导人指责美国和西欧共产党“与最冒险的美帝国主义者一致”。印度共产党的领导层只不过是一个“派系”。法国、意大利、印度和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被抨击为“关心帝国主义和所有反动派的命运”。在 6 月 14 日的信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屈服于暗示苏共“是帝国主义的帮凶”。迄今为止，除了托洛茨基派之外，没有人敢对列宁的伟大党提出如此诽谤性的指控，因为这显然是荒谬的！

难怪帝国主义的宣传对中国同志的这种行为感到高兴呢？资产阶级报刊不断叫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呼吁帝国主义政府利用中共中央立场所造成的分歧，这绝非偶然。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退出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集体理论和信息机构《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编辑委员会，并停止出版该杂志的中文版本，从而试图剥夺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的客观信息来源。

中国领导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的分裂活动激起了兄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合理愤慨和抵抗。

中共中央的信说，在与一党的兄弟共产党的关系中，“不能凌驾于其他兄弟党之上，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是不允许的......”这并不是一个坏声明。但是，正是中国同志自己采取了这种不可接受的行动。他们践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违背了《宣言》和《声明》中规定的规范和原则，并试图使其他兄弟党派服从于他们的影响力和控制。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路线特别路线的一个明显例子是它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立场。众所周知，1960 年下半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上公开提出了一个左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并开始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派奉行敌对政策。阿尔巴尼亚领导层在该国发起了一场反苏运动，导致与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中断。

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强烈谴责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这种反列宁主义活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他们千方百计地利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作为他们的喉舌。现在知道，中国同志直接把他们推上了公开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派的斗争道路。

在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攻击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南斯拉夫问题给予了特殊的地位。他们试图将共产主义运动的困难描述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南斯拉夫关系的改善造成的。与事实相反，他们坚持认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众所周知，1955 年，苏共与其他兄弟党派一起主动与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克服斯大林应承担主要责任的长期冲突。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毫不怀疑。例如，《人民日报》指出，“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

对南斯拉夫社会经济进程的客观分析表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社会主义的地位在那里得到了加强。1958年，社会主义部门是100%的工业部门，6%的农业部门和97%的贸易部门，而现在社会主义部门是100%的工业部门，15%的农业部门和100%的贸易部门。自邦交正常化开始以来的一段时间里，南斯拉夫的立场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立场之间出现了和解。

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如此突然地改变呢？对此很难给出任何其他解释，除了他们认为这其中看到了诋毁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政策的有利理由之一。

苏联共产党人知道，苏共和南斯拉夫在一些基本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我们已经直接向南斯拉夫领导人阐明了这一点，并将继续向南斯拉夫领导人阐明这一点。但是，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那样，以此为基础将南斯拉夫从社会主义中“逐出”，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隔绝，并将其推向帝国主义阵营，那就错了。这正是帝国主义者想要的。

现在世界上有 14 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深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这样的国家。掌舵国家领导层的兄弟党面临的问题范围正在扩大，每个兄弟党都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兄弟党派可能有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某些问题，这并不奇怪。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怎么做呢？宣布这个或那个领导人不同意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将是真正武断的表现，这种方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如果我们以中国领导人为榜样，那么由于我们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的严重分歧，我们早就应该宣布阿尔巴尼亚为非社会主义国家。但这将是一种错误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与阿尔巴尼亚领导层存在分歧，但苏联共产党人认为阿尔巴尼亚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正在采取措施防止阿尔巴尼亚脱离社会主义共同体。

我们痛心地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如何破坏传统的苏中友谊，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苏共一贯坚持并将继续倡导社会主义共同体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凝聚力。

六

让我们总结一下一些结果。

自1960年宣言通过以来的时间已经充分证实了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的正确性。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成功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正在对全世界人民的思想产生越来越大的革命性影响。革命的古巴点燃了西半球社会主义的灯塔。殖民体系受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它已经接近最终清算。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新的胜利。世界革命运动正在稳步前进。

所有这些都表明，1960 年的宣言正确地勾勒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现在的任务是按照这条总路线工作和行动，并根据每个共产党的状况来发展和具体化它。因此，任何企图在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强加一条新的总路线，就像中国共产党中央在6月14日的信中所做的那样，都是站不住脚和有害的。接受这一“总路线”意味着背离 1960 年声明，并同意与本声明相矛盾的纲领性指导方针，该声明已被 81 个缔约方通过。我们党不会走这条路。

纵观其历史，我们光荣的列宁主义党在国内和国际上与右翼和左翼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一切表现形式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在这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斗争中，我们党已经变得坚强和强大，它不怕现代分裂者和机会主义者的任何出击，无论他们来自哪里。

生活证明，苏共已成为全民的政治组织，加强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获得了更大的力量，具有更高的纪律性。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全体人民的意识形态，成为全体人民的先进部分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的目标——建设共产主义——成为全体人民的目标。当然，这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加强只能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感到高兴。我们可以说，在列宁去世之后，我们党从未如此强大，能够解决与建设新世界有关的最大胆的任务。

现在，社会主义已经在我们国家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当我们一块一块地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美丽大厦时，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更加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对我们充满信心，他们高度赞赏苏联为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自由和独立以及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苏联共产党站起来，站在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谊之上。我们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存在严重分歧，但我们认为，我们两个政党、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建设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即帝国主义。两个伟大的国家——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通过他们的共同努力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做很多事情。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很清楚这一点。

现在，苏共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会议正在莫斯科举行。不幸的是，这次会议上的中国代表继续加剧局势。尽管如此，苏共代表团仍表现出最大的耐心和耐力，试图确保谈判取得积极成果。不久的将来将表明，中国同志是否同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将我们的关系建立在使我们团结在一起，而不是分裂我们的基础上。

我们的敌人将他们的计算建立在加深中国共产党和苏共之间的分歧上。他们仍在寻找吃的东西。前几天，美国报纸《每日新闻》写道：“所以，让我们让红色俄罗斯和红色中国相互对抗，让它们互相撕成碎片。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者的这些阴险算计。

我们党深知我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的责任，呼吁中国同志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上，走弥合分歧的道路，加强我们党的真正团结。

我们的列宁主义党，连同它的所有兄弟党，已经并正在为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的团结而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为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苏共中央委员会以全责大意面对全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宣布，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尽一切努力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为一切人民提供有效的援助，为全世界的和平事业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胜利而努力。

苏联的一切劳动人民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他们本国的共产党及其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周围，并将把他们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实施宏伟的共产主义建设纲领上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真理报》，1963 年 7 月 14 日，第1—4.

同时发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论战》— 北京，外文文学出版社，1965 年。549—610.

文章链接：http://library.maoism.ru/Great_Polemic/CPSU_1963-07-14.html

Открытое письмо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артийным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 всем коммунистам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4 июля 1963 года)

Дорогие товарищи!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КПСС считает необходимым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вам с открытым письмом, чтобы изложить свою позицию по важнейшим вопроса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связи с письмом ЦК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от 14 июня 1963 года.

Советские люди хорошо знают, что наша партия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выражая волю все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не жалеют сил для укрепления братской дружбы с народами все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с китайским народом. Нас соединяет общая борьба за победу коммунизма, у нас одна цель, одни чаяния и надежды.

Многие годы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нашими партиями были хорошими. Но некоторое время назад между КПК,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и КПСС и другими брат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 с другой, обнаружились серьёзные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всё более растущую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ь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ПСС вызывают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и действия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подрывающие сплочённость наших партий, дружбу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ЦК КПСС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делал всё возможное для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выявившихся разногласий и в январе этого года внёс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о прекращении открытой полемики 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 движении с тем, чтобы спокойно и по-деловому обсудить спорные вопросы, решить их на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й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ой основе. Это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КПСС встретило горячую поддержку всех братских партий. Вслед за тем была достигнута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ь о встреч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КПСС и КПК, которая и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в Москве.

ЦК КПСС надеялся,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так же, как и мы, проявят добрую волю и будут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успеху встречи в интересах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в интересах укрепления единств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К нашему сожалению, когда уже была достигнута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ь о встреч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КПСС и КПК в Москве, назначены делегации и обусловлена дата встречи,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вме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вынести имеющиеся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на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 время этой встречи, неожиданно сочли возможным открыто перед всем миром не только изложить старые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но и выдвинуть новые обвинения против КПСС и других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Это нашло своё выражение в опубликовании письма ЦК КПК от 14 июня с. г., в котором даётся произвольное толкование Декларации и Заявления Московских совещаний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и рабочих партий, извращаются важнейшие положения эти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В письме ЦК КПК содержатся беспочвенные, клеветнические нападки на нашу партию и други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на решения ⅩⅩ, ⅩⅩⅠ, ⅩⅩⅡ съездов, на Программу КПСС.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ознакомившись с письмом, пришёл, как вы знаете из заявления ЦК КПСС, напечатанного в газете «Правда» 19 июня с. г., к выводу, что опубликование письма ЦК КПК от 14 июня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ечати в тот момент было нецелесообразно. Публикация письма,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потребовала бы публичного ответа с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ы, что повело бы к дальнейшему обострению полемики и к разжиганию страстей и тем самым к ухудшению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нашими партиями. Публиковать письмо ЦК КПК было тем более 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ым, поскольку предстояла встреча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КПСС и КПК, цель которой, по нашему мнению, состоит в том, чтобы путём рассмотрения в товарищеской обстановке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разногласий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лучшему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ю наших двух партий по важнейшим вопросам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миро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озданию благоприятной атмосферы для подготовки и проведения совещания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всех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и рабочих партий.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Президиум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ПСС признал необходимым ознакомить членов ЦК КПСС и всех участников Пленума с письмом ЦК КПК, а также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л о существе разногласий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КПК с КПСС и другими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

Пленум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в своём единодушно принятом решении полностью одобрил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Перв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ПСС,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товарища Н. С. Хрущёва по дальнейшему сплочению сил миров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а также все конкрет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и меры, предпринятые Президиумом ЦК КПСС во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х с Центральным Комитето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Пленум ЦК КПСС поручил Президиуму ЦК на встрече с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КПК неуклонно проводить линию ⅩⅩ, ⅩⅩⅠ и ⅩⅩⅡ съездов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линию,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одобрена на Совещания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компартий и выражена в Декларации и Заявлении,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дтверждённую жизнью, ходо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 отвергнув как беспочвенные и клеветнические нападки ЦК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на нашу партию и други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на решения ⅩⅩ, ⅩⅩⅠ и ⅩⅩⅡ съездов, на Программу КПСС, Пленум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выражая волю всей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заявил о своей готовности и решимост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проводить курс на сплочение братских партий, на преодоление имеющихся разногласий. Пленум заявил, что наша партия будет стремиться и впредь к укреплению единства на основе принципов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братской дружбы между КПСС и КПК в интересах борьбы за наше общее дело.

К сожалению, события последнего времени показали,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по-своему истолковывают проявленную нами сдержанность. Наше искреннее стремление избежать обострения полемики 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 движении они изображают чуть ли не как намерение скрыть от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о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згляды китайск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Приняв нашу выдержку за слабость,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вопреки нормам друже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братским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со всё возрастающей назойливостью и настойчивостью начали противозаконн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ть в Москве, в других городах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исьмо ЦК КПК от 14 июня, отпечатанное массовым тиражом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Не довольствуясь этим,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начали усиленно пропагандировать 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ть это письмо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направленные против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во всём мире, не гнушаясь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для цели их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м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ми и агентствами.

Дело усугубляется тем, что, когд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обратило внимание посла КНР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на недопустимость подоб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грубо попирающих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наш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итайски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не только не прекратили их, но в демонстративной форме заявили, что считают своим правом и дальш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ть письмо в СССР.

7 июля, уже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в Москве началась встреча, в Пекине был организован многолюдный митинг, на котором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лица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ли как героев китайских работников, выдворенных из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за противозаконно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материалов, содержащих нападки на нашу партию и Совет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азжигая в братском китайском народе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е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СССР чувства и настроения, китайские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лица на митинге вновь и вновь пытались доказать своё право нарушать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наш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нор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10 июля ЦК КПК выступил с новым заявлением, в котором оправдывает та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и, по существу, хочет присвоить себе право вмешиваться во внутренние дел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чего, разумеется, Совет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никогда не допустит. Та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неизбежно ведут лишь к обострению отношений и могут нанести только вред.

13 июля в передовой статье газеты «Жэньминь жибао» вновь и вновь совершаются нападки на нашу партию, в ложном свете истолковывается тот факт, что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ечати н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письмо ЦК КПК от 14 июня.

Откровенно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КПК, их настойчивое стремление обострить полемику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 движении, заведомое извращение позиции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неправильное истолкование мотивов, по которым мы временно воздерживались от публикации, побуждают нас опубликовать письмо ЦК КПК от 14 июня 1963 года и дать оценку этому документу.

Каждый, кто прочтёт письмо ЦК КПК, увидит за громкими фразами о единстве и сплочении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е, клеветнические выпады против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й страны, стремление принизи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борьбы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за победу коммунизма в СССР, за торжество мира и социализма во всём мире. Каких только прямых и скрытых обвинений по адресу КПСС 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е содержится в этом документе. Авторы письма позволяют себе недостойные, оскорбительные для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измышления об «измене интересам все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и народам всего мира», об «отходе от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и пролетар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делают намёки на «трусость перед империалистами», о шаге назад в ход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даже на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е и моральное разоружение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и всех трудящихся», равносильное «оказанию услуги реставрации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Как поворачивается язык говорить такое о партии великого Ленина, о родине социализма, о народе, который первым в мире совершил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ую революцию, отстоял её великие завоевания в жесточайших схватках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империализмом и внутренней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проявляет чудеса героизма и самоотверженности в борьбе за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коммунизма, честно выполняя сво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долг перед трудящимися всего мира.

Ⅰ.

Почти полвека Советская страна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ведёт борьбу за торжество идей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во имя свободы и счастья трудящихся на всей земле. С первых дней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огда у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нашей страной стоял великий Ленин, и по сей день наш народ оказывал и оказывает огромную бескорыстную помощь всем народам, борющимся за своё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от ига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и колониализма, за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новой жизни.

В мировой истории не было примеров, чтобы одна страна в таких размерах оказывала помощь другим странам в развитии их экономики,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Братскую солидарность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чувствовали трудящиеся Китая, китайские коммунисты как в период их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орьбы за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своей Родины, так и в годы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оциализма. Сразу посл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овет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заключило с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народного Китая 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 союзе и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 который является мощ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отпора посягательствам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фактором укрепления мир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и во всём мире.

Всем своим многолетним опытом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достижениями в области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щедро делился со своими китайскими братьями. Наша страна оказывала и оказывает значительную помощь в развитии экономики народного Китая. При активной помощ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ародный Китай построил 198 промышленны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 цехов и объектов, оснащённых новейшим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м. При содействи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в Китае созданы такие новые отрасл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как автомобильная, тракторная, авиационная и другие.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ередал КНР свыше 21 тысячи комплек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более 1400 проектов крупны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Мы неизменно оказывали Китаю помощь в укреплении обороны страны и создан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оборон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советских вузах, на наших предприятиях получили подготовку тысячи китайски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и рабочих. И сейчас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одолжает оказывать 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действ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в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88 промышленны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и объектов. Мы говорим обо всём этом н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хваляться, а только потому, что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КПК в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стремятся принизить знач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мощи, и мы не забываем, чт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получал из КНР нужные товары.

Ещё не так давно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много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 говорили о дружбе народов Китая 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о единстве КПСС и КПК, высоко оценивали советскую помощь, призывали учиться на опыт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ов. Мао Цзэ-дун говорил в 1957 году: «Китайский народ в ходе борьбы з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встречал братскую симпатию и поддержку со сторон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осле победы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также оказывает всестороннюю огромную помощь делу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Китае. Всего этого китайский народ никогда не забудет».

Приходится только пожалеть,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об этом стали забывать.

Наша партия, все советские люди радовались успехам велик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новой жизни и гордились ими. Выступая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м приёме в Пекине по случаю 10-лет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оварищ Н. С. Хрущёв говорил: «Героический и трудолюбивый народ Китая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своей слав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 на что способен народ, когда он берёт власть в свои руки… Теперь все признают успех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видят, каким путём, при каком строе могут быть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развёрнуты таланты, творческие силы народов, когда народ может показать во всю ширь и глубину свою могучую созидательную силу».

Так обстояло дело до тех пор, пока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не начали отходить от общего курса миров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апреле 1960 года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открыто обнаружили свои разногласия с мировы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движением, опубликовав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од названием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ленинизм!». В этом сборнике, основу которого составляли передержки и усечённые и неправильно истолкован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известных ленинских работ, содержались положения, по существу направленные против основ Деклараци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1957 года, которая от имени КПК была подписана тов.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тив политики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 с различным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 строем, против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я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в современную эпоху, против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как мирного, так и немир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волюций. Свои взгляды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КПК стали навязывать всем братским партиям. В июне 1960 года во время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совета Всемирн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офсоюзов, проходившей в Пекине,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собрали без ведома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братских партий совещани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ряда партий, находившихся тогда в Пекине, и развернули открытую критику позиции КПСС и других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их партий, Декларации, принятой Московским совещанием в 1957 году. Кроме того,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вынесли свои разногласия с КПСС и другими брат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 на открытую трибуну беспартий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Такие шаги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КПК вызвали серьёзное беспокойство в братских партиях. Учитывая это, на бухарестском совещан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1960 года была сделана попытка обсудить с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и КПК возникшие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50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и рабочих партий подвергли товарищеской критике взгляды и действия китайск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и призвали их вернуться на путь единства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движением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принципами Московской Декларации. К сожалению,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ПК пренебрегло товарищеской помощью, продолжало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свой ошибочный курс и углублять свои расхождения с брат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

Стремясь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та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обытий, ЦК КПСС выступил с предложением провес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Центральным Комитетом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Э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состоялись в сентябре 1960 года в Москве. Но и тогда не удалось преодолеть возникшие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ввиду упорного нежелания делегации КПК прислушаться к мнению братской партии. На Совещани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81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и рабочей партии, состоявшемся в ноябре 1960 года, абсолютно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братских партий отвергло ошибочные взгляды и концепции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КПК. Китайская делегация на этом Совещании упорно отстаивала свои особые взгляды и только тогда, когда выявилась угроза её полной изоляции, она подписала Заявление.

Теперь стал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очевидным, что, ставя свою подпись под Заявлением 1960 года,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КПК лишь маневрировали. Вскоре после Совещания они возобновили пропаганду своего курса, используя в качестве рупора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Албанской партии труда. За спиной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они развернули кампанию против ЦК КПСС 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 октябре 1961 года ЦК КПСС предпринял новые попытки для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с КПК. Товарищи Н. С. Хрущёв, Ф. Р. Козлов, А. И. Микоян имели беседы с товарищами Чжоу Энь-лаем, Пын Чжэнем и другими руководящими работниками, прибывшими на ⅩⅩⅡ съезд КПСС. Тов. Н. С. Хрущёв подробно изложил китай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 позицию ЦК КПСС п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обсуждавшимся на ⅩⅩⅡ съезде, подчеркнул наше неизменное стремление укреплять дружбу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ей Китая.

В своих письмах от 22 февраля и 31 мая 1962 года ЦК КПСС обращал внимание ЦК КПК на те опасн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ля нашего общего дела, которые может иметь ослабление сплочённост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Мы предлагали тогда китайским товарищам предпринять шаги, чтобы не дать империалистам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своих интересах трудности, возникшие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х. ЦК КПСС предлагал также принять более действенные меры по таким вопросам, как обмен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нформацией, согласование позиций братских партий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и в других областях.

Однако эти письма и други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шаги, направленные на улучше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с КПК и КНР по всем линиям, не нашли отклика в Пекине.

Осенью прошлого года перед отъездом из Москвы бывшего посла КНР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тов. Лю Ся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имел с ним длительную беседу. В ходе этой беседы члены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ещё раз проявили инициативу в деле укрепл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ой дружбы. Тов. Н. С. Хрущёв просил тов. Лю Сяо передать тов. Мао Цзэ-дуну наш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Отбросить все споры и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не разбирать, кто прав — кто виноват, не ворошить прошлое, а начать наши отношения с чистой страницы». На это искреннее обращение мы не получили даже никакого ответа.

Углубляя сво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разногласия с брат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КПК стали переносить их на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Китайские органы начали свёртыват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связи КНР с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другим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По инициатив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НР объём торговли Китая с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три года был сокращён почти в три раза; поставки комплектног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уменьшились в сорок раз. Это сокращение произошло по инициативе китайск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Мы сожалеем, что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НР стало на такой путь. Мы считали и считаем, что следует и дальше развиват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связи, развиват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Это было бы взаимно выгодно обеим сторонам, 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народному Китаю, который получал от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друг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большую помощь.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развивал широкие связи с Китаем раньше, он и сегодня выступает за их расширение, а не свёртывание. Казалось бы,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ПК должно бы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проявлять заботу о развит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с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Однако оно стало действовать в обрат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не считаясь с тем ущербом, который та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наносят экономике КНР.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не сказали своему народу правду, по чьей вине сократились такие связи. Среди китайских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и даже среди населения была развёрнута широ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направленная на дискредитацию внешней и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КПСС, на разжигание антисоветских настроений.

ЦК КПСС обращал внима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на эти неправиль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Мы говорили китайским товарищам, что нельзя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возникающих споров и разногласий побуждать народ к тому, чтобы он то хвалил, то предавал анафеме ту или иную партию. Каждому коммунисту ясно, что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между брат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 — это не более чем временный эпизод, тогда как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народам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устанавливаются сейчас навеки.

Однако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каждый раз проходили мимо товарищеских предостережений КПСС, обостряя и дальше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конца 1961 года китайски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стали открыто навязывать свои ошибочные взгляды. В декабре 1961 года на Стокгольмской сессии Всемирного Совета Мира китайская делегация выступила против созыва Всемирного конгресса за мир и разоружение. В течение 1962 года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семирн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офсоюзов, Всемир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сторонников мира, Движения афро-азиатской солидарности, Всемирн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молодёжи, Всемир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женщин и многих друг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была поставлена под угрозу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раскольнических действий китайски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Они выступили против участия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комитетов афроазиатской солидарности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в Ⅲ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олидарности народов стран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в Мош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китай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 заявил советски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 что «белым здесь делать нечего». На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в Джакарте китайски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вели линию на то,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кать советских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в качестве полноправных участников на том основании, чт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не относится к странам Азии.

Странно и удивительно,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обвинили в раскольн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 ошибоч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нии подавляюще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недавнего Всемирного конгресса женщин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при принятии обращения к женщинам всех континентов из 110 стран,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х на Конгрессе, против голосовал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ницы лишь двух стран — Китая и Албании. Вот уж поистине вся многомиллионная армия свободолюбивых женщин идёт не в ногу, а лишь двое идут правильно, соблюдают строй!

Такова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азногласий китай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с КПСС и другими брат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 Она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КПК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яют свою особую линию общему курсу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стремятся навязать ему свой диктат, свои глубоко ошибочные взгляды по корен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Ⅱ.

В чём суть разногласий между КПК,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и КПС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движением — с другой? Такой вопрос, несомненно, возникает у каждого, кто ознакомится с письмом ЦК КПК от 14 июня.

Многие положения этого письма с первого взгляда могут породить недоумение: а с кем, собственно, спорят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Разве есть коммунисты, которые возражают, например, проти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ли не считают своим долгом вести борьбу против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Почему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ПК так навязчиво выдвигает подоб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Может возникнуть и такой вопрос: почему нельзя согласиться с позициями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изложенными в их письме по многим важ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Взять хотя бы такую коренную проблему, как война и мир. В своём письме ЦК КПК говорит о мире и о мирном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Суть дела в том, что, начав поход против установок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их партий по корен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во-первых, приписывают КПСС и другим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им партиям такие взгляды, которых они никогда не выражали, которые им чужды; во-вторых, они стараются словесным признанием формул и установок, взятых 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замаскировать свои ошибочные взгляды и неправильные позиции. Открыто выступить против борьбы народов за мир, мир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с различным социальным строем, против разоружения и т. д. означало бы разоблачить свои позиции в глазах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всего мира и миролюбивых народов и оттолкнуть их от себя. Поэтому, чем дальше заходит полемика, чем больше обнаруживается слабость позиции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КПК, тем усерднее оно прибегает к такой маскировке. Если не учитывать такого приёма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то со стороны может даже показаться, будто спор принял схоласт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будто речь идёт об отдельных формулировках, далёких от жизненных проблем.

На деле же в центре спора стоят вопросы, которые затрагивают кров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народов.

Это вопросы войны и мира, вопрос о роли и развитии миров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это вопросы борьбы против идеологии и практики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это вопросы стратегии и тактики мирового рабочего движения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ы.

Эти вопросы выдвинула сама жизнь, глубокие перемены, происшедшие 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ах, во всём мир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соотношении сил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между социализмом и империализмом, но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нашего движе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должно было дать и дало на них ответ, выработав генеральную линию применительно к условиям и требованиям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этапа миро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о единодушному мнению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огромную роль сыграл в этом отношении ⅩⅩ съезд КПСС, открывший новый этап в развитии все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Такая оценка была записана в Декларации 1957 года и Заявлении 1960 года — коллективно выработанных документах компартий, сформулировавших общ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ую эпоху.

Но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КПК ныне выдвинули в противовес ему иной курс, их позиции всё более расходятся с общей линие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по основным вопросам.

Эт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относится к вопросу о войне и мире.

В оценке проблем войны и мира, в подходе к их решению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никаких неясностей и недомолвок,— ведь дело касается судеб народов, будущего всег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ЦК КПСС считает своим долгом со всей откровенностью сказать партии и народу, что в вопросах войны и мира у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КПК возникли коренные,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е разногласия с нами, с мировы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движением. Их суть — в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м подходе к таким важнейшим проблемам, как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я мировой термоядерной войны, мир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с различным социальным строем, взаимосвязь между борьбой за мир и развитием миров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Наша партия в решениях ⅩⅩ и ⅩⅩⅡ съездов, миров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Декларации и Заявлении поставили перед коммунистами в качестве первостепенной задачи борьбу за мир,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е мировой термоядерной катастрофы. Мы реально оцениваем соотношение сил в мире и делаем отсюда выводы о том, что, хотя природа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е изменилась и опасность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войны не устранена,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словиях силы мира, главным оплотом которых является могучее содружеств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могут объединёнными усилиями предотвратить новую мировую войну.

Мы также трезво оцениваем коренное качественное изменение средств ведения войны и,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её возможн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Созданное в середине нашего века ракетно-ядерное оружие изменило прежни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 войне. Это оружие обладает невиданной разрушительной силой.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взрыв только одной мощной термо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 превосходит силу взрыва всех боевых средств, применённых во всех предыдущих войнах, включая первую и вторую мировые войны. А таких бомб накоплены многие тысячи!

Имеют ли право коммунисты игнорировать эту опасность? Должны ли мы говорить народу всю правду 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термоядерной войны? Мы считаем, безусловно должны.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оказать «парализующего» воздействия на массы, как утверждают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Наоборот, правда о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войне мобилизует волю и энергию масс на борьбу за мир, против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 источника военной опасности.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задача коммунистов —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и возглавить борьбу народов за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е мировой термоядерной войны.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е но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 вполне реальная и выполнимая задача. ⅩⅩ съезд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сделал величайшего значения вывод об отсутствии в наше время фатальной неизбежности войн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Этот вывод не плод добрых побуждений, а результат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го научного анализа соотношения классовых сил на мировой арене; он 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на гигантской мощи миров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Наши взгляды по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разделяются всем мировы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движением. «Мировую войну можно предотвратить»; «ещё до полной победы социализма на земле, при сохранении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 части мира, возникнет реальн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исключить мировую войну из жизни общества»,— подчёркивается в Заявлении.

Под этим Заявлением стоит подпись и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А какова позиция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КПК? Что могут означать пропагандируемые им тезисы: с войной нельзя покончить, пока существует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мир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 иллюзия, оно не является генеральным принципом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борьба за мир мешает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орьбе?

Эти тезисы означают,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идут вразрез с общим курсом миров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вопросах войны и мира. Они не верят в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я но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недооценивают силы мира и социализма и переоценивают силы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фактически игнорируют мобилизацию народных масс на борьбу с военной опасностью.

Выходит,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не верят в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народо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сех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и миролюбивых сил сорвать планы зачинщиков войны и добиться мира для нашего и будущих поколений. Что стоит за громким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ми фразами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Неверие в силы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 е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еверие как в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так и в победу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в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е. В борьбе за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е войны объединяются все миролюбивые силы. По своему классовому составу и по своим классовым интересам они различны. Но их может объединить борьба за мир, за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е войны, потому что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не придерживается классового принципа,— она уничтожает всех, кто попадает в сферу её разрушитель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Стать на предлагаемый китайскими товарищами путь — значит оттолкнуть народные массы о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завоевавших симпатии народов своей настойчивой и мужественной борьбой за мир.

В сознании широких масс социализм и мир теперь неотделимы!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явно недооценивают всей опасности термоядерной войны.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 это бумажный тигр», она «вовсе нестрашна»,— утверждают они. Главное, мол,— поскорее покончить с империализмом, а каким путём, с какими потерями это будет достигнуто — вопрос будто бы второстепенный. Для кого, позволительно спросить, второстепенный? Для сотен миллионов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е обречены на гибель в случае развязывания термоядерной войны? Для государств,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стёрты с лица земли в первые же часы такой войны?

Никто,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больш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не имеет права играть судьбами миллионов людей. Достойны осуждения те, кто не хочет прилагать усилий к тому, чтобы исключить мировую войну из жизни народов, предотвратить массовое уничтожение людей и разрушение ценностей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В письме ЦК КПК от 14 июня много говорится о «неизбежных жертвах» якобы во имя революции. Некоторы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заявляли также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ожертвовать сотнями миллионов людей в войне. «Победившие народы,— утверждается в одобренном ЦК КПК сборнике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ленинизм!“,— крайне быстрыми темпами создадут на развалинах погибше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 тысячу раз более высокую цивилизацию, чем при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строе, построят своё подлинно прекрасное будущее».

Позволительно спросить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отдают ли они себе отчёт в том, какого рода «развалины» оставила бы после себя мировая ракетно-ядерная война?

ЦК КПСС — и мы уверены, что в этом нас единодушно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вся наша партия, весь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не может разделять взглядов китай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о создании «в тысячу раз более высо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на трупах сотен миллионов людей. Такие взгляды в корне противоречат идеям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Позволительно спросить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какое средство они предлагают для уничтожения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Мы всецело за уничтожение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и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Мы не только верим в неизбежную гибель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но и всё делаем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это было осуществлено путём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ы и как можно скорее. Кто должен решить это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опрос?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во главе со своим авангардом —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ой партией, трудовой народ каждой страны.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предлагают другое. Они прямо говорят: «На развалинах погибше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иными словам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развязывания войны «будет построено прекрасное будущее». Если пойти на это, тогд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и к чему принцип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борьба за укрепление мира. Мы не можем стать на такой авантюристический путь: он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 существу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Всем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будет войной термоядерной. Империалисты никогда не захотят добровольно сойти со сцены, добровольно лечь в гроб, не использовав самых крайних средств, которые имеются в их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Видимо, те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называют термоядерное оружие «бумажным тигром», не отдают себе полного отчёта о разрушительной силе этого оружия.

Мы трезво учитываем это. Мы сами делаем термоядерное оружие и изготовили его в достаточном количестве. Нам хорошо известна его разрушительная сила. И если империализм развяжет против нас войну, у нас рука не дрогнет применить это грозное оружие против агрессора. Но первыми, если на нас не нападут, мы это оружие применять не будем.

Марксисты-ленинцы добиваютс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прочного мира не путём вымаливания его 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а создав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ие партии, сплачивая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всех стран, сплачивая народы, борющиеся за свою свободу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пираясь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и оборонную мощь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Хочется спросить у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которые предлагают строить прекрасное будущее на развалинах погибшего в термоядерной войне старого мира: советовались ли они по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с рабочим классом тех стран, где господствует империализм?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наверняка ответил бы им: разве мы вас просим, чтобы вы развязывали войну и, ликвидируя империалистов, уничтожили наши страны? Ведь монополистов, империалисто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 небольшая кучка, а основно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 это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трудов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трудов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не разбирается, где империалист, а где трудящийся — она бьёт по площадям, поэтому на одного монополиста были бы уничтожены миллионы рабочих.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трудящиеся спросят таких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какое вы имеете право за нас решать вопросы наш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 нашей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ы — мы тоже за социализм, но хотим завоевать его в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е, а не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развязывания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Такая постановка вопроса китайскими товарищами может породить законное подозрение, что тут уже не классовый подход в борьбе за уничтожение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а какие-то совсем иные цели. Если под развалинами старого мира будут погребены и эксплуататоры и эксплуатируемые, кто же будет создавать «прекрасное будущее»?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нельзя не обратить внимания на то,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вместо классов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подхода, выраженного в призыве «Пролетарии всех стран, соединяйтесь!», упорно пропагандируют лишённый классового содержания лозунг «Ветер с Востока довлеет над ветром с Запада».

Наша партия в вопроса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вёрдо стоит на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их классовых позициях, считая, что в каждой стране революции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трудовой народ без военного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извне.

Разумеется, является бесспорным, что, если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безумцы всё же развяжут войну, народы сметут и похоронят капитализм. Но коммунисты, представляющие народы, истинные поборник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гуманизма, призваны сделать всё,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но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в которой погибли бы сотни миллионов людей.

Ни одна партия, которой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дороги интересы народа, не может не сознавать свое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в борьбе за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е но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за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 с различным социальным строем.

Выражая линию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тов. Н. С. Хрущёв говорил: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ые войны будут, пока существует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пока существует колониализм. Эт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войны. Такие войны не только допустимы, но и неизбежны, так как колонизаторы добровольно не предоставляют народам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Поэтому народы только борьбой, в том числе вооружённой борьбой, могут завоевать свою свободу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оказывает самую широкую поддержку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у движению. Все знают о той реальной помощи, которую оказала наша страна народам Вьетнама, Египта, Ирака, Алжира, Йемена, кубин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и другим народа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овозгласила ленинский принцип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линией совет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и неуклонно ему следует. Начиная с 1953 года и особенно после ⅩⅩ съезда КПСС резко возросла активность нашей миролюби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повысилось её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на весь хо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интересах народных масс.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приписывают нам, будто мы исходим из того, что понятием «мир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исчерпываются принципы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е только со странами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ми, но и с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и со странами, недавно освободившимися от колониального гнёта. Они хорошо знают, что это совсем не так, что мы первыми провозгласили принцип дружбы и товарищеской взаимопомощи важнейшим принципом во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социализма и твёрдо 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его придерживаемся, что мы оказываем всемерную и разностороннюю помощь освободившимся народам. И всё-таки они по каким-то соображениям считают для себя выгодным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всё это в совершенно искажённом свете.

Упорная борьб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за мир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за всеобщее и полное разоружение, за устранение остатков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за решение путём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сех спор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принесла свои плоды. Как никогда, высок авторитет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во всём мире, как никогда, прочно наш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Этим мы обязаны постоянно растущему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у и военному могуществу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друг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их миролюбив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ЦК КПСС заявляет, что мы проводили, проводим и будем проводить ленинскую политику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В этом наша партия видит свой долг как перед советским народом, так и перед народами всех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Обеспечить мир — значит наибол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м образом с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укреплению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и,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усилению её воздействия на весь ход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ы, на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роцесс.

Глубокое различие взглядов КПСС, других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их партий,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КПК — с другой, на вопросы войны, мира и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особенно наглядно проявилось во время кризиса в Карибском море в 1962 году. Это был остры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ризис: никогда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не подходило так близко к грани термоядерной войны, как в октябре прошлого года.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утверждают, что в период кариб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мы якобы допустили «авантюристическую» ошибку, ввезя ракеты на Кубу, а затем будто бы пошли на «капитуляцию» перед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 империализмом, когда вывезли ракеты с Кубы. Такого рода утверждения сделаны в передовой статье газеты «Жэньминь жибао» 8 марта 1963 года «О заявлен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ША».

Подобны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в корне противоречат фактам.

Как обстояло дело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ЦК КПСС и Совет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асполагали достоверными данными, говорившими о том, что вот-вот должна была начаться вооружённая агрессия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США против Кубы. Мы достаточно отчётливо представляли себе, что для отпора агрессии, для действенной защиты кубин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нужны самые решительные меры. Проклятия и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я — даже если их называют «серьёзными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ями» и повторяют две с половиной сотни раз — не действуют на империалистов.

Исходя из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защитить кубинскую революцию, Совет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Кубы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поставить ракеты на Кубе, так как это был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реальный способ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я агрессии со стороны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Поставка ракет на Кубу означала, что нападение на неё встретило бы решительный отпор с применением ракетного оружия против организаторов агрессии. Такая решительная мера со сторон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Кубы вызвала шок у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империалистов, которые впервые за всю историю почувствовали, что в случае, если они предпримут военное вторжение на Кубу, они получат в ответ сокрушительный удар по сво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Поскольку речь шла не просто о конфликте между США и Кубой, а о столкновении двух крупнейших ядерных держав, кризис в районе Карибского моря из локального превратился бы в мировой. Возникла реальная угроза мировой термоядерной войны.

В сложившейся обстановке имелось два выхода: пойти на поводу у «бешеных» (так называют самы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и реакцион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и встать на путь развязывания мировой термоядерной войны или, используя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созданные ввозом ракет, принять все меры к тому, чтобы договориться о мирном разрешении возникшего кризиса и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агрессии против Куби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Мы избрали,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второй путь и убеждены, что поступили правильно. Мы уверены, что так же думает и весь наш народ. Советские люди не раз на деле доказывали, что умеют постоять за себя, защитить дело революции, дел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И никто лучше их не знает, сколько горя и страданий приносит война, каких тягот и жертв стоит она народам.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ь о вывозе ракетного оружия в ответ на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США н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вторжения на Кубу и удерживать от этого своих союзников, геро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куби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оддержка его со стороны миролюбивых народов позволили разрушить замыслы тех крайне авантюристических кругов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которые готовы были идти напролом.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удалось защитить революционную Кубу и спасти мир.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 как «приукрашивание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ше заявление о том, что известное благоразумие, реальный подход проявило в ходе кризиса вокруг Кубы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Кеннеди. Неужели они всерьёз думают, что все буржуазны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о всех своих делах лишены всякого благоразумия?

Благодаря мужественной и дальновидной позиции СССР, стойкости и выдержке героического куби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е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силы социализма и мира доказали, что они в состоянии обуздать агрессивные силы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вязать мир сторонникам войны. Это была крупная победа политики разума, сил мира и социализма; это было поражение сил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политики военных авантюр.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эт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Куба живёт мирной жизнью и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своей Единой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вождя куби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товарища Фиделя Кастро Рус строит социализм.

Когда была достигнута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ь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Соединённых Штатов Америки и тем самым положено начал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кризиса в районе Карибского моря,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особенно изощрялись в оскорблениях и поношениях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оказывая, что империалистам ни в чём на слово верить нельзя.

Мы живём в век, когда существуют два мира, две системы: социализм и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Абсурдно было бы думать, что все вопросы, неизбежно возникающие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этих систем, должны решаться только силой оружия, исключив вся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соглашения. Тогда не прекращались бы войны. Мы против такого подхода.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доказывают, что верить империалистам ни в чём нельзя — они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обманут. Но здесь дело совсем не в вере, а в трезвом расчёте. С момента ликвидации кризиса в районе Карибского моря прошло восемь месяцев,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США держит своё слово — нет никакого вторжения в пределы Кубы. Мы тоже взяли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о убрать ракеты с Кубы и выполнили его.

Но ведь нельзя забывать и о том, что мы дали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о и кубин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если империалисты США нарушат своё слово и вторгнутс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Кубы, то мы придём на помощь кубин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Каждый здравомыслящий человек хорошо понимает, что в случае вторж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империалистов мы придём на помощь кубинскому народу с совет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ак же, как помогли бы ему и с кубин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Правда, при этом ракеты немножко дольше будут находиться в полёте, но прицельность их от этого будет не менее точная.

Почему же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упорно игнорируют оценку, которую дают сам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кубин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политик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как политики братской солидарности и подлинн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Чем же недовольны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Может быть, тем, что удалось предотвратить вторжение на Кубу и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развязывания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А какова была линия поведения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КПК в период кариб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В этот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момент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или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му и твёрдому курсу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свою особую позицию. Руководствуясь какими-то своими, особыми понятиями, они сосредоточили огонь критики не столько против агрессивн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США, сколько против КПСС 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ПК, которое до этого доказывало, чт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в любое время может развязать мировую войну, в самы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момент заняло позицию критика, а не боевого союзника и товарища. Никто не слышал в те дни от китайск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заявлений об их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действиях в защиту кубин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место этого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явно пытались обострить и без того остр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в районе Карибского моря, подкидывали хворост в тлеющий огонь конфликта.

Весьма наглядно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подлинная позиция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КПК в вопросах войны и мира, в его полнейшей недооценке, более того — в сознательном игнорировании борьбы за разоружение.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возражают даже против самой постановки коммунистами этого вопроса, позволяя себе ссылаться на марксизм-ленинизм и всячески доказывая,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неосуществимость», а с другой — ненужность разоружения. Жонглируя цитатами, они доказывают, будто всеобщее разоружение воз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 полной победе социализма на земле.

Должны ли марксисты сложа руки ожидать победы социализма на всей земле, когда мир задыхается в тисках гонки вооружений, когда империалисты, накапливая запасы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угрожают ввергнуть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в пучину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Нет, это было бы преступным бездействием перед лицом властного веления времени.

Эту истину давно поняли все подлинные, сознающие сво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перед народами марксисты-ленинцы, которые вот уже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ряда лет ведут — и будут впредь вести — упорную и настойчивую борьбу за всеобщее и полное разоружение, за прекращение испытаний и запрещение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Борясь за мир, выдвигая лозунг всеобщего разоружения, мы исходим из корен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народов, учитываем реальную обстановку и не закрываем глаза на трудности. Империалисты, конечно, всё делаю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затянуть и сорвать договорённость о разоружении — им это выгодно. С помощью гонки вооружений они обогащаются и держат в страхе народные массы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Но должны ли мы плыть по течению, идти на поводу 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и отказываться от мобилизации всех сил на борьбу за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мира, за разоружение?

Нет. Поступать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означало бы капитулировать перед агрессивными силами, перед милитаристами и империалистами. А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трудящиеся всех стран могут вынудить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ойти на разоружение, предотвратить войну. Для этого им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осознать свою силу, сплотиться.

Силам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и войны должна быть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а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ая сила мирового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Он теперь обладает тем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м, что опирается на материальное могущество, на оборонную мощь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 империализму. Ушли в прошлое времена, когда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господствовал безраздельно. Положение резко изменилось и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первыми десятилетиями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я, когда наша страна была одна, была гораздо слабее, чем теперь. В наши дни соотношение сил на мировой арене стал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ным. Поэтому теперь стоять на точке зрения неизбежности войны — значит проявлять неверие в силы социализма, поддаваться настроениям безнадёжности и пораженчества.

Можно до бесконечности твердить о том, что война неизбежна, выдавая подобную точку зрения за проявление своей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сти». Но на деле такой подход отражает лишь неверие в свои силы, боязнь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лагере есть ещё мощные силы, противящиеся разоружению. Но именн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заставить эти силы отступить, надо поднимать против них гнев народов, заставить их выполнить волю народов.

Народы хотят разоружения и верят, что именно коммунисты являются авангардом и организаторами борьбы народов за достижение этой цели.

Наша борьба за разоружение не тактический приём. Мы искренне хотим разоружения. И здесь мы целиком находимся на почве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Ещё Ф. Энгельс в конце прошлого столетия указывал, что разоружение возможно, и называл его «гарантией мира». В наше время лозунг разоружения впервые был выдвинут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задачи В. И. Лениным, а первые советск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о полном или частичном разоружении были внесены ещё в 1922 году на Генуэз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Это было при жизни Ленина, 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по разоружению были им сформулированы.

Борьба за разоружение — важнейший фактор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я войны, это действенная борьба против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 такой борьб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лагерь имеет на своей стороне абсолютно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выдвинули лозунг «борьбы остриём против острия»,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яя его политике друг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направленной на смягче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и прекращени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Подобный лозунг, по сути дела, льёт воду на мельницу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ия на грани войны», помогает сторонникам гонки вооружений. Складывается впечатление, что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КПК считают выгодным сохранение и усиле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пряжённости, особенно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СССР и США. Они, очевидно, полагают, чт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должен отвечать провокациями на провокации, идти в те ловушки, которые расставляют «бешеные» из лагеря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должен принять вызов империалистов на соревнование в авантюризме и агрессивности, то есть в соревновании не за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мира, а в развязывании войны.

Стать на такой путь — значит поставить под угрозу мир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народов. Коммунисты, которым дороги интересы народов,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йдут по такому пути.

Борьба за мир, за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принципов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 с различным социальным строем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одну из важнейших форм борьбы народов против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против готовящихся им новых войн, против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империалистов в колониальных странах, против военных баз империалисто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против гонки вооружений и т. д. Эта борьба в интересах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сех трудящихся, и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 это 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ьба.

Наша партия, все братские партии помнят и руководствуются в свое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ыводом Заявления о том, что борьбу против опасности но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нужно развёртывать, не дожидаясь, когда начнут падать атомные и водородные бомбы. Эту борьбу надо вести сейчас, изо дня в день наращивая усилия. Главное — своевременно обуздать агрессоров, предотвратить войну, не дать ей вспыхнуть. Бороться за мир сегодня — значит сохранять величайшую бдительность, неустанно разоблачать политик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зорко следить за происками и махинациями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 поднимать священный гнев народов против тех, кто держит курс на войну, повышать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ость всех миролюбивых сил, непрерывно усиливать актив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масс в защиту мира, крепит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о все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н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ными в новых войнах.

Борьба за мир и мир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ослабляет фронт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изолирует наиболее агрессивные его круги от народных масс, помогает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орьбе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е народов.

Борьба за мир, за мир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органически связана с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орьбой против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 условиях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записали 81 компартия в своём Заявлении,— создаются благоприят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развёртывания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ы в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ах,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народов колониальных и зависимых стран.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успех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классовой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ы содействуют упрочению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В обстановке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были достигнуты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новые важные победы в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е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и в борьбе народов за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свободу, успешно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роцесс.

Поэтому отрывать борьбу за мир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с различным социальным строем от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орьбы против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колониализма,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и социализм,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ять их друг другу, как поступают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означает свести принцип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к пустой фразе, выхолостить его реальн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фактически игнорировать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реш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ы с империализмом, за мир и мир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что было бы выгодно только империалистам.

В своём письме от 14 июня ЦК КПК бросае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партиям обвинение в том, что они якобы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ют мир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с различным социальным строем н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эксплуататорами и эксплуатируемыми, между угнетёнными и угнетающими классами, между трудящимися массами и империалистами. Это поистине чудовищный вымысел и клевета на братские партии, которые возглавляют пролетариат в его классовых схватках с капиталом, всегда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революционную борьбу и справедливые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ые войны против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У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КПК настолько слабые аргументы в борьбе против КПСС и других братских партий, что они вынуждены идти на всякие ухищрения. Сначала они приписывают нам ни на чём не основанные, ими же самими выдуман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а затем начинают обвинять нас, бороться с нами, разоблачая эти положения. Именно так обстоит дело с их абсурдными утверждениями, будто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братские партии отказываются от революции, подменяют классовую борьбу мирным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м. В любом политкружке у нас прекрасно знают, что когда мы говорим о мирном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то подразумеваем под этим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со странами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Принцип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ни в коей мере не может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ться н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антагонистическими классами внутри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его недопустим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ть на борьбу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против буржуазии, за свои классовые интересы, на борьбу угнетённых народов против колонизаторов. КПСС решительно выступает против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идеологии. Это азбучные истины, которые пора было бы усвоить всем, кто считает себя марксистами-ленинцами.

Ⅲ.

Серьёзные разногласия существуют у КПК с КПСС и другими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 по вопросу о борьбе против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КПК взяли на себя роль защитников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разносчиков ошибочных идей Сталина. Они пытаются навязать другим партиям те порядки, ту идеологию и мораль, те формы и методы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которые процветали в период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Скажем прямо, незавидна эта роль, не принесёт она ни чести, ни славы. Не удастся никому склонить марксистов-ленинцев, прогрессивных людей на путь защиты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миров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по достоинству оценили смелость, мужество и подлинно ленинскую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сть, проявленные нашей партией, её Центральным Комитетом во главе с товарищем Н. С. Хрущёвым в борьбе против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Все знают, что наша партия сделала это во имя того, чтобы снять тяжкий гнёт, сковывавший могучие силы трудящихся, и тем самым ускорить развит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Наша партия сделала это, чтобы очистить завещанные нам великим Лениным идеалы социализма от пятнавших эти идеалы злоупотреблений личной властью и произволом. Наша партия сделала это во имя того, чтобы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вторялись трагические события, сопутствующие культу личности, чтобы все, кто борется за социализм, извлекли уроки из нашего опыта.

Всё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правильно поняло и поддержало борьбу против чуждого марксизму-ленинизму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вредных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В своё время одобряли это и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они говорили об огромно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значении ⅩⅩ съезда КПСС.

Открывая Ⅷ съезд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сентябре 1956 года, тов. Мао Цзэ-дун говорил:

«Совет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поступали по указанию Ленина. За короткий срок они добились блестящих успехов. На состоявшемся недавно ⅩⅩ съезде КПСС были также выработаны многие правиль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установки, подвергнуты осуждению недостатки в партии. Можно с уверенностью сказать, что их работа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получит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большое развитие».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отчёте ЦК КПК, с которым выступил на съезде тов. Лю Шао-ци, эта оценка получила более развёрнутое выражение:

«Состоявшийся в феврале текущего года ⅩⅩ съезд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ейши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событием, имеющим мировое значение. Съезд не только разработал грандиозный план шестой пятилетки и целый ряд важнейш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установок,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дальнейшее развитие дел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и осудил 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 который привёл внутри партии к серьёзным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 но также выдвинул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по дальнейшему развитию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нёс выдающийся вклад в дело разрядк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пряжённости».

Тов. Дэн Сяо-пин в докладе об изменениях в Уставе партии на том же Ⅷ съезде КПК говорил:

«Ленинизм требует, чтобы по всем важнейшим вопросам в партии решения принималис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 коллективом, а не единолично. ⅩⅩ съезд КПСС дал убедительные разъяснения важнейшего значения неуклонного соблюдения принципа коллективн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и борьбы против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Эти разъяснения оказали огром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е только на КПСС, но и на други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всех стран мира».

В известной редакционной статье газеты «Жэньминь жибао» «Ещё раз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опыте диктатуры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декабрь 1956 г.)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писали:

«ⅩⅩ съезд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оявил огромную решимость и смелость в деле устранения культа Сталина, выявлении серьёзных ошибок Сталина и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ошибок Сталина. Во всём мире марксисты-ленинцы и люди, сочувствующие делу коммунизма,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усил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аправленные на исправление ошибок, и желают, чтобы усилия совет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увенчались полным успехом».

Так оно и есть.

Любой объективный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сопоставит эти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с тем, что говорится в письме ЦК КПК от 14 июня, убедится, что они совершили поворот на 180 градусов в оценке ⅩⅩ съезда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Но разве допустимы шатания и колебания в таких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х вопросах? Разумеется, недопустимы. Одно из двух: либо у китайск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раньше не было разногласий с ЦК КПСС по этим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либо все эти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были фальшью.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практика есть лучший критерий истины.

Именно практика убедительн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к каким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м результатам в жизн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привело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линии ⅩⅩ, ⅩⅩⅠ и ⅩⅩⅡ съездов КПСС. За десять лет, прошедшие с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когда наша партия сделала крутой поворот в сторону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ленинских принципов и норм партийной жизни,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добилось поистине величественн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в развитии экономики, в подъёме культуры, науки, в повышении народного 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я, в укреплении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в успехах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Навсегда ушла в прошлое атмосфера страха, подозрительности, неуверенности, отравлявшая жизнь народа в период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Невозможно отрицать тот факт, что советский человек стал жить лучше,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благами социализма. Спросите у рабочего, получившего новую квартиру (а таких миллионы!), у пенсионера, обеспеченного в старости, у колхозника, обретшего достаток, спросите у тысяч и тысяч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незаслуженно пострадали от репрессий в период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и которым возвращены свобода и доброе имя,— и вы узнаете, что означает на деле дл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победа ленинского курса ⅩⅩ съезда КПСС.

Спросите у людей, отцы и матери которых стали жертвами репрессий в период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что для них значит получить признание, что их отцы, матери и братья были честными людьми и что сами они являются не отщепенцами в нашем обществе, а достойными, полноправными сынами и дочерьми советской Родины.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культура, наука, искусство — куда бы мы ни обратили взгляд, везде быстрое движение вперёд. Наши космические корабли бороздят ныне просторы Вселенной — и в этом тоже блестящее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правильности того курса, которым ведёт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наша партия.

Разумеется, мы не считаем, что у нас уже всё сделано дл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для улучшения его жизни. Советские люди понимают, что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этого принципа зависит не только от нашего желания. Надо построить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создать изобилие материальных благ. Поэтому наш народ упорно трудится, чтобы быстрее создавать материальные и духовные ценности, приближать победу коммунизма. Все могут видеть, что мы идём правильным курсом, ясно видим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наш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Программе КПСС намечен конкретный план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коммунизма. Его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обеспечит советскому народу самый высокий уровень жизни, положит начало постепенному переходу к заветному принципу коммунизма — «от каждого по способностям, каждому по потребности».

Советским людям странно и дико слышать,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пытаются охаивать Программу КПСС — величественный план созида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ивая на то, что наша партия провозглашает своей задачей борьбу за лучшую жизнь для народа,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КПК намекают на какое-то «обуржуазивание» и «перерожд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 их логике получается, что если народ в лаптях ходит и пустые щи из общей миски хлебает — это коммунизм, а если трудящийся человек живёт хорошо и хочет завтра жить ещё лучше — то это чуть ли не реставрация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И подобную философию хотят преподнести нам в качестве последнего откровения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Это с головой выдаёт авторов таких «теорий» как людей, не верящих в силы и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который взял власть в свои руки и создал своё,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Если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истори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к Программе КПСС, то легко увидеть, с чего мы начали, когда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Ленина взяли власть в свои руки, и каких вершин достиг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Наша страна превратилась в величайшую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ую державу. По объёму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занимает первое место в Европе и второе в мире, а скоро обгонит США и выйдет на первое место. Творцами всех наших побед являются советский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оветское колхозн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Мы убеждены, что на великие трудовые подвиги способен не только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но и народы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социализма,— необходимо лишь, чтобы было обеспечено правиль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рабочим классом и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м, необходимо, чтобы люди, осуществляющие это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реально мыслили и принимали такие реш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позволили бы направить по верному пути силы и энергию трудящихся.

Пытаясь оправдать 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нагромоздили в своём письме далёкие от марксизма рассуждения о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е в СССР, о якобы ошибочных положениях Программы КПСС об общенародн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и всенародной партии.

Мы не собираемся в настоящем письме подробно разбирать все их аргументы. Всякий, кто прочитает письмо ЦК КПК от 14 июня, несомненно, обратит внимание на полную беспомощность и оторванность от жизн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рассуждений, которые содержатся в письме ЦК КПК. Нас поучают, что в совет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сохраняются ещё враждебные классы, а потому-де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в диктатуре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Какие же это классы? Из письма ЦК КПК можно понять, что это «буржуазные прихлебатели», «паразиты, спекулянты, жулики, тунеядцы, хулиганы, казнокрады».

Что и говорить, оригинальн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у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о классах и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е. С каких пор эти паразитические элементы считаются классом? И каким классом? Классом тунеядцев или классом хулиганов, классом казнокрадов или классом паразитов? Преступники ни в ка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не составляли определённого класса. Это известно даже школьнику. Конечно, не составляют эти элементы класса и 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Это проявления пережитков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Для борьбы с такими людьми не нужна диктатура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Общенарод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полне может справиться и справляется с этой задачей. На своём практическом опыте мы знаем, что борьба с преступностью ведётся тем эффективнее, чем лучше поставлена воспитательная работа партийных,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и других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чем выше роль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 чем лучше работает советская милиция.

Невозможно опровергнуть тот факт, что ныне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составляют два основных класса — рабочие и крестьяне, а такж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что ни один класс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не занимает так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когда бы он мог эксплуатировать другие классы. Диктатура есть понятие классовое; над кем же предлагают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диктатуру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над колхозным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м или над народн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ей? Нельзя не учитывать, что 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класс рабочих и класс крестьян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изменились, различия, грани между ними всё более стираются.

Свою руководящую роль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после полной и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й победы социализма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 уже не через диктатуру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остаётся наиболее передовым классом общества и в условиях развёрнут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коммунизма. Его передовая роль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как е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положением, тем, что он связан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с наиболее высокой форм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так и тем, что он обладает наибольшей закалкой, выработанной десятилетиями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ы,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м опытом.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ссылаются на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К. Маркса о том, что содержание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от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к коммунизму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не чем иным, кроме как диктатурой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Но, говоря это, Маркс имел в виду коммунизм как целое, как единую обществ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формацию (первой стадией которого является социализм), перейти к которой без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диктатуры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невозможно. Имеется ряд высказываний В. И. Ленина, в которых совершенно ясно подчёркивается, что диктатура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нужна как раз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реодолеть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 эксплуататорских классов,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обеспечить победу социализма — первой фазы коммунизма. Отсюда понятно, что после победы социализма, когда в обществе остаются только трудящиеся, 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е и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зменившиеся в своей природе классы и некого больше подавлять, надобность в диктатуре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отпадает.

Если извлечь подлинн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из всей той кучи псевд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рассуждений, которые имеются в письме ЦК КПК по этим вопросам, то оно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следующем: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выступают против линии КПСС на развити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заявленной с такой силой в решениях ⅩⅩ, ⅩⅩⅠ и ⅩⅩⅡ съездов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в Программе КПСС. Совсем не случайно, что во всём их пространном письме нигде не нашлось места даже для упоминания о развитии демократ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условиях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коммунизма.

Трудно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судить о мотивах, которыми руководствуются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отстаивая 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 По существу, впервые в ист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мы сталкиваемся с открытым превозношением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Над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даже в период процветания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сам Сталин вынужден был на словах открещиваться от этой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й теории и говорил, что эта теория идёт от эсеров.

Ничего, кроме удивления, не могут вызвать попытки опереться на Маркса и Ленина для защиты идеологии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Неужели китайским товарищам не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Ленин ещё в период зарождения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провёл огромную борьбу с народническими теориями о героях и толпе, что при Ленине осуществлялись подлинно коллективные методы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в ЦК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что Ленин был необычайно скромным человеком и беспощадно бичевал малейшие проявления подхалимства и угодничества по его адресу?

Разумеется, борьба против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нималась нашей партией или другими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 как отрицание авторитета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парти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ПСС не раз подчёркивала,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ⅩⅩ и ⅩⅩⅡ съездах, что партия дорожит авторитетом свое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что, развенчивая 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 и борясь против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партия высоко ставит тех деятелей, которы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ыражают интересы народа и отдают свои силы борьбе за победу коммунизма и поэтому пользуются заслуженным авторитетом.

Ⅳ.

Следующий большой вопрос, стоящий в центре разногласий,— это вопрос о путях и методах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орьбы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 странах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ы, о путях перехода всег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В изображении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по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выглядят так: одна сторона, то есть они сами, стоит за мировую революцию,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другая сторона — КПСС,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ие партии — забыла о революции, даже «боится» её и вмест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орьбы заботится о таких «недостойных» исти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 вещах, как мир,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и повышение 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я их народов, как борьба за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е права и жизненные интересы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На деле, однако, водораздел между взглядами КПК и взгляда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лежит совсем в иной плоскости: одни, то есть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КПК, к месту и не к месту рассуждают о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по всякому поводу, а часто и без повода щеголяют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фразой,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другие — как раз те, кого критикуют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подходят к вопросу о революции со всей серьёзностью и вме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произносить громкие фразы, упорно трудятся, стремясь найти наиболее верные и отвечающие условиям эпохи пути победы социализма, ведут упорную борьбу за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демократию и социализм.

Рассмотрим основные взгляды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по вопросам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Помогает ли переходу стран и народов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установка — перестать во им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бороться за мир, отказаться от политики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 мир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ревнования, от борьбы за жизненные интересы трудящихся и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странах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ерно ли, что коммунисты стран социализма, выступая за мир и проводя политику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думают только о себе и забыли о своих братьях по классу в странах капитала?

Каждый, кто задумывался над смыслом нынешней борьбы за мир, против термоядерной войны, понимает, что советские коммунисты, братские партии друг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оказывают своей политикой мира неоценимую помощь рабочему классу, трудящимся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И дело здесь не только в том, что предотвратить ядерную войну — значит спасти от гибели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народы целых стран и даже континентов, хотя одно это уже оправдывает всю нашу политику.

Дело ещё и в том, что такая политика — лучший способ помоч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у рабочему движению в достижении его основных классовых целей. Разве это не огромный вклад в борьбу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когда страны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условиях ими же завоёванного мира, добиваются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х успехов в развитии хозяйства, добиваются всё новых и новых побед в науке и технике, непрерывно улучшают условия жизни и труда людей, развивают и совершенствуют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ую демократию?

Глядя на эти успехи и победы, каждый рабочий в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не скажет: «Социализм на деле д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он лучше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За этот строй стоит бороться». В нынешних условиях социализм завоёвывает сердца и умы людей не только через книги, н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воими делами, своим живым примером.

Главную отличительную черту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Заявление 1960 г. усматривает в том, что миров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в решающий фактор развития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с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участвовавшие в Совещании, пришли к общему выводу, согласно которому в центр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эпохи стои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и его детище — мировая систем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От упрочения мировой системы социализма зависит в огромной мере решение всех других задач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Поэтому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е и рабочие партии обязались «неустанно крепить велико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содружество народ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роль и влияние которого на ход мировых событий возрастают год от года». В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и этой важнейшей задачи наша партия видит свой высш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долг.

В. И. Ленин учил, что «…главное своё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революцию мы оказываем своей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ой. …На это поприще борьба перенесена во всемирном масштабе. Решим мы эту задачу — и тогда мы выиграли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масштабе наверняка и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Соч., том 32, стр. 413).

Завет великого Ленина твёрдо усвоили советские коммунисты, ему следуют коммунисты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социализма. Но вот,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есть та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которые решили, что В. И. Ленин неправ.

Что это — неверие в способность стран социализма победить капитализм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соревновании? Или это позиция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столкнувшись с трудностям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оциализма, разочаровались, не видя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оказывать главн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своими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ми успехами, примером успеш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своих странах? Они хотят скорее достигнуть революции другими, как им кажется, более короткими путями. Но победивш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трудом и только трудом народа может закрепить и развить свои успехи, доказать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над капитализмом. Правда, это нелегко, тем более если революции совершаются в странах, получивших в наследство от прошлого слаборазвит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Но пример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многих друг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убедительно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что и при этих условиях, если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правиль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можно достигнуть огромных успехов и показать всему миру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перед капитализмом.

Далее, как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 выгоднее дл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орьбы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 обстановка мира и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ли обстановка постоян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пряжённости 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Ответ на этот вопрос не вызывает никаких сомнений. Кому не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обстановку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правящие круги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используют для разжигания шовинизма, военной истерии, оголтелого антикоммунизма,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ставить у власти самых отъявленных реакционеров и профашистов, упразднить демократию, расправиться 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 профсоюзами и другими массовым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и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Борьба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за мир в огромной мере укрепляет их связи с массами, авторитет и влияние, а значит, помогает создавать то, что называю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армией революции.

Борьба за мир и мир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с различным социальным строем отнюдь не тормозит, не отдаляет, а, наоборот, даё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развёртывать борьбу за достижение конечных целе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Трудно поверить,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люди опытные, сами проделавшие революцию, не понимают основного: что миро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дёт сегодня и через укрепление мировой системы социализма, и через революционную классовую борьбу рабочих в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ах, и через борьбу з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укрепл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и вновь освободившихся государств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и через борьбу за мир, против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войн, и через анти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ую борьбу народных масс, и многими другими путями, которые нужно не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ять одно другому, а объединять, направлять к одной цели — свержению господства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высокомерно и оскорбительно обвиняют компартии Франции, Италии, США и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ни много, ни мало, как в оппортунизме и реформизме, в «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м кретинизме» и даже в сползании к «буржуазному социализму». На каком основании? На том, что эти компартии не выдвигают лозунга немедленной пролетар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хотя и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должны понимать, что этого нельзя делать без наличи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Каждому грамотному марксисту-ленинцу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преждевременно выдвинуть лозунг на вооружённое восстание, когда в стране отсутствует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ситуация,— значит обречь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на поражение. Известно, с какой величайшей серьёзностью относился к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В. И. Ленин, с ка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розорливостью и знанием конкрет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подходил он к выбору момента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В самый канун Октября Ленин указывал, что 24 октября выступать ещё рано, а 26-го будет уже поздно, можно всё потерять,—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брать власть надо было обязательно 25-го. Кто определяет степень накала классовых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наличи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выбирает момент для выступления? Это могут сделать только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каждой страны, его авангард —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ая партия.

Исто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рабочего движения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плоха та партия, которая, называя себя рабочей партией, занимается тольк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и вопросами, не воспитывает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в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 духе, не готовит его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к захвату власти,— в таком случае она неизбежно сползает на позиции реформизма. Но плоха и та партия, которая ставит задач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ы в отрыве от борьбы за улучше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всех трудящихся. Такая партия неизбежно отрывается от масс. Только при правильном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всех форм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ы, при умелом их сочетании, партия может стать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ой партией, вождём масс, успешно повести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на штурм капитала, на завоевание власти.

Смертный грех многих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развитых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усматривают в том, что они видят свои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е задачи в борьбе з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трудящихся, за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е реформы, осуществимые ещё при капитализме и облегчающие жизненные условия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ых слоёв населения, способствующие созданию широкого анти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фронта, который послужит основой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й борьбы за победу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о есть занимаются как раз тем, что записано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Заявлении 1960 года.

Выступив против всего, чем заняты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азвитых стран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не проявили ни элементарного чувства солидарности с коммунистами, сражающимися с капиталом на переднем крае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ы, ни понимания конкретных условий в этих странах, тех специфических путей, которыми идёт в них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По сути, «во имя революции» они отвергают как раз те пути, которые ведут к революции, навязывают такой курс, который бы привёл компартии к изоляции от масс, к потере рабочим классом его союзников по борьбе с господством монополий, с капитализмом.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разошлись с мировы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движением и по вопросу о формах перехода различных стран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ие партии, как об этом ясно сказано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Московских совещаний, в Программе КПСС, исходят из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мирного и немирного перехода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Несмотря на это,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упорно приписывают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и другим братским партиям признание только мирного пути.

В своём письме от 30 марта 1963 года ЦК КПСС ещё раз изложил свою позицию по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и его авангард —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ие партии стремятся осуществить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ую революцию мирным способом, без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этой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соответствовало бы интересам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и всего народа, обще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интересам страны.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выбор путей развития революции зависит не только от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Если эксплуататорские классы прибегнут к насилию над народом,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будет вынужден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немирный путь завоевания власти. Всё зависит от конкретных условий, от расстановки классовых сил внутри страны и на мировой арене.

Разумеется, в какой бы форме ни совершался переход от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он возможен лишь путём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диктатуры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в различных её формах. КПСС, высоко оценивая самоотверженную борьбу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о главе с коммунистами в странах капитала, считает своим долгом оказывать им всяческую помощь и поддержку».

Мы много раз разъясняли свою точку зрения, и нет нужды более подробно излагать её здесь.

А какая же позиция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по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Она красной нитью проходит через все их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и письмо ЦК КПК от 14 июня.

Основным критерием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сти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считают признание вооружённ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 всегда, во всём, везде. Тем самым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фактически отрица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мирных форм борьбы за победу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марксизм-ленинизм учит тому, что коммунисты должны овладеть всеми формам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ы — как насильственными, так и ненасильственными.

Ещё один важный вопрос — это вопрос о связи между борьб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ым движением народов Азии, Африки и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ое сегодня и мировой системой социализма и компартиями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народов Азии, Африки и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 это великие силы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Правильные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ними составляют одно из главных условий победы над империализмом.

Как же решают этот вопрос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Это видно из их новой «теории», согласно которой основно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 это,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 не между социализмом и империализмом, а между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ым движением и империализмом. Решающей силой в борьбе с империализмом, по мнению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выступает не мировая систем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не борьб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а опять-так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Этим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видимо, хотят самым лёгким путём завоевать популярность у народов Азии, Африки и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Но пусть никого не обманывает эта «теория». Фактический её смысл, хотят того китайские теоретики или нет, состоит в том, чтобы изолироват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о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и его детища — мировой системы социализма. Но э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ло бы собой огромную опасность для сам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самом деле, разве могли бы многие народы Азии при всём своём героизме и самоотверженности победить, если бы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а затем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мировой системы социализма не потрясли до основания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не подорвали сил колонизаторов?

А разве теперь, когда освободившиеся народы вступили в новый этап своей борьбы, сосредоточивая усилия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завоевани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ни не видят, что решить эти задачи было бы неизмеримо труднее, а то и вовсе невозможно без помощ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Марксисты-ленинцы всегда подчёркивают всеми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и его великого будущего, но они считают одним из главных условий его дальнейших побед прочный союз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о странами мировой системы социализма, как главной силой в борьбе с империализмом, прочный союз с рабочим движением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Такая позиция была определена в Заявлении 1960 года. Она 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на ленинской идее о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гегемонии)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как условии победы в анти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Только при условии такой гегемонии это движение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ёте приобретет подлинн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завершится переходом на путь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Эта идея Ленина была проверена на опыт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на опыте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и она ни у кого не вызывает сомнений. Оказалось, однако,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хотят «поправить» Ленина и доказать, будто не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а мелкая буржуазия ил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уржуазия, а то даже и «некоторые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и настроенные короли, принцы и аристократы» должны быть гегемоном всемирной борьбы с империализмом, и после эт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ПК поучает миров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й, что никогда и ни при каких условиях нельзя утрачивать пролетарский, классовый подход!

Залог будущих побед ка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так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 в их прочном союз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их совместной, диктуемой общими интересами, борьбе против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 которой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воей самоотверженностью, своим беззаветным служением интересам всех народов завоёвывает признание за собой руководящей роли, убеждает своих союзников в том, что е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о — надежная гарантия как его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победы, так и победы его союзников.

Наша ленин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как составную часть миров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как мощную силу, выступающую против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еликий призыв основоположников научн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Маркса и Энгельса «Пролетарии всех стран, соединяйтесь!» стал боевым знамене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Продолжатель дела Маркса и Энгельса —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 в новы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условиях, создавшихся после победы Великой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собо отмечал неразрывную связь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Лозунг «Пролетарии всех стран, соединяйтесь!» был и остаётся главным лозунгом борьбы за победу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новых условиях содержание этого лозунга расширилось.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Ленин одобрил лозунг: «Пролетарии всех стран и угнетённые народы, соединяйтесь!». В этом лозунге подчёркивается ведущая роль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и возросшее знач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Наша партия во всей свое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стр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уется этим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им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м принципом.

Возникает вопрос; чем же объяснить неверные установки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КПК по корен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Либо полным отрывом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от реальн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догматическим, книжным подходом к проблемам войны, мира и революции, непониманием конкретных условий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эпохи. Либо тем, что за оглушающим шумом о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поднятым китайскими товарищами, стоят иные цели, ничего общего с революцией не имеющие.

Из всего этого видна ошибочность, пагубность курса, навязываем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КПК мировому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у движению. То, что предлагают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под видом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линии», есть не что иное, как перечисление самых общих задач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сделанное без учёта времени и реального соотношения классовых сил, без учёта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этапа.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не замечают или не хотят замечать того, как видоизменяются задачи наше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услов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эпохи. Сводя генеральную линию к общим задачам, сохраняющим свою силу для всех этапов перехода от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они лишают её конкретности, целеустремленности, подлинной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Вырабатывая свой нынешний курс, братские партии конкретно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ли расстановку классовых сил как в отдельных странах, так и в мировом масштаб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х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ых систем, развит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этапе.

Точный анализ изменений в мировой обстановке позволил братским партиям всего мира выработать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ую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у эпохи: «Наша эпоха, основн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которой составляет переход от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начатый Великой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ей, есть эпоха борьбы двух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ых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систем, эпох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волюций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ых революций, эпоха крушения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ликвидации колони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эпоха перехода на путь социализма всё новых народов, торжеств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и коммунизма во всемирном масштабе».

Определени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эпохи явилось основой правильного подхода при выработке стратегии и тактики миров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ие партии определили свою общую линию, основ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которой сводятся к следующему:

• характер и содержание      миров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в современную эпоху определяются слиянием      в единый поток борьбы с империализмом народов, строящих социализм и      коммунизм,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ах,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ы угнетённых народов,      обще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движений; в союзе анти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сил решающая роль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рабочему классу и его      главному детищу — мировой системе социализма, которая      оказывает своё главн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на развитие миров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илой примера, своим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м;

• в силу сложившихся      объективны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условий (крайнее обострение агрессивности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появление оружия огромной разрушительной силы      и т. п.) центральное место среди всех задач, стоящих перед      анти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ми силами в современную эпоху, занимает борьба за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е термоядерной войны. Первостепенная задач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 сплочение всех миролюбивых сил для защиты      мира, спасения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от ядерной катастрофы;

•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ы в каждой стране, её формы и пути определяются конкретными условиями      данной страны. Общей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ью являетс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извержение      власти капитала и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в той или иной форме диктатуры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Задача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и компартий состоит в том,      чтобы максимально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имеющиеся нын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мирного, не связанного с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ой пут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быть готовыми к немирному пути, к вооружённому      подавлению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буржуазии; обще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является      необходимой составной частью борьбы за социализм;

• цели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состоят в доведении до конца задач анти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развитии и упрочен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фронта, основанного на союзе с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м и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и настроенн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уржуазией, в подготовке условий дл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и перехода на не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путь развития;

• отношен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взаимопомощи между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сплочённость      и единств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 рабочего движения, верность      совместно разработанным позициям и оценкам, ленинским принципам жизни      партий и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ними составляют необходимые условия      успешного реш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задач, стоящих перед коммунистами.

Таковы в современную эпоху основные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ов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таковы основ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ли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на нынешнем этапе. Борьба за мир, демократ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и социализм — вот коротко суть этой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лини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е проведение этой линии на практике — залог успехов миров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се эти важнейшие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коллективно выработанные братским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и, и рабочими партиями в Декларации и Заявлении, нашли своё выражение в новой Программе КПСС, которая полностью 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на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ом обобщени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опыта как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так и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масштабе.

Ⅴ.

Ошибочные взгляды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КПК по коренны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м вопросам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неразрывно связаны с их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направленной на подрыв единства мировог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лагеря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на словах признают, что единство СССР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является опорой всег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однако на деле они по все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подрывают связи с нашей партией, с нашей страной.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ПК часто говорит о своей верности содружеству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Однако отноше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к этому содружеству опровергает их громкие заявления.

Статистика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КНР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три года более чем в два раза снизила объём торговли со странам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которы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страны особенно остро ощутили результаты такого курса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Действ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находятся в вопиющем противоречии не только с принципами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но в ряде случаев и с общепризнанными правилами и, нормами, которых должны придерживаться вс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Нарушение ранее подписанных соглашений нанесло серьёзный ущерб народному хозяйству некоторы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вполне понятно, что немалый ущерб от свёртыва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испытывает и экономика самого Китая.

Стремясь оправдать свои действия в глазах народных масс,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ПК недавно выдвинуло теорию «опоры на собственные силы». Вообще говоря, вест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каждой стране, опираясь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на собственные усилия народа, с наилучшим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внутренних ресурсов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 это правильный путь создания материаль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базы социализма. Дело построения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каждой стране — эт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дело народа этой страны, его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который был первой страной социализма, вынужден был строить социализм, опираясь только на собственные силы и используя внутренние ресурсы. И хотя теперь существует систем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 это вовсе не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народ какой-либо страны может сидеть сложа руки и уповать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на помощь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социализм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ажд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ны считает своим долгом мобилизовать все внутренние резервы для успеш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Поэтому заявление ЦК КПК об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собств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в его прямом значении не вызвало бы возражения.

Однако, как показывают весь текст письма ЦК КПК и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в китайской печати, в этот тезис фактически вкладывается содержание, с которым нельзя никак согласиться.

Под формулировкой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собств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скрывается концепция создания самодовлеющи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хозяйств, для котор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 с друг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ограничиваются лишь торговлей. Такой подход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стремятся навязать другим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м странам.

Провозглашение курса «опоры на собственные силы», по-видимому, понадобилось руководству КПК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ослабить узы тесной дружбы между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Та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азумеется, не имеет ничего общего с принципам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Её нельзя расценить иначе, как попытку подорвать единств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аряду с курсом на свёртыва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ПК предприняло ряд мер,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обостре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с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подрывают сплочённость не тольк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лагеря, но и всего миров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попирая принципы пролетар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грубо нарушая нормы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брат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ПК организует и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различные антипартийные группы отщепенцев, выступающие проти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в США, Бразилии, Италии, Бельгии, Австралии, Индии. Например, в Бельгии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ПК оказывает поддержку группе Гриппа, исключённой из партии на последнем съезде. В США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ся подрыв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левооппорт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Молот и Сталь», которая поставила своей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борьбу против Компартии США. В Бразилии получают поддержку со стороны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фракционные группы, исключённые из рядов компартии (как, например, группа Амазонаса — Грабойса).

В Австралии ЦК КПК попытался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раскольническ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против компартии и её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с помощью одного из бывших членов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Э. Хилла. Посетив, в своё время, КНР, Э. Хилл публично выступил проти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Австралии и попытался сколотить вокруг себя единомышленников.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Компартия Австралии исключила Хилла из состава ЦК партии, он демонстративно отправился в Пекин.

В Италии китайски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поощряют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группы бывших работников Падуан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компартии, которые издавали листовки с провокационным призывом к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у» восстанию.

Особенно стараются товарищи из КПК вести подрывную работу 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и рабочих партиях стран Азии, Африки,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Поднимая на щит отщепенцев и ренегатов, оказавшихся вне рядо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перепечатывают в своих газетах и журналах клеветни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 из изданий этих ренегатских групп, направленные против политики КПСС, против линии всего миров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Китайски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на Цейлоне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есный контакт с группировкой Э. Самараккоди, которая является орудием троцкистского «Ⅳ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Позицию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пытаются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своих целях троцкисты из «Ⅳ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которые даже обратились с открытым письмом к ЦК КПК, где прямо заявляют: «Ⅳ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со дня своего основания ведущий… борьбу с идеями, против которых вы сегодня выступаете, стоит на вашей сторон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секретариат Ⅳ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приветствует эту дискуссию, начатую вами во всё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 движении. Он призывает вас развивать её».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выступают с резкими нападками на братски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и 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которые не хотят отступать от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ли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Они опубликовали 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или на многих языках статьи, порочащи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Компартии США,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Итальянской, Индийской компартий. Какие только бранные выражения не употребляют авторы этих статей по адресу известных лидеров братских партий! Тут и «двурушничество» и «правый оппортунизм», «ревизионизм» и «несоответствие норма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морали»,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перерождение» и «малодушие», «без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попугайство», «высокомерие и презрение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м народам стран Азии, Африки и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обвиняют компартии США и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ы в том, что они действуют «заодно с наиболее авантюристическим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империалистами».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омпартии Индии именуется не иначе, как «клика».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Франции, Италии, Индии, США бросается чудовищное обвинение в «заботе о судьбах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и всех реакционеров». А в своём письме от 14 июня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ПК опускается до инсинуаций, будто и КПСС «выступает в роли пособника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икто, кроме троцкистов, ещё не осмеливался до сих пор ввиду явной абсурдности возводить подобные клеветнические обвинения на великую партию Ленина!

Нужно ли удивляться, что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радуется таким действиям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Не случайно буржуазная печать то и дело кричит о «кризис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и призывает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своих интересах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вызванные позицией ЦК КПК.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КПК вышли из состава редколлегии журнала «Проблемы мира и социализма» — коллективного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 орган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и рабочих партий, прекратили выпуск этого журнала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стремясь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лишить китайских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объективного источника информации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Раскольни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китай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в ряда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ызывает законное возмущение и отпор со стороны братских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их партий.

В письме ЦК КПК говорится, что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с братскими компартиями одной партии «недопустимо ставить себя над другими брат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 недопустимо вмешиваться во внутренние дела братских партий…». Это — неплохое заявление. Но именно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и прибегают сами к таким недопустимым действиям. Попирая интересы миров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они действуют вопреки нормам и принципам, которые изложены в Декларации и Заявлении, пытаются подчинить своему влиянию и контролю другие братские партии.

Одним из наглядных примеров особой линии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КПК 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лагере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 движении является его позиция по албанскому вопросу.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1960 года албански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открыто выступили с левооппорт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латформой по основным вопросам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начали проводить враждебную политику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ПСС и других братских партий. Албан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развернуло в стране антисоветскую кампанию, приведшую к срыву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 куль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с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Подавляюще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и рабочих партий решительно осудило эту антиленинск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албанск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Совсем другую позицию занял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КПК, предпринявшие всё, чтобы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албанск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в качестве своего рупора. Теперь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прямо толкали их на путь открытой борьбы против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друг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и братских партий.

В своих нападках на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ие парти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КПК особое место отводят югославскому вопросу. Они пытаются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дело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будто трудности 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 движении вызваны улучшением отношений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друг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с Югославией. Вопреки фактам они упорно утверждают, будто Югославия не являетс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ной.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в 1955 году КПСС вместе с другими брат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 проявила инициативу в деле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с Югославией, чтобы преодолеть длитель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главную долю вины за который несёт Сталин. В тот период у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КПК не возникало никаких сомнений по поводу характер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в Югославии. Так, газета «Жэньминь жибао» отмечала, что «Югославия уже добилась важных успехов в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социализма».

Объективный анализ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роцессов в Югославии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в последующие годы позиции социализма там укрепились. Если в 1958 году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сектор в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оставлял 100 процентов, в сельском хозяйстве — 6 процентов и в торговле — 97 процентов, то теперь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сектор составляет в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100 процентов, в сельском хозяйстве — 15 процентов и в торговле — 100 процентов. За период, прошедший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отношений, произошло сближение позиций Югославии с позицией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друг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в вопросах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Почему же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так резко изменили свою позицию по югославскому вопросу? Этому трудно дать другое объяснение, кроме того, что они увидели в этом один из выгодных, по их мнению, поводов для дискредитации политики КПСС и других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их партий.

Советские коммунисты знают, что между КПСС и СКЮ продолжают оставаться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по ряду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х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вопросов. Об этом мы прямо заявляли и продолжаем заявлять югославским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 Но неправильно было бы на этом основании «отлучать» Югославию от социализма, отсекать её от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и толкать в лагерь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как это делают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КПК. Этого как раз и хотят империалисты.

Сейчас в мире имеется 14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Мы глубоко убеждены, что в недалёком будущем их будет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больше. Круг вопросов, с которым сталкиваются братские партии, стоящие у рул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расширяется, причём каждая из братских партий работает в различ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Нет ничего удивительного, что при таких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х у братских партий могут появляться различные подходы к решению тех или и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Как же в этих случаях должны поступать марксисты-ленинцы? Заявлять, что та или ин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на,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которой не согласны с ними, уже не являетс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Это было бы проявлением самог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произвола, такой метод не имеет ничего общего с марксизмом-ленинизмом.

Если следовать примеру китайск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то в силу наших серьёзных разногласий с лидерами Албанской партии труда нам уже следовало бы давно объявить Албанию не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ной. Но это был бы неправильный, субъективистский подход к вопросу. Несмотря на разногласия с албанским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советские коммунисты считают Албанию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ной 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меры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отрыва Албании от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Мы с огорчением наблюдаем, как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КПК подрывают традиционную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ую дружбу, ослабляют единств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КПСС выступает и будет выступать за единство и сплочённость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всего миров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Ⅵ.

Подведём некоторые итоги.

Время, прошедшее после принятия Заявления 1960 года,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дтвердило правильность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ой программы миров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 рабочего движения. Успех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коммунизма, успех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других странах социализма оказывают всё большее революционизирующее влияние на умы людей во всём мир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Куба зажгла маяк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западном полушарии. Нанесены решающие удары по колони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е, которая близка уже к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й ликвидации. Одержаны новые победы рабочим классом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Мирово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неуклонно идёт вперёд.

Всё это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в Заявлении 1960 года правильно намечена генеральная линия миров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Задача сейчас состоит в том, чтобы работать и действовать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этой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линией, развивать и конкретизировать её применительно к условиям каждой компартии. Поэтому несостоятельны и вредны всякие попытки навязывать мировому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у и рабочему движению какую-то новую генеральную линию, как это делается в письме ЦК КПК от 14 июня. Принять эту «генеральную линию» значило бы отойти от Заявления 1960 года, согласиться с программными установками, противоречащими этому Заявлению, принятому 81 партией. Наша партия не пойдёт по этому пути.

Наша славная ленинская партия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й своей истории вела непримиримую борьбу против правого и левого оппортунизма, троцкизма и ревизионизма, догматизма и сектантства,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и шовинизма во всех их проявлениях как внутри страны, так и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В этой борьбе за чистоту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наша партия закалилась и окрепла, и ей не страшны никакие вылазки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 и оппортунистов, откуда бы они ни исходили.

Жизнь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став обще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КПСС укрепила свои связи с массами, приобрела ещё большую силу, отличается ещё более высокой дисциплиной. С победой социализма идеология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 марксизм-ленинизм — стала идеологией всего народа, его передовой части. Цель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 построение коммунизма — стала целью общенародной. И этому усилению влия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марксисты-ленинцы могут, конечно, только радоваться. Мы можем сказать, что никогда ещё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В. И. Ленина наша партия не была столь сильной, способной решать самые дерзновенные задачи, связанные с построением нового мира.

Теперь, когда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социализм победил полностью и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когда мы камень за камнем возводим прекрасное здание коммунизма, наша партия, весь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ещё более уверены в том, что великие идеи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восторжествуют во всём мире.

Нашу уверенность разделяют народы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трудящиеся всего мира, они высоко ценят большой вклад, который вносит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общее дело борьбы за мир, демократ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свободу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и социализ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ояла и стоит за тесную дружбу 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ей Китая. У нас есть серьёзные разногласия с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и КПК, но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двумя партиями, двумя нашими народами должны строиться, исходя из того, что у нас общая цель —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нов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что у нас общий враг —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Две великие страны —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 объединёнными усилиями много могут сделать для торжества коммунизма. Это хорошо знают наши друзья и враги.

Сейчас в Москве происходит встреча делегаций КПСС и КПК. К сожалению,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КПК на этой встрече продолжают обострять обстановку. Несмотря на это, делегация КПСС проявляет максимум терпения и выдержки, добиваясь, чтобы переговоры дали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Ближайшее будущее покажет, согласны ли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строить наши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основе того, что нас объединяет, а не разъединяет, на основе принципов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Наши враги строят свои расчёты на углублении разногласий между КПК и КПСС. Они и сейчас высматривают, нельзя ли чем поживиться. На днях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газета «Дейли ньюс» писала: «Так давайте же натравливать друг на друга Красную Россию и Красный Китай, чтобы они разорвали друг друга на куски». Об этих коварных расчётах империалистов никогда нельзя забывать нам, коммунистам.

Понимая сво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пере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движением, перед народами всего мира, наша партия призывает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стать на путь ликвидации разногласий и укрепления подли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наших партий на принципах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пролетар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Наша ленинская партия вместе со всеми брат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 боролась и борется за сплочение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сех трудящихся в борьбе против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за мир, демократ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и социализм.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КПСС перед лицом партии, все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со все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заявляет, что мы делали и будем делать всё, что в наших силах, для укрепления единства 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ей Китая, для сплочения миров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Ленина, для сплочения стран мировой системы социализма, для действенной помощи всем народам, борющимся против колониализма, для укрепления дела мира и победы великих идеалов коммунизма на всей земле.

Все трудящиес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ещё теснее сплотятся вокруг своей род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и её ленинского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направят всю свою энергию на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величественной Программы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коммунизма.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авда», 14 июля 1963 г., сс. 1—4.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также в: Полемика о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ли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Пекин,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ах, 1965.— сс. 549—610. В последнем источнике также есть разметка (жирный шрифт), отсутствующая в газетной публикаци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