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与公有化
到了十九世纪初期，英国与法国的工人日益倾向于“自婚”（Self-Marriage）或自由结合的方式。许多人根本无力承担结婚需要的费用，因而大量推迟正式婚姻，转而选择同居生活。在法国，许多工人——尤其是金属工业的工人——从原则上拒绝法定婚姻，一方面是法定许可的费用高昂，另一方面则由于反教权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在英格兰，性与宗教方面的非正统观念同样广泛存在。早期工业中心是敌视神职人员及其婚姻收费行为的温床。在许多城市中，反教权主义甚至呈现出激进乃至带上了社会主义色彩的形态。潘恩主义（Painite）自由思想者、女权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围绕婚姻制度展开了激烈的公共辩论，他们所表达的观点，实际上反映了许多工人数十年来已经在践行的生活方式
19 世纪上半叶，欧洲与美国各地涌现出大量构建替代型社群的乌托邦构想。圣西门、查尔斯・傅立叶、罗伯特・欧文思想衍生出的各类运动，对已经在践行松散婚姻模式的工人与手工业者产生了强烈吸引力。诸多乌托邦主义者和他们之前的千禧年主义前辈一样，都倡导自由结合的理念，但不同以往的是，这类理念首次同家务社会化、女性解放的社会改造方案结合在一起。在法国，极具个人号召力、带有准宗教领袖特质的普罗斯佩·安凡丹（Prosper Enfantin）开始推广乌托邦理论家圣西门的思想。尽管圣西门本人几乎没有撰写过与女性相关的内容，安凡丹却建立了一个团体——很快被视作一种 “新宗教”——这个团体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争取女性平等的事业当中。
安凡丹本人坚定信奉明确的性别角色划分：男性代表理性，女性代表感性。但他十分看重女性在情感层面的价值，也基于这一点主张女性应当完整参与公共领域的各类事务。后来安凡丹将女性成员逐出自己团体的领导层，也就是该组织所说的 “等级体系”，随后离开法国前往埃及，试图找到一位女性弥赛亚。尽管如此，他的团体内部还是分化出一支女性独立派系，该派系曾短暂发行一份女权主义刊物，倡导自由恋爱、废除非婚生子女的身份歧视、实现育儿事务社会化。但与在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蒸蒸日上的男性乌托邦主义者不同，这些女权主义者发现，不依靠婚姻几乎无法维持自身经济生存。极端贫困的处境，迫使许多人重新反思自己此前秉持的自由恋爱理念。
如果说安凡丹提出的女性解放方案基本以失败告终，那么查尔斯・傅立叶设计的替代型社群（即法郎吉）的完备规划则取得了相对更好的实践成效。傅立叶的思想在欧美各地都收获了众多支持者，1840 至 1860 年间，美国境内先后出现四十余个受傅立叶思想启发建立的社群。
美国联合主义者（Associationist）的各类宣传文本中宣称男女拥有平等地位，但和圣西门主义者一样，绝大多数联合主义者都认同传统的性别角色与劳动分工体系。他们将女性定义为 “美化者、精神化者和共情者”。联合主义者虽然批判独立的小型家庭模式，却并未质疑传统两性之间的关系。在法郎吉内部，烹饪、洗衣、育儿这类家务劳动实现了社会化统一安排，但这些工作依旧由女性承担，只是以集体形式开展。女性名义上拥有 “平等” 地位，却被认为与男性存在本质差异。傅立叶主义者认定，女性的先天特质会让她们天然倾向于从事家务劳动。
于是，整个社会层面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在法郎吉内部得以被原样复刻：女性被固定分配家务工作，几乎不掌握政治权力，劳动报酬也低于男性。部分法郎吉的组织章程甚至明文规定，女性薪资只能按男性薪资的固定百分比例发放；其中有一处社群明确规定，女性所能拿到的最高薪酬，仅等同于男性的最低薪酬标准。
在英国，乌托邦理论家、社会活动家罗伯特・欧文发起了一场工人运动，旨在建立由工人自主所有、自主经营的合作社商店。在经历1834 年一系列激烈罢工后，欧文不再进行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激进主义，转而计划按照自己的蓝图打造乌托邦社群。这些社群最终在内部冲突、资金周转困难，以及欧文本人逐渐滋生出的反民主、背离工人立场的思想倾向中走向瓦解，尽管这些社群的实践结果不佳，但欧文主义思想对英国各地及海外的男女工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1825 至 1845 年间，欧文主义者围绕女性社会地位开展了大量公开演讲与文字创作。他们倡导 “道德婚姻” 理念，主张采用简洁、不带有宗教仪式的婚姻誓言，同时推行廉价便捷的离婚制度。尽管欧文主义者对父权统治提出批判，但和联合主义者一样，他们批判传统家庭关系，并非是针对家庭内部两性权力的不平等，而是出于其具有的损害公共利益的属性。在欧文构想的全新社会体系中，所有人的居住模式将实现完全集体化，家务劳动以集体轮换的形式统一开展。计划中包括：所有成年人（无论已婚或是单身）都拥有独立房间，儿童统一居住集体宿舍；同时设置用于集体就餐、社交往来与团体活动的公共空间。这套对家庭的批判逻辑和集体生活的建设蓝图后来被布尔什维克所采纳。但与联合主义者相似，欧文主义者几乎没有采取行动颠覆或改造传统的性别劳动分工。家务与育儿工作仅在女性群体内部轮换承担，并非由全体共同分担。总体而言，欧文主义社群里女性的生存处境和联合主义社群中的女性同样糟糕：将私人家务转化为集体统一劳作，往往只会增加女性的劳动总量，而非减轻她们的负担。
1840年之后，欧文主义者逐渐认识到，如果不重构现行财产制度，就无法改造婚姻制度。这一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女性群体的抗议所推动的：越来越多女性对自由同居，也就是所谓 “道德婚姻” 的理念感到难以接受。欧文主义内部关于婚姻的立场开始分裂为多种相互竞争的观点。一位欧文主义刊物编辑警告说，“道德婚姻” 几乎无法为女性提供任何保障，一旦没有法律约束，男性总是很容易选择抛弃伴侣。欧文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尤其是贫困阶层中的女性，对不受约束的性关系所持的态度比她们的男性同道更为审慎。她们时刻明白意外怀孕带来的代价，因而认同一位欧文主义者所提出的观点：“道德婚姻与其说是对女性的解放，不如说是对男性的解放。”这一观点早在之前就被“狂信徒派”和圣西门派女权主义者的批评者提出；此后十九世纪的俄国激进女性以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女性也再次提出这一观点。然而在1840年代，这场辩论的话语权仍基本掌握在男性手中，当时教会正与欧文主义的性自由拥护者激烈对抗。两种立场都无法真正维护女性的权益。欧文主义内部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女性发声渠道，这一局面最终反倒让教会得以重新巩固其保守、传统的婚姻观念。
尽管空想社会主义从基本层面上认同人人平等，但其中关于女性在经济、社会、性独立的相关思想仍发展得较为不成熟。不过，空想社会主义者高度推崇集体主义与平等理念，这一点明显区别于宗教社群主义者与启蒙哲学家。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业劳动力结构迎来重大变革的开端，女性开始进入家庭之外的雇佣劳动领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形成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传统家庭模式正在发生转型，女性获得了全新的经济独立能力。工人阶层应对女性劳动力涌入的种种抗争，既为争取性别平等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巨大推动力，也催生了一套社会主义视角下的女性解放理论。
挑战劳动性别分工
无论是英国还是其他国家，男性工人对于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最初反应均充满激烈抵触情绪。拿破仑战争期间，女性开始进入英格兰的制衣行业，分流了传统手工作坊的工作资源，并削弱了男性工人在招工、薪资与生产组织层面业已赢得的控制权。男性迅速组织起来，试图将女性排除在该行业之外。他们声称，女性劳动者会导致整体薪资水平降低，致使男性无法养家糊口。并在1827年和1830年发动了大规模罢工，其中一项核心诉求便是禁止女性参与行业工作。而雇主则利用女性充当破坏罢工的劳工，并且19世纪30年代末成功打破了制衣行业中手工业者对行业的控制。
在法国，男性制衣工人也进行了类似的斗争。成衣产业兴起后，行会手工业群体的话语权遭到削弱，制衣店主和工人都联合起来反对计件工作制度和女性劳动。男性将女性的劳动视为对“家庭稳定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女性主义与社会活动家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1803–1844）发起了为女性劳动者辩护的呼吁，主张同工同酬及女性应该拥有进入男性行业的权利，但遭到工匠和技术工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声称女性最好留在家中。
女性走出家庭参与有偿劳动这一新现象，在各行各业都引发了强烈的愤懑与混乱，因为它彻底颠覆了工人群体原有的生存秩序。女性凭借更低的薪资要求取代了男性劳动力，男女劳动者之间因而爆发了激烈的岗位竞争。女性放弃了传统的家庭职责转而从事有薪工作，这样一来，那些愤怒且失业的丈夫们就不得不留在家中照看孩童、操持家务。随着整体薪资水平持续走低，即便丈夫尚有工作的女性，也不得不外出谋生。男性工人随即组织起来抵制女性务工，并提出 “家庭工资” 的要求。男性工人的这类反应后来被定义为 “性别保守主义” 或 “无产阶级反女权主义”，他们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视作 “自然秩序的颠倒”。尽管不少女性反驳称自己外出务工实属别无选择，但也有一部分女性支持 “家庭工资” 的主张，她们难以承受全职有偿劳动与家务劳动双重负担。手工业行会工会接连发起抗争，试图逆转这一时代趋势，却均以失败告终；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各地仍能听到要求 “家庭工资” 的呼声。
对性别分工的首次挑战并非来自自由派女权主义者——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关涉工人阶层的困境——而是来自社会主义者，其支持者正面临着女性参与劳动所引发的巨大社会动荡。自由派女权主义者专注于争取受教育权、公民权与政治权利，以及宗教和慈善事业，几乎从未对女性理应承担家务的固有定位提出质疑。即便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其著作《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ugation of Women，1869）中也主张，在“最合理的劳动分工”之下，男性负责赚取收入，女性负责管理家庭开支。他从未考虑到大量工人阶级女性是别无选择、只能外出劳动这一事实。 总体而言，19世纪的自由派女权主义者“主要站在单身、受过教育女性的立场发声”。她们试图把 “性别分工体系延伸至资本主义经济当中”：通过强调女性的家务生产职能，持续扩大由女性主导的服务业规模。
与之相对，社会主义理论家与组织者则被迫直面女性劳动在职场与家庭中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最初他们对此感到困惑，耗费数年反复摸索，试图找到可行的解决路径。即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能对资本主义的变革力量作出了最为深刻的剖析，起初也缺乏配套的分析框架与行动方案。不过，他们的困惑期相对短暂。二人很快认识到，女性大规模参与有偿劳动是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并在此基础上率先从理论层面对性别劳动分工发起系统性批判。他们批评带有无产阶级反女权主义倾向的斗争路线，其著述对欧洲工人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最终为布尔什维克关于女性与家庭问题的思考奠定了核心理论框架。尽管他们的许多观点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存在相似，但他们对女性受压迫的起源与发展的分析则是全新的、前所未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