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根据B站朗读版转译和原文进行修订
第一章 苏联1939年的窘境
1939年5月4日,《真理报》和其他苏联报刊登了一小段内容题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任V·M·莫洛托夫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法令》。
这道法令写道: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V.M.莫洛托夫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同时履行两项职责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M.加里宁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A.戈尔金
文告中没有提到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他由于昨日因他自己的请求辞去职务。莫洛托夫突然接替了他的外交人民委员和其他一切职务,这条短短的新闻在各地世界引起轰动,被认为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在那场著名的军事会议上——也就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前一天,德国入侵波兰前十天——对他那些将领宣称:“李维诺夫被撤职具有决定性,依我看,这犹如一声炮鸣,使莫斯科对西方国家的态度发生转变的迹象。”
这番话和其他无数说辞一样,都被认为李维诺夫被撤职,莫洛托夫取而代之,意味着苏联外交政策发生决定性改变,可这种理解未免过于简单。最高苏维埃5月3日的法令,最多只能说标志着“李维诺夫时代”正式结束。实际上,李维诺夫时代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逐渐失势,特别是在1938年9月的慕尼黑会议 苏联人明显被排除在相关协议之外后。长久以来,苏联对于李维诺夫的集体安全和国际联盟政策能否奏效深感怀疑。实际上,把这项政策称为“李特维诺夫的”政策是不准确的,李维诺夫奉行的不过是苏联政府和党制定并批准的政策,而个人因素只在于他非常坚定、充满热情和决心地去执行这项政策。但一直以来,他对结果感到极度失望和沮丧。法国只在1934年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考虑过反对纳粹德国的一个大联盟。这个联盟包括法国的盟友(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英国和苏联。时任法国外交部的部长是卢伊·巴尔杜 可是英国对巴尔杜方案反应冷淡,波兰同样如此。
巴尔杜1934年10月遇刺身亡,皮埃尔·赖伐尔继任法国外交部部长,赖伐尔最大的愿望是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结盟,并同纳粹德国达成某种协议。尽管他在1935年与苏联签署了一份互助条约,但这主要是出于策略和国内原因,法国和苏联都不太看重这份条约的实际价值。归根结底,法国人不愿为遵守该条约而缔结一项军事协定。
1936年3月,希特勒重新占领莱茵兰,法国没有做出激烈应对。这种情况清楚地向苏联人表明,法国不太可能依赖他与波兰和小协约国缔结的联盟。一旦希特勒占领并强化莱茵兰地区,法国官方外交政策与展开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之间,就会出现一道不断扩大的鸿沟。
那些年负责英国政策的是何许人?先是拉姆齐·麦克唐纳和约翰·西蒙爵士。他们在1935年的德特雷萨会议上使墨索里尼得以在阿比西尼亚放手大干。然后是鲍德温和西蒙 他们不鼓励法国对莱茵兰事件采取任何行动。接下来是签订霍尔·赖伐尔协定的塞穆尔·霍尔,最后是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对莱茵兰事件的绥靖、对西班牙的绥靖、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绥靖,使绥靖主义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英国和法国的官方策略。慕尼黑会议是绥靖政策的最终胜利。在英国,少数强烈批评这项政策的人——特别是安东尼·艾登——被打入冷宫,丘吉尔的呼吁根本没人理会。法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善良但能力欠佳的伊冯·德尔博斯,自1936年6月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就担任法国外交部部长。1937年底,他马不停蹄地奔波于东欧——访问了华沙,贝尔格莱德 布加勒斯特,布拉格——可他发现,莱茵兰事件发生后,法国的同盟体系名存实亡,只有捷克人仍可悲地相信,倘若遭到德国入侵,法国会为他们提供援助。值得注意的是,德尔博斯这趟访问之旅没有去莫斯科。不久之后,著名绥靖主义者乔治·博内出任法国外交部部长
慕尼黑会议后,博内于1938年12月迎接了到访巴黎的里宾特洛甫。与某些说法不同,他并没有正式应允德国在东部“放手大干”。然而,当时法国在提及与第三国的“特殊关系”时显得半心半意,一周后,博内在法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就法国对波兰、罗马尼亚和苏联的承诺发表了极其模棱两可的声明。最重要的是,新闻界在官方支持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运动。《晨报》和《时报》这些颇具影响力的报刊,对一些疯狂的方案大加支持。例如,他们赞同在比斯库普斯基和斯科罗帕茨基这些德国傀儡主导下建立一个“大乌克兰”。所有这些,都使得对博内与里宾特洛甫“友好会谈”的弦外之音产生怀疑者寥寥无几。次年夏天,当博内试图“警告”德国时,里宾特洛甫毫不客气地指出:在1938年12月,博内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干涉德国对但泽的企图,或者说,他总体上无意干涉德国在东部的利益。
“大乌克兰”的想法,当然不是法国或英国绥靖者的灵感。慕尼黑会议结束后的几周,希特勒一直在考虑这个想法。但他很快意识到,倘若他在目前情况下进一步寻求“大乌克兰”方案,可能会导致苏联、波兰、罗马尼亚之间达成和解。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告诉贝克,他对乌克兰已失去兴趣。可是斯大林并没有对法国和英国某些颇具影响力的报纸考虑并大加赞赏的这个方案丧失警惕。他对伦敦、巴黎、柏林之间存在某些交易的怀疑,在1938-9年冬季不可避免地加强了。
可即便在目前这个阶段,斯大林仍仔细地区分了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些侵略性国家和法国、英国、美国这些非侵略性国家,并对非侵略性国家的软弱和缺乏勇气深感遗憾——就像他三月十日在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清楚表明的那样。五天后,德国军队开入布拉格,仅仅六个月后,岌岌可危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便告终结。
1938年、1939年冬季的苏联并不安定。诚然,清洗运动1938年底已基本停止。但已有数千人遭流放或被送入劳改营,还有许多人干脆被枪毙了,不过没人能说清楚究竟有多少人遇害。1939年1月21日,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列宁纪念仪式上,斯大林的亲信叶若夫出现在斯大林、贝利亚、米高扬、卡岗诺维奇、谢尔巴科夫、安德列耶夫、加里宁、什基里亚托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布琼尼、麦赫利斯、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巴达耶夫这些党和军队高级领导人当中,这是叶若夫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已经结束,苏联的生活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尽管住房情况仍不尽人意,特别是莫斯科。斯大林的“生活变得更轻松,生活变得更快乐”( zhit’stalo legche,zhit’staloveselei)这句话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官方口号。没有什么深度的音乐喜剧、轻歌剧,喜剧电影流行开来,波克拉斯((Pokras))、布兰特(Blanter)、杜纳耶夫斯基(Dunaevsky)这些流行歌曲作家一时间声名鹊起。布兰特刚刚写就他那首著名的《喀秋莎》,这首曲子在一九四一年成为最受红军、指战员喜爱的行军曲之一。杜纳耶夫斯基创作了《祖国进行曲》,此时恰逢大清洗的顶点。歌曲中“我不知道哪个国家的人能如此自由地呼吸”这句歌词显得极不协调。柳博芙·奥尔洛娃被誉为苏联的格蕾西·菲尔兹,她主演的《伏尔加—伏尔加》颇受欢迎。这部电影描绘了苏联沐浴在斯大林宪法的阳光下,人们变得多么快乐。除了这类打闹喜剧影片,苏联还出现一些爱国主义电影,其中包括爱森斯坦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这部电影说的是,倘若罪恶的条顿骑士团后裔敢入侵神圣的俄罗斯,他们会遭遇些什么?另一部著名的电影《马姆洛克医生》,则谴责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
每个人或多或少意识到纳粹的危险。令人不安的是,侵略者在世界各地肆意妄为,除非他们胆敢冒犯苏联及其蒙古盟友的地方,就像日本人几个月前在哈桑湖所做的那样。日本、意大利、德国愈发嚣张。整个冬季,尽管《真理报》作出“西班牙人民在赢得最终胜利前绝不会放下武器”这种毫无意义的保证,可从西班牙传来的消息,越来越让人沮丧。一月初,波兰强人贝克上校前往贝希特斯加登面见希特勒。有些人不由的暗自私存,苏联还有朋友吗?——当然,勇敢的小国蒙古除外。
这就难怪,寻求保护的民众在这些日子把目光投向军队。瓦莲京娜·格里卓杜波娃、波林娜·奥西片科、玛林娜·拉斯科娃这些王牌女飞行员成为深受欢迎的偶像人物。1939年5月,波林娜·奥西片科和另一位王牌飞行员谢尔夫在一起飞行事故中丧生,他们的葬礼简直就像全国哀悼日。苏联政府在红场为两位飞行员举行公葬,护柩者中包括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和其他领导人。
苏联国内抓住一切机会颂扬武装部队,不过正如一些观察家后来叙述的那样,此举有点像吹着口哨走夜路。在红军所向无敌的这种大肆宣传之下,实际上是其无法掩饰的焦虑。1939年1月1日,《真理报》的新年社论重提斯大林近期亲自发出的警告:“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击退对我国的武装攻击,并在对方领土上粉碎消灭敌人。”
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1月21日的列宁纪念仪式上,谢尔巴科夫发表了一篇长长的讲话。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红军说的:
“社会主义革命已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国家正被资本主义世界包围,这种包围只是在等待时机,以便进攻我们的国家。当然,这种情况下国家无疑会消亡。1919年,我们的党纲规定把红军改编成一支民兵力量,可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无法在民兵制的基础上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
面对这些情况,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府建立起一支强大的红军和红海军以及强大的军备工业,并以钢铁和混凝土加强了这片胜利社会主义土地的边境。一度实力虚弱、防御方面缺乏准备的苏联,现在已为应对一切紧急情况做好准备。
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言,我们有能力大规模生产现代化防御武器,并在遭受外国进攻时提供给我们的军队。党和政府以备战状态保护我们的人民,敌人无法让我们猝不及防。”
谢尔巴科夫重新提起几个月前发生的事“日本武士亲身领教了苏联武器的威力。在哈桑湖,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把我们拖入战争,我们的空军和火炮炸碎了日本人的火炮,他们的碉堡也被炸为齑粉。”
实际上,同日本人的这场冲突,正是红军多年以来唯一一次实战经验,以此作为对其他所有侵略者的严正警告有些轻率。同时,苏联人对现代战争似乎也有些困惑不解,这种态度让人想到当时的某些法国军事论理论家,他们对闪电战概念大加抨击。
例如,1939年2月6日的《真理报》就伏龙芝军事学院建校20周年写的,
在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土上,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工人阶级正在建立新的军事理念,按照党和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伏龙芝军事学院摒弃了大量陈旧的盲目崇拜,废除了许多迂腐的传统,肃清了企图妨碍忠于党的布尔神维克军校学员进行训练的人民公敌。
这种说法是不是含糊地提到,图哈切夫斯基和红军内部惨遭清洗的数千名指挥员?不管怎样,斯大林和红军现任领导无疑对此心知肚明:
资本主义世界的军事思想陷入了一条死胡同,关于闪电战、技术兵种组成的小型轻锐军队或空战可以取代其他一切军事行动的时髦理论,都源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深深畏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机械的方式高估了技术装备,低估了人的因素。
回想起来,对闪电战的揭露和主要依靠人的因素的说法,似乎与资产阶级深深畏惧无产阶级革命的论调同样荒诞不惊。倘若真是这样,那么希特勒本该对此深感苦恼。
在1938年和1939年冬季,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真理报》在1939年2月23日红军建军节写道:“红军不可战胜!”国防部副人民委员E.夏坚科(E. Shchadenko)宣称在伏罗希洛夫同志领导下, 红军已经准备好“以三倍的力量粉碎军国主义者的任何攻击”。N.S.赫鲁晓夫也加入了这场吹嘘红军所向无敌的合唱中,在乌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赫鲁晓夫的一张大幅照片下,1939年3月4日的《真理报》刊登了基辅州党代会发给斯大林的报告:
“基辅党组织不遗余力地把基辅州打造成苏维埃乌克兰坚不可摧的前哨基地,我们居住的边境地区位于两个世界的接壤处,法西斯战争贩子从来没有停止过进攻苏维埃乌克兰的企图。敬爱的斯大林同志,我们向您发誓,我们会始终处于备战状态,完全有能力以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全部力量对付一切敌人,并把他们从地面上抹去。
在您最亲密的战友N.S.赫鲁晓夫的指导下,基辅地区的布尔什维克会光荣地完成赋予他们的任务……我们睿智的领袖和导师,人类的天才,苏联人民最好的朋友和父亲,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没过几天,赫鲁晓夫在乌克兰民族诗人舍普琴科的基辅纪念碑揭晓仪式上,发表了同样内容的爱国讲话,并以“领导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我们敬爱的朋友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万岁!”这句话为结束。
基辅党组织给斯大林的致词和赫鲁晓夫的讲话,提到基辅时,都称之为受到法西斯分子威胁的边境地区。这是在猜测希特勒的意图时,苏联存在的典型的紧张心态。尽管全国各地都在鼓吹战无不胜和坚不可摧,西方国家(特别是法国)关于“大乌克兰”的新闻宣传,是想让它脱离苏联,并为德国提供急需的生存空间。这种宣传显然给苏联留下深刻印象,它将成为斯大林三月十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国际形势问题所做的报告的主题之一。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苏联的个人崇拜已达到顶峰。当那会开幕当天,《真理报》发表了近百岁的资深哈萨克吟游诗人江布尔的一首诗歌:
温柔的太阳,在空中闪耀,谁不知,这太阳就是您?
湖里的浪花,在歌颂斯大林,
白雪皑皑,耀眼山峰,在歌颂斯大林,
草地上的百万朵鲜花,在感谢,在感谢您,
满满的餐桌,在感谢,在感谢您,
翁翁的风裙,在感谢,在感谢您,
年轻英雄的父亲,他们也在感谢您,斯大林。
列宁的继承人,对我们来说,您就是列宁本人;
当心,你这武士,离我们的苏维埃天堂远点。
发表这种马屁诗的唯一借口,可能是他具有民俗风味和抑郁情调,以及他出自一位年迈的亚洲文盲之口。尽管如此,许多当时的十八大代表可能在私下里认为,如此庄重严肃的场合,《真理报》头版刊登这种东西,,显然是轻浮、不妥的。代表们满怀希望和焦虑等待着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报告。要知道十八大开幕时,欧洲已充满危险信号,斯大林提交报告五天后,德国军队开入布拉格。
斯大林把资本主义国家分为侵略性和非侵略性两种,但他怀疑后者企图唆使他人替他们火中取栗,这表明他们可能不反对看这苏联卷入一场侵略者的战争。他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始于1929年后,自那以后,军备竞赛仅仅部分克服了经济危机。斯大林指出,日本攫取中国东北和华北,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这些情况说明列强之间存在激烈斗争。自1937年起,随着新的经济危机再度发生,这场帝国主义的冲突必然会加剧,它不再是争夺市场、贸易战或倾销。这些武器肯定不够。苏联现在面对的是整个世界的一场再分配,是通过战争手段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殖民地。
穷国正在进攻富国。日本声称《九国公约》束缚住它的手脚,使它无法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扩大自己的领土,而英国和法国则拥有庞大的殖民地。意大利认为,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后,它也被欺骗了,没有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而德国现在要求归还它的殖民地并在欧洲扩大其领土。三个侵略国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一个集团,以军事手段重新划分世界的问题就此出现了。
斯大林说,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然爆发。自意大利攫取埃塞俄比亚以来,它和德国都对西班牙实施了军事干涉。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1937年又悍然入侵华北和华中,并把外国竞争对手逐出这些新的占领区。1938年,德国先是吞并奥地利,随后进军苏台德地区,而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广东,不久又把海南岛收入囊中。
斯大林回顾道,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后,战胜国创建了一个新的国际和平体系,该体系在远东基于《九国公约》,在欧洲则以《凡尔赛合约》和其他协议为基础。建立国际联盟的本意,是在集体安全为基础来调节国际关系。这些侵略国为掩饰他们违反条约的行径,借助反共产国际协定之类的手段,在公众舆论方面展开工作。“这是个拙劣的把戏,因为在蒙古的沙漠、 埃塞俄比亚山脉或西班牙摩洛哥的荒野中寻找共产国际的温床似乎有些荒谬。”
所有这些征服都是侵略性国家干出来的,完全无视非侵略性国家的利益。“这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还没有演变成一场全面的世界大战。侵略性国家进行的这场战争触犯了非侵略性国家的利益,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非侵略性国家不仅做出退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纵容这种侵略。”
斯大林说,这些非侵略性国家并非实力不济,倘若他们联合起来,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力量远比法西斯国家更加强大,那么他们为何会表现得如此奇怪呢?当然,也许有人认为他们害怕一场新的战争后会爆发革命,但这绝不是他们目前这种表现的主要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大多数非侵略性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已经放弃集体安全策略,并改为不干涉政策,采取一种“中立”立场。从表面上看,这种不干涉政策可以这样描述:让每个国家依据自己的能力或意愿抵抗侵略,这与我们无关,我们继续与侵略者及其受害者从事贸易。但实际上,不干涉意味着纵容侵略,并鼓励侵略者把他们的侵略变成一场世界大战……放纵侵略者从事肮脏的犯罪勾当,昭然若揭的意图是让日本陷入与中国的战争,最好同苏联开战。或者让德国陷入欧洲事务的泥沼,并与苏联爆发战争……直到所有参战国精疲力尽,非侵略性国家,再带着自己的建议挺身而出——理由当然是为了和平——并且向在各自从事的战争中遭到严重削弱的国家提出他们的条款。啊,真是精明又廉价的手段!”
这段话是不是暗示,既然他们可以玩弄这种精明的把戏,以中立姿态对元气大伤的交战国提出自己的条款,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法炮制呢?
斯大林继续说道,英国和法国分明是在鼓励纳粹德国进攻苏联。
“尽管有义务保护奥地利的独立性,可他们还是抛弃了它;他们还是抛弃了苏台德地区,把捷克斯洛伐克丢给狼群,他们的做法违背了所有能想到的义务。接下来,他们的媒体大肆鼓噪,竭力散布“苏联军队的弱点”、“苏联空军的问题”、“苏联国内混乱不堪”等谎言……他们不断怂恿德国人逐步向东推进:“你们只要发动一场针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一切都会顺利的。”
他随后提到“法国、英国、美国报纸上关于德国入侵苏维埃乌克兰的一切叫嚣”:
“他们嘶喊得喉咙沙哑,因为德国现在控制了所谓的喀尔巴阡乌克兰,以及那里的七十万居民,不迟于一九三九年春季,德国人就会吞并人口超过三千万的苏维埃乌克兰。看起来这种极为可疑的叫嚣,目的是为了唆使苏联反对德国,破坏气氛,并在我们与德国之间挑起一场没有任何明显原因的冲突。当然,可能德国的某些疯子正考虑摆一头大象,我指的是苏维埃乌克兰,嫁给昆虫——所谓的喀尔巴阡乌克兰——不过就让他们对此笃信不疑吧,要是真有这种疯子,这里也有足够的约束衣等着他们。重要的是,欧洲和美国的某些政客和新闻记者现在大概失望不已,因为德国人没有继续东进而转身向西并提出殖民地要求。有些人大概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作为发动一场侵苏战争的预付款给了他们,而德国人现在拒绝退还这笔款项,并告诉他们见鬼去吧……我只能说,这场危险游戏的始作俑者就是那些支持不干涉政策的人,对他们而言,这种政策的下场,可能会是很可悲。”
总之,慕尼黑会议没能带来持久的和平。当今世界充满惊恐和不确定性,战后秩序被彻底破坏,国际法、国际条约和协定毫无价值可言。各种裁军计划被束之高阁,所有国家现在都在疯狂地武装自己,特别是在所谓的“不干涉”状态下。“没人再相信那些虚假的讲话,说什么慕尼黑会议对侵略者做出的让步开启一个新的和平时代。就连在慕尼黑公约上签字的英国和法国也对此全然不信,和其他国家一样,他们也在积极的武装自己。”
斯大林补充说,全力奉行和平政策的同时,苏联不能在五亿人卷入战争之际无动于衷的袖手旁观,我们的任务是大力加强红军和红海军的军事斗争准备。
斯大林回顾道,苏联始终奉行和平政策,它在1934年加入国际联盟,虽说国际联盟软弱无力,可苏联还是希望这个联盟能为制止侵略发生作用。1935年,苏联同法国签署了一份互助条约,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另一份条约。1937年,苏联又同蒙古签署了互助条约,1938年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想要和平,希望与所有国家建立和平和贸易关系,只要这些国家不影响它的利益,苏联主张与所有邻近建立和平、紧密、睦邻友好的关系。只要它们不间接或直接地企图破坏苏联边界的完整性,苏联主张支持那些沦为侵略受害者并未争取本国独立性奋起反抗的国家,苏联不怕侵略者威胁,会以双倍力量还击任何企图侵犯苏联领土的战争贩子。(这之后是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党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任务是
一、奉行和平政策,巩固与所有国家的贸易关系;
二、谨慎行事,不能让战争煽动者把我们国家拖入冲突,他们惯用的伎俩是唆使他人替他们火中取栗;
三、全力加强红军和红海军的军事实力;
四、加强与各国工人之间的国际友谊纽带,对此感兴趣的工人会维护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友谊;
鉴于斯大林认为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已彻底破裂,他这番讲话的表面意思是,在目前这个国际丛林中,苏联应当明智地保持光荣独立。但从讲话的精准措辞看,他显然费了些功夫,以免过度触怒英法政治家。或许仍能从其对《法苏互助条约》的提及中,读出(苏联)后期与西方达成某种协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对侵略性国家的分析远比对侵略者所作所为的阐述透彻的多,而德国没有在西方国家的怂恿下入侵乌克兰,斯大林几乎要对他展现出的智慧大加称赞。
斯大林还提到苏联的近邻,这一点也很重要。德国难道没有同苏联的某些近邻进行某种可疑的谈判吗?纳粹难道没有在波罗的海诸国展开某些积极的外交活动吗?贝克1月7日去贝希特斯加登面见希特勒,难道没有提出乌克兰问题吗?只不过元首告诉贝克,他对乌克兰已不感兴趣。另外,苏联对芬兰仍抱有戒心,就在一年前,芬兰还在庆祝他们在德皇军队帮助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从“布尔什维克桎梏”下获得了解放的二十周年纪念。
这就是纳粹开入布拉格前夕苏联方面的政策动向,他们采取的仍是一种观望态度,战争的威胁已经很严重,可苏联仍不太清楚希特勒的下一步意图是什么。
纳粹3月15日进入布拉格,此举不仅彻底打败了张伯伦的慕尼黑幻想,也迫使苏联不得不尽快做出明确的抉择。从斯大林3月10日的讲话中能明显看出,他急于置身事外——除非存在部分恢复集体安全从而制止侵略者的可能性——这只能意味着非侵略性国家缔结一个反希特勒联盟。
苏联对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深感震惊,尽管这个消息可能并不令人意外。德军3月15日采取行动后,针对德国的官方通告——即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作为保护国纳入德意志帝国,并宣布斯洛伐克的法规已被修改(成为约瑟夫提索神父领导下的德国卫星国)——苏联的反应相当激烈,李维诺夫给德国政府发去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他在照会中重申了捷克人的民族自决权,并拒绝承认哈查总统向柏林屈服的合法性。李维诺夫总结道:“德国政府的举动,无法缓解威胁世界和平的危险,反而会加剧这种危险,动摇中欧的政治稳定性,是对民主安全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莫斯科的警觉甚至比表面上流露出的更加严重。的确,苏联报纸上刊满来自布拉格的报道:关于德国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破坏行径,关于盖世太保在那里采取的恐怖手段。如1939年4月1日的《真理报》谈及纽伦堡共产党组织的书记卡尔·贝内什(Karl Beneš)遭到盖世太保殴打并折磨致死。但目前这个阶段,苏联显然对此无能为力,所以他们的注意力突然转向伦敦、华沙、立陶宛。就像苏联报纸所说的那样,德国人刚刚向立陶宛政府无耻地勒索梅梅尔。
梅梅尔的德国人,鲁塞尼亚的匈牙利人,以及针对波兰日益加剧的威胁——他们已经非常靠近自己的祖国。
虽然德国入侵斯洛伐克时英国舆论为之哗然,但从张伯伦3月15日在下议院发表的声明判断,他的第一反应相当温和。不过国内民众的强烈抗议,迫使他3月17日在伯明翰发表讲话时换上了不同的腔调。这次,他谈到了自己的失望和愤慨。没过两周,他又在3月31日宣布英国政府为波兰提供安全保证。
这是个非同寻常的决定,或许最好由当时一位非常资深的观察者——时任法国驻柏林大使罗伯特·库隆德尔——来解释:“没有任何过渡,这种仓促性表明他已忘记愤怒,张伯伦翻了个筋斗,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外交是智慧和谨慎的产物,这种肆意妄为显然是不合适的。张伯伦受到希特勒愚弄,现在又落入贝克上校股掌之中,他会毁了这场游戏,而这场游戏的结果对和平事业至关重要。”
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英国政府立即转向苏联。哈利法克斯3月18日请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登门拜访,并问道:“倘若罗马尼亚沦为一场无端侵略的目标,苏联方面持何种态度?”苏联政府迅速作出回应,建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一场六国直接参加的会议,英国政府回绝了这项建议,但在3月21日提议发表一份英、法、苏、波联合声明,宣布如果任何欧洲国家的政治独立受到威胁,他们就会立即展开采取联合行动的磋商。苏联政府虽然因自己的建议遭到拒绝而失望,但还是同意签署这份声明,条件是波兰必须是签字国之一。可张伯伦又在四月一日告诉迈斯基,他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德国人占领梅梅尔。当天,贝克上校回应了英国政府关于签署一份四国联合声明的建议。他对此表示拒绝,他认为这些多边谈判非常复杂也很费时间,而现在不能浪费任何时间,因此他建议英国和波兰缔结一份双边协议。当然,此举并不影响更为广泛的后续谈判。贝克在玩什么把戏?他显然不再相信希特勒并希望获得英国的保证,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贝克不想同苏联缔结任何“防御阵线”,他认为此举可能会激怒德国。贝克与罗马尼亚外交大臣加芬库讨论此事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只要波兰不跟苏联搞到一起,希特勒就不会进攻波兰;波兰与苏联结盟,才会招致德国入侵。“尽管他的国家遭到可怕的威胁,尽管已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前车之鉴,可贝克仍在玩弄左右逢源的可疑把戏。”
3月31日,张伯伦在下议院发表了关于波兰的著名讲话。两周后他宣布把英国政府对波兰的保证扩大到罗马尼亚和希腊。诚如库隆德尔所言:“英国政府这列火车向前冲得太快,以至于越过了本该停下的车站,看看欧洲地图,就足以明白他们造成了什么严重的外交局面。罗马尼亚和波兰实际上构成一条从黑海一路延伸到波罗的海的连续防线,这条防线将德国与苏联分隔开。德国必须穿过波兰或罗马尼亚才能进攻苏联,也就是说,德国进攻苏联必然会导致西方国家的保证发挥作用,必然要同英国和法国开战,所以东面的斯大林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就获得西方国家的保证,这是他十余年来一直寻求但始终没有得到的东西。希特勒现在肯定很清楚,只有同苏联达成协议,他才能在决定性进攻波兰的那天,避免两线作战。”
“坚持3月21日提出的四国联合声明难道不是更明智吗?”库隆德尔反问道:"如果贝克仍拒绝签署,那就按照丘吉尔颇具远见卓识的建议,缔结英法苏联盟。苏联人当时也是准备签署的。”
4月1日,苏联报纸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张伯伦对波兰的保证,但还附有英国下议院发生争论的报道。亚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问是否把苏联纳入其中,张伯伦回答说目前正与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进行商讨。三天后,除了刊登贝克出访伦敦的消息,苏联报纸也报道了英国下议院的进一步讨论,称张伯伦承诺为波兰提供保证。这标志着英国外交政策的急剧转变,但媒体已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英国人对苏联的看法和波兰人设下的“陷阱”上:
“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称苏联掌握着东欧和平的关键,因此英苏合作至关重要。
劳合·乔治先生问,为何英国政府在承担起这些巨额义务前没有得到苏联支持,英国应该告诉波兰,仅在某些条件下它才能得到帮助。谈到苏联时,劳合乔治说,张伯伦不过是想安抚反动派,如果英国得不到苏联支持,那么他为波兰提供的帮助不过是场骗局而已。
休·道尔顿先生希望很快能看到对苏联展开实际工作,而不仅仅是空泛的保证。”
据媒体报道,英国进一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现在有84%的民众希望与苏联紧密合作。但报纸又补充道,没有迹象表明政府正顺从民意。尽管工党和自由党的报刊现在都在说,没有苏联的帮助,抵抗德国的侵略就无从谈起,但《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仍在拐弯抹角,不仅向德国保证无意包围对方,还试图在波兰独立与波兰领土完整之间做出微妙的区分。《真理报》4月10日写道,《泰晤士报》试图暗示这是回归集体安全,但这不是,仅仅因为波兰人仍在试图“玩弄平衡术”。
尽管如此,某些事情似乎终于在英国活跃起来,关于征兵的话题传得沸沸扬扬——实际上征兵制要到四月底才推出,在英国宣布为波兰提供保证后一连两周,西方国家没有向莫斯科提出任何新建议——反之亦然,直到4月15日,英国外交部才向苏联提出一项建议,共同给予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欧洲国家一份单方面保证,抵抗德国的侵略——如果这些国家需要这种帮助的话。对这些国家来说,由他们自行决定需要何种帮助很有效,但在莫斯科看来,这是无法接受的。
苏联人认为,法国同时提出的关于苏法联合声明的建议更具建设性,这份声明以苏联、法国、罗马尼亚、波兰相互援助为基础。苏联政府明显感觉到,达拉第不喜欢张伯伦强行要求他为波兰提供保证,所以他更愿意同苏联结盟。于是,“为协助英国、法国、苏联的各项提议”,苏联政府主动提出一份直接建立英法苏联盟的方案,有效期为五年或十年。这个联盟规定他们承诺,如果三个缔约国中的任何一个在欧洲遭受侵略,就相互提供包括军事支援在内的一切帮助,同时也向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与苏联接壤的所有东欧国家提供类似帮助。
库隆德尔写道:“当时,这份方案几乎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好事。”他认为这正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巨大一步,并把它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李维诺夫这位集体安全倡导者,对西方国家颇具异见性,他仍在负责苏联的外交政策。实际上仅凭李维诺夫的倡议,苏联政府不可能提出这种方案。但张伯伦政府拒绝了苏联的提议——库隆德尔认为——如果英法两国能够把握住这份方案,本来是可以挽救局面的。
英国政府没有接受苏联的提议,用库隆德尔的话来说,他们反而着手推出了越来越复杂的方案,目的是为那些不想要苏联保证的国家提供这种保证。英国政府在发给法国政府的一份照会中明确指出,波兰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导致与苏联达成任何协议都非常困难。
苏联提出西方国家梦寐以求的方案,但遭到拒绝,因而需要一份新的方案。现在有必要赋予苏联外交政策一种更大的灵活性和机会主义特点,还应该具有最大的权威性。而莫洛托夫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斯大林,正如1941年5月面对德国入侵的威胁,斯大林接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一样,在1939年5月欧洲濒临战争边缘之际,莫洛托夫出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从气质上说是个西方人,可西方国家不太领他的情。作为一名犹太人,他多年来一直受到德国人大肆辱骂,苏联的外交政策现在可能有必要做出重大调整,而李维诺夫并不适合参与其中。在党看来,他不再具有足够的权威性,特别是苏联4月17日提出的方案遭到伦敦拒绝后。
莫洛托夫在出任外交人民委员后,苏联媒体的语调或官方言论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报纸上继续报导苏联拍摄的《马姆洛克医生》、《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这些反纳粹电影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取得巨大成功,关于红军实力强大的爱国主义讲话不绝于耳。内容大多是:“倘若敌人胆敢进攻苏联,红军会把一切侵略者粉碎在对方国土上。”而报上继续发布一些不详的消息,例如《真理报》5月16日刊登的这一则《希特勒的视察访问》
塔斯社柏林5月15日电。希特勒今天动身前往西部边境,视察所谓的齐格菲防线,陪同他的是参谋人员和盖世太保首脑希姆莱。
这是否意味着,希特勒确实有可能进攻西方国家,苏联最好抓紧时间与西方国家携手合作?不管怎样,即便是莫洛托夫接掌外交事务一个月后,纳粹德国仍被视为苏联的头号危险。
最高苏维埃在五月底召开会议时,财政人民委员A.G.兹维列夫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布,国防开支会从1938年的230亿卢布增加到1939年的410亿卢布,他说:“我们越强大,和平不被破坏,法西斯侵略者不敢进攻我们国家的可能性就越大。”这里指的只能是纳粹德国。
五月二十七日的真理报对军费开支大幅增加作出评论,一如既往地充满恐吓之词。
408.85亿卢布,这个数字意味着新式火炮,更快的新式战机,更强的新式坦克……拥有这样一支强大的红军,我们就能平静的展望未来,并自信外国敌人的挑衅不会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可从容的继续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凭借世界上最完备的装备,我们的红军就能粉碎一切敌人,无论他们来自何处。
这显然是对日本和德国发出的警告。
那个严峻的夏季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莫洛托夫五月三十一日呈交给最高苏维埃的国际局势概述。
他严厉批评英国和法国,但这番讲话主要是为了攻讦德国。莫洛托夫回顾了慕尼黑政策给欧洲造成的一连串灾难后说道:
"侵略性国家现今变得越来越嚣张,另一方面,民主国家的代表正在放弃集体安全,并对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目前正企图把国际形势的严重恶化降低到最低程度。”
莫洛托夫继续说道,直到最近,法国和英国领导人还高兴地考虑着命运多舛的慕尼黑协议取得的成就。
“可结果是什么?德国并不满足于所获得的苏台德地区,干脆消灭了一个斯拉夫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这恰恰说明了不干涉政策造成的恶果……在这之后,侵略国家丝毫没有收敛。四月份,德国从立陶宛手中夺走了梅梅尔,意大利侵占了阿尔巴尼亚,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同样在四月份,德国元首废除了英德海军协议和波德互不侵犯条约……这就是德国对罗斯福总统充满和平精神的提议的回答。”
莫洛托夫随后谈到德国与意大利之间的政治军事新条约,他说,这个条约“本质上具有侵略性。”
“过去,这两个国家的军事联合装作针对共产主义的样子,因此《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出台不足为奇。现在,他们撕掉了伪装……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和新闻媒体公开讨论这项新条约针对的是欧洲主要民主国家。”
虽然目前某些迹象表明,非侵略性国家终于开始赞成缔结统一阵线反对侵略,但这种心态的转变究竟如何尚有待观察。“这些国家很可能希望制止某些地区的侵略,但不会干涉其他地区的侵略行径。”莫洛托夫还引用了斯大林关于火中取栗和必须警惕企图把苏联拖入战争的挑衅者的说法。
显然,莫洛托夫对德国充满敌意,但他对英国和法国也极不信任。尽管如此,他还是说道:“有迹象表明,民主国家已经意识到不干涉政策的彻底失败,以及建立和平国家统一战线来反对侵略的必要性。英波条约是欧洲的一个新因素,在德国废除与波兰的条约之际更是如此……在组织抵抗反对侵略方面,欧洲非侵略性国家中也存在一种寻求苏联合作的趋势”。他说,这就是苏联政府接受英国和法国谈判建议的原因。这种谈判的目的是加强三国间的关系,组织和平阵线,以防侵略行径进一步发展。“我们在四月中旬与法国和英国展开谈判,这些谈判尚未结束,但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如果确有愿望建立一条爱好和平的国家构成的有利阵线,那必须满足以下最低条件。
一、英国、法国、苏联必须签订一份纯粹防御性但强有力的互助协议。
二、三个国家必须对苏联接壤的国家,以及中欧和东欧其他国家做出保证。
三、三国必须就任意国或它们所保证的国家遭受侵略时,立即为其提供有利支援达成具体协议。
莫洛托夫阐述了为保护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苏联与纳粹德国之间那些岌岌可危的漫长边界线而缔结条约的诸多困难,他的讲话几乎重复了斯大林三月十日的论调,随后莫洛托夫转入另一个话题。
“这就是我们与英国和法国进行的谈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打算终止与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1938年初,德国为我们提供了两亿马克的新贷款,但由于没能达成协议,这笔贷款告吹。但1938年底,德国政府再次提出经济谈判和两亿马克贷款的问题,他们准备做出些让步。据德国外贸部门称,施努雷(Herr Schnurre)先生会到访莫斯科,但德方改变了决定,派舒伦堡(Ambassador Schulenburg)大使来进行这场谈判,由于存在一些分歧,谈判破裂了。不过现在又有迹象表明,谈判可能会恢复,我们最近还同意大利签署了一份有利可图的贸易协定……”
莫洛托夫最后指出,苏联与波兰的关系已“得到改善”,同土耳其关系“良好”,他近期还警告日本大使,苏联会捍卫本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境,抗击日满的一切侵略行为。
“苏联已不是1921年的苏俄,尽管就连我们的某些邻国似乎也忘记了这一点。苏联也不是十年前,甚至五年前的苏联,今天的苏联拥有更加强大的力量。尽管有所延误和犹豫,一些民主国家还是意识到这个简单的事实,在和平国家抵抗侵略的任何一条阵线上,苏联都必然站在最前列。”
从表面上看,莫洛托夫谈到的苏德贸易并不太重要,这番话的意思可能是对西方国家发出一种温和的警告。在当时,张伯伦的某些亲密伙伴仍把与德国的“贸易谈判”视为恢复绥靖政策的最佳希望。当然,莫洛托夫对此心知肚明——在对苏缔约问题上,英国国内主张派与反对派之间一直存在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这场博弈不仅浮于政坛表面,更在幕后暗流涌动,不止局限于保守党内,也蔓延至社会各界。
在获得进一步通知前,苏联媒体保持着相当一致的反纳粹宣传路线,大打西方牌。塔斯社6月9日从伦敦报道了张伯伦在下议院就法、英、苏谈判发表的讲话。张伯伦说,关于拟议中的协定,会谈方对其要点看法一致,为加快谈判进程,国王陛下的政府已决定派一名外交代表前往莫斯科。“斯特朗代表团”(Strang Mission)由此启程。在英国,一些支持与苏联缔约深具影响力的话语特别受到重视。值得注意的是丘吉尔6月9日在《每日电讯报》发表的文章,他甚至主张为波罗的海诸国和芬兰提供一份联合保证。并宣称这样一份协定不仅符合苏联的利益,也符合法国和英国的利益,但丘吉尔也指出,现在绝不能再浪费时间。
在此期间,苏联报纸继续大量刊登关于“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大肆掠夺”的报告。(这是休伯特·里普卡[Hubert Ripka]在《旁观者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所写的话,《真理报》6月9日加以引用。)“奥地利在纳粹侵略者的铁蹄下”(《真理报》6月16日),“西班牙的处决”(《真理报》6月15日)等。与此相伴的不仅有越来越多关于德国加大对波兰施压的报道,还刊登了纳粹领导人的一些言辞更为激烈的讲话,例如戈培尔6月底就但泽问题发表讲话时大肆攻击英国,并喊出“别插手东欧事务!”的口号。总体而言,苏联媒体详尽报道了但泽日益升级的暴力事件,使用的语调对德国人极其不友好。字里行间不断透露出这些行径是在故意挑起事端:
“但泽挤满了从柯尼斯堡开来的德国军用卡车,一群群游客和其他极为可疑的人遍布但泽。德国报纸继续就波兰的侵略性刊登耸人听闻的头版头条,《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大肆叫嚣,惊呼波兰人企图入侵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和其他德国领土。”
尽管每次有重要事务同希特勒商讨时,英国政府都会派出外交大臣艾登、西蒙、哈利法克斯勋爵、甚至由张伯伦本人亲自前往。但这位英国首相似乎认为,派斯特朗先生这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员去莫斯科就已足够。的确,这种做法遭到反对党媒体和反对党发言人严厉批评。后者指出,至少应该派哈利法克斯或艾登这种级别的官员去莫斯科,可在张伯伦看来,哈利法克斯分身不暇,而艾登对苏联人太过友好——他早在一九三五年就去过莫斯科——张伯伦认为此次出访莫斯科不过是一下试探性任务,或者说是为了安抚反对党,因而派斯特朗去更合适。他对丘吉尔等人提出的关于“时间至关重要”的警告充耳不闻。因此,斯特朗的任命没能引起莫斯科太大的热情确实不足为奇。
迈斯基在回忆录中谈到他六月十二日拜访哈利法克斯的情况,这段内容令人印象深刻,恰好是斯特朗动身前往莫斯科的日子:
“为了以最快速度达成三国协定——因为这是我们的基本目标——并弄清我们英国伙伴的真实意图,苏联政府决定邀请哈利法克斯勋爵出访莫斯科……6月12日,我按照指示以个人身份拜访哈利法克斯,敦请他以一种友好而又紧急的方式去莫斯科,毫不拖延地完成谈判并签署协议。”
迈斯基向哈利法克斯指出这个问题极为紧迫后说:“哈利法克斯勋爵,要是您能立即赶往莫斯科,我将请我的政府给您发一份正式邀请。”哈利法克斯露出一种僵硬而又神秘的表情,他看着天花板,抚摸着鼻梁,然后郑重宣布:‘我会牢记此事。’我当然知道,他不可能在把此事提交给内阁商讨前做出访问莫斯科的决定,一周后,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回复。
斯特朗六月中旬抵达莫斯科,他和英国大使威廉·西兹爵士(Sir William Seeds)、法国大使M·纳吉亚尔一起,同莫洛托夫先生进行了多次会谈,首次会晤于六月十六日进行,持续了一个小时;七月一日的另一场会晤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而七月八日的会晤进行了两个小时。
让我们记住,这些会谈源自当年四月以来的外交来往。英国政府4月17日拒绝李维诺夫方案后,曾要求苏联做出一系列单方面保证。苏联政府在5月14日的照会——此时莫洛托夫已接任外交人民委员——中声明,英国的最新提议缺乏对等原则,使苏联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由于苏联在遭受侵略时无法获得相应的保证,且西北部边境处于“不设防状态”,这很可能会刺激侵略者进攻苏联因此,苏方提出一个比4月17日的“李维诺夫方案”更加详细的版本:
一份有效的英法苏互助协定应当包括,(1)三国为中欧、东欧遭受侵略威胁的国家提供保证,这些国家包括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2)三国之间的一份具体协议应规定三国相互之间和为保证国提供帮助的性质及力度。这份照会断言,没有这样一份协议,互助协定很可能一直悬而不决,就像我们从捷克斯洛伐克的遭遇知道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