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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国家和革命：苏联家庭政策和社会生活（1917-1936年）第七章

Mon, 23 Mar 2026 22:48:44 +0800

本章为知乎翻译，仅搬运自用

第七章生育控制：女性与国家的博弈

"在家庭内部调控生育率的主要手段是人工流产"

——苏联人口学家A.G.维什涅夫斯基与A.G.沃尔霍夫的讨论 1920-1930年代初[1]

1920年春，当堕胎在苏联仍属非法时，卫生人民委员尼古拉·谢马什科（Nikolai Semashko）收到了大量反映该现象泛滥成灾的来信。某青年女工占多数的工厂职工写道："过去半年，在100-150名25岁以下青年中，我目睹15%-20%的人自行堕胎。她们直接使用家用产品：饮用漂白剂等有毒混合物。"[2] 这些来自党员和工人的信件表明，禁止性法律根本无法阻止妇女终止妊娠。

尽管沙俄时代《1885年刑法典》将堕胎定性为"预谋杀人"，对实施者与接受者均处以重刑[3]，但革命前的俄国早已堕胎盛行。1905年后，虽众多医生与法学家呼吁改革堕胎法，专业团体也建议合法化，但仅有少数进步人士从女权主义角度主张妇女应拥有生育自主权。

十月革命与内战未能遏制地下堕胎现象，饥荒与经济崩溃反而迫使更多妇女铤而走险。1920年，谢马什科虽主张堕胎仅适用于"最极端、最特殊的绝望处境"，但承认刑事处罚无法消除堕胎的社会根源。他建议通过改善孕产妇福利来"对抗堕胎"，同时允许医院在"伤害最小化条件下"实施合法手术。

1920年11月，苏维埃卫生与司法人民委员部（NKZdrav与NKIu）联合颁布堕胎合法化法令，指出：

"近十年来，我国及全球堕胎妇女数量持续攀升。各国立法皆以惩罚堕胎者及施术医生来遏制此恶行，却收效甚微。这种斗争方式仅迫使手术转入地下，使妇女沦为贪婪且常无资质的堕胎贩子的牺牲品。"

法令承认镇压政策无效，允许医院由医生实施免费堕胎，但严禁民间接生婆（babki）操作，违者将承担刑责。文件将堕胎归因于"道德残余"与"当前艰苦的经济条件"，旨在为妇女提供安全合法的替代方案。苏联由此成为全球首个实现免费合法堕胎的国家[6]。

但该法令从未将堕胎视为女性权利，明确称其为"恶行"，要求同步开展"劳动妇女反堕胎宣传"[7]。谢马什科特别强调：堕胎非个人权利，因其可能降低出生率，损害社会与国家利益[8]。卫生当局相信，待妇女获得充足食物、住房、托育及医疗服务后，堕胎需求自会消失。

根据这项法令，苏联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女性合法且免费终止妊娠机会的国家。然而，尽管该法令给予了女性极大的自由，但它从未承认堕胎是女性的一项权利。

该法令明确指出，堕胎是“一种罪恶”，并且合法化必须与“在广大劳动妇女群众中开展反对堕胎的宣传鼓动”联系起来。[7] 谢马什科（Semashko）认为有必要强调，堕胎并非关乎个人权利的问题，因为它有可能降低出生率，损害社会和国家的利益。[8] 卫生人民委员部和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官员们认为，一旦女性能够获得充足的食物、住房、儿童保育服务和医疗服务，她们就不再有堕胎的需求了。

这项法令深受当时盛行的父权制母亲观念的影响，几乎没有意识到，即使在最为繁荣的条件下，孩子也会对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造成限制。官方意识形态认为，妇产诊所、托儿所和日托中心是解决工作与母亲身份之间冲突的主要办法。一位研究堕胎问题的人士表达了当时普遍的官方观点，他写道：“我们希望，随着我们联盟物质财富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劳动人民文化水平的提升，女性将不再惧怕生育。怀孕将成为一件令人喜悦而非悲伤的事情，堕胎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在我们联盟中将不再有存在的必要。”[9] 女性拥有控制自身生育的基本权利这一观点基本上未得到考虑。即便亚历山德拉·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这位强大的女性解放的拥护者，也认为母亲身份“并非个人私事”。她主张，一旦有了儿童保育服务，并且女性理解“生育是一项社会责任”，对堕胎的需求就会消失。

20世纪20年代早期关于堕胎的讨论，就如同革命前的那些讨论一样，并非是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展开的。女性生殖权利的概念发展得极为有限，胎儿权利的概念发展得就更有限了。一位法律专家质疑胎儿从何时起成为具有法律人格的个体，他指出，农民们认为，家庭（dvor）成员资格从受孕时就开始了。一些法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堕胎等同于谋杀，但前提是女性处于妊娠晚期。在一个案例中，一位育有四个年幼子女的失业女工在怀孕八个月时被丈夫抛弃。她恳求一位助产士为她实施堕胎手术，结果婴儿死亡了。一位法官判定助产士和这位母亲犯有谋杀罪，但最高法院后来减轻了对助产士的刑罚，并宣告这位母亲无罪。根据苏联法律，胎儿不被视为享有权利的个体。任何在怀孕任何阶段堕胎的女性都可免于起诉。[11]

总之，当时关于堕胎的主流观点基于三个基本原则：第一，贫困驱使女性寻求堕胎，因此，更好的物质条件将消除对堕胎的需求；第二，生育孩子的决定并非个人事务，而是社会事务；第三，社会的生育需求最终优先于女性个体的意愿。在婚姻和离婚问题的讨论中极为明显的自由意志主义倾向，从未延伸到生育问题上。

避孕措施

为母亲提供物质和制度层面的支持，而非避孕措施，是官员们最常提出的替代堕胎的办法。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几乎所有关于女性解放的法律、理论以及纲领性讨论中，都明显缺失了避孕问题的探讨。那些通过法律大力推动女性解放的法学家们，以及像伊涅萨·阿尔曼德（Inessa Armand）和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ia）这样的女性政党领导人，都未曾详细讨论过节育问题。科伦泰（Kollontai）关于女性、母亲身份和性方面的大量著述中，几乎很少提及避孕措施。[12]

虽然绝大多数人无法获得避孕套和子宫帽等基本的避孕器具，但苏联人口统计学家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相当一部分女性都在采用某种形式的避孕措施，其中最常见的是体外射精。[13] 医生的报告显示，女性迫切希望找到一种安全、无痛且可靠的节育方法。然而，尽管领导层对此保持着明显的沉默，但避孕的观念和做法对于苏联女性来说并不陌生。

毫不奇怪，避孕措施最积极的支持者是那些经常与女性密切接触的官员。例如，卫生人民委员部下属的保护母亲和婴儿部门（OMM）负责人薇拉·列别杰娃（Vera Lebedeva）曾为生殖自由发出了唯一的呼吁，她断言“性方面的理性化，在这方面，一个人就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希望成为主宰者”。[14] 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医生们形成了一个有组织且知识丰富的群体，他们支持避孕措施。医学期刊上充斥着呼吁采用避孕措施以减少人们对堕胎的普遍依赖的文章。1927年基辅助产士和妇科医生会议宣称，避孕是“当前一项至关重要的、合乎道德的措施”，应该纳入助产实践中。一些医生认为避孕是一种不好的行为，但正如一位作者所指出的，它比堕胎的危害要小。[15] 医生和保护母亲和婴儿部门（OMM）的官员们在看到多次堕胎造成的严重后果后，越来越意识到对避孕措施的迫切需求。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保护母亲和婴儿部门（OMM）正式宣布，应该在所有的咨询诊所和妇科门诊提供节育信息，将其作为“对抗堕胎数量增加的一种必要手段”。[16]

然而，恰恰是女性自身，她们往往目不识丁、来自偏远地区，并且在共产党看来 “政治上落后”，但在对生育控制与解放之间关系的理解上，却远远超过了党和政府官员。

共产党妇女部（ Zhenotdel ）派驻农村的代表报告称，“妇女们渴望听取有关堕胎和避孕的讲座”。[17] 布良斯克（Briansk）一家为铁路工人及其家属服务的医院院长指出，堕胎的患者向医生们求助。“给我们一些防止怀孕的办法吧，这样我们就不会再来医院了。” 她们恳求道。[18] 女性所了解和采用的避孕技术并不是特别有效。她们往往依赖传统的民间方法，如体外射精、冲洗阴道以及屏障避孕法。当其他方法都行不通时，她们就会选择堕胎，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1930年公布的一项对斯摩棱斯克州（Smolensk okrug）21个村庄的一个集体农庄（kolkhoz）里的1087名农村妇女的调查显示，几乎一半的女性采用了某种形式的节育措施。最受欢迎的方法是体外射精（472名女性采用）和冲洗阴道（22名女性采用）。只有一名女性的伴侣使用了避孕套。屏障避孕法也不受欢迎：一名女性使用了子宫帽（kolpachok），四名女性使用小球来堵塞宫颈（globuly）。尽管传统上农民们重视大家庭，但每四名女性中就有不止一人承认有过合法或非法堕胎经历，这使得堕胎成为继体外射精之后第二受欢迎的节育方式。[19]

在萨拉托夫（Saratov）一家堕胎病房的200名女性中，40% 的人声称对避孕有所了解，并且大约每五名女性中就有一人实际采用过避孕措施。用水、醋或化学溶液冲洗阴道是最受欢迎的方法，其次是体外射精。女性们还会注射碘酒、使用明矾和奎宁粉，并且用小球或浸泡过甘油的棉塞来堵塞宫颈。有一名女性甚至用了一个蘑菇！[20] 在布良斯克一家为铁路工人及其家属服务的医院里，大多数女性要么知道体外射精这种方法，要么采用过体外射精。少数人使用小球（shariki），或者用水或醋冲洗阴道。许多人解释说，拥挤的居住条件使得除了体外射精之外，几乎不可能采用其他任何方法。当一大家子人挤在一间小屋里、一个房间里，或者一个用帘子隔开的角落里，而且没有室内卫生设施时，在性交后冲洗阴道并非易事。几乎每一名堕胎的女性都会向医生索要防止再次怀孕的办法。[21] 只有1926年对莫斯科省788名纺纱工和织布工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称，这些女性没有采用任何形式的避孕措施。[22]

尽管关于避孕的资料有限，但似乎有相当数量的城乡女性了解避孕知识，渴望获取相关信息，并且由于没有更好的方法而采用体外射精的方式避孕。避孕套和子宫帽生产和使用都很简单，但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几乎无法获得，因为橡胶短缺。

一位移民到英国的俄罗斯人坦尼娅·马修斯（Tanya Matthews）回忆起她的医生在1933年对避孕问题的看法：“现在情况很困难，” 他解释道，“有避孕药，但它们弊大于利。最好的东西是橡胶制品，但要找到它就像找到一双套鞋一样难。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一种避孕用品。”[23] 在这种情况下，堕胎在帮助女性控制生育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据一位苏联人口统计学家称，即使在像列宁格勒（Leningrad）这样的大城市，在20世纪20年代末，限制生育的主要方式也是堕胎，而非避孕。[24]

获得合法堕胎的机会

1920年的那项法令让女性此前一直被隐藏的需求显现了出来。成群结队的女性涌入苏联的医疗设施，提出堕胎的要求，令这些设施应接不暇。起初，一些地方的保护母亲和婴儿部门（OMM）试图通过只批准因医学原因而进行的堕胎来减少申请者的数量。[25] 1924年1月，卫生人民委员部试图让地方官员们将此事管理得更有序些。每个地方的保护母亲和婴儿部门（OMM）都接到指示，要成立一个由一名医生以及保护母亲和婴儿部门（OMM）与共产党妇女部（Zhenotdel）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哪些人可以接受堕胎手术。该委员会被明确指示，要向接受面谈的每一位女性解释堕胎对健康的危害以及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鉴于医院资源不足，而堕胎需求巨大，委员会得到了非常具体的标准。他们要优先考虑有健康问题的女性。其次是有社会保险（zastrakhovannye）的健康女性。白领和蓝领工人及其家属享有保险，但学生、仆人、手工艺人、自由职业者（作家、艺术家等）、农民以及未登记的失业人员则没有。

在有保险的人群中，在劳工介绍所登记的单身失业女性享有最高优先权，接下来依次是至少育有一个孩子的单身职业女性、育有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已婚职业女性、育有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工人阶级家庭主妇，以及其他所有有保险的女性。没有保险的女性在有保险的女性之后按上述相同顺序考虑。农村女性与工人阶级家庭主妇被同等对待。[26]

这些标准是根据阶级地位和社会弱势程度的等级制定的。工人比其他任何社会群体都享有优先权，而未婚者和失业者享有最高优先权。这份名单表明了国家认为哪些女性最有资格获得堕胎机会，优先考虑了雇佣劳动和社会需求。农村女性与工人阶级家庭主妇归为一类，因为她们都在家庭内部从事无报酬的劳动。未婚者和失业者这两个社会弱势群体，拥有最优先的堕胎权利，其次是子女众多的工人阶级女性。育有一两个孩子的已婚女性对国家有限的医疗资源的需求权则相对较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优先顺序名单与20世纪20年代早期官方对堕胎的看法完全一致：在国家看来，失业、非婚生育和贫困驱使女性选择堕胎。卫生人民委员部也相应地分配其医疗服务。

为了有资格进行堕胎，女性不得不面对繁琐的官僚程序。她需要准备证明自己怀孕、工作单位、居住地以及婚姻状况的文件。失业者需要从劳工介绍所获得其失业身份的证明。许多女性试图绕过这些官僚程序，花钱请医生为她们实施堕胎手术，而且很多医生也同意了。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对于这些 “私下” 堕胎的合法性存在相当大的争议。1920年的法令不允许医生在注册医院之外实施堕胎手术，但1922年的《刑法典》仅禁止在 “不合适的条件下” 进行堕胎，而对于一间房间、住宅或办公室是否 “合适” 则没有明确界定。1923年，莫斯科卫生部门起诉了一些在家中实施堕胎手术的医生，但许多卫生官员认为，鉴于堕胎需求巨大、等待堕胎的人排长队，而且医院的床位有限，应该允许医生在任何卫生条件达标的地方实施堕胎手术。[27] 然而，1924年1月，卫生人民委员部特别规定，“合适的” 条件仅指医院。[28] 因此，医生们可以继续收费进行私下堕胎手术，但只能在国有医疗机构内进行。然而，这种争议依然存在，1926年的《刑法典》也未能消除这种争议：它用 “不卫生的” 一词取代了 “不合适的” 一词，但仍将是否起诉交由法院自行裁定。[29]

一旦女性获得了堕胎许可，堕胎手术本身相对来说是安全的。女性很少因在医院进行的堕胎手术而死亡。在莫斯科，堕胎比分娩更安全：女性在分娩后因感染而死亡的几率比堕胎后高60到120倍。[30] 然而，15%到30%的女性确实会出现潜在的严重并发症，包括出血、炎症、发烧，以及未来流产的风险增加。[31] 贫困、营养不良以及缺乏医疗护理，使得女性群体的整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差。未得到控制的性病、未经治疗的阴道感染，以及多次合法和非法堕胎，都增加了手术的风险。[32]

堕胎手术本身虽然安全，但极其痛苦。手术持续5到10分钟，且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医生采用扩张和刮宫的方法，将器械通过宫颈插入，刮擦子宫壁。一位育有三个孩子且之前有过两次堕胎经历的年轻女性非常害怕再次在医院进行堕胎手术，所以当她再次怀孕时，她去找了一位助产士。最后她因严重出血被送进了医院，她告诉主治医生，她去找助产士是因为 “我害怕疼痛。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已经经历过一些非常痛苦的堕胎手术，我总是惊恐地记得那种可怕的疼痛”。另一位女性也以同样的方式描述了她的经历。“我轻松地承受了分娩的痛苦，” 她回忆道，“但堕胎的痛苦要大得多……（在她第三次堕胎前的）两周里，我吃不下也睡不着。我脑海中一直想着，我命中注定要承受如此可怕的折磨。”[33] 坦尼娅·马修斯（Tanya Matthews）对她的第一次堕胎经历做了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描述，那次堕胎是她自己的医生在医院里收费为她进行的。她坐在候诊室里，每隔15分钟就看到手术室的门打开，女人们被用担架推出来。“她们的脸看起来像青白色的面具，额头上满是汗珠。” 然后轮到她了：

医生说，“好了，躺到手术台上……做个乖女孩，别尖叫。这儿没人尖叫。” 我的双腿被绑了起来……我听到彼得·伊里奇（Peter Ilyich）向助手们下达指令的声音……护士站在我身边，握住我的手……一阵剧烈、刺骨的疼痛向我袭来。我下意识地尖叫起来。“安静！安静！” 我听到彼得·伊里奇严厉的声音。“你妨碍我工作了。深吸一口气……很快就结束了，” 他一边命令着，一边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我感觉到有什么器械在我体内可怕地刮擦着。我的四肢变得无力，冷汗淋漓，汗水黏糊糊的。我咬紧牙关，数着每一分钟，感觉每一分钟都像永恒一样漫长。

手术结束后，马修斯虚弱地问医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会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做手术呢？” 他冷淡地回答道：“我们要把乙醚留给更重要的手术。堕胎没什么大不了的；女人们很容易忍受。既然你现在知道了，这对你来说也是个很好的教训。”[34] 有些医生根本就不愿意做堕胎手术，他们可能认为这种痛苦对那些 “试图避免怀孕” 的女性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威慑。[35]

哪些人获得了合法堕胎的机会？

根据官方意识形态以及1920年的法令，女性是出于绝望才寻求堕胎的：在堕胎病房的女性中，贫困者、失业者和未婚者的比例应该是最高的。用一位法律专家的话来说，“生活本身表明，只有在极端贫困、患病或存在遗传缺陷等特殊情况下，职业女性才会选择堕胎。”[36] 然而，这位专家大错特错。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统计数据显示，“典型” 的堕胎患者的情况与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卫生人民委员部的官员们在1920年所预测的大相径庭。但如果大多数女性既不是贫困者、失业者，也不是未婚者，那她们会是谁呢？

获得合法堕胎机会的女性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城市里。大多数堕胎手术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的。1926年，全俄罗斯的医生在医院总共实施了102,709例堕胎手术。尽管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女性人口仅占全俄女性人口的3.5%，但这两个城市的堕胎数量却占全俄堕胎总数的39%。从城市到农村，堕胎的数量呈下降趋势。省级（guberniia）和地区级（okrug）城镇的医生实施的堕胎手术占总数的30%，较小城镇的占16%。全国只有15%的堕胎手术是在农村地区进行的，尽管全国83%的女性生活在农村。[37] 换句话说，俄罗斯近85%的女性生活在农村，但85%的堕胎手术却发生在城镇。

由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农村地区普遍缺乏医疗保健服务，大多数农村女性甚至没有合法堕胎的选择。革命前农村的医院就很少，到1921年，许多医院已经停止运营。那些还在运营的医院缺乏病床、床单、药品，甚至连基本的医疗设备都没有。农村医务人员很少向农村女性宣传她们拥有堕胎的权利，尽管有些人会应个人要求实施堕胎手术。列别杰娃（Lebedeva）写道：“在连病床都没有的情况下，开放地区医院进行堕胎手术，这似乎很危险，而且根本不被允许。” 卫生当局担心，对堕胎的需求会 “压垮薄弱的地区医疗保健网络”。[38] 城镇女性比农村女性有更多获得堕胎的机会，而且她们也更有意愿控制生育。一项在1929年至1933年间进行的研究表明，移居城市的女性在城市生活四年后，生育率大幅下降。长期居住在城市的居民的生育率甚至更低。[39] 与农村那种对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大型大家庭生活不同，城市女性生育孩子的动力较小。向雇佣劳动的转变、家庭不再作为基本生产单位、居住空间狭小，以及缺乏必要的消费品，这些因素都促使女性减少家庭规模。因此，堕胎在城市里不仅更容易实现，而且对城市女性也更具吸引力。

接受堕胎手术的女性的社会构成反映出这一现象主要集中在城市。1926年，接受堕胎手术的女性中只有10%是农民。绝大多数女性要么是白领雇员（sluzhashchie）的妻子，要么自己就是白领雇员（占37%），要么是工人（占33%）。失业者构成了第二大群体（占12%），而学生和自由职业者加起来占比不到4%。另外4%由独立的非农业家庭主妇（khoziaiki，小企业家）组成。因此，接受堕胎手术的女性中，整整86%已经融入了雇佣劳动的世界，她们要么在学习，要么靠工资工作，要么嫁给了靠工资为生的人。

城镇接受堕胎手术的女性社会构成大致反映了整体城市女性人口的组成[40]（见表10）。堕胎病房中的女工比例明显高于她们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这可能反映了堕胎委员会对工人阶级女性的特殊优待，或是工人群体更强烈的控制家庭规模的意愿。职员（Sluzhashchie）在堕胎病房中的比例也高于其在城镇人口中的比例。自由职业女性的比例则完全相同，而独立经营者（khoziaiki）在堕胎病房中的比例略低。尽管堕胎委员会优先考虑失业女性——1920年代女性失业问题十分严重——但值得注意的是，城镇接受堕胎的女性中失业者并不突出。显然，失业女性并不比有稳定收入的女性更有理由寻求堕胎。虽然政府官员认为极端贫困是女性寻求堕胎的动因，但堕胎病房中女性的社会构成表明，驱动女性的因素与其说是失业者所经历的绝望，不如说是所有社会阶层城市女性共同面临的其他因素。

尽管堕胎病房中女性的比例与整体城市女性人口的比例大致相同，但某些社会群体的堕胎率要高得多。然而由于这些群体在女性人口中只占很小比例，这些差异并未反映在堕胎病房的女性构成中。表11显示了1926年莫斯科不同社会群体女性的堕胎数量和比率（每1000名女性中的堕胎数）。

堕胎率最高的群体是自由职业女性（每1000名女性中有93例堕胎）、失业者的妻子（85.5例）、女性农业经营者（khoziaiki）（74.4例）、农业经营者的妻子（62.2例）以及女工（58.9例）。然而除女工外，这些群体在莫斯科女性人口中占比很小，仅占当地堕胎总数的很小一部分（7.5%）。因此，尽管某些群体的女性更可能选择堕胎，但堕胎病房中的女性社会构成仍能较好地代表莫斯科女性人口。例如，女工占莫斯科女性人口的10.7%，却占堕胎总数的14.3%。

女性的家庭主妇或职业身份与其堕胎倾向之间没有明显关联（见表12）。1926年，莫斯科女性人口中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各占一半。两者的堕胎率几乎相同（职业女性每1000人42.8例堕胎；家庭主妇45.2例）。此外，堕胎病房中的女性在职业女性和家庭主妇之间的分布也均等。在这方面，堕胎病房的构成同样反映了整体人口的情况。

官方早期的预期与堕胎病房中女性的实际婚姻状况大相径庭。虽然堕胎委员会优先考虑未婚女性，但病房中绝大多数女性（69%）并非为逃避非婚生育的污名，而是已登记结婚的已婚妇女[41]（见表13）。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堕胎病房中未婚女性比例最高（18%），而农村地区仅有13%。

接受堕胎的女性中，绝大多数（78%）已是母亲（见表14）。农村地区无子女女性的比例（14%）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且多子女家庭的比例更高。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堕胎病房中无子女女性占比最高（20%）。城镇地区接受堕胎的女性主要来自小家庭（1-2个孩子），占比56-50%；而农村地区则以有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女性为主（45%）。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56%的堕胎女性有1-2个孩子，仅约20%有三个及以上；农村地区则相反：仅37%有1-2个孩子，45%有三个及以上。拥有五个以上孩子的女性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仅占4%，而在农村地区则高出四倍。由此可见，城市女性多在生育1-2个孩子后选择堕胎，而农村女性则多在生育三个及以上孩子后选择。但无论城乡，堕胎的主要使用者都是已育母亲。这种城乡差异与生育率的地区差异一致，表明城乡女性都将堕胎作为控制家庭规模的手段，只是对"理想家庭规模"的定义不同。

堕胎女性中最大群体（58%）年龄在20-29岁，其次为30-39岁（31%）。17岁以下女性占比极小（不足1%），18-19岁仅占3%（见表15）。不出所料，20-40岁这一多数女性结婚生育的年龄段构成了堕胎主体。从城市到农村，高龄堕胎女性的比例逐渐上升：40岁以上群体在农村占比（9%）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4%）的两倍多；30-39岁女性在城市占30%，在农村占38%。农村堕胎女性往往家庭规模更大，因此选择在生育年龄的后期堕胎。最年轻年龄组的农村女性堕胎比例略高，但因基数过小，差异并不显著。

1920年代涌入堕胎病房的女性群体完全打破了堕胎委员会和国家的初始预期。尽管卫生与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官员认为极端贫困是女性堕胎的主因——并据此制定了委员会的标准——但典型的堕胎者既非未婚也非失业。她不是陷入困境的年轻女仆，不是随意发生性关系的女性，甚至不是事实婚姻的伴侣。相反，她通常是20多岁或30岁出头的已婚女性，至少已有一个孩子。她是家庭主妇或有偿劳动者的概率各半，其本人或配偶是享有保险的工人或职员。堕胎病房中的女性社会构成，恰恰是城市社会本身的缩影。

为何女性非得堕胎？

女性寻求堕胎的动因复杂多样，但委员会问卷仅列出六种选项（见表16）。经济贫困是最主要的理由，约半数城乡堕胎女性均以此为由[42]。研究者指出，女性可能刻意夸大贫困程度以提高申请通过率[43]，但考虑到1920年代的生活条件，这一动机完全合理——婴儿需要食物、衣物、尿布和居住空间，而这些都极度匮乏。当时既无安全的母乳替代品，哺乳又至少需捆绑女性8-9个月。尿布短缺甚至布料都难以获取，塔尼娅·马修斯（Tanya Matthews）曾描述为新生儿拆用"革命前旧床单"制作尿布的"牺牲"[44]。

1924年近半数堕胎女性全家四口以上挤在单间[45]，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条件更恶化：1932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4.6平方米，房屋普遍缺乏自来水、厕所、浴缸和炉灶，阴冷潮湿且年久失修[46]。

即便医疗工作者努力降低儿童死亡率，数据仍居高不下。1920年代中期对541名莫斯科纺织女工的调查显示，70%曾因饥饿和恶劣环境失去孩子[47]。城乡街头随处可见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besprizorniki），而托育机构长期超负荷运转，直至1930年代仍资源不足。

2,207名乡村医生的研究报告显示，62%的堕胎诉求直接源于贫困[48]。女性向医生倾诉1921-1922年饥荒、1924年歉收、土地不足、失业、育儿艰难等困境，甚至直言"不想再生出乞丐"。其中半数是无力抚养更多孩子的多子女母亲，一位农妇以黑色幽默感叹："知识女性早就不生育了，只有我们这些蠢女人还在不停生孩子。"

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女性将"单纯不愿生育"列为第二大理由。这背后隐含多种现实考量：研究者发现，家庭关系不稳定、短期结合普遍、"对明天的恐惧"都削弱生育意愿[49]。尽管多数堕胎者已婚，但高离婚率与赡养费追索困难必然影响其对母职的认知。农村地区家庭分户（razdely）导致生产单元缩小，妇女在资源匮乏的小家庭中承担更重劳动，怀孕育儿严重妨碍生计[50]。正如农妇们反复强调的："怀孕带孩子根本没法干活。"[50]

女性选择堕胎既存在消极动因，也包含积极诉求。1933年塔尼娅·马修斯（Tanya Matthews）寻求堕胎时，医生质问道："你丈夫有什么问题？他娶你不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吗？"她回答："彼得·伊里奇，这种观念过时了。我们要考虑学业和事业，没有孩子的生活已经够艰难了。"[51] 革命带来新机遇：扫盲运动与妇女部（Zhenotdel）的工作拓宽了女性的视野。一位医生指出，参与工作或政治活动的女性表现出对生育的"新式不耐"，"革命新生活"改变了她们对生育的期待[52]。

健康因素（占15%）是第二大堕胎理由。小城镇和农村女性因就医困难更常引用此理由。按现代标准，当时女性（尤其是农村）健康状况极差：慢性感染、分娩后遗症、性病、子宫肌瘤等疾病普遍未经治疗。许多女性还需照料患病家人，无力抚养新生儿[53]。

城乡堕胎动因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女性为隐瞒非婚怀孕而堕胎的比例（4%）是城市（0.5%）的八倍，乡村医生报告该比例甚至达20%[54]。在农村，非婚生育不仅影响婚嫁前景，还可能导致被逐出家门（dvor）。未婚农妇常提及"在乡亲面前的羞耻"，因"恐惧、羞耻、父母压力与舆论"选择堕胎。一位乡村医生指出：虽然革命与战争改变了乡村性道德，但对非婚生育的歧视依然存在[55]。相比之下，城市女性较少因此堕胎，暗示城市对非婚生育更宽容——脱离父权家庭束缚的都市女性，可能更易接受非婚生育。

数据表明，堕胎更多被用作控制家庭规模的手段，而非意外怀孕的应急措施。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堕胎女性中，近半数有堕胎史：50%有过1次，25%有过2次，20%有过3次以上。外省和农村的重复堕胎比例较低（分别为1/3和1/4），既反映更高生育率，也体现堕胎服务的可及性差异[56]。这种重复堕胎模式强化了"计划生育"的结论。

无论在都市还是乡村，接受堕胎的女性其妊娠次数越多，既往堕胎史的比例就越高（见表17）。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堕胎病房中，有过两次妊娠的女性中有22%曾进行过堕胎；而在五次妊娠的女性中，这一比例高达71%。农村地区的数据虽然相对较低，但同样呈现妊娠次数与堕胎率的正相关趋势。

这种关联不仅体现在有无堕胎史上，更反映在具体堕胎频次上（见表17）。每百次妊娠中的堕胎率随着妊娠次数递增而持续攀升：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首次妊娠群体的堕胎率为11%，二次妊娠升至18%，三次妊娠达22%；农村地区则从首次和二次妊娠的6%上升至三次妊娠的8%。这表明对许多女性而言，堕胎绝非应对意外怀孕的权宜之计，而是贯穿其生育周期的重要节育手段。正如两位苏联人口学家所言：1920年后，"堕胎迅速成为家庭生育调控的普遍实践"[57]。

非法堕胎

即使在堕胎合法化后，仍有成千上万女性求助于民间接生婆（babki）、助产士、理发师、护士及各种自行实施的偏方终止妊娠。这种选择背后存在多重动因：有人为规避医院手术的痛苦；有人因无法前往堕胎委员会指定的医院；有人被委员会拒绝申请；有人需要隐瞒怀孕事实；更多人则对传统接生婆和现代医生之间的技术差异抱有根深蒂固的信任。

在乡村生育体系中，接生婆扮演着核心角色。许多从未进过医院甚至未接受过医生检查的农妇，都是在接生婆帮助下完成多次分娩。当她们需要堕胎时，接生婆自然成为首选——这种信任源于共同的文化认知。接生婆的堕胎手段多样：使用编织针、纺锤、金属丝、钩针、鞋扣钩、鹅毛、胡萝卜或植物根茎引发流产；配制藏红花、洋甘菊、芦荟或麦角菌药茶；同时指导女性采用重体力劳动、热水浴、芥末膏等传统方法，或服用奎宁、漂白剂乃至腐蚀性升汞溶液[58]。

这些方法的有效性与安全性难以评估——医院仅收治操作失败的案例，医生眼中只见"愚昧"接生婆的医疗事故，对其成功案例一无所知。接生婆的活动始终笼罩在沉默中：不仅因其操作非法，更因服务对象常需保密。这种守秘契约往往延续至生命终结，多名观察者记载，即便濒死之际，女性仍坚称流产源于跌倒或负重，拒绝透露堕胎细节或接生婆身份[59]。

有证据表明，民间方法未必如医生宣称那般危险无效。一位因大出血入院的女性承认使用鹅毛插入宫颈堕胎，但透露此前已用此法成功实施11次流产[60]。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某机械师妻子长期从事堕胎操作：她让丈夫制作锥形金属管，每次煮沸消毒后插入宫颈，再用橡皮球向子宫注入少量空气。这种方法在她本人及其他女性身上多次安全使用[61]。虽然此类案例可能非典型，但揭示了在特定社区网络中，确实存在获得女性群体信任的安全堕胎实践者。

非法堕胎的真实规模只能通过医院收治的不完全流产病例来间接衡量——那些从未就医的成功或失败案例构成了无法统计的"暗数"。但需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因不完全流产入院的女性都是非法堕胎的受害者，其中也包括自然流产或意外导致的病例。医界对这类病例中非法堕胎的实际占比争议极大，估算从10%至95%不等：部分学者认为无法区分大出血的诱因（自然发生、自行导致、意外事故或他人操作），另一些则坚持伴随感染高热的出血病例绝大多数系非法堕胎所致[62]。而患者本人对堕胎行为的否认更增加了统计难度。

以下数据虽基于不完全流产病例，但鉴于非法堕胎很可能在其中占相当比例（且这是关于非法堕胎群体的唯一社会学数据），我们仍将其作为非法堕胎的粗略指标：

1920年代初期，不完全流产住院人数极为惊人——农村医院此类病例甚至超过合法堕胎数量，且1922-1924年间持续增长[63]。这说明即便在堕胎合法化后，非法操作（尤其是农村地区）依然盛行。至1926年，堕胎病房中14%的患者（119,910人中的17,201人）因不完全流产接受治疗。莫斯科、列宁格勒与农村地区的绝对数量相近，但因农村合法堕胎手术量更低，不完全流产患者占据的病床比例达23%（城市仅12%）（见表18）。莫斯科周边中央工业区省份尤为突出：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40%）、梁赞（35%）、下诺夫哥罗德（30%）和科斯特罗马（25%）。全国近半数省份中，每五张合法堕胎病床就有一张收治院外堕胎并发症患者。1930年斯摩棱斯克某集体农庄的1,249名女性中，半数曾经历自行或接生婆操作的非法堕胎[64]，这为农村非法堕胎的普遍性提供了确证。

部分卫生官员将非法堕胎归因于委员会拒绝申请。在某些城市化省份，高拒绝率与高不完全流产率确实形成恶性循环：失败堕胎并发症患者占用病床，挤压合法堕胎资源，进而迫使更多女性转向非法渠道。梁赞、科斯特罗马、弗拉基米尔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高拒绝率省份，院外堕胎并发症患者比例确实偏高。但除弗拉基米尔等少数地区外，不完全流产病例数远超委员会拒绝量（例如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有2,863例不完全流产，仅665例被拒）[65]。全国范围内17,201例不完全流产治疗对应6,102例拒绝申请，显然委员会拒绝或医疗资源不足并非非法堕胎的唯一动因。

许多农村女性根本未曾申请委员会许可——她们面临三重障碍：首先，全年大部分时间道路不通，即便家庭有马匹也难供差遣，赴医院往往需徒步30-40英里；其次，多数乡村医院不提供堕胎服务；再者，委员会要求提供妊娠证明、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及工作单位等文件，而办理这些材料会使堕胎意图在全村曝光。超过1,900名医生报告称，农妇常恳求他们绕过委员会私下手术。正如某位医生所言："若医院拒绝女仆或寡妇，她们立即转向接生婆。"[66] 因此，医疗资源匮乏、申请程序困难与传统接生婆依赖共同导致农村非法堕胎盛行——农民占不完全流产患者的18%，却仅占合法堕胎者的10%。

合法堕胎与不完全流产患者的社会构成差异有限：两组中已婚女性均占85%左右。失业者在不完全流产群体中占比（5%）显著低于合法堕胎群体（12%），可能因委员会优先批准失业者申请。无子女女性在不完全流产患者中比例略高，或因委员会倾向批准已育女性，或未婚者为避免曝光选择非法途径。但其他方面两组高度相似：不完全流产患者中46%已有1-2个孩子[67]，与合法堕胎群体的母亲比例基本持平。

因此，总体而言，那些发生不完全流产的女性往往比接受合法堕胎的女性年龄稍大一些，且子女数量更少。农民在这一群体中所占的比例更高，而且农村医院收治的这类女性的比例也更大。

然而，这两个群体各自的特征却极为相似。和接受合法堕胎的女性一样，在接受不完全流产治疗的女性中，工人和白领雇员占比最大，而且她们往往是年龄在20岁到29岁之间、子女数量较少的母亲。

关于不完全流产女性的数据让我们得以罕见地窥探到地下堕胎这个隐秘且不为人知的世界。如果那些因不完全流产而最终进入医院的女性大致可以代表寻求地下堕胎的女性群体，那么从社会学特征来看，经历非法堕胎的女性与经历合法堕胎的女性并没有显著差异。而最重要的是，这两个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与数百万已婚母亲并无区别，正是这些已婚母亲在生育方面的选择最终决定了俄罗斯的出生率。

堕胎与生育

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医生和研究人员已深切关注女性对堕胎的依赖。他们频繁提及出生率的下降、成千上万在堕胎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人、康复期间损失的劳动时间，以及堕胎对女性健康造成的衰弱性影响。1927年，一位医生在向辛菲罗波尔的医生科学协会汇报时得出结论，在克里米亚，大量的堕胎行为 “是一个严重的反社会因素，对人口的稳定增长构成了威胁”。同年，在第一届全乌克兰助产士和妇科医生大会上，一位来自旧别利斯克的医生宣布，堕胎与生育的比例从1924年的每100例生育对应40例堕胎，飙升至1925年的每100例生育对应84例堕胎，并在1926年超过了生育数量，达到每100例生育对应107例堕胎。[68] 薇拉·列别杰娃认为有必要反驳这些可怕的预测，她指出堕胎并没有显著影响出生率。然而，她也提到，1926年在莫斯科，每100例生育对应65例堕胎，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到1928年，在第八届助产士和妇科医生大会上，一位莫斯科的医生指出，堕胎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生育的数量。他警告说：“我们必须关注当代年轻女性中堕胎数量超过生育数量这一危险的主导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出生率下降和女性劳动能力降低。归根结底，堕胎给国家带来了沉重负担，因为它减少了女性对生产的贡献。” 一位来自北高加索的代表评论说，他所在地区的堕胎数量是生育数量的四倍，另一位来自乌克兰的代表则称堕胎现象为 “堕胎流行病”。[69] 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一些城市，堕胎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生育的数量。在布良斯克，1924年每100例生育对应35例合法堕胎和已知的非法堕胎；1925年为46例，1926年为166例，1927年为244例。到1927年，堕胎数量是生育数量的2.5倍。[70] 在列宁格勒，1924年至1928年间，堕胎率几乎增长了六倍，从每1000人中有5.5例堕胎增加到31.5例。堕胎与生育的比例从1924年的每100例生育对应21例堕胎上升到1928年的138例。[71] 在莫斯科，1921年每100例生育对应19例堕胎；1922年为21例，1923年为19例，1924年为19例，1925年为31例，1926年为55例，1927年为87例，1928年为130例，1929年为160例。到1934年，每生育数量对应的堕胎数量跃升至271例，尽管在1935年有所下降，降至221例。因此，到1928年，莫斯科的堕胎数量已经超过了生育数量，到20世纪30年代，每年的堕胎数量是生育数量的两倍。[72] 如果加上非法堕胎的数量，对数据的影响会更加惊人。虽然堕胎数量的增长在大城市最为显著，但全国范围内的数据也很可观。1926年在俄罗斯，医生实施了121,978例合法堕胎手术。到1935年，这个数字跃升至150万例。1926年，每1000人中有1.3例堕胎，1935年则为13.1例，增长了十多倍。[73]

随着堕胎数量的增加，粗出生率下降了。1927年至1935年间，粗出生率从1927年的每1000人中有45例生育，降至1928年的43.7例，1929年的41.4例，1930年的39.2例，1931年的36.9例，1932年的34.6例，1933年的32.4例，1934年的30.1例，以及1935年的30.1例。尽管粗出生率的下降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引人注目的是，从1928年开始的下降与堕胎数量惊人的增长恰好同时发生。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布良斯克、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部分地区、北高加索和其他地区，堕胎数量超过了生育数量，并且还在继续上升。用苏联人口统计学家的话来说，堕胎已成为 “家庭内部调节出生率的主要手段”。[74] 尽管我们对20世纪30年代早期接受堕胎的女性了解甚少，但堕胎数据和出生率数据表明，这一时期来到城市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数百万农村女性，有强烈的动机去限制家庭规模。1932年至1934年间，有2,834,300名女性在城镇定居，[75] 从而增加了她们获得合法堕胎的机会。集体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伴随着合法堕胎数量的急剧增加，很可能非法堕胎数量也大幅增加。女性以创纪录的数量进入劳动力市场。工厂经理们极力劝阻怀孕女性申请工作，以避免承担苏联慷慨的产假规定所带来的成本。滥用职权的现象屡见不鲜：女性求职者常常被要求进行妊娠测试，并被命令堕胎或另寻工作。当然，女性也会自行寻求堕胎。一项对20世纪30年代早期接受堕胎的女性的研究表明，因贫困而堕胎的人数减少了，更多的人是出于 “不想要孩子” 的愿望而堕胎。[76] 农村的饥荒、城市的配给制度，以及对数百万农民的强制剥夺，都导致了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堕胎合法化并不是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它只是女性用来避免生育的几种方法之一。

1936年6月，在大规模的宣传热潮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TsIK）和苏联人民委员会（Sovnarkom）发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堕胎。实施堕胎手术的人将面临至少两年的监禁，甚至接受堕胎的女性在初犯后也会被处以高额罚款。新法律通过为新妈妈提供津贴、为多子女女性提供高额奖金，以及为白领女性提供更长的产假，来鼓励生育。它还增加了妇产诊所、儿童保育机构和牛奶供应站的数量。除了这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外，新法律还使离婚变得更加困难，并加大了对拒绝支付 alimony（ alimony 一般指离婚或分居后一方付给另一方的赡养费或生活费，这里可理解为抚养费）或子女抚养费的男性的刑事处罚力度。禁止堕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推动 “家庭责任” 运动的核心。[77] 官员们从未公开讨论过禁止堕胎的真正原因。他们鼓吹生活水平的新提高以及做母亲的喜悦，坚称女性不再需要堕胎。他们强调早期堕胎合法化只是暂时的，并宣称现在每个女性都能实现做母亲的权利。然而，官方对禁止堕胎的解释毫无道理。如果生活水平已经高到女性不再需要堕胎，那为什么还要将其定为犯罪呢？

有力的证据表明，禁止堕胎是出于对出生率下降的深切担忧，同时也源于对堕胎统计数据背后更深层意义的逐渐认识。统计机构自己关于堕胎患者的数据早就与官方的假设相悖。1920年法令的制定者认为，一旦贫困问题得到解决，女性就不再需要堕胎。委员会制定的标准——优先考虑那些在物质和社会层面最脆弱的人群——也隐含地反映了这一信念。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寻求合法和非法堕胎的大多数女性，既不是失业者、未婚者，也不是非常年轻的人，而是相对稳定的、已婚的母亲，正处于生育的黄金年龄。简而言之，她们既不是最贫困的、最脆弱的，也不是最边缘化的群体。这些女性主要是城市的工薪阶层或工薪阶层的妻子，她们不仅在应对贫困和物质匮乏，同时也在回应革命带来的新机遇：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接受教育、获得就业机会以及参与政治工作。

1934年，S.G. 斯特鲁米林（S. G. Strumilin）与负责预算统计的机构合作，完成了一项关于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的大型研究项目。他收集了10,000名女性自1914年以来婚后生活的数据。斯特鲁米林的结论在政府的最高层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这些结论挑战了许多支持国家对堕胎看法的假设。首先，斯特鲁米林指出，1914年至1933年间，结婚率稳步上升。尽管这本应增加250万名母亲，并至少带来75万例生育，但实际上出生率却下降了。其次，斯特鲁米林表明，随着家庭从农民阶层上升到非熟练工人阶层，再到熟练产业工人阶层，婚姻生育率会下降。此外，同时兼顾有偿工作、育儿和家务劳动的女性的生育率甚至低于平均水平。第三，他预测，如果经济目标得以实现，并且在不久的将来有超过500万名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那么城镇的生育数量预计将减少40万例，出生率下降近10%。到193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的女性将进入生育年龄。由于这一代人数量本来就少（因为战争期间出生率下降），当这些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预计出生率还会有更大幅度的下降。[78] 斯特鲁米林的研究表明，物质条件的改善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会降低出生率。

有关婚姻、出生率、堕胎的数据，以及堕胎女性的社会学特征综合起来传递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第一，出生率正在下降，并且在未来还会继续下降；第二，俄罗斯的母亲们在其生育期内反复依赖堕胎来限制家庭规模。

官员们认为，将堕胎定为犯罪行为可以阻止出生率的下降。这一假设与国家先前的观点截然不同，之前国家认为将堕胎定为犯罪并不能改变迫使女性寻求堕胎的艰难社会状况。然而，到1936年，官员们摒弃了镇压毫无作用的观念。他们现在接受了那位法学家直截了当的观点，即宣称 “采取更多的镇压措施是有意义的”。[79] 1936年的法律混淆了女性限制婚内生育的方法（合法堕胎）和她们这么做的动机。国家认为，通过剥夺女性限制生育的方法，也能消除她们这么做的动机。

统计数据很快证明这一观点完全错误。将堕胎定为犯罪行为剥夺了数十万女性合法堕胎的选择，但它从未成功说服女性回归到父权制农民家庭的生育模式。最终，国家未能大幅提高出生率。禁止堕胎确实带来了出生率的立即上升，但这种上升只持续了几年。到1938年，出生率又开始下降，到1940年，它已回到1935年禁止堕胎之前的水平。[80]

尽管有禁令，堕胎的发生率仍然很高。在莫斯科，1925年每1000人中有9.7例堕胎，1926年为15.8例，1939年为12例。[81] 在俄罗斯的城镇，1926年每1000人中有6.1例堕胎，1938年为9.6例，1939年为10.8例。在农村，1926年每1000人中有0.3例堕胎，1939年为1.3例。[82] 因此，到1939年，尽管有禁令，堕胎的发生率仍高于1926年堕胎合法化时期。1936年之后进行的许多堕胎手术，是医生对因非法堕胎而出血进入医院的女性进行的 “清理” 工作。一位人口统计学家估计，1936年之后，在医院进行的所有堕胎手术中，只有10% 是出于医学原因的合法堕胎。其余90% 是在医院外开始的堕胎：30% 是非法堕胎，60% 是自然流产。[83] 然而，1936年之后，任何进入医院的女性都极不情愿承认自己进行了非法堕胎，而且很可能在医院接受治疗的非法堕胎的比例要高得多。1936年之后，医生们看到因感染、腹膜炎、子宫穿孔、出血、慢性炎症、败血症、不孕以及其他并发症而痛苦不堪的女性数量大幅增加。非法堕胎导致的死亡率急剧上升。20世纪60年代对1000名绝经女性的一项研究揭示了1936年法令颁布后非法堕胎的惊人普遍性。这些女性中的许多人育龄期恰好与堕胎禁令实施期重合。在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生育过孩子但从未堕胎。大约5% 的女性每次怀孕都以堕胎告终，超过60% 的人生育过孩子并且堕过胎。在堕过胎的女性中，28% 的人堕过一次胎，23% 的人堕过两次胎，49% 的人堕过三次或更多次胎。平均而言，一名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大约怀孕五次，其中三次以堕胎告终。[84]

从长远来看，事实证明，镇压在提高出生率或消除堕胎方面毫无用处。即使在堕胎合法化时期，非法堕胎也从未消失，而且毫无疑问，许多女性又回到了那些愿意提供帮助的医生、助产士和老妇人那里寻求地下堕胎服务。有力的证据表明，1938年出生率的下降表明女性成功扩大了非法堕胎的网络。[85] 在没有可靠避孕措施的情况下，女性继续将堕胎（尽管是非法的）作为主要的节育方法。而她们为此承受痛苦、生病，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妇女、国家和革命：苏联家庭政策和社会生活（1917-1936年）第一章（太忙了过俩月再写）

Fri, 13 Feb 2026 01:18:43 +0800

布尔什维克愿景的起源：不被束缚的爱与女性自由

每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都把“自由恋爱”的问题摆到了前台，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实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83

[家庭]将被送往古物博物馆，这样它就可以靠着马车、蒸汽机和有线电话，安息在纺车和青铜斧头旁。

苏联历史学家S. la. VoVfson，1929

1918 年 10 月，布尔什维克上台不到一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VTsIK），最高立法机构，批准了完整的《婚姻、家庭与监护法典》。该法典在法律上体现了基于女性平等和家庭“消亡”（otmiranie）的革命性社会关系愿景。据新《家庭法典》的年轻理想主义作者亚历山大·戈伊赫巴格（Alexander Goikhbarg）所说，它为“夫妻的枷锁”变得“过时”铺平了道路。因此，该法典的设计时考虑到了自身的过时性。戈伊赫巴格写道：“无产阶级权力以辩证方式构建其法典和所有法律，因此它们存在的每一天都在削弱它们存在的必要性。”简而言之，法律的目标是“使法律变得多余”。

戈伊赫巴格和他的革命同伴们完全预料到不会只有婚姻和家庭会逐渐消逝，法律和国家也会如此。列宁在他著名的文章《国家与革命》中仔细分析了国家的未来，该文于 1917 年 9 月完成，距布尔什维克掌权仅间隔一个月。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本质的零散论述，《国家与革命》中的思想最终代表了列宁自身思想及后续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更为乌托邦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的一派。列宁在社会民主运动中激烈反对改良主义，认为胜利的革命者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一个新国家。然而，新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属于绝大多数民主派，其权力仅用于消灭旧剥削者。其目标是多数人镇压少数群体，这将是“如此简单、简单且自然的任务”，以至于人民能够“用非常简单的'机器'镇压剥削者”。用列宁的话说，“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

《国家与革命》中的思想对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恩格斯著名的言论被列宁广泛引用，即国家机器将“被安置在古物博物馆，与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1929 年苏联社会学家 S·拉·沃尔夫松（S. la. VoVfson）在提到家庭时将这句话几乎逐字重复。法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活动家提供了富有挑战性的理论和历史分析，以支持这些观点。简而言之，布尔什维克认为资本主义制造了一个新的矛盾，女性痛苦地被夹在工作需求与家庭需求的矛盾之间。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女性被迫为工资工作，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冲突导致了高婴儿死亡率、破碎的家庭、被忽视的儿童和慢性健康问题。透过十九世纪俄国工厂宿舍肮脏的窗户一瞥，就足以证明他们的观点。女性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但她们仍需负责抚养孩子、做饭、打扫、缝纫、修补——这些对家庭至关重要的重复性家务。女性的家庭责任使她们无法与男性平等地进入工作、政治和创作的公共领域。布尔什维克认为，资本主义永远无法系统地解决女性所承受的双重负担。

布尔什维克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下，家务劳动将被转移到公共领域：数百万女性在家中无偿完成的任务将由公共餐厅、洗衣房和托儿所的有偿工人接手。女性将被自由地与男性平等地进入公共领域，不受家庭职责的束缚。女性终于能同等受教育、领取工资，并能够追求个人目标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将变得多余。男女可以随心所欲地聚在一起或分开，远离经济依赖和需求的扭曲压力。随着国家不再干涉男女结合，自由结合将逐渐取代婚姻。父母无论婚姻状况如何，都会在国家的帮助下照顾孩子;私生子的概念将变得过时。家庭失去了以往的社会功能，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完全自主、平等的个体，可以基于爱与相互尊重自由选择伴侣。

扔掉家里的锅

在革命后的激动人心的几个月里，许多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和活动家预测新社会秩序将迅速过渡。1918 年，在一次妇女工人大会上，党妇女部（Zhenotdel）负责人伊涅萨·阿尔芒（Inessa Armand）天真地宣称：“资产阶级秩序正在被废除，各自的家庭是害的生存，只会延缓和阻碍新的分发形式。它们应该被废除。”战争共产主义（1918-1921 年）的政策助长了新社会主义形式将迅速取代旧形式的观念。国家配给、公共餐厅、儿童免费食物和实物工资都支持了家庭劳动很快消失的乐观评估。首任人民司法委员 P. I. 斯图奇卡后来指出：“战争共产主义时期向我们展示了一件事：未来自由家庭的计划，因为家庭作为生产与消费的细胞、法人实体、社会保险人、不平等堡垒以及养育和养育孩子的单位的角色都将消失。”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少数女性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也是多部妇女议题著作的作者，她乐观地审视了内战结束时家庭的衰弱状况，并宣称其已经过时：“在当今社会供养取代个人消费，成为人民经济独立分支的时代，几个世纪以来，创造无产阶级家庭稳定的经济纽带已不复存在。”柯伦泰解释说，国家已经承担了孩子的抚养和抚养，一旦家务劳动转为有偿劳动，家庭中除了“心理纽带”外，什么都不会留下。婚姻制度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它“没有经济或社会任务”，也不再需要“受集体的监督、控制或领导”。

柯伦泰的热情或许有些过早，但她并非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党员、社会规划者和妇女活动家等广泛宣传家庭很快就会消亡的观念。数百本小册子、书籍和文章为学术和大众发表，内容涉及在社会主义下创造“新生活”。年轻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家庭的性别分工、法律基础、道德信誉和经济效率都受到质疑。尽管党内理论家普遍认为家庭终将消亡，但他们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上表达了诸多分歧。党并未坚持僵化的正统观念，分歧也被自由表达，尤其是在性关系、育儿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家庭需求等争议性议题上。

鉴于普遍预期家庭将逐渐衰落，如何组织家务劳动的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列宁多次言论和写作，强调社会化家务的必要性，称其为“女性能做的最无效、最野蛮、最艰苦的工作”。他毫不保留地用了刻薄的形容词，写道“琐碎的家务会压垮”并“贬低”一个女人，“把她锁在厨房和托儿所”，在那里“她浪费劳动力做野蛮无效、琐碎、令人紧张且令人窒息的苦差事。”列宁显然讨厌家务活。他主张“女性真正的解放”不仅包括法律上的平等，还必须“全面转变”家庭为社会劳动。

柯伦泰同样认为，在社会主义下，所有家务都将被取消，消费将不再是家庭的个人和内部。私人厨房将被公共餐厅取代。缝纫、清洁和清洗，如采矿、冶金和机械制造，将成为人民经济的分支。在柯伦泰看来，这个家庭对劳动力、食物和燃料的使用效率低下。“从人民经济的角度来看，家庭不仅无用，而且有害。”著名苏联经济学家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指出，家庭中的传统分工阻碍了女性实现真正的平等，因为她“背负着凌驾一切的负担”。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用一个巨大的公共大锅，取代家用的锅”

与主张家庭内家务重新分工、增加男性家务份额的现代女权主义者不同，布尔什维克理论家试图将家务劳动转移到公共领域。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此差异表达得非常清晰。他写道：“我们的任务不是在男女分工中追求正义，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男女脱离琐碎的家务劳动。”废除家庭，而非内部性别冲突，才是女性解放的关键。家庭劳动的社会化将消除女性对男性的依赖，促进男女关系中的新自由。托洛茨基宣称，一旦“洗衣由公共洗衣店完成，公共餐厅提供餐饮，由公共作坊缝纫”，“夫妻之间的纽带将摆脱一切外部和偶然的束缚。”新的关系“对任何人都不是强制的”，会基于相互的感情发展。1920 年代苏联的婚姻理想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是基于相互关爱并因共同利益而团结的同志联盟。

苏联理论家认识到，伴侣的联盟需要妇女与男子平等。作家 M. 希什凯维奇在向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体提供建议时评论道：“争吵和争斗发生得有多频繁，是因为夫妻在观点上渐行渐远。丈夫读点书，去听讲座，看看别人如何看待生活。但妻子总是和厨房锅在一起，和邻居们八卦。” 如果女性不参与文化和政治生活，她们与男性的关系就无法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希什凯维奇援引伴侣结合的理想，劝诫读者：“夫妻双方参与公共生活促进相互理解，培养对妻子作为平等、朋友和同志的尊重。”苏联理论家预见了基于“自由联盟”或“自由恋爱”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列宁非常反感这些词汇，因为它们与资产阶级的放荡联系在一起。但他仍然认为，没有爱，就没有关系的基础。他写道：“谁不要求立即实现离婚的充分自由，谁就不配作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然而，基于相互情感的结合预计能持续多久？一天、一年，还是一生？苏联理论家们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人预见自由性行为仅受自然欲望限制。柯伦泰认为，道德和家庭一样，是历史建构的，因此可以改变。她写道：“自然界中既无道德，也无不道德。”“健康自然本能的满足感只有在超越卫生界限时才不再正常。”她解释道：“性行为应被视为既不羞耻也不罪恶，而是自然且合法的，就像饥渴的解渴一样，是健康有机体的表现。”列宁采取了更为保守的立场，在他回答的隐喻中就展现了他那根根深蒂固的维多利亚时代偏见：“当然，”他写道，“渴是要满足的。但难道正常环境下的正常人会爬到街上去喝那里的脏水吗？”

社会学家、法律、经济学及辩证唯物主义教授谢苗·雅可夫列维奇·沃尔夫松同意柯伦泰的看法，认为婚姻的持续时间“完全由配偶的相互倾向决定”。感情和吸引力是决定一段关系持续时间的唯一因素。考茨基曾预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家庭将作为一个“伦理单位”得到保护。沃尔夫森对此嗤之以鼻，“作为'伦理单位'的家庭，剥夺了其社会和经济功能，简直是胡说八道。” 另一些人则在性取向上更为谨慎。希什凯维奇同意“在新生命的条件下，我们将实现完全的性结合自由”，但他认为在过渡期内需要限制性自由。只要国家无法照顾孩子，只要性行为意味着怀孕的可能性，男性就不应被免除对女性的责任。他写道：“如果这个问题最终以男性性不负责任的问题解决，那么毫无疑问，在我们的经济状况下，女性和母亲将会遭受苦难。”对女性来说，对怀孕的恐惧依然是自由表达性行为的最大障碍。

列宁同样强调性关系的社会后果，尽管他对关于性的猜测普遍感到极度不舒服，认为这种关注是无益且无益的消遣。他对克拉拉·蔡特金说：“我不信任那些总是沉迷于性问题的人，就像一位印度圣人沉浸于对自己肚脐的沉思一样。”列宁关注在避孕前社会中自由性行为的后果，指出当涉及儿童时，个人行为对集体来说具有新的重要性。“做爱需要两个人，”他说，“但第三个人，一个新的生命，很可能会诞生。这一行为具有社会色彩，是对社区的责任。”

显然，儿童的命运和成长是任何关于性话题讨论的核心。在这里，苏联理论家们也持不同看法。大家模糊地同意，最终所有儿童都将由国家在公立托儿所、托儿所和学校接受照顾。非婚生子和儿童权利专家齐娜伊达·特滕博恩自信地宣称：“抚养将平等，所有孩子都一样，没有一个孩子会比其他孩子更糟。”然而，苏联理论家依然存在不确定如何实施这一原则性建议。父母是否应该在子女成长中保持主要作用？还是国家应完全承担父母的角色？一些理论家认为父母不适合抚养孩子：父母的无知和家庭自我主义阻碍了孩子的发展，并狭隘了他们的视野。国家本可以做得更好，培养健康的公民。另一些人则认为，州政府只是通过一系列补充服务帮助父母将工作与育儿结合起来。

教育家 V. Diushen 于 1921 年制定了一份详尽的蓝图，主张家庭的自负精神与社会主义伦理不兼容。他写道，这个家庭“与社会利益背道而驰，认为只有血缘关系的人才配得到帮助和关怀。”母亲对孩子的伤害多于益处，因为即使是“母亲教育者”也无法以“足够的客观态度对待孩子”。秋申为整个儿童聚落和城镇制定了详尽的规划，居住着 800 至 1000 名 3 至 18 岁的儿童。各学院按年龄和性别划分，由具备特殊资质的教育家领导，由由儿童、教师和技术人员组成的苏维埃管理。迪乌申甚至策划了郊游活动，让定居点的孩子们拜访家庭，“了解生活的阴暗面”。迪乌申对父母角色的悲观看法得到了《家庭法典》作者戈伊赫巴格的认同。戈伊赫巴格鼓励父母拒绝“他们对孩子的狭隘且非理性的爱”。在他看来，国家教育“将远胜于那些个别'有爱'但无知的父母所采取的私人、个人、非科学且非理性的做法”。迪乌申致力于建立民主的公社组织，以对抗家庭内部的等级分明和专制关系。他和戈伊赫巴格都试图用科学代替爱，用教育者的“理性”代替父母的“非理性”。

柯伦泰对父母的批评较少，但她也预见到国家的作用会加速扩大。在她看来，亲子关系的减弱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主义下，经济需求阻止父母与孩子共度时光。被迫从小工作，孩子们很快获得了经济独立：“父母的权威减弱，服从也随之结束。”她引用恩格斯在《英格兰工人阶级的状况》中对家庭的描写，说：“正如家务劳动会逐渐消亡，父母对子女的义务也会逐步消失，最终由社会承担全部责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社会将全面负责孩子的教育、抚养与培育。，”柯伦泰预测，父母仍会与子女保持情感纽带，妇女也将有机会兼顾母亲身份和工作，而无需担心子女的福利。根据柯伦泰的说法，女性在分娩后，将回到为大家庭（社会集体）服务的工作岗位。孩子们在经验丰富的护士与教师的照料下，在托儿所、幼儿园、儿童聚居地和学校中成长。每当母亲想见孩子时，她只要说句话就行了。

特滕博恩更侧重于强调亲子关系，尽管在他的设想中国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他看来，公开的做法不是“使父母与子女分离”，而是使二者有更多共处的时间。社会化育儿必须以民主的方式进行。他满怀期待地写道：“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中。育儿委员会将由父母—一男性和女性—一及其子女组成。”

苏联理论家们因此对父母在子女中应扮演何种程度的角色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均认同，国家在生育方面将提供实质性帮助，母亲身份将不再使妇女无法参加工作和公共生活。最重要的是，由于国家将承担大部分育儿责任，家庭将失去另一项传统上作为其存在基础的社会职能。用法学家雅各布·勃兰登堡斯基（Iakov Brandenburgskii）的话说：“毫无疑问，我们正在向儿童的社会喂养、义务免费学校、国家出资的最广泛的社会福利迈进。” 随着“政府的发展和强大，其帮助愈发真实，广泛的家庭群体将逐渐消失。”

总之，苏联理论家认为，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已使家庭发生了改变，削弱了它的社会和经济功能。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会逐渐消亡;在共产主义下，它将不复存在。用柯伦泰的话说，“家庭——被剥夺了所有经济责任，不再为新一代负责，不再为女性提供基本的生存来源——不再是一个家庭。它逐渐缩小，并转变为一种基于相互契约的结合体”

因此，布尔什维克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解决女性压迫方案。然而，尽管他们的建议表面简单，实际上基于对解放来源和意义的复杂假设。首先，他们认为家务劳动几乎全部应被从家中剔除。家庭内部不会按新的性别划分。布尔什维克并未挑战男性参与“女性的工作”，而是仅仅试图将这些任务转移到公共领域。虽然他们经常指出男性应在家“帮助”女性，但他们并未深切关心家庭内性别角色的重塑。

其次，他们认为女性只有进入有偿劳动世界才能获得自由。他们没有重新考虑社会对女性在家工作的重视，反而将家务劳动视为政治落后的，令人麻木的源头。只有单独的工资才能为女性提供经济独立和更广泛的公共世界机会。如果女性要在经济和心理上获得解放，她们需要变得更像男性，或者更具体地说，更像男性工人。

第三，布尔什维克对父母与子女之间强烈的情感纽带并不重视。他们认为大多数必要的儿童照护，甚至婴儿，都可以交由有偿的公共雇员承担。他们往往轻视母子纽带在婴儿存活和早期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尽管对革命前弃婴家庭的工作有初步了解，也能揭示机构环境中婴儿存活率惊人的低度以及健康儿童发展的障碍。许多理论家仍认为，儿童带来的问题几乎与家务问题相同。因此，他们的解决方案大致相同。

第四，社会主义的解放愿景内含个人与集体或国家之间的某种张力。尽管布尔什维克主张个人自由，消除宗教和国家权威在性选择问题上的权威，但他们认为国家会承担育儿和家务劳动的任务。因此，尽管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促进了个人的自由自由，但它也通过消除家庭等中介机构，极大地扩大了国家的社会角色。理想情况下，个人与集体应处于辩证平衡，前者的自由因后者的关怀和责任而得到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性自由的愿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在广泛社会化经济背景下实现个人创造性满足的更大承诺无显著差异。然而，这一理想存在失衡，个人自由与国家职能和控制权的强大增长之间的张力，导致直到 1930 年代初的斗争日益激烈。

去除言语中的修饰，布尔什维克的愿景基于四个主要原则：自由工会、通过工资劳动实现女性解放、家务社会化以及家庭的消亡。这些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尽管它们在不同的时间点相遇。自由结合的理念最早出现于中世纪，17 世纪再次出现，但与女性解放的承诺保持距离。随后在18世纪，关于妇女平等的辩论和妇女受压迫的意识不断增强。十九世纪，自由工会和女性解放与对家庭劳动社会化和家庭消亡的要求紧密结合，这一切都得到了国家作为社会福利主要来源的更大重视。这些理念大多源于并由争取更公正、社区社会秩序的运动所支持。通过追溯她们的起源和轨迹，可以确立布尔什维克关于女性和家庭思想的思想基础，并提出 1917 年掌权的革命一代贡献中有哪些新颖和原创之处。

“打倒羞耻！”：性爱国际与苏维埃国家前言（停止更新）

Wed, 21 Jan 2026 22:59:21 +0800

【看完了，感觉充斥着老封建黄俄对共产党作风的嘶吼，胡言乱语，不再进行翻译】

前言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初，俄罗斯帝国在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经历了重大发现和巨大变革。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政治变革，如果不是因为......国家政策的自由甚至超级民主性质，使敌对、颠覆性原则在俄罗斯社会中出现并渗透进来。

随着各科学领域的发现和对科学任务方法的改变，社会思维也发生了变化。几乎所有生活领域都有进步;包括男女之间的关系。女权运动刚刚壮大，依然充满了理性的理想和慈善和社会工作带来的意外喜悦。然而，自由思想作为与现状和既定道德规范的对抗的恶性循环正在扩大，这一圈子中女性也参与其中。

一些现代俄罗斯哲学家承认，19 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不仅是俄罗斯重大改革的时代，也是性革命的时代，因为该国在性关系领域经历了传统规范、禁令和限制的激进瓦解。然而，在我看来，这个说法是错误的;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是性革命的准备和序幕，性革命将与 1917 年反俄革命一同爆发。在整本书中，我将尝试证明这一观点。

但在揭开苏维埃之地卧室的幕布之前，我们应先了解上述事件发生前俄罗斯两性关系的一些细微差别，以及女性在俄罗斯历史中的角色。

根据古老的传说，俄罗斯国家由瓦良格王子鲁里克、预言者奥列格和老伊戈尔建立，但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但一些历史学家相信，它的创造者应该被认为是伊戈尔王子的妻子，奥尔加公主。在她丈夫去世后，奥尔加公主开始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财政和行政改革，正是奥尔加公主实施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财政和行政改革。而她，作为真正的女人——配得上与克利奥帕特拉同等的名声。

古代编年史保存了这位独特女性的生平细节，以及奥尔加公主为被谋杀丈夫所做的异教复仇。“你丈夫就像只狼......我们的王子们都很善良......跟随马尔王子！“——德雷夫利安人向这位失去保护者的美丽女子说道。那时，寡妇嫁给赢家并不丢人。作为回应，奥尔加公主允许媒人进入她的宫殿;在东斯拉夫人中，乘船在陆地上航行对贵宾来说是极高的荣誉。但所有的诡计只是举例，目的是把大使扔进坑里活埋，执行最值得尊敬的女性的命令。那些胆敢寻求互惠的“故意之人”的第二次使团被焚毁，之后伊戈尔的遗孀才前往德雷夫良家族“为她的丈夫而战”。但这一阴险举动也带来了好处：葬礼宴会后，奥尔加公主的人们袭击了醉汉，并“砍了他们”。奥尔加公主开始自我统治，派遣使团前往拜占庭，展现了女性统治的各种可能性。

古俄罗斯的女性不同于当时西欧的女性，有机会继承丈夫或父亲的遗产。与同期西欧女性相比，古俄罗斯女性拥有更为充分的财产继承权 —— 编年史史料证实，女性不仅可继承土地、财富，甚至能继承城市乃至整个公国的统治权。典型如马尔法・博列茨卡娅（又称马尔法・波萨德尼察），在两任丈夫去世后，她实际掌控了诺夫哥罗德的全部领土，并通过政治联姻的尝试（向立陶宛大公求婚）寻求国家发展路径，试图在保留诺夫哥罗德共和制度的前提下，实现与立陶宛大公国的联盟。这一政治举措虽因伊凡三世的军事干预而失败，但充分展现了古俄罗斯女性在政治舞台上的独立行动能力。

从基辅国家诞生到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出现期间，古俄罗斯女性在社会层面相对安全，因为她们受到法律保护。女性荣誉被视为不可侵犯的价值，对女性的侮辱将面临远重于男性的惩罚与罚款，历史学家的研究证实，女性在法律意义上的荣誉地位显著高于男性；同时，女性拥有出庭诉讼的权利，在女性之间的诉讼案件中，甚至可通过 “决斗” 等男性化方式裁决结果。这些历史事实表明，古俄罗斯社会中女性的历史贡献与男性具有同等重要性，性别平等在制度与实践层面均有一定体现。

16 世纪前后，俄罗斯社会逐渐形成了规范化的两性关系模式，这一模式集中体现在《家庭管理》（Domostroi）中。该文件作为规范各阶层社会生活的指导性文本，包含三个核心部分：“精神结构”（聚焦道德与宗教准则）、“世俗结构的秩序”（规范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家庭结构”（明确家庭治理的具体方式）。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对《家庭管理》的片面解读，认为其核心是 “让妻子害怕丈夫” 的男权至上原则。但这种解读忽略了文本的宗教语境与伦理本质：如同《圣经》虽包含部分严苛诫命，但其核心精神仍是怜悯与爱，《家庭管理》中的劝诫并非指向女性的盲目服从，而是作为家庭成员间有序互动的行为指引，其本质是为了维护家庭共同体的稳定与和谐。

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家庭与婚姻关系，同样存在被误解的空间。传统观点认为，年轻人的婚姻完全由父母强制决定，但史实并非如此：新郎与新娘通常自幼相识，基于共同的生活环境形成情感基础，随着年龄增长逐步发展出性别化的情感与兴趣，婚姻的缔结以 “媒人说合” 为形式，实则尊重双方的情感基础。婚礼次日 “验贞” 的传统仪式，本质上是对婚姻纯洁性的象征化确认，其核心并非对女性的压迫，而是对婚姻共同体的神圣化建构。在东正教信仰与传统社会心态的双重影响下，夫妻双方都是“在痛苦中，在欢乐中，在幸福中，在疾病中”属于对方，两性亲密关系的本质是 “男女二元合一” 的神圣结合。

这种基础是整个俄罗斯帝国人口的典型特征。这些创造了俄罗斯家庭整体的人被摧毁，他们的世界观和习惯性生活方式也被摧毁。

二十世纪发生了什么？

随着布尔什维克掌权，生活在六分之一土地上的人的心理和基因遭受了残酷的无神论攻击并被摧毁。对俄罗斯人口进行了可怕的实验，我们至今所知甚少，由于相关史料多被封存于秘密档案、特殊存储机构或流散海外，这场实验的全貌至今尚未被充分揭示。但现有研究表明，布尔什维克政权通过建立特别分队、专门部门、秘密实验室与相关人民委员部，系统性地干预育龄男女的亲密关系、孕妇的心理状态与胎儿发育过程。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改造人口的生理与心理结构，培育符合 “共产主义建设者” 标准的 “理想奴隶”，实现对个体的全面控制。

我们内在的负面情绪体验，看似有悖直觉，实则多在亲密关系与两性互动的场域中逐步积淀而成。当人们被对生活的不满裹挟，深陷个体发展的挫败感与失落感之中，又往往未能与生命中最初的亲密伴侣建立稳定的联结、维系长久的共同生活，反而不断寻求新的情感联结，这一过程便持续催生并累积着负面情绪。此类在亲密与两性维度中形成的负面情绪，并非囿于个体经验范畴，更会以代际传递的方式向下延续，从子女辐射至孙辈，进而形成一种具有延展性的情感代际传导效应。

要实现这一点，你至少需要梳理理论基础，积累知识。并且对这个基础话题有自然的兴趣。如果没有兴趣，研究便会失去内在的探索动力，人们易陷入思维的停滞，没有任何发展。

妇女、国家和革命：苏联家庭政策和社会生活，1917-1936年前言

Sun, 18 Jan 2026 14:38:54 +0800

1917 年布尔什维克掌权时，他们普遍认为在社会主义下，这个家庭会“逐渐衰落”。他们设想一个社会，公共餐厅、托儿所和公共洗衣店将取代女性在家中的无偿劳动。摆脱家庭负担后，女性将实现与男性的平等。相互的感情和尊重将取代法律和经济依赖，成为性别关系的基础。一代苏联立法者因此制定了解放女性、鼓励家庭“消亡”的立法。

他们在 1920 年合法化了堕胎，并免费向女性开放堕胎。然而到了 1936 年，社会实验已被越来越保守的解决方案所取代，旨在加强传统家庭纽带和女性的生育角色。党内官员谴责 1920 年代的革命思想为“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宣传”。

本书探讨了这一重大社会逆转，聚焦于国家与社会在从革命意识形态中退却的动态关系。书中探讨了妇女、农民和街头孤儿如何回应布尔什维克试图重建家庭的努力，以及他们的观点和经历如何被国家用来满足自身需求。

剑桥冷战史第一卷：起源：第五章苏联与世界 1944–1953 年

Sat, 17 Jan 2026 20:18:40 +0800

截至1944年年中，战争的结束终于近在眼前，库尔斯克大会战和诺曼底D日登陆后，轴心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苏联领导人开始放眼未来，整理战后的议程和优先事项。

在国内，苏联在战争期间所遭受的损失令人不寒而栗：整个国家损失了2700万人口和四分之一的可再生财富，1700多个城镇被夷为平地，31000多家工业厂矿被无情摧毁。随着人力资源的枯竭和大部分生产能力的破坏，国家面临着战后重建的艰巨任务。然而，民众中也出现了一种新的乐观和自信，他们有理由为击败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阻止的纳粹巨人而感到自豪。斯大林体制经受住了考验，证明了它有能力集中资源、维持内部纪律，并在巨大压力下果断行动。伟大的卫国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苏联被称为卫国战争)赋予了共产主义政权更广泛的合法性，并使斯大林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对外，苏联的立场也充满矛盾。一方面，即将到来的胜利必将使苏联的战略和政治影响力达到新的高度。它的两个死敌——德国和日本——倒在了地上;它在欧亚大陆上的军事优势似乎得到了保证，同时它也获得了大国的新地位，成为胜利的大联盟的关键成员。苏联模式获得了新的声望，而欧洲共产党和左翼政党的兴起以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为扩大苏联的影响力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战争形象地暴露了苏联的重大战略劣势:容易渗透的边界，缺乏通往关键航道的通道，以及缺乏力量投送能力。在一个规模小得多但技术更先进的德国手中，德国惊险逃脱了一场毁灭性的失败，这是该政权脆弱和落后的最好证明。“列宁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而我们却把它弄得一团糟，”（Lenin left us a great estate and we made shit out of it）这是斯大林在战争开始的头几个星期对他的副手们说的话。克里姆林宫对战后世界的关注焦点仍然是安全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战后的计划和意图

在由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概念塑造的布尔什维克战略文化中，苏维埃国家被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所包围，它的生存和发展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而其他所有利益——临时盟友、外国共产党人和本国人民的利益——都必须服从。苏联国家利益与世界革命利益的融合，让克里姆林宫得以实施最玩世不恭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最终以所谓崇高的乌托邦目标为理由。斯大林认同了他所创造的制度，决心不再“把它搞得一团糟”;他的目标是把苏联变成一个对抗外敌的坚不可摧的堡垒现在是时候恢复俄罗斯在20世纪前几次注定失败的战争中失去的历史权利，并将巨大的损失和胜利转化为苏联及其统治集团的持久安全。

这样做的一个关键前提是建立国家军事工业基础。另一个与空间有关。正如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Maxim Litvinov)所言，斯大林的地缘政治理性相当传统，他有“一种过时的领土安全观——你拥有的越多，你就越安全”。从俄国沙皇那里继承下来的这个概念，由于战争的经验证明了纵深防御的重要性，而得到了额外的信任。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强化了这种“防御性扩张”。

受到“巴巴罗萨综合症”的困扰，斯大林和他的圈子决心削弱德国，并将苏联的边界延伸到1941年的边界(即保留对波罗的海国家、西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比萨拉比亚的控制，所有这些都是俄罗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失去的，并在1939年至1941年收回的，以及北布科维纳)。为了进一步加强防御纵深，苏联设想在其西部边界建立一个由“友好国家”组成的冰川。此外，苏联外交官和海军指挥官在战后的计划中，沿着西北靠近苏联边界的航道绘制了一系列战略据点:博恩霍尔姆和斯匹茨卑尔根，以及熊岛。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远东，20世纪日本曾两次严重威胁俄罗斯的安全。在那里，除了削弱老敌人并使其非军事化之外，苏联的规划者们还想重新获得1904-05年间被日本夺走的领土和特权:库页岛南部、对满洲战略铁路和海港的控制，以及军事上重要的千岛群岛(见地图1，第89页)。

在西南部，克里姆林宫的初步议程包括在伊朗北部建立一个苏联飞地，同时获得对土耳其海峡的控制影响力，并通过托管前意大利殖民地在地中海建立据点。这是旧沙皇愿望的扩展版本，目的是保护俄罗斯的“软腹”，这一地区也包含了苏联已知的大部分石油储备。

尽管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并不是在世界革命或全球霸权的绝对主义条件下构想出来的，但它符合俄罗斯传统的帝国政策。参与政策规划的苏联主要外交官——利特维诺夫、伊万·麦斯基和安德烈·格罗米科——认为，他们国家的重要安全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和英国的利益是一致的。这种乐观部分是基于西方民主国家在战争期间被视为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坚定反对者，并尊重苏联新获得的地位、利益和权利。

这种乐观情绪背后的另一个假设是，传统观念认为美国是一个遥远的巨人，不会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而且有可能在战后从欧洲撤军。因此，用麦斯基的话来说，战后的欧洲将“只有一个陆地大国——苏联——和一个海上大国——英国”，这将有助于“防止欧洲形成任何拥有强大军队的大国或大国组合”。此外，布尔什维克的帝国主义理论使苏联人预计会出现新一轮的“帝国主义间矛盾”，即崛起的美国对抗衰落的英国，并使盎格鲁-撒克逊两个大国倾向于削弱德国和日本。如果英国和美国之间存在不和，如果日本和德国被削弱，一个敌对的西方联盟的可能性——自十月革命以来一直困扰着苏联领导人的恐惧——将会最小化。

因此，苏联的规划者们可能希望在相互划定势力范围的基础上与西方盟国达成某种权宜之计。美国将主导西半球和太平洋，而英国和苏联将(用利特维诺夫的话来说)达成“一项协议”，基于“根据地理邻近原则，在欧洲和平分离安全领域”

斯大林和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iacheslav Molotov)几乎不倾向于对西方的“修正主义”，这影响了他们更容易受影响的外交官。战时的合作经历并没有改变布尔什维克对资产阶级盟友的基本看法，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盟友是自私、狡猾的伪君子，本质上是反苏的。英国和美国在第二战线的拖延和秘密发展原子武器的做法有助于维持这种观点。克里姆林宫的总体意识形态愿景——一个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世界，咄咄逼人但本质上不稳定，注定要经历萧条、战争和革命的反复循环——也保持不变，同时相信苏联需要为不可避免的新摊牌集结力量。

然而，“生存战略”也促使斯大林保留了战后合作的选择。苏联外交官被要求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创建联合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1942年至1943年，斯大林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四个警察”的想法印象深刻，以至于他徒劳地试图在德黑兰会议上充实它。在战争期间，斯大林也避免直接干涉西方事务。1943年，他勉强接受了英美对意大利的占领，而在1944年至1945年，他阻止了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企图。他也拒绝积极支持共产党对英国支持的希腊政府和美国支持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

即使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斯大林也不急于推行苏联制度。他的“人民阵线”战略可以归结为在多党议会民主和混合经济的假象背后逐渐积累苏联的影响力。这一策略是否从一开始就是对缓慢的苏维埃化的玩世不恭的掩饰，或者斯大林是否真的希望走一条“和平”和“民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仍然是一个历史争论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战略通过发展苏维埃化的力量(特别是在军事和安全机构内部)作为“和平”方式动摇时的保障，为两种选择都提供了服务。同样重要的是，正如爱德华·马克所说，这一战略“是暂时协调”维护三巨头联盟和巩固苏联势力范围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的工具

斯大林希望与西方保持稳定的关系，原因有很多，包括防止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以及使苏联的新边界合法化，并确认其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在斯大林看来，和平分配战利品显然比与战时盟友对抗更可取。此外，合作对于确保重建的经济援助和给英美分歧留出时间是必要的。最后，由于斯大林和他的助手们充分意识到英美世界的军事工业优势，他们想要阻止一场他们在当时无法获胜的冲突，或者推迟这场冲突，直到整体力量对比的变化即将到来。简而言之，克里姆林宫希望将其地缘政治议程与与西方的合作结合起来——至少在解决战后问题的过渡时期——但在这两项任务之间，前者显然占据了优先地位。

在斯大林看来，这个议程是对国家安全需求的一种温和解释。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这在战略上是合理的，在道德上也是正确的，他们认为自己的要求是对战争战利品的公平分配，这场战争是苏联人民做出巨大牺牲赢得的。这种权利感被一种被承认为合法大国的强烈需求所强化。

斯大林意识到他的目标很难实现。他深谙俄罗斯的历史和神话，预计邪恶的西方帝国主义者会遵循他们一贯的行为模式:把俄罗斯人当作炮灰，用重大战略利益的承诺引诱他们，然后最后让他们空手而归。莫洛托夫在战争结束时引用他的话说，沙皇俄国曾经“赢得战争，但无法享受胜利的果实……俄罗斯人是杰出的战士，但他们不知道如何缔造和平:他们被欺骗，薪水过低。斯大林知道他被希特勒欺骗了，他曾在1939年至1940年试图与希特勒达成类似的协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决心不再被智胜，准备与盟友进行艰难的谈判他们决心在可能的情况下，征得盟友的同意，在必要的情况下，不征得他们的同意，就寻求自己的主要安全议程。

走向“坚韧”政策

1945年4月，斯大林最喜欢的西方伙伴罗斯福总统突然去世，为苏联政府精心策划的战略步骤带来了第一次打击。在4月23日的会晤中，杜鲁门对莫洛托夫的冷淡态度证实了克里姆林宫对他的担忧。这种情绪的变化在旧金山会议上也很明显，莫洛托夫和他的西方同行在接纳波兰和阿根廷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随着他的军队征服柏林，斯大林完全赞同莫洛托夫的战斗立场，“我必须说，你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非常好”他在5月28日给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打电报说

数日后，美国政府突然中止了依据对苏租借法案所进行的相关航运。在莫斯科，这一举措被视为一种政治施压行为。当莫洛托夫指示苏联驻纽约贸易代表“停止……请求美国当局提供物资;美国方面停止运输只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1945年6月，斯大林在与杜鲁门的私人特使哈里·霍普金斯的会谈中谴责了这种“侮辱和野蛮”的行为。从苏联的角度来看，美国人“强硬”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斯大林认为，一旦德国被打败，美国人就会认为不再需要苏联了。这位独裁者说得有道理，但当杜鲁门派霍普金斯去莫斯科解决有关承认波兰临时政府和联合国安理会投票程序的争议问题时，紧张局势得到了缓解。今年6月，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泰提纽斯(Edward Stettinius)原则上同意了苏联的要求，即分享对意大利前殖民地的托管。美国对苏联要求德国赔偿和鲁尔地区国际化的最初反应也鼓舞了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但是，随着克里姆林宫的胃口越来越大，美国和英国变得更加不妥协。在波茨坦会议上，同盟国拒绝了苏联的赔偿要求，也拒绝了苏联关于鲁尔地区国际化、地中海托管和土耳其海峡基地的要求。然而，苏联领导人在德国的占领区、波兰的新边界以及为德国的欧洲卫星国准备和平条约等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斯大林还成功地阻止了西方监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选举的企图。莫洛托夫在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说，这一步骤“实际上承认巴尔干半岛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然而，克里姆林宫的满意并没有持续太久。美国决定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对苏联的战略设想构成了新的挑战它打破了美国作为一个无法对苏联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遥远大国的形象。它还预示着全球力量平衡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最后，它危及了苏联在占领日本和保留其自认为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获得的远东战略和领土利益的希望。

事实上，美国开始将苏联排挤出该地区:杜鲁门拒绝了斯大林接受日本在北海道投降的要求，要求在苏联占领的千岛群岛拥有驻军权，并秘密命令军队占领大连港，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决定，苏联方面将在大连港享有特殊权利。毫无疑问，斯大林认为美国的这些行动是为了将苏联挡在日本之外，并渗入苏联在远东的势力范围。

几乎在同一时间，华盛顿和伦敦誓言不承认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由苏联支持的政府，除非它们接纳来自反对党的亲西方候选人。在克里姆林宫看来，这是对苏联控制西部边境关键安全地带的挑战，再加上远东发生的事件，构成了美国在核杠杆支持下的新攻势。斯大林的反应是加速本国的核项目，并在谈判中表现出新的强硬态度。

在伦敦召开的外交部长会议上，这位独裁者的首要任务是巩固苏联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并在日本获得立足点。莫洛托夫被指示“立场坚定，在罗马尼亚问题上绝不向我们的盟友让步”。斯大林补充说，支持当地的反苏力量“与我们的盟国关系不相容”。美国断然拒绝考虑苏联关于控制日本机制的建议，斯大林称之为“极度无礼”，这表明美国人甚至“对他们的盟友缺乏最起码的尊重”。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在苏联对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要求上，尽管莫洛托夫严格遵照斯大林的指示“提醒美国人他们的承诺”。这种收回只能证实苏联的印象，即美国人正在逐渐远离雅尔塔-波茨坦。但斯大林的思想最能揭示的是他对伯恩斯国务卿关于德国非军事化的建议的评估，在斯大林看来，这有以下隐藏的议程:“首先，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远东转移开，美国在那里扮演了日本明天朋友的角色……;第二，接受苏联正式承认美国在欧洲事务中扮演与苏联同样的角色，以便美国今后可以与英国联合起来，把欧洲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三，使苏联已经同欧洲国家签订的同盟条约贬值;第四，破坏苏联与罗马尼亚、芬兰等国今后签订的任何联盟条约。

斯大林显然开始将美国视为争夺欧洲大陆霸权的潜在对手作为一个大战略家，他意识到美国在欧洲和日本的主导地位将意味着全球力量平衡的巨大转变。此外，斯大林不打算从他们占领的土地上撤军，以换取接受美国提出的有问题的德国非军事化建议;如果他这样做，他将失去他主要的地缘战略优势——红军在欧洲心脏地带的存在。他更担心的是，这样一个条约可能会对与他的东欧客户建立双边安全保障体系产生腐蚀性影响，因为德国复仇主义的幽灵将他们联系在一起。面对西方的坚决抵制，斯大林宁愿破坏1945年9月在伦敦召开的外交部长会议，也不愿做出让步。

国内的事态发展也使斯大林在维护东西方关系和实现地缘政治议程之间取得平衡的努力复杂化。红军处于动荡之中;犯罪浪潮在城市中心蔓延;在战争中精疲力竭的工人和农民希望政府软化对他们的要求;即使是斯大林自己的副手，在战争中尝到了更大的权力，也表现出了更多的自主权。然而，在独裁者看来，这个国家必须动员起来，做出巨大的新努力，重建其经济和军事工业基础。要求纪律和牺牲的外部威胁似乎证明了这一目标是合理的，而且考虑到西方日益增长的阻挠，这种威胁的幽灵是足够可信的。

到1945年秋，苏联的宣传开始提醒人们注意西方的“首都名单包围”和“反动倾向”。11月，斯大林严厉指责莫洛托夫放松对外国记者的审查，并召集他的政治局同事“在外国人物面前与奴性进行激烈的斗争”。为了强化他的信息，斯大林在政治局面前对莫洛托夫进行了羞辱性的起诉，罪名是他所谓的“自由主义”和“安抚英美人”。对苏联高层官员的教训再清楚不过了:迎合盟军的时代已经结束，从现在起，最重要的是反西方的强硬态度。

然而斯大林仍然保留了他的选择余地。在中国，他避免与美国军队发生任何直接冲突;他随后从满洲撤出了苏联军队。1945年12月，红军离开了捷克斯洛伐克，这让杜鲁门大为吃惊。苏联的宣传把外交部长理事会伦敦会议的结果说成是暂时的挫折。斯大林显然把伦敦会议看作是一次探索性的行动，他想继续以优势地位进行谈判，以抑制过于自信的西方盟国。

亲苏势力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议会选举中的成功，以及伯恩斯提议召开三国外长会议，似乎都证实了斯大林策略的有效性。至少，在莫斯科会议前夕，他在给政治局同事的一封信中是这样看待形势的:“我们赢得了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斗争……显然，在与美国和英国这样的伙伴打交道时，如果我们开始屈服于恐吓或暴露不确定性，我们就无法取得任何重大成就。为了从这样的伙伴那里得到任何东西，我们必须用坚韧和坚定的政策武装自己。”在克里姆林宫看来，莫斯科会议的结果是相当积极的。“在这次会议上，”莫洛托夫在给他的工作人员的通函中总结道，“我们设法就一些重要的欧洲和远东问题达成了决定，并维持了三国在战争期间出现的合作发展。克里姆林宫仍对未来与西方的交易抱有希望。

苏联走向冷战

1946年春天是大同盟解体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2月9日的演讲中，斯大林提出了他的动员策略:由于资本主义仍然是战争的主要来源，苏联人民必须为确保他们来之不易的安全“不受任何不测”而进行新的艰苦努力。这种保障将由新的五年计划所设想的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加速经济发展来提供。这篇演讲针对的是国内听众，在西方被解读为呼吁重新展开意识形态斗争和革命扩张。当西方的政策变得强硬时，例如，要求苏联离开伊朗——他们有义务这样做——当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于1946年3月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对苏联的政策进行尖锐攻击时，斯大林进一步被激怒了。丘吉尔在杜鲁门的陪同下发表的演讲，向克里姆林宫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美国往好了说，是在纵容苏联，往坏了说，是在与丘吉尔一起策划一场新的反苏意识形态攻势。苏联人民现在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警惕，因此，斯大林发起了他著名的宣传运动，以防范西方的包围。

斯大林阻止英美进一步勾结对抗苏联的努力被他自己在伊朗和土耳其的行动破坏了为了加强其脆弱的南翼并获得伊朗的石油，他不遗余力地在伊朗北部建立了一个亲苏联的飞地，该地区由红军占领，居住着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通过推迟苏联军队从伊朗撤军，并煽动当地共产党领导的分离主义运动，斯大林希望至少能从德黑兰那里争取到一笔有利的石油交易。面对美国和英国支持的伊朗政府的坚定决心，他达成了一个妥协(撤军后再谈石油协议)，但最终因议会拒绝批准而落败。莫斯科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其在伊朗北部的阿塞拜疆客户，因为德黑兰军队残酷地粉碎了他们的抵抗。在不冒伊朗和西方国家严重军事抵抗的风险的情况下，放弃这项非常昂贵和有前途的投资，只能解释为独裁者内心的谨慎和不愿过早地让英国和美国反对自己。

土耳其危机也遵循了类似的模式。由于怀疑西方支持俄罗斯对海峡的历史主张，斯大林首先要求他们“共同防御”，同时要求收回在1921年之前属于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汉的一小块领土。1946年8月，这一计划被重新包装为一项提案，以确保黑海列强对海峡的控制。苏联在这场神经战争中的地位得到了军队在土耳其北部边境集结的支持。克里姆林宫认为，安卡拉会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而盟国会袖手旁观，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这两次危机都暴露了斯大林缺乏长期战略规划，他实际上是在“敲门”，寻找苏联周边的弱点。他促成了英美集团对抗苏联的巩固，并将伊朗和土耳其推向西方。

到1946年夏天，斯大林和他的助手们已经就苏联的国家优先事项做出了关键决定，这些决定将影响苏联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战后重建与大规模重整军备相结合，其中包括加速原子计划以及火箭和防空方面的坠毁计划。由于所有可能的外部援助来源(除在被占领领土内拆除工业设施外)都未能实现，因此它们的成就只能是一项临时行动。来自德国的更多赔偿被协约国阻止了。苏联对重建贷款的请求起初在华盛顿被“拒绝”，后来又因不可接受的政治条件而受阻。苏联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被克里姆林宫自己对开放苏联经济的担忧所阻止。因此，与西方合作的经济动机几乎为零，这使得潜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敌意更容易占据上风。随着回报的减少，三巨头联盟失去了对斯大林及其下属的吸引力。

在苏联内部的评估中，美国开始成为主要对手，走上了一条咄咄逼人的道路:复活俄罗斯的老敌人，用军事基地包围苏联，并用原子弹威胁它。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Nikolai Novikov)在莫洛托夫亲自监督下撰写的一份长篇分析报告，就是这种新思维的一个生动例子。其实质是美国在追求“世界霸权”。莫斯科的高级官员如果不认同这种非黑即白的世界观，就会失去影响力。迈斯基在1946年离开后不久，利特维诺夫被驱逐出境，因为他有勇气批评苏联的政策(在接受美国新闻记者采访时)过于冒犯和意识形态化。

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为在国内收紧政策提供了合适的背景。1946年8月发起的反对“奉承”西方的官方运动，是一种粗暴但有效的方式，通过呼吁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和传统的道德优越感来消灭对西方文化和思想的残余尊重。反西方意识形态的灌输伴随着对英美宣传的打击，减少对外国书籍和期刊的订阅，并禁止与外国人的非正式接触。

忙于在国内竖起铁幕的斯大林，仍在与他的前盟友就欧洲和平解决方案进行务实的谈判。在巴黎和纽约举行的外交部长会议上，精明的苏联外交得以实现其大部分目标。与前德国卫星国签订的和平条约确认了苏联与芬兰和罗马尼亚的新边界，向苏联及其新盟友提供了赔偿(或减轻了它们的负担)，总体上有助于苏联在巴尔干和东欧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莫洛托夫未能在地中海站稳脚跟;他还不得不在的里雅斯特的地位和意大利-南斯拉夫边界问题上妥协——这让莫斯科的新盟友、约瑟夫·布罗兹·铁托政府非常沮丧。后者的让步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他指示莫洛托夫“不要因为的里雅斯特问题而破坏会议。

次要问题可能会有所调整，但主要问题不会。在西部边境建立一个亲苏国家的冰川仍然是克里姆林宫的首要议程。斯大林在东欧的公开战略是支持“人民民主”，这是一个假定该地区各国联合政府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框架。在波兰，直到1946年，斯大林一直指示当地的共产党人要容忍合法的反对派，不要疏远该国的罗马天主教会。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莫斯科继续与非共产党领导人打交道。共产党的控制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更为明显，但即使在那里，非共产党政党也继续发挥作用。然而，“人民民主”模式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缓慢苏维埃化”的严酷方法使当地民众反对苏联及其本土代理人;西方支持的民族主义反对派不会放弃;而当地的共产党人也越来越怨恨不得不忍受他们的对手，莫斯科指示他们这样做。与此同时，与西方合作的收益递减，放松了对苏联政策的外部限制，使其遵守民主的表象。1947年初，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始准备强行推行苏联模式的计划。

德国是克里姆林宫的另一个首要任务，但那里的形势看起来也不乐观。苏联外交官认为，美英占领区的合并是削弱苏联在德国影响力的一种手段，并在反动的基础上恢复其权力。1946年拒绝从美国占领区转移赔偿的做法加强了这种印象。

斯大林对战后德国的计划仍然引起了相当大的历史争论，但他似乎同时追求了几个相互矛盾的选择。最诱人的是一个统一的亲苏德国。他对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说:“整个德国必须是我们的，苏联人。他还指示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统一党，甚至在前纳粹分子的帮助下，也要扩大他们在西方的影响力。但是，考虑到协约国对德国更大、更富裕地区的牢牢控制，把整个德国变成“我们的”问题太大了。中间的选择可能是一个非军事化和中立的德国，作为西方和苏联势力范围之间的缓冲。最后，总有一个最低限度的计划，旨在在苏联占领区建立一个附庸国，至少可以保持苏联在欧洲中心的存在。斯大林通过秘密地将东部地区苏维埃化，为这种情况建立了物质先决条件，但他并没有放弃更大的目标

尽管国际局势日益紧张，苏联并没有准备好与西方决一死战。到1948年，红军的兵力减少到1945年的四分之一，1946-47年的军事预算只有战时高峰的一半。关于苏联军事计划的稀缺文件显示，与美国人的设想相反，苏联的应急计划并没有设想在西欧采取任何进攻行动，而是集中于守住德国的防线。苏联海军指挥官要求大规模组建一支远洋海军，但遭到斯大林的拒绝，理由是对沿海防御而言过于昂贵和不必要。

再战仇雠

虽然苏联对杜鲁门主义宣言的反应相当温和，但莫斯科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被证明要重要得多。最初，美国国务卿的提议遭到了不信任、兴趣和不确定性的混合反应，但苏联的主要路线是从其前西方伙伴那里收集更多信息，并利用这一提议对苏联有利。苏联外交官接到指示，澄清拟议计划的规模和条件，并坚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而不是作为一个综合计划，克里姆林宫担心这将落入美国的控制之下。克里姆林宫也不希望德国的资源用于该计划，除非苏联提出的赔偿和监督鲁尔工业的要求得到满足。苏联人最担心的是东欧会落入西方的经济霸权之下，德国会融入美国领导的轨道。

这些担忧在巴黎会议一开始就迅速得到证实。英国和法国坚持使用德国经济资源的全欧洲计划。他们没有表现出修改美国提案的意愿。莫洛托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很明显，西方伙伴“急于利用这个机会打入欧洲国家的内部经济，特别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改变欧洲贸易的流向。”苏联领导人非常清楚，在公开的竞争中，他们几乎没有机会与美国的经济力量竞争，而且西方的经济渗透很快就会伴随着政治入侵。在克里姆林宫看来，马歇尔计划将被证明是一个特洛伊木马，旨在破坏其战后战略目标的核心——东欧和中欧的安全区。在莫洛托夫破坏马歇尔计划的尝试失败后，斯大林拒绝了马歇尔计划，并迫使他的盟友也这样做。这些事态发展促使苏联进一步修改战略方针。克里姆林宫的结论是，美国已决定重建西欧(包括德国西部)，使其成为跨大西洋对抗苏联联盟的小伙伴。在一个多极体系中，克里姆林宫可以挑拨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相互对抗，而现在它不得不考虑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反苏全球联盟。美国政策中所有令人不安的迹象现在都融合成一个威胁，似乎危及苏联及其盟友的生存。挫败这一设计成为苏联的首要目标。

在操作层面，克里姆林宫试图破坏马歇尔计划在西欧的实施，巩固自己对东欧的控制。1947年9月，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载体，Cominform成立了。它的意识形态基础——“两个阵营”的概念——为欧洲共产党的严格纪律和它们对苏联政策的无条件支持提供了依据。

莫斯科指示西方共产党人破坏“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并通过总罢工、激进示威，甚至地下武装抵抗的准备来中止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这种对早期“人民民主”战略的彻底背离导致了西欧共产党的孤立，但斯大林并不关心这个后果。然而，即使在试图阻挠马歇尔计划的同时，克里姆林宫也小心翼翼地调整了自己的步骤，以避免美国的过度反应。由于担心美国对意大利进行军事干预，莫斯科警告意大利共产党不要试图通过武装叛乱夺取政权。意大利共产党随后在1948年4月的选举中失败，结束了克里姆林宫对共产党接管西欧的希望。

在东欧，斯大林加强了他势力范围内的控制。冷战的加剧终止了对该地区全面苏维埃化的任何挥之不去的限制。克里姆林宫给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客户开了绿灯，让他们镇压对手。新的议程是加强阶级斗争，垄断政治权力，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启动工业化的紧急计划。在东欧建立苏联式政权的同时，莫斯科与其附庸国就新的安全安排进行了谈判。1948年初，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签署了“友好、合作和互助”的条约，规定在德国及其同伙侵略时相互援助。

苏联阵营最薄弱的一环仍在捷克斯洛伐克，那里的共产党人仍与其他政党分享权力。在后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时代，这种例外是不能容忍的。1948年2月，莫斯科利用一场政治危机，精心策划了最后的摊牌。随着捷克斯洛伐克的转型，斯大林解散了苏南联盟。他对铁托未经批准准备对阿尔巴尼亚进行军事干预以及与保加利亚单独签署条约感到愤怒。此外，1948年3月，南斯拉夫拒绝与莫斯科分享有关其经济的敏感信息，苏联政府召回了其军事和文职顾问，拒绝向贝尔格莱德提供贷款，拒绝签署贸易条约，并发起了针对铁托领导层的激烈运动。斯大林想要除掉或恐吓铁托，从而给他的其他新盟友上了重要的一课，那就是服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由于未能实现这一目标，斯大林利用这场冲突加强了对东欧其他国家的控制。清洗在该地区到处发生，加深了共产主义政权与其所统治的人民之间的疏远

苏联集团的政治统一要求在经济领域采取类似的步骤。西欧日益增长的经济一体化促使克里姆林宫加强整个东欧的贸易和经济政策协调，并促进其对苏联的依赖。莫斯科还削减了这些国家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和经济联系。1948年12月，政治局为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1949年1月正式成立)奠定了基础。

但是，冷战初期最危险的危机产生于德国这个关键问题。1947年末至1948年初，西方政策的决定性转变震惊了苏联。西方决定统一法、英、美两大区，结束去纳粹化，重建德国的工业力量，建立一个独立的西德国家，这些决定在莫斯科被视为对苏联存在的威胁——苏联是一个复活的致命敌人，背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苏联外交部在分析事态发展时得出结论:“西方列强正在把德国变成他们的据点，并把它纳入新成立的军事政治集团，以反对苏联和新兴民主国家。

在绝望的尝试中，斯大林反击了盟军最薄弱的地方——他们在西柏林的阵地，深入苏联占领区。当斯大林关闭德国西部地区和柏林西部地区之间的交通线时，他的主要目的是迫使盟国改变他们对西德的决定。然而，即使在进行这样一场危险的赌博时，斯大林也小心翼翼地避免了直接的军事对抗。没有军队调动或其他军事准备的迹象，当盟军向西柏林进行大规模空运时，也没有试图破坏它。面对战略的失败，斯大林准备进行谈判，但西方列强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拒绝谈判。再一次，就像对待土耳其和伊朗一样，斯大林的高压手段被证明适得其反，他被迫撤退。对柏林的封锁为西方列强建立一个独立的西德国家和实现更紧密的军事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力。

苏联外交官和情报分析人士密切关注在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北大西洋公约》(North Atlantic Treaty)。从苏联的角度来看，尤其令人不安的是，美国计划扩大其战略影响力，将意大利和葡萄牙以及至少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纳入这个新兴联盟。尽管如此，莫斯科除了口头抗议和煽动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北约运动之外，几乎无能为力。

在苏联内部，1948年至1949年的紧张局势也在加剧。战后早期复员和削减国防开支的趋势被逆转了。反西方的仇外运动愈演愈烈，变成了针对“无根的世界主义者”的政治迫害，这些人主要是犹太专业人士和其他据称不忠诚的个人。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草根反犹太主义被煽动起来，以消除西方影响的残余，并团结苏联暴徒反对外国敌人及其“国内代理人”。

这种狂热虽然带有玩世不恭的操纵性，但也反映了克里姆林宫真正的焦虑。斯大林和他的副手们确信西方会加倍努力在苏联集团内部组织“第五纵队”，而且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些怀疑——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利用移民组织组织在东欧准备战争爆发时的反苏叛乱，反苏俄罗斯移民和美国政府官员之间日益增多的联系，以及美国使用专门研究苏联事务的前纳粹情报网。

在普通苏联公民中，官方的反西方宣传引起了一些共鸣。对他们来说，“敌对包围”可以从美国在苏联周围的军事基地、苏联的原子垄断、公开的战争计划和美国官员的武力恫吓言论中辨认出来。美国咄咄逼人的姿态，旨在破坏苏联体制的稳定，至少在短期内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这使得斯大林的指控更加可信，使他能够将战后国家的经济困境归咎于西方;它也让政权和人民走得更近，而不是分开。同样重要的是，来自国外的敌对挑战为该制度提供了强大的催化剂，以发展其令人敬畏的动员潜力，并证明苏联人民无休止的牺牲是合理的。

满怀信心地迎战帝国主义

北约的成立和德国的正式分裂巩固了欧洲的分裂，几乎没有留下进一步外交谈判的空间。然而，1949年秋天发生的两件事足以改变苏联的战略考量和冷战的总体僵局。第一个是9月23日杜鲁门总统公开承认的美国原子能垄断的结束。克里姆林宫对这一突破松了一口气，这为对抗美国的原子弹王牌提供了急需的保证，但直到斯大林去世后，原子弹才被纳入苏联的军事学说，也没有被分配给军队。

1949年克里姆林宫战略优势的第二个关键发展是，它在东方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新盟友。1945年至1947年，斯大林小心翼翼地保留了选择权，与中国内战双方保持密切联系。这种谨慎与他对亚洲革命前景的普遍怀疑是一致的。在斯大林看来，地方共产党人太过民族主义，太不成熟，太过独立，不值得信任。他很少注意他们的解放斗争。共产党对中国大陆的控制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共产主义政权之间的新关系制度化奠定了基础。斯大林最终同意废除1945年与蒋介石签订的《中苏条约》，并向毛承认，“对我们来说，这带来了一些不便，我们将不得不与美国人作斗争。”但这一点我们已经学会了接受。

经过紧张的谈判，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在日本及其同伙侵略时提供军事援助，同时相互保证不参加对任何一方敌对的联盟。根据其他协议，苏联将放弃对中国东部铁路及其整个庞大基础设施的控制，将其在大连的所有财产转移给中国，并撤离亚瑟港海军基地，不赔偿1945年之前发生的建设费用。这些重大让步的回报是秘密协议，规定苏联在新疆和满洲享有特殊权利，这实际上保留了这一地区作为苏联的缓冲区。总的来说，在斯大林看来，中苏联盟的好处显然超过了任何实质性的让步。中国被纳入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有利于苏联在东亚和远东的安全利益，而且也改变了冷战时期的整体力量对比。

1949年末和1950年初的重大事件促使斯大林支持朝鲜进攻韩国。苏联在该地区的主要利益是防止日本和美国利用朝鲜半岛攻击满洲和苏联远东地区，就像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那样。直到1949年底，莫斯科一直限制着金日成用武力统一国家的企图。苏联外交官警告说，这样的企图很可能导致美国在联合国的支持下进行军事干预，并重新占领韩国。

但在1月30日——在他与毛的决定性会晤一周后——斯大林改变了主意。最有可能的是，这位独裁者试图弥补苏联在欧洲的撤退，扩大领土跳板，以威胁日本。其次，这个亚洲新盟友的出现，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使它有可能在必要时帮助金日成，并在此过程中通过使中国与美国对抗，将中国牢牢地锁定在苏联的轨道上。最后，在新生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同志在场的情况下，继续拒绝金日成的要求，可能会危及克里姆林宫在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并鼓励毛自封这一角色。

在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斯大林对形势作出了新的估计: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可以自由地援助朝鲜;此外，在中国成为苏联盟友后，美国人不会有兴趣与中国作战，而且在苏联获得原子弹后，美国人也不愿干涉朝鲜事务。斯大林的误判在一开始就很明显: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进行干预，中国含糊其词，而朝鲜人很快就逃之夭夭。十月初，斯大林考虑彻底击败金日成，而不是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但在强烈的施压之后，毛终于将他的军队投入战斗。斯大林承诺，如果美国进攻中国，苏联将提供帮助，他希望美国不要冒险对他的主要盟友发动全面战争，并尽其所能避免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

一旦战争稳定下来，这种希望被证明是合理的。当时，斯大林并不急于阻止他的“主要敌人”流血。1952年8月，他对周恩来直言不讳地说:“这场战争毒害了美国人的血液。”“美国人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有害的，必须停止它。在1953年3月去世之前，斯大林一直鼓励毛和金日成拖延停火谈判。但是，虽然朝鲜战争的结果看起来是平局，但其长期后果对苏联非常不利。这场冲突导致美国大规模重整军备，北约转变为一个成熟的军事联盟;它还加强了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军事存在。

面对北约的军事化，莫斯科开始充实自己在欧洲的军事联盟。在1951年1月与来自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党领导人和国防部长的会议上，斯大林制定了一个建设国家军队和国防工业的紧急计划。为了加强苏联集团内部的防务合作，成立了军事协调委员会。与会者对那次会议的描述指向了一个防御性的理由:斯大林想要击退任何“来自西方的侵略”，现在看来莫斯科越来越有可能这样做。到1953年，苏联的军事预算比1948年的水平翻了一番。

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斯大林仍然试图阻止西德融入西欧军队的最后行动1952年3月至4月，苏联在最后一刻绝望地试图破坏西方达成的协议，该协议设想建立一个包括西德在内的欧洲防务共同体。斯大林是否真的准备牺牲他在东德的傀儡国家，以换取一个中立、统一和非军事化的德国，或者他是否主要出于宣传目的而推行这一计划，目前尚不清楚。但是西方并没有测试他的意图;他们拒绝了他的计划，为苏联的最后步骤扫清了道路，使东德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重整军备和迅速融入苏联集团的道路。

斯大林和冷战

在晚年评价苏联战后战略的结果时，斯大林一定是百感交集。一方面，他成功地重建了苏联政权，实现了他的核心安全目标——扩大边界和控制东欧——而没有引发与西方的重大战争。1953年，“社会主义阵营”涵盖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和领土。斯大林在1952年的第十九次党代会上讽刺地说:“与帝国主义斗争变得更加愉快了。”另一方面，莫斯科现在面临着它一直害怕并试图避免的事情:在美国的支持下，一个敌视苏联的新老敌人的西方联盟。从现在开始，这种对抗的可能结果要么是两个势力集团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要么充其量是一场消耗战。斯大林和他的小圈子让这个疲惫不堪的国家陷入了一场与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国家的长期斗争中，苏联无法获胜。但是，考虑到苏联政权的性质及其存在的外部威胁，他们几乎不可能不这样做。

本篇为知乎翻译搬运

剑桥冷战史第一卷：起源第四章美国大战略的形成，1945-1952

Thu, 15 Jan 2026 18:11:43 +0800

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去世。副总统哈里·S·杜鲁门进而领导美利坚合众国。杜鲁门上任仅仅数月，对前任的外交政策和策略知之甚少。他觉得“好像日月星辰全部压在了肩膀上”。第二天，他对关系甚好的记者私语到：“为我祈祷吧。”

挑战与志向

杜鲁门领导下的美国有着全球有史以来最繁荣的经济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战时生产将美国从大萧条的阴影中提振出来，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战时美国GNP增长了60%，总盈利额增长了50%。尽管美国仍存在着社会不安、工人骚乱、种族冲突以及青少年破坏公共财产等问题，美国人的可自由支配收入仍然是前所未有的多。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打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战争机器。1942年末，美国所生产的武器数量比所有轴心国国家生产的武器总数还要多，而在1943年，美国的武器装备将近是苏联武器装备的3倍。1945年，美国黄金储量占全球黄金储量的2/3，其投资资本为全球的3/4，航运船只为1/2，生产力也占1/2。美国GNP是苏联GNP的3倍，是英国GNP的5倍多。并且，美国即将完成技术和生产上耗资甚巨、极其重要的杰作——原子弹。

然而杜鲁门及其顾问仍然觉得不安全。他们害怕美国会再次进入萧条，因为他们心知肚明，战时政府需求大大刺激了生产，但战争结束时的情况怎样，他们并不知道。杜鲁门及其顾问相信，美国需要开放的全球贸易环境，保持当前的需求量。20世纪30年代，高关税、配额及外汇管制，与纳粹德国、日本甚至英国政府构建的贸易壁垒一道割裂了全球贸易系统。而现在，战争接近尾声，欧亚大量人口将接受国家计划、中央集权控制，加上社会福利项目的普及，为全球最重要的自由企业、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构成了新的挑战。

美国政府对开放性全球贸易系统的追求也汲取了间战（1次世界大战-2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经验教训。30年代后期-4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在军事上所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决不能让潜在敌人通过经济行为、政治颠覆或军事侵犯控制欧亚资源。一旦获得此类资源，美国的潜在敌人将提高自己的斗争能力，进而将其影响力扩展到整个西半球，甚至可能发动对美战争，旷日持久的战争。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0年因而认为，美国决不能成为“信奉武力的世界中的一个孤岛”。

因此，杜鲁门及其顾问的任务就是，随着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要利用美国国力塑造有利于美国生活方式的国际环境。杜鲁门相信，美国乃是上帝之国，是山巅之城，在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创业机会、有限政府方面乃是全球值得遵循的优越文明。杜鲁门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曾被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所威胁过。间战期间的孤立政策乃是致命的错误，白白浪费时间，让敌对势力控制了欧亚大陆上的优势资源。因此，杜鲁门要遵循罗斯福政策，想在互不侵犯、民族自决、平等获得原材料、非歧视性贸易及参与国际组织的基础上组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但在1945年春天，杜鲁门及其顾问仍然不知如何通过实际战略完成这一目标，也不明了这一目标对战时各国达成的联盟具有怎样的意义。杜鲁门想要和英国和苏联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但他却并不十分尊敬英国战时领导人丘吉尔，也不特别厌恶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他所希望的是，两家都顺从美国的领导。杜鲁门也知道，他要做出一些妥协，但在他眼里，美国国力和美国正派，却将美国提升到了一个特别的位置。他说的让步，就是本次要达成自己目标的85%。

1945年5月德国甫一投降，杜鲁门就面临着两大外交难题：如何结束对日战争，如何与斯大林和苏联打交道？这两个问题本身就有关联。斯大林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已向罗斯福表示，德国投降三个月内苏联将对日宣战。如果确实宣战，苏军将与亚洲大陆上大批日军师团交战，这将减少美国的伤亡。作为回报，罗斯福承诺斯大林，后者可以控制中国东北的港口和铁路以及其它远东领土，如日本在1904-05年日俄战争中获得的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在罗斯福看来，为发展战后与苏合作，这一交易确有用处，如果按照斯大林对美承诺，苏联承认中国国民党，不再帮助中共，那么这一交易可说是非常有用。但杜鲁门顾问及其朋友却对美国处理对斯大林关系这一问题上分歧甚深，而他们的态度将形成对总统的建议意见。美国驻苏大使W·艾夫里尔·哈里曼、总统军事上的左膀右臂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海军部长詹姆斯·V·佛利斯托以及副国务卿约瑟夫·C·格鲁等顾问希望总统强硬对待苏联。他们认为，苏军向柏林进军路上要经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东德，深恐苏联国力因此增长。并且，斯大林监禁、谋杀西方精心挑选的非共产主义领导人（特别在波兰），这使得他们深深不满；最后，他们反对斯大林在东欧建立的临时政府。而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罗斯福对斯大林的代表哈里·霍普金斯、前副总统兼商务部长亨利·A·华莱士以及前任美国驻苏大使约瑟夫·C·戴维斯则支持杜鲁门谅解斯大林违反相关协议的行为，谅解斯大林的安全需求，并想方设法作出可接受的妥协。

正当犹疑不定时，原子弹项目有了长足的发展，到1945年7月中旬，新墨西哥州沙漠中原子弹测试获得了成功。杜鲁门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而在近身顾问中，只有一部分人能够预见这一新技术奇迹会对战后世界中各大国关系调整产生怎样的巨大影响。但对于那些不甚明了的人（如杜鲁门政府新任国务卿詹姆斯·F·拜恩），这意味着，美国可通过原子武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世界和平。就原子弹，拜恩表示：“（原子弹）给了我们巨大的能力，根据最新分析，这种能力简直是控制性的。”杜鲁门最初也倾向于发表类似的说法。在波茨坦会议上，他简单地向斯大林告知了美国最新试验的核武器，还以为这将成为他的致胜法宝，能让斯大林在东欧临时政府组成问题和德国占领问题作出修改妥协。虽然当时杜鲁门总统并没决定用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进而以此塑造战后美国的外交手段，但他确实认为，原子弹将增强美国国力，使他能够从苏联人那里讹到更多的妥协。杜鲁门甚至觉得，原子弹能让日本人在苏联对日宣战、获得雅尔塔会议规定的领土之前就投降。杜鲁门在日记中匆匆记下：“我觉得日本人在俄国参战之前就会举白旗”，“一旦曼哈顿（原子弹）扔在日本本土上，日本人肯定会投降”。

然而，杜鲁门及其最信任的拜恩先生，都不希望与斯大林撕破脸皮，也不希望产生冷战。与斯大林在波茨坦会面之后，杜鲁门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很喜欢斯大林，这个人挺直爽，知道自己能拿到什么，要是拿不到他就会妥协。”但杜鲁门认为，与斯大林打交道就意味着让这个苏联独裁者听从美国对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看法，无论这个看法多么飘渺、不成熟。杜鲁门在1945年10月27日海军节讲话中说明了他对战后秩序的更广义的看法。其中，他声援了民族自决和国家主权，讽刺了不顾人民意愿的领土变化；他声援了开放贸易、海洋自由、非受限使用原材料以及国际经济合作。他对泛美主义和联合国持热情欢迎的态度。他说，美国将为全人类保有原子弹，并将其作为一种“神圣的托管”。在各种讲话、声明中，杜鲁门清楚地表示，他并不反对就原子能控制问题进行协商，但他强调，他是不会放弃美国这一优势力量的。

但在日本于1945年9月投降后，美国很快复员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空军顽强地坚持了下去，成为了一个独立实体，而陆军和海军彼此之间却需要为其位置、任务以及不断缩水的军事预算苦苦斗争。由于国务卿拜恩很快控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因此他可以说无所作为，并未缓解本部门或军事部门同事的敏感情绪。杜鲁门一开始想让拜恩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很快却意识到，拜恩国务卿冒犯了权势巨大的议员们却又没有获得任何值得称道的外交成功。美国外交政策似乎左右摇摆，漫无目标，怂恿克里姆林宫的潜在对手，却又没有获得伦敦、巴黎等地潜在友邦的支持和同情。

1945年底，杜鲁门对国务卿的表现已经是大为光火，甚为不满，并且在苏联人的行动面前吃尽了苦头。他要制订更为强硬的政策。他讽刺到，苏联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建立了警察国家，并谴责苏联拒绝从伊朗撤军。杜鲁门写道：“毫无疑问，俄国想要入侵土耳其，并且夺取黑海通向地中海的海峡......我觉得不能再妥协了，我受够了！不要再哄着惯着苏联人了！”

这一看法在外交和战略上产生的后果极其清楚。苏联的扩张需要遏止，但乔治·F·凯南于1946年2月从美国驻苏莫斯科大使馆的七千字长电也好，温斯顿·丘吉尔于1946年3月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的“铁幕”演讲也好，都没有说明设计具体政策或一揽子事务处理顺序的必要性。凯南电报和丘吉尔的演讲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无限扩张的集权国家威胁下全球战后所产生的大量问题。丘吉尔警告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苏联占领当局不仅监禁着潜在的敌人，支持着东欧的附庸，苏军支援范围外的西欧和南欧共产党人也在不断调整，试图合法获得政权，或非法夺取政权。“基督教文明”正在遭受威胁，前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建议，盎格鲁-撒克逊人应当联合起来，抵抗新集权主义阴影。

而凯南长电则符合杜鲁门和许多顾问的想法，因此在美国政策制定圈中广泛流传。凯南在电报中写道，斯大林的世界观是“神经质的”，其基础来自于“传统上的俄国非安全感”。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臆造”了一个敌对、邪恶的世界。他们要撕裂西欧，挑拨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合，并腐蚀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殖民地与母国的联系。凯南因而总结道：“我们所面对的苏联，乃是坚信不能与美国保持持久和平的政治力量。”但凯南并未对未来悲观失望。苏联的扩张是可遏制的。苏联领导人“缺乏理性的逻辑”，但“对武力的逻辑却非常敏感....如果能够适当处理，根本不需要拿国家声望做赌注，与其摊牌。”

采取遏制战略

杜鲁门及其顾问认为接受遏制战略，但却不知如何实施。首先他们抬高了嗓门，要求斯大林履行义务，从伊朗北部撤军。数个月后，即1946年7-8月，美国政府拒绝了苏联政府就苏方在土耳其海峡权利问题重新谈判、并扩展该地区苏联权益的相关提议。杜鲁门政府的军事人员以此开始制订战争计划，以防美国和平遏制苏联不见成效，继而双方在误判的情况下走向战争。

但杜鲁门政府并不希望出现战争。美国的战争计划尚未完善，军费数额也非常小。因此，美国政府虽然决定遏制苏联及其共产主义影响的进一步扩张，但仍然只是与苏联外交部门苦苦周旋，缔结有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及意大利的和约，同时也不放弃与苏方就德国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的希望。在日本，尽管斯大林十分不情愿，美国政府仍然迫使其接受了美方在战后对日占领的掌控地位。在中国，美国战时赫赫有名的将军---乔治·C·马歇尔将军也在居中调停，希望能在苏军撤出中国东北的同时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问题。苏联政府虽然看上去强大的令人生畏，共产党力量看上去也是庞然大物，但杜鲁门并没有放弃对斯大林的希望，希望斯大林能够自律，接受战后现状。

但美国的受威胁感却与日俱增。其中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美国害怕苏联精心策划的攻势，而是担忧西欧、德国占领区、日本占领区战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1945年春天，随着战争结束，助理战争部长约翰·J·麦克考利访问欧洲后向杜鲁门和史汀生报告说：“中欧目前出现了完全的经济倒退、社会动荡和政治崩溃，其程度堪称史无前例。”就德国局势，他强调说：“全球历史上就没有这么糟的”。史汀生已预见到了这场动荡。但他在日记中写道：“可这次动荡的详细情况确实骇人听闻。”。1945年5月16日他写给杜鲁门总统说：“明年冬天中欧会出现瘟疫饥荒”，“接踵而至的可能是政治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渗透。”

助理国务卿迪恩·G·艾奇逊（此人不久之后就称为总统最为信任的顾问）在1945年7月的国会委员听证会上把景象说得更加可怕，犹如天启一般。艾奇逊强调：“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新情况，这个情况在欧洲和远东表现的十分明显，它威胁着我们的基础，威胁着我们自己、父亲、乃至于祖祖辈辈所熟知的世界结构的根本。”艾奇逊进一步解释到，在解放后的欧洲“铁路系统停运，电力系统停运，金融系统已被摧毁。财产所有权空前混乱，财产管理也是如此。”艾奇逊继续说到，自从8世纪穆斯林把世界一分为二以来，局势还从未如此严峻。欧洲的工业和社会生活“已经完完全全地处于停滞状态”。

一年之后的局势也没给人太多希望。在1946-47年的冬天，局势甚至更加可怕。大雪与严寒大大地恶化了本已十分严重的煤炭短缺，工厂进而倒闭，失业率不断攀升，饥饿和绝望四处蔓延。在德国的美占区和英占区，瘟疫可怕的影子不断盘旋着，德国人日均卡路里只有1200。美军官员警告说，如果不提供更多的食品，他们将“在防止（德国）滑向共产主义的伟大斗争中”败下阵来。与此同时，驻意大利罗马的美国大使詹姆斯·C·杜恩警告说：“我们所掌握的所有迹象......都说明共产主义者正持续地获得支持，我们支援意大利成为自由民主国度的努力正在丧失人心。”1947年5月，副国务卿威廉·L·克莱顿在欧洲进行个人考察归来后，他在文中写到，自己低估了困扰旧世界经济的问题：“欧洲局势不断恶化......上百万城市居民正在遭受缓慢的饥饿......如果美国不提供进一步的、可持续的援助，那么欧洲经济、社会、政治就会崩塌。”

杜鲁门表示忧虑重重。由于财政紧张，英国政府不得不在希腊、土耳其以及东地中海降低自己的干涉能力。同时，欧洲各国国库中缺少美元，而这意味着它们的政府无法购买急需的煤炭、谷物，也就无法保持工厂运转，填饱人民的肚子。各国政府囤积金融和美元储备，实行进口配额，并管控了贸易流通。国际经济变得越来越紧缩。共产主义者则获得了更多可以利用国内动荡不安的机会。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获得了三分之一以上的选票，并且极其活跃地竞争议员控制权。

然而对杜鲁门来说，决定处理方式可并不简单。1946年11月，共和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们谴责当局造成的高物价和高税收状态。共和党人向美国选民承诺，他们会削减赤字，结束罢工，降低税费，限制通货膨胀。共和党人攻击杜鲁门总统无能，并且提出抗议，要求更小、更有效率的政府。然而，摆在杜鲁门面前的是严峻的全球危机，他需要向国外提供更多的援助，大大提高美国军事能力，推后税费降低。但他知道，这样做一定会触发一场政治风暴。但如果不这么做，如果共产主义扩张开来，他一样会受到中伤、批评，说他对红色风暴坐视不管。批评杜鲁门的保守主义者并不急于承担遏制国外共产主义扩张的担子，更是急于揭发国内的颠覆分子，消灭国内的革命势力。

杜鲁门面临着及其重大的抉择。1947年3月，他决定向国会提出4亿美元的拨款请求，以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在后世所熟知的杜鲁门主义中，他告诉国会议员，“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在现在这个时刻中，几乎每个国家都要选择改变生活方式。很多情况下选择结果并不是自由生活方式.....自由国家的崩溃和独立自主的丧失不仅仅是自己国家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在这一决定命运的时刻中，如果我们未能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其后果将是深远的。”

这一旗帜鲜明的表态目标很明确。杜鲁门继续说：“本次演讲不容得我玩文字游戏。如果我们背弃这个世界，那么俄国人不用费大劲，就能将希腊等被战争削弱、破坏的国家地区纳入到苏联的轨道中。俄国在这些地方获得成功，而我们又公开表示缺乏（干涉的）兴趣，那么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共产党就会继续坐大，而且现在他们已经是很可怕的威胁了。（美国的）不作为....只会把现在拒绝俄国的广大区域拱手送给他们。”

杜鲁门的反共声明在美国政界引起了深刻热烈的反响。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种族隔离主义者、反工会的资本家、爱国群体以及保守政客数年来一直在进行反共政治迫害，顽固地恐吓美国人民说他们的基本制度和核心价值受到共产主义者、无神论者、种族融合促进者以及新运动成员的威胁。这些右翼批评人士对国内共产主义者都不放过，对国际上苏联的扩张又怎能无动于衷呢？杜鲁门的声明一出，很多共和党人和南方的民主党人就不得不支持这项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了。

杜鲁门主义认定希腊和土耳其是受援对象，杜鲁门总统还暗示，他会向国会要求更多的资金，以援助全球全世界受内部颠覆或外部侵略威胁的国家区域。但仍有一点不明确，就是美国对外重心在哪。杜鲁门要求马歇尔将军（他可能是美国中最受尊敬的人）赴任国务卿一职，并排好重点。马歇尔成立了政策计划组，并任命美国最精英的苏联研究专家乔治凯南指导该小组。凯南及其下属人员立即开始撰写一揽子极其出色的政策文章，帮助美国政府确定重点顺序。美国大战略由此逐渐浮出水面。它不仅仅是遏制苏联那么简单，它的最终目标是帮助美国赢得冷战。

大战略的出台

杜鲁门政府大战略的重点在于，将西欧和东北亚的工业核心地区绑在美国战车上。但美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美国能否在上述地区成功，关键取决于美国能否在周边欠发达地带实现遏制。正如西欧取决于中东的石油、亚非殖民地/前殖民地的自然资源，日本的复兴的关键在于，能否用东南亚的新兴市场和原材料来取代之前日本与中国东北、华北和朝鲜的种种联系。

主席在中国大陆巩固了人民政权后，美国国会调配了新的资金，阻止中国周边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美国军方和美国政府则达成一致，准备以新拨款项与东南亚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民族主义者做斗争。斯大林与主席在1950年1月达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译者注：应为2月份，但原文写的是1月份），并承认了印度支那的胡志明政府。这在美国看来确是凶兆。艾奇逊认为，胡志明乃是美国的死地。虽然他知道大部分越南人拥护胡志南，但美国政府仍然与法国支持的傀儡皇帝保大皇帝（译者注：阮福永瑞）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虽然杜鲁门和艾奇逊并不想让美国与法国残存的殖民主义同流合污，但随着局势发展，美国政府无法选择。1950年5月，艾奇逊说：“我们认为，苏联在中国具有支配性影响，苏联将以此威胁印度支那，渗透马来西亚，掀起菲律宾内乱，现在又染指印度尼西亚了。”

苏联于1949年8月引爆了一颗原子弹，艾奇逊对周边威胁的解读因而深受影响。在此之前，美国政府认为，如果美苏之间出现了重大的对抗，苏联人将躬身屈服。柏林危机更加印证了这一设想。但现在不同了，随着苏联原子弹的爆炸，苏方可能更敢于冒险一试了。如果苏联制成了氢弹这一威力百倍于原子弹的武器，斯大林会更胆大妄为。美国政府认为，氢弹的“勒索”能力是“巨大的”。如果苏联制成氢弹，在西德重建融合、美日签署和平条约、遏制主席支持胡志明越共等方面，美国可能会畏首畏尾，迟疑不前。也就是说，核弹和氢弹在和平时期投下了深重的阴影。

杜鲁门决定，美国应发展自己的氢弹，并就苏联的新能力，研究美国国家目标和战略。乔治凯南反对在战略武器方面加大压力，但艾奇逊红得发紫，他还任命保罗·尼采为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乔治凯南也就人微言轻了。在尼采的组织下，相关部门按杜鲁门总统要求重新检视了美国的战略。在最负盛名的冷战战略文件中（NSC 68），尼采重申了许多在冷战初期指导美国政策的原则。他写到，苏联乃是受“与我国相悖的新狂热信仰”所驱使，苏联政府则要“在全世界建立绝对权威。”尼采与凯南相似，认为斯大林不会公开发动侵略。但他认为，苏联政府将利用自己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加的核武器抵销美国的外交努力，这对美国是极其不利的。在美国面前还有很多挑战---美国要与日本协定和平条约，将西德纳入北约，稳定中东局面，还要在东南亚阻止共产主义的扩散。尼采强调，为打开局面，美国需要有“充分强大的军事后盾”。在NSC68中，尼采写道：“没有优势的总体军事力量，遏制政策这一精心计算、步步为营的压迫政策，只不过是吓唬人的政策罢了。”

如NSC68所言，美国战略目的与乔治凯南在18个月前所写文件（NSC20/4）中所说的战略目的并无二处。两份文件均认为，美国并不仅仅将目标定在遏制上，其眼光更远，其意图更加野心勃勃：“削减苏联的力量和影响，使其不能再威胁国际社会的和平、国家独立和稳定”，“彻底变更俄国当权政府的国际关系行为方式，使其遵守联合国宪章中的原则，符合联合国宪章中的目标。”NSC68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旗帜鲜明地阐明了苏联的威胁，并大张旗鼓地强调美国的再次武装。尼采在NSC68中写道，“只有我们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核力量，并且具有了制空权，苏联才不敢使用核武器，我们才能有所进展，完成目标。”

杜鲁门总统于1950年5月采纳了NSC68号文件，但对采纳后所要付出的代价却有些踌躇。美国国内对他丢掉中国、对内部渗透漠不关心已经是怨声载道，采纳NSC68号文件后，国内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争论不休。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为代表的保守批评者大肆攻击杜鲁门丢掉中国，还姑息纵容国内的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和凯南已经仔细地权衡过干涉中国的后果，经过计算后认为直接军事接入成本过高，并且不会成功。他们对主席并不抱幻想，但在他们眼里，中国太穷、难以控制，过于不稳，对苏联提供不了实质性的帮助。因此，美国政府避免了军事干涉，但并没有放弃全球范围内的反共行为。

艾奇逊在亚洲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丢失中国，而是害怕主席会援助印度支那的胡志明，进而威胁日本进入东南亚市场，威胁日本获取当地的资源。在1950年1月，艾奇逊于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其中谈及了美国在战略上的边疆，并强调了保存日本、琉球和菲律宾的重要性。讲话中未涉及南韩、印度支那和东南亚，但这并不代表他对这些地方漠不关心。美国的战略边疆包括发动战争所必需的区域，但艾奇逊对赢得和平、不战而胜更感兴趣。就50年代初国会为遏制亚洲共产主义所拨款项，艾奇逊准备将其用在印度支那、南韩和东南亚，而非中国台湾。

有限战争，全球优势

1950年6月末，北朝鲜向南韩发动进攻，杜鲁门和艾奇逊立即部署美国军队，打败此次进攻，并要求联合国提供支持。美国政府确实没有预料到此次进攻，但他们肯定地认为，这肯定又是苏联政府精心策划的行动。杜鲁门和艾奇逊认为，这是苏方在测试自己的意志力。如果美国政府不作为，那么美国的信誉将丧失殆尽，更重要的盟友和潜在盟友（如日本和西德），将对美国丧失信心。当然，如果美国政府不作为，国内的共和党人将抨击他们在侵略面前吓破了胆。

北朝鲜的进攻更加证实了杜鲁门、艾奇逊、尼采对苏联的怀疑，即苏联在获得战略力量之后变得更加大胆。因此，美国不仅要打退此次进攻，还需要重新建立外交胜利和战略目标所必需的军事优势。杜鲁门要求国会不仅仅为进行朝鲜战争拨款，还要为支持NSC68文件所列出的设想而拨款。其目的在于，遏制、击退苏联，同时避免爆发全面战争。

杜鲁门、艾奇逊及其顾问认为，苏联政府虽然胆子大了，但是仍不敢与美国发生全面冲突。因此，麦克阿瑟将军成功登陆仁川，将北朝鲜军队逐回南北朝鲜分界线--三八线时，杜鲁门决定，美国及其盟国应越过战前边界，消灭北朝鲜，并将整个半岛统一在自由世界内。他们下的赌注是，中国和苏联不敢冒险与美国产生敌对行动，因而不会进行干涉。杜鲁门等人允许麦克阿瑟向中朝边界的鸭绿江推进。中国认为，北朝鲜的覆灭迫在眉睫，而敌对国家美国将在中朝边境上存在、压迫新中国，因此1950年11月，中国出兵干涉。

整个事态不断以螺旋式升级，使得美国政府大为焦虑。美国政府虽然认为斯大林不会直接干涉，但自己的信心却因此而动摇。为使斯大林不去考虑在欧洲发动敌对行为，美国政府决定建立优势力量，并加以使用。杜鲁门在西欧部署了4支美国部队，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转变为切实可行的防御性组织。杜鲁门总统还批准了数额巨大的新国防开支。1951-1952财年中，杜鲁门计划了1400亿美元的巨额国家安全项目开支。与1950年6月相比，截止到1952年年中，美国陆军人数达到了1353000人（之前为655000人），海军从238艘主战船只增加到了397艘主战船只；空军则从48个联队增加到95个。美国每年在朝鲜战场上花费的资金仅为30-50亿美元，因此大部分资金都被画在了支持美国外交所必须的阴影上（核武器）。

艾奇逊和尼采认为，现在美国政府应该启动风险极大、但却能够保持美国长久战略优势的行动了。艾奇逊、尼采等人批准了西德的重新武装计划和加入北约计划。鉴于法国方面惊恐不已，美国政府采纳了法国方面的方案，即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其中包括德国军队，但没有德国将军。杜鲁门政府最重要的一项设计就是，将西德和日本永久性地绑定到以美国为箭头的西方盟军系统内。为达到这一点，美国要冒额外的风险，给西德和日本更大的主权，作为回报，两国将允许美国使用其国土，扩大其战略范围。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但杜鲁门、艾奇逊、尼采则打赌斯大林会避免战争。尼采说：“我感觉，我们必须冒激怒苏联人的风险，否则我们就要输了先手。”

同时，杜鲁门、艾奇逊、尼采及其同时并没有忘记欧亚大陆工业核心区的周边地区。美国在东地中海和东南亚地区扩大了战略范围，成功将希腊和土耳其纳入了北约，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了澳新美安全条约，与英国、土耳其、埃及等国家设立了中东指挥部，向法国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支援其打败印度支那的胡志明越共。艾奇逊和尼采（Paul Nitze）不想让未来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如同他们在朝鲜一样杯弓蛇影。在朝鲜，他们陷于迟疑，不敢直接进攻中国，生怕苏联干涉。尼采强调，在未来，美国“必须敢于面对与苏联的战争。”艾奇逊则强调，在未来，选择自由必须“在我们这边，而不是俄国那边。”

哈里·杜鲁门及其顾问从开始的步履蹒跚，到最后改变了美国在战后世界中的战略位置。他们的重中之重是避免集权主义对手效仿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征服或同化欧亚大陆的资源，并避免对手利用这些资源发动对美战争。

即使美国没有像珍珠港事件中那样受到攻击，美国也不会坐视苏联扩张或共产主义渗透而不管。杜鲁门总统解释到：“如果我们允许共产主义侵吞自由国家，那么美国将失去资源供应，盟国系统也将破碎。如此一来我国自己进行国防可能导致经济的破产，并且改变生活的方式，让我们再也认不出来美国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避免这样的结局。”

从空谈开放世界和国际机构，到切实重建西德、西欧、日本的需求，美国战略不断演进着。然而，复兴之前的敌人，确实有危险。虽然杜鲁门政府接受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义务，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不能确保冷战成功。如果西德、西欧、日本周边国家为革命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掌握，那么这些国家就不能繁荣安全。美国政府认为，在第三世界的印度支那、伊朗以及中东进行冒险，乃是成功复兴东北亚、西北欧和北美，并将其融合成基于民主价值观的繁荣资本主义共同体。

杜鲁门政府的战略并不仅仅限于威慑和遏制。这个战略是要发动冷战，并赢得冷战。杜鲁门在1953年1月15日的卸职讲话中说：“我想，当冷战笼罩了我们的生活时，历史会记住我在职任期的。在任的每一天，无不充满了这种全方位的斗争---热爱自由人民与将世界拉回到奴隶制和黑暗中的势力之间的斗争。只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有了原子弹。但，当历史老人说冷战正是鄙人在任期间开始时，他也会说，正是鄙人的8年间，我们奠定胜利的基础。”胜利只是凯南的第一个步骤，在他的七千字长电和闻名遐迩的X外交文件中，凯南强调，在培养了自己的政府和价值观后，西方将在节俭、忍耐与坚定不拔等美德的帮助下获得全面胜利。在凯南及其继任者的战略文件中，美国政策的总体目标不仅仅限于遏制。其目标是减弱苏联的影响力，并诱导苏联政府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事务的处理方式。杜鲁门在最后的国情咨文中清楚地表达了他的信念。如果“共产党领导人知道他们不能通过战争获胜，如果我们挫败他们的颠覆企图，那么我们可以期待”，共产主义领导人将变化自己的“特点，降低自己的目标，变得更为务实，变得不那么无法妥协，并将推出他们自己发动的冷战。”数十年间，这一战略不断演进，虽有起起伏伏，但最终仍旧获胜。

本篇为知乎翻译搬运

剑桥冷战史第一卷：起源第一章冷战与二十世纪的国际历史

Tue, 30 Dec 2025 14:14:21 +0800

冷战与二十世纪的国际历史

历史学家一直认为，好的资料能带来良好的研究。一百年前，阿克顿勋爵筹划剑桥现代史时，他对这项庞大事业的看法深受19世纪90年代突然且意想不到地获得历史档案访问的影响。在他对这项庞大努力贡献者的指示中写道：

在我们这个时代，近几年内，欧洲大多数官方收藏都已公开，几乎所有未来出现的证据都可以访问。档案本应被探索，而非印刷，我们正接近历史学习的最后阶段。长期以来对真理认知的阴谋几乎已被放弃，文明世界的各方学者正利用这一变化

许多乐观的历史学家以及20世纪的历史学家认为，1990年代的事件为历史知识带来了突破，类似于阿克顿勋爵及其同事们一百年前所见到的。随着苏联解体，学者们开始接触到世界各地国家和政府曾经秘密的档案——不仅因为独裁和秘密的共产主义政权倒台，也因为世界许多地区的政治领导人相信“信息自由”，已成为良好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19世纪的文献资料往往选择性且片面，但1990年代新获得的信息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实质性的进步，尤其是那些试图理解20世纪末事件的学者。

但尽管约翰·阿克顿相信一种进步且实证主义的历史版本，满足“科学对完整性和确定性的要求”，过去一百年血腥的历史使学者们在研究中趋向更为怀疑的态度。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历史学家的证据形式更加丰富，研究问题也比四代人前想象的更加丰富多样。

那些在《剑桥现代史》第一版中几乎未被提及的人类活动领域和部分人文，如今已成为独立且重要的研究领域。阶级、族裔和性别的一些界限正在被打破。历史研究的方法变得更加多样化，其社区也更加国际化。由于多样性的增加，知识变得不那么确定，矛盾解释的空间也变得更加广泛。

剑桥冷战史正是以这种怀疑和争论为特征。我们的撰稿人中很少有人认为冷战的“权威”历史是可能的（甚至应该是可能的）。但异质化的方法强烈需要语境化，这正是阿克顿呼吁团队“描述主导潮流，解释仍统治和分裂世界的主权力量”时所想到的。我们需要将冷战置于时间和地理空间的更大背景中，置于将历史无尽线索串联起来的网络中。首先，我们需要将冷战置于二十世纪更广泛的历史中，从全球视角中定位。我们需要指出冷战冲突如何与社会、经济和思想史的更广泛趋势，以及它所组成的长期政治和军事发展相关联。

本章试图将冷战置于二十世纪历史中的几个主要轴线：政治与经济史、科学技术史以及知识与文化史。它并未将该时期置于整体中——为此，读者需要继续阅读直到读完第三卷的最后一章。

History and historians历史与历史学家

“冷战”一词最早由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于1945年使用，用以谴责苏联和美国的世界观、信仰和社会结构，以及二战结束后将在两国之间产生的未公开战争状态。

奥威尔认为，“原子弹”可能“剥夺了被剥削阶级和人民反抗的全部权力，同时将拥有原子弹的人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由于无法征服彼此，他们很可能会继续统治彼此之间的世界。”奥威尔发现，这是一个以技术为基础的二元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下，核恐怖可以用来对付那些敢于反抗的人。对《1984》的作者来说，冷战的系统性方面预示着未来的黑暗预兆。

历史学家最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提出“冷战”一词，当时他们试图解释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战时联盟为何瓦解。战后最初的十年里，这个词主要由美国历史学家使用，作为他们所认为的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从二战后期开始采取的对抗政策的同义词。苏联对西方（主要指美国和英国）发动了冷战，而西方则被视为在捍卫自身及其所信奉的价值观。换句话说，冷战是由苏联领导人及他所创建的专制的共产主义制度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的。

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和西欧的历史学家对这场冲突的主要看法仍然带有反斯大林主义的色彩。深受刚刚结束的对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其他威权集体主义项目战争的深刻影响，这种正统的西方对冷战起因的解释既包含定义也包含时间线。冷战是由于苏联在战争后期因实力增长而发动的侵略，到 1947 年已成为一种定论。大多数早期历史学家，不仅在美国，也在西欧，都认为只要莫斯科的斯大林主义者掌权，这个时期就会持续下去。尽管西方政策在没有任何方面受到批评——美国和英国经常被指责没有在主要问题上及早地与苏联政策进行强有力的对抗，以及在次要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和合作——反斯大林主义的解读将冷战的全部责任完全归咎于苏联，并且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越来越归咎于所谓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苏联国家的反资本主义议程）。

从强调斯大林转向强调共产主义是冷战的主要原因，这一转变很容易被视为西方内部右翼和左翼之间战时合作倒退的一部分。虽然冷战最初被视为一种安全紧急状态，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它已成为全球联盟和政治理念的斗争。许多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学家认为，战时合作是一种异常现象。正常的模式是共产主义与其敌人之间的对抗，正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情况一样。即使是少数左翼历史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关于冷战的研究中——欧洲比美国更为关注——战时联盟的瓦解也成为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各自将自己的意志和政治体制强加于欧洲。

随着冷战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扩展到第三世界——尤其是美国在越南战败——西方激进历史学家因批判美国在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获得了更广泛的听众。这些批评者仍坚持原有的政治解释议程，他们认为美国凭借其日益全球化的反集体主义议程，至少与苏联一样，导致并延续了冷战。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美国政府的动机是由美国作为全球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经济需要驱动的。对另一些人来说，越南战争证明美国根本不适合在国外推动变革，应当专注于国内的进步政治议程，纠正基于种族、性别、教育和收入水平的不公。尽管这些反帝国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在历史学家中一直是少数派，但他们设法在一定程度上将辩论转向了奥威尔最初关于冷战作为全球化体系的观点。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超级大国关系开始缓和，西方历史学家对冷战体系的看法取得了突破。在整个冷战期间，对反集体主义方法最全面的挑战是“现实主义”方法，这种方法既受到社会科学现实主义思想的启发，也受冲突显然的长期性的影响，将苏美竞争视为大国战略安全需求的利益冲突。在行为上，苏联和美国政府与历史上其他大国并无显著差异。冷战现实主义者的核心概念是“权力”，至少隐含地包括“权力平衡”——在这一全球体系中，战略军备竞赛和正式或非正式联盟使苏美关系趋向高度稳定和可预测性。

在西欧，冷战主义总是比在美国更受欢迎。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它以及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近亲都遭遇了挫折。冷战现实主义似乎指向的两种冲突结果——缓慢、渐进的变革或战争——都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随着苏联解体，“权力平衡”本身崩溃了。此外，共产主义“极”的消失似乎主要是由于1980年代后期国内政治的变化。随着苏美对抗的结束以及里根/撒切尔时代西方意识形态内战的逐渐消失，历史学家首次开始将冷战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进行研究。

在自身训练和获得原始资料的渠道不断扩大的帮助下,20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历史学家开始强调对冷战历史采取更加国际化和多学科的方法。尽管总体的解读各不相同，但他们常常关注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作用，与他们的现实主义前辈的做法形成鲜明而有意的对比。毫无疑问，这是对冷战如何结束这一新认识的一种理智回应，但这种关注也受到了各国历史学变化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在美国，文化和社会研究已盛行超过一代人。

1991年后国际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可以称之为冷战“概念主义”，其核心观点是参与冲突的每一方都有一套定义和构成它们的概念或观念。冷战概念论者认为，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形成它们的思想的产物，但它们并非极端的相对主义者声称的空洞词组或无意义短语。冷战中的关键概念对冲突参与者具有深刻的意义。概念主义历史学家往往（但并非仅限于此）关注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同时倾向于看到我们现在所称的冷战中，冲突使更多种类的人类议程和变革过程混合。这些议程和进程往往以国内事态发展为中心，但也以代际经验为中心，在某些情况下，还以国际、甚至跨国或“想象中的”社区为中心。对于那些追求历史辩证法的人来说，一种令人愉快的表现是，一些冷战概念主义者对冲突所起的更大作用采取了尖锐的还原主义态度，将其视为二十世纪末的若干“重大事件”之一，与非殖民化和亚洲经济复苏联系在一起，但可能不如后者那么重要。如果说冷战曾经是一种霸权叙事，那么由仍声称要研究这场冲突的历史学家对它的简化，无疑是历史学叙述中的一个有趣转折。

史学争论融合。这些工作中有很多是由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进行的。例如，在中国，一种流行的世界历史方法认为冷战是世界长期“欧洲化”的一部分，是在欧洲人在三百年间通过武力掌控全球、殖民三大洲后，为维护欧洲人的全球主导地位而制定国际规则和法规的时期。在非洲（以及中东的部分地区），一些学者认为，独立后的苏维埃联盟对社会主义的普及，是用来保护过去的模式不受西方思想和经济实践的冲击的首要手段。至少在地方一级，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有时被用来为既定的习俗和做法辩护；这是一种防御措施，而非革命措施。

一段时间以来，显而易见的，在冷战问题与其他定义性论战之间存在明显联系的世界地区（中东的阿以冲突、南亚的印巴拉锯战，以及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支配地位所造成的论战）最容易观察到冷战意识形态的流动性和混合性。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区不以研究冷战为主（或其直接影响）的历史学家，将有助于制定如何将二十世纪国际历史的不同部分以冷战的方式结合起来的模式，又不试图将所有其他不协调归于冷战的影响之下。正如近年来从内部研究这场博弈本身的一些新方法所体现的那样，这种尝试从从边缘视角审视冲突的尝试，将其作为更大历史的一部分，也许是未来理解这一切的最佳途径。

鉴于围绕冷战研究仍存在的不确定性，任何将其置于更广泛背景中的尝试都必须谨慎小心。因此，在接下来的三个部分中，主要问题是提出一种方法，如何更容易地沿着政治和经济、科学和技术以及文化和思想的轴心来看待冷战的更广泛影响。这一叙述毋庸置疑地受到当今历史学立场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其作者曾参与编辑这部《剑桥历史》中的七十二篇文章），也需要看到冷战文献与21世纪初更广泛的历史文献之间的联系和关系。

Politics and economics政治与经济

冷战的历史背景是由十九世纪西欧和北美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向更广大的圈层中扩张所形成的。虽然新的经济体系为人们改变自身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机会，但也造成了周期性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如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随后又引发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考虑到该经济体系的许多潜在优势，可以合理地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危机，对自由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式和威权主义替代方案——如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不会存在。相反，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对许多人来说，资本主义已不再是进步的代名词，而是与战争和经济崩溃联系在一起。

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深刻地塑造了冷战格局。除了造成了系统性危机影响之外，战争通过引发的破坏和经济衰退，还削弱了主要西欧和中欧强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战争还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国内监视和国际情报的重要性达到空前的高度。或许最重要的是，参战强国所遭受的损失让两代领导层深信，未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缺乏军事准备和政治决断力。尤其是在二战之后，许多政治家和普通民众认为他们从中学到的教训是，软弱和犹豫不决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战争。

两次世界大战对现代国家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在本世纪上半叶国家凝聚力、国力和影响力的增强，冷战所采取的竞争形式将不可能出现。如果国家没有事先为此做好准备，这场冲突导致的军用和民用开支之巨将会摧毁它们。此外，如果没有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国家将无法动员其公民参与一场几乎没有大规模战役和英雄主义的战争。对国家的非凡忠诚主要基于政府遏制市场混乱、为公民提供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的措施之上。对于所有国家来说——包括相对其他国家较少采取此类措施的美国——接受为进行冷战而必须做出的牺牲，取决于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

虽然美国和苏联在国家对大型项目（民用和军用）的重视方面相似，但两国象征着国内政治运作方式的两个现代极端。在美国，有许多权力中心，尽管总统代表的政府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国会、法院和州政府在具体决策和政治运作方面都有显著的自主影响力。此外，军事领导人和巨型公司负责人在决策中也有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在苏联，政治则高度集中，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苏联从一开始就打算实行一党专政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下，苏联制度发展出一个唯一的权力中心：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及其总书记。在大多数时期，除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末，在呈送给党中央领导层的所有事务中，最高决策层只有总书记拥有最终发言权。随着市场经济的废除和没有独立的权力机构，苏联从容不迫地将自己展示为资本主义制度混乱和困惑的解药。在本世纪上半叶的灾难之后，所有必须重建的国家都被呈现这两种政府形式作为最终的选择。

资本主义危机和世界性战争的结合是欧洲殖民帝国崩溃的关键因素，这一系列事件显著地影响了冷战，尤其是在冷战后期。到1945年，无论是在殖民地边缘还是在帝国中心的首都，都已清楚地认识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形式的殖民主义必须终结：在欧洲，既没有政治意愿，也没有经济实力来继续维持殖民主义；而在殖民地国家，抵抗情绪逐年上涨。美国从冷战时期开始就对殖民地领土的未来发展有强烈的兴趣。它的目的既在于废除欧洲殖民主义——一种大多数美国人都反对的统治形式——也在于影响第三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跟随美国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激进左派和苏联在第三世界影响力的日益增强，美国的主要动机也逐渐变成保护这些国家不受共产主义的影响并与苏联结盟。

在20世纪60年代，新兴国家的出现极大地加剧了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而在冷战的余下的时间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成为冲突的中心——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冷战持续如此之久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世界的冷战不仅仅是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影响力争夺战，同时也是新国家内部为其政治和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而进行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所提供的两种现代化模式之间的冲突。这些斗争导致的冷战全球化，不仅通过国际干预加剧了超级大国的冲突，也增加了竞争的代价，同时摧毁了许多进行斗争的地区。

正如冷战期间第三世界的情况所展示的那样，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国际参与程度总是远超苏联。整个二十世纪——包括冷战——以美国的崛起为特征，美国逐渐成为国际国家体系中的关键国家。就其经济而言，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已经生产了全世界一半的工业制成品，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出口国，并主导了全球金融市场。尽管其相对经济地位从未像二战结束后那样至高无上，但其核心地位在冷战末期变得愈发明显。难以夸大美国崛起带来的后果：三百多年来，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第一次位于欧洲之外，而其价值观和思想在大多数情况下起源于“旧世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价值观和理念已明显与其源头大相径庭。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这种持续优势导致一些历史学家得出结论，冷战实际上是美国为实现全球霸权而发起的计划，而非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尽管苏联的整体实力相比美国，更接近于英法两国的规模，但苏联经济及社会的军事化使其在国际事务中成为美国难应付的对手。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对立的意识形态使苏联成为了另一个超级大国：在整个冷战期间，它是唯一坚决反对美国目标并拒绝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国。通过这样做，它在国际事务中为自已树立了一个主要地位，尽管这在长期看来使其自身发展付出了巨大代价。

Science and technology科学与技术

20 世纪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冷战格局。对许多人来说，这场冲突关乎新科学的产物，最重要的是核武器及其对全人类的威胁。这两个超级大国在科研和技术上的惊人投资，支持了这一观点。但正如本世纪早期的冲突一样，科学、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这些人类活动领域相互影响。科学并非导致冷战的根本因素，但它将其塑造为一场独特的冲突，使其成为比历史上其他大国对抗更危险、更难以结束的冲突。

大多数冷战科学的起点都来自 20 世纪初的两大发现之一：剑桥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在1911 年发表的关于原子结构的报告，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家托马斯·摩尔根次年关于基因遗传作用的概述。再加上技术创新的突破，比如伽利尔摩·马可尼于 1901 年实现跨大西洋无线电信号传输，以及莱特兄弟于 1903 年驾驶第一架飞机飞上北卡罗来纳州海滩。原子科学和基因科学的开端为推动冷战并使其成为全球性现象提供了许多竞争手段。到 1945 年，冷战科学培养的所有基本构件已具备，并已融入美苏体系希望利用它们的政治目的中。

工业生产和破坏工业规模所需的能源供应增加是冷战的核心;可以说，能量在多个层面推动了冲突。石油和核能提升了军事生产的潜力，但廉价能源也为普通人带来了新的生活，因为工业岗位更广泛且负担更轻，商品价格更便宜。尤其对美国来说，廉价能源的获取既成为冷战的目标（通过美国对中东石油供应的控制），也是科学发展的目标。而对于这两个超级大国来说，核武器的生产决定了他们的军事能力以及彼此间的竞争状态。虽然冷战军备竞赛在结构上与之前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无异，但它所蕴含的破坏性能量使其相对于外交和战略意义更加显著。

在二十世纪初，科学技术进步的其他主要应用领域是交通和通信。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可以通过海军和空军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其军事力量。二十年后，苏联也能做到同样的事。廉价能源和无线电通信的结合使超级大国能够随时将大型舰队驻守海上，或部署在海外基地。当然，这也让他们能够制造核导弹和制导系统，以便训练自身及其盟友之间的军事作战能力。但是，尤其在资本主义世界，许多交通和通信的进步也被用于民用，比如全球范围内的航空运输、电视娱乐和互联网。20 世纪末的全球市场革命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冷战的结束，若没有这些进步，根本不可能实现。

第三，生物医学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冷战期间社会体系的竞争。20 世纪医疗体系的发展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如疫苗接种、生殖健康和婴儿护理——意味着实现正确的现代化形式实际上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在 20 世纪 40 至 50 年代的欧洲，以及后来的第三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不仅关乎自由或正义的原则，也关乎哪种体制能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在农业生产方面，大多数国家渴望复制冷战初期苏联和美国通过杂交和人工选择取得的成果，尽管苏联在遗传学上长期受到政治性抵制“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阻碍。

科学技术的扩展推动了冷战期间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美国和苏联都不约而同地将教育置于其社会体系的核心，这在以往是前所未有的。两国不仅仅教育精英，而是通过教育更多民众达到高水平知识，从而实现更高的现代化水平——并在冷战竞争中取得优势。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他们还培养了大量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和第三世界的年轻人。尽管许多学生带着与东道主意图截然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理念回国，但教育的扩展和国际化帮助形成了全球性的知识议程，使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迁移和转化。

Culture and ideas文化与思想

冷战既是思想和文化的冲突，也是军事和战略冲突。与 1914 年和 1937-39年间欧洲和东亚导致战争的民族主义项目不同，冷战期间美苏双方提出的思想具有普世性质——它们应当对所有民族始终有效，直到永远。到 1945年，这些理念——美国方面支持个人自由、反集体主义和市场价值;苏联方面则支持社会正义、集体主义和国家规划——已硬化为意识形态，普世主义政治理想与更古老的、更具体的文化特征自由融合。两国精英都相信未来属于他们，因为世界不可避免地朝着他们设定的目标前进

这种信仰能够持续那么久（或者说，在美国还存在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与两种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共同血统有关：反对特权、遗产、家庭和地方的传统。苏联人和美国人都提出了一种现代且革命性的替代方案，让人们能够重新塑造自我，帮助创造一个新世界。在美国的情况下，这种替代方案意味着美国移民视角的全球化，人们可以选择自己希望归属的社区。在苏联方面，这使布尔什维克对“旧俄罗斯”的仇恨全球化，他们认为俄罗斯落后且欠发达。对美国人和俄罗斯人——以及世界上许多认同这些愿景的人来说——全球冷战议程就是按照他们的理念改变世界。

冷战的许多核心思想起源于十九世纪两位伟大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和查尔斯·达尔文（尽管往往以一种他们都未曾认出属于自己的形式）。从马克思的解读中，人们认为社会发展是等级分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是现代人想要抛弃的“旧社会”的基本方面。这些历史超越的概念在冷战期间对东西方的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产生了显著影响，无论是作为承诺还是幽灵。达尔文的生物哲学在 20 世纪的扭曲程度甚至比马克思的社会哲学更远离其起源。对许多人来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可以被认为意味着人类社会遵循与自然相同的规则——填补生物和生态空间的社会会繁荣，而那些不适合的社会则会失败。为了生产更多更好的商品，以及对自身社会（或其形式）持续增长和扩张的信念，都基于 20 世纪初伪达尔文主义的方法。

社会发展等级制度的政治原则和工业生产最大化的经济原则是连接苏联和美国现代性的两大理念。然而，在具有共同背景的国家之间，对这些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挑战的反应尽可能不同。如上所述，不仅国家形态本身非常不同，而且在某些情况下驱动它们的意识形态强调对现代性挑战的相反反应。在美国的精英们看来，建立在个人机会和市场基础上的现代社会代表了社会等级的最高点，而阶级之间的斗争被视为过去的事情，国内试图回归阶级政治的企图被认为是污染美国自由的不合时宜的企图。生产的成功取决于对工会、新移民和政治左翼自由的捍卫。在苏联，阶级斗争也被视为已经结束，但这仅仅是因为共产党精英认为工人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治权力，并开始在社会公正和集体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国家。在其他国家，阶级之间的斗争仍然是进步的工具，而在苏联国内所取得的生产进步却依赖于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框架内领导的群众。

虽然美国和苏联精英的意识形态在冷战期间保持了惊人的完整性，但这两个国家的精英社会进入可能比大多数其他国家更为开放。精英们保持的国内意识形态霸权或许部分解释了社会包容性——这使得个人更容易自愿寻求包容，也使入门票在许多情况下不过是政治和社会的顺从。但美国精英必须在民主政治体系内为其项目寻求更广泛的合法性，苏联精英则没有这种约束，这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与整个国家日益疏远。虽然两类精英有时都害怕他们所领导的人民，但苏联精英无疑更害怕自己的民众。两国精英自视为代表人民管理向全面工业社会过渡的艰难进程，苏联共产党人对同胞极度不信任，以至于在完成使命时经常诉诸恐怖手段。

这些国内角色和方法的差异在苏联和美国精英传播进步信息时至关重要。美国凭借其国内民主政治，能够与欧洲和东亚精英建立多元且多元的联盟——这些联盟决定性地促成了其在冷战期间的主导地位——但苏联的联盟却惨败，从德国到中国再到东欧。美国领导人设法与欧洲社会民主党或基督教民主党以及日本保守派共同建立了强大且运作良好的跨国机构，苏联甚至无法与外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在后殖民国家，这些分歧影响较小，因为莫斯科和华盛顿——除了最救世主般的时刻——都没有预见到与弱国、冷战和二十世纪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历史的联系会产生真正的联盟，在这样的关系中，超级大国应以其理想的力量和必要时干预的能力来领导。

自苏美对抗开始以来，这两种意识形态的主要想象竞争者被构建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不合理”的宗教。虽然现代化的推进会随着时间推移消除这些过去的遗留物，但苏联和美国的角色是识别并支持那些能最快废除地方民族和宗教观念的地方精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冷战末期苏联日益受俄罗斯特殊主义推动，而美国则受美国福音派推动，他们对第三世界现代化（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强力支持从未动摇，尽管敌人数量不断增加。在埃塞俄比亚或伊朗等国，超级大国干预支持了针对当地绝大多数居民身份和信仰的战争。

部分战争通过银幕或无线电波展开。冷战影响了所有形式的流行文化、电影和电视。通过隐含地将自身社会描绘为全球斗争的胜利者，美苏电影对本国民众及海外人民的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到了 1980 年代，美国赢得了这场争夺人心的较量，美国节目占据了全球电视节目表。尤其是在那些因国家控制或缺乏手段而限制观看美国电视节目和电影的国家，意外或非法观看比其他环境更强烈地感受到美国生活的丰富与美好。将虚构美国的形象与国内已知的压迫和贫困形成对比，是 1989 年反共叛乱的主要灵感之一。

文化冷战还通过知识分子设计的社会控制和改善广大人口的方案，影响了人们生活的物理组织。郊区和集体农场都源于更好的社会组织方式，通过将人们从成长过程中的身份中迁移出来，无论是在美国工人阶级社区的移民，还是俄罗斯村庄的农民。同样，苏联和美国的城市规划在建筑和规划理念上因规范化和量化的需求而呈现出显著的相似性。将建筑和城市规划中的高度现代主义与国防需求和劳动力动员联系起来，冷战成为二十世纪现代性在视觉和社会层面的顶峰。

尽管冷战时期的项目承诺带来进步，但在许多情况下，其政治意味着精英政治。在东西方，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被视为过于重要，不能交由民主控制。在斯大林式的扭曲中，“民主”一词本身也被用来指涉政党统治。但在西方，冷战关键项目也免于民主控制：基地、炸弹、避难所和监控均由未经选举产生的官员或官员掌控。在许多国家，这种精英统治涉及民用部门：大坝、桥梁、公路和边境区域的计划和目的被议会和地方当局保密。在西方——以及第三世界部分地区——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同时，冷战精英们往往将自己塑造成人民利益的代表，从而颠覆了他们声称要为之奋斗的理想。这种权力的放弃是冷战的遗产之一，21世纪的人们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与之斗争。

Change 改变

理解冷战在二十世纪整体历史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理解全球变革过程。世纪后半叶，苏美竞争塑造了国际国家体系，源于战争和危机使许多人质疑现代化承诺的上半叶。超级大国在 1945 年后的发展模式似乎各自以不同方式挽救了这一承诺的两个关键方面：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事实上，超级大国试图超越国际体系控制，推动全球社会和经济变革，见证了他们各自将他人生活塑造成自己形象的核心地位。他们之间冲突的激烈程度源于双方（及其支持者）坚信他们代表了从战争和民族主义冲突恐怖中拯救理性、超越现代性的最后、最好的希望。

但同时，将冷战置于更大的二十世纪背景下有助于解释冲突在鼎盛时期的中心地位，也有助于理解其消亡。人类社会的三个关键转变起源于本世纪的前几十年，但直到最后几十年才取得成果。这些转变共同改变了世界，将冷战淘汰。

第一个，简单来说，就是投票权。十九世纪受性别、特权和种族限制，到二十世纪末，投票权已遍及全球大量人群，通常伴随着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民主机构的建设。尽管投票权常被经济力量限制甚至削弱，但它是弱者的强大武器，能够改变国家和社会（尽管并非总是——如人们所期望的——朝着减少冲突、更多合作的方向）。投票权的获得和行使摧毁了东欧的共产主义，并持续在全球范围内打破控制和奴役体系。

第二种，简单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的胜利。正如卡尔·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所预见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冲突与合作的加剧。随着20世纪工业社会的全球增长，资本和生产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再到东亚，扩大了全球经济中所有参与者的利益。整个二十世纪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值得注意的是，其扩张速度最快的时期出现在二十世纪的开端和末期），促使全球精英逐步融入经济利益的追求。该体系与中心的消费、信息和通讯模式相连，这一第三世界的前哨不仅为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和全球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创造了潜力。

击败冷战的第三个根本性变化是殖民主义的终结。尽管整个世纪反殖民统治的抵抗不断增加（主要第三世界国家的首批民族主义组织均成立于1900年至1914年间），但正是在二战结束后，这一体系才真正崩溃。1945年后三十年间，七十五个新国家从殖民地中诞生，这一过程永远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虽然反对殖民主义的最后战斗和新国家的首次尝试有时倾向于反对意识形态和与苏联的联盟，但到20世纪末，大多数新独立国家正朝着市场经济和更具包容性的政治体制转变。

这些变化使那些准备利用这些变化的社会获得了特权，但对那些没有利用的社会提出了严重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是历史上的失败者之一，冷战国际本身也是如此。尽管20世纪90年代加强国际社会和防止单方面干预的尝试最终失败了，但冷战后期的许多趋势表明，未来将重新发起此类尝试。一个是民族主义的持续增长，这使得国家之间的理解成为没有战争的必要条件。另一个原因是，在一个日益由市场主导的世界中，国家本身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第三是人口和生态变化，工业化国家人口老龄化和越来越多的全球生态挑战的结合促使我们采取妥协政策。

冷战冲突构成了二十世纪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大部分其他部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进程和内容受到国际历史连续体的影响，甚至追溯到更早的时期，至少可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的社会动荡，甚至可能追溯到两代前的法国和美国革命。作为一场以两个强国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对抗，冷战定义了联盟模式、国家建设模式以及从美国参战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间五十年间的社会话语。

通过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威胁世界毁灭，它在世纪末创造了人类状况中最根本的方面之一：对未来的恐惧，以及对人类完美性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而这正是二十世纪初似乎预示的。冷战结束为应对这些恐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机会。但这并没有终结历史，甚至可以说，没有终结血腥的二十世纪孕育出的那部分历史。

马雅可夫斯基——《向左进行曲》

Sun, 09 Nov 2025 14:04:41 +0800

摆开队伍前进!

这里用不着说空话。

住口，演说家!

该是你

讲话，

毛瑟枪同志。

我们厌恶

亚当和夏娃留下的法律。

赶开历史这匹瘦弱的老马!

向左!

喂，蓝衣水兵们!

开航!

向大海大洋那边航去!

难道

停泊中的铁甲舰，

它的尖削的船底竟会磨穿？

就让那

头戴皇冠的大不列颠狮子

龇牙咧嘴地狂吼。

公社决不能被征服。

向左!

在那边，

翻越过苦难的大山，

是阳光照耀的福地洞天!

越过饥饿，

越过瘟疫的大海，

千百万人大踏步向前!

就让他们用那被雇佣来的匪徒，

用那烧红了的钢带将我们围困·

俄罗斯决不向协约国屈服。

向左！

向左!

难道鹰的眼睛会不发光亮？

难道还怀恋着过去?

无产阶级的手指

掐紧

世界的喉咙！

挺起英勇的胸脯前进!

看无数旗帜满天飞舞!

谁在那里向右转？

向左！

向左!

1918年

马雅可夫斯基——《革命颂》

Sun, 09 Nov 2025 13:56:22 +0800

你，

横遭非议，

为炮垒毁谤，

你，

被刺刀的毒舌挑戳得百孔千疮，

我对你满腔热情地赞扬

以颂歌的庄严的

“啊！”

压倒那滚滚而来的骂街声浪。

啊，野蛮的!

啊，天真的!

啊，卑贱的!

啊，伟大的!

还曾有什么称号赐给你？

神奇的两副面孔，你还会玩什么脸谱游戏？

是变成整然有致的高楼大厦，

还是一片废墟？

你把满身煤灰的

火车司机，

把掘进深层矿井的矿工

奉若神明，

向他们虔诚地顶礼致敬，

你赞美人的劳动。

而明天

圣者

祈求宽恕时，空自称颂

大教堂的桁梁拱顶，——

你的蠢猪脸相的、六吋口径的大炮

却正轰击着千年古宫克里姆林。

“光荣”

在临终的航程中嘶声哀鸣。

汽笛的尖叫喑哑、细弱而沉闷。

你派出水兵登上

行将沉没的巡洋舰，

驶往那里，

那里有一只被人忘却的小猫

眯咪地叫唤。

时日流淌!

你像一群醉汉吵吵嚷嚷。

捻着威武的小胡子傲然亮相。

在赫尔森法斯的桥头，你挥舞枪柄

把几名鬓发斑白的海军将领

倒栽葱赶入水中。

有谁在舔着、舔着昨日的伤痕，

我又看见了暴露的青筋。

市井庸人们冲你说：

———啊，教你三倍地被人咒诅！——

而我的

诗人的评论：

“啊，愿你四倍地受人赞颂，无限美好的革命！”

1918年

【翻译】Truth About the Kronstadt Mutiny 喀琅施塔得兵变的真相

Wed, 10 Sep 2025 14:41:08 +0800

In March 1921 there was a mutiny against the Soviet government among soldiers in the fortress town of Kronstadt. The mutiny went on for two weeks, until it was suppressed by the Bolshevik government. The Kronstadt mutiny is one of those topics which is always debated: was it a heroic uprising against the ‘tyrannical bolsheviks’? Or was it an attempt at counter-revolution? Before I started researching this topic I thought that the Kronstadt mutiny was just a silly anarchist action – but its actually much worse then that.

1921 年 3 月，堡垒小镇喀琅施塔得的士兵中发生了反对苏联政府的兵变。兵变持续了两周，直到被布尔什维克政府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是经常被争论的话题之一：这是一场反对“暴虐布尔什维克”的英勇起义吗？还是反革命的企图？在我开始研究这个话题之前，我认为喀琅施塔得兵变只是一个愚蠢的无政府主义行动——但实际上它比这更糟糕。

THE LASTING MYTH OF KRONSTADT

喀琅施塔得的永恒神话

The Kronstadt mutiny has remained a topic of discussion to this day. That is because it is always used as an example of supposed ‘communist tyranny’ by anarchists and revisionists, but also by capitalists and imperialists. They all claim that since the communists had to suppress a mutiny, therefore it proves they were anti-worker, oppressive and that they had turned against the revolution. Of course, this is simplistic and childish thinking and pure demagogy. Of course, there were other revolts and plots against the bolsheviks too, but the Kronstadt mutiny works much better for anarchist and capitalist propaganda purposes because at least on the surface it was done by soldiers of mostly peasant origin (and not by the rich) and because at least on the surface it had a left-wing agenda – however, the surface appearance doesn’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whole truth.

喀琅施塔得兵变至今仍是一个讨论的话题。这是因为它总是被无政府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用作所谓的“共产主义暴政”的例子，也被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使用。他们都声称，既然共产党人必须镇压兵变，那么这就证明他们是反工人的、压迫性的，他们已经反对革命了。当然，这是简单幼稚的思维和纯粹的蛊惑。当然，还有其他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起义和阴谋，但喀琅施塔得兵变在无政府主义和资本主义宣传目的上效果更好，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它是由主要农民出身的士兵（而不是富人）完成的，因为至少在表面上它有一个左翼议程——然而，表面的外观并不一定反映全部真相。

The first capitalist president of Russia Boris Yeltsin (the most hated Russian leader in known history) praised the Kronstadt mutiny and opened the archives on Kronstadt for researchers, so that they could prove how heroic the mutiny was and how evil the bolsheviks were. Unfortunately it backfired, since the primary source evidence doesn’t support his conclusion at all. The opened archives contain more then 1000 documents which include firsthand accounts by mutineers, secret White Guard reports, articles, memoirs etc. collected from a range of Soviet, White Guard, Menshevik, anarchist and western capitalist sources.

俄罗斯第一位资本主义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已知历史上最令人讨厌的俄罗斯领导人）赞扬了喀琅施塔得兵变，并向研究人员开放了喀琅施塔得的档案，以便他们能够证明兵变是多么英勇，布尔什维克是多么邪恶。不幸的是，它适得其反，因为主要来源证据根本不支持他的结论。打开的档案馆包含 1000 多份文件，其中包括叛变者的第一手资料、白卫军的秘密报告、文章、回忆录等，这些都是从一系列苏联、白卫兵、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来源收集的。

When the mutiny broke out it was immediately praised and supported in the capitalist media – actually, it was already praised and supported in the capitalist media two weeks before it had even broken out. This already shows that the mutiny was organized, or at least sponsored and supported by capitalists and western imperialist countries.

兵变一爆发，立即受到资本主义媒体的赞扬和支持——实际上，在兵变爆发前两周，资本主义媒体就已经赞扬和支持了它。这已经表明，兵变是由资本家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组织的，或者至少是赞助和支持的。

LEADER OF THE MUTINY PETRICHENKO

兵变的领导人佩特里琴科

The leader of the mutiny was a political adventurer named Stepan Petrichenko. He had been in the Red Army, but considered himself an anarcho-syndicalist. He was also a Ukrainian nationalist. Petrichenko apparently remained an anarcho-syndicalist at least on the surface for most of his life, but one year before the Kronstadt mutiny he had tried to join the White Army. Anarchist historian Avrich writes:

兵变的领导人是一位名叫斯捷潘·佩特里琴科的政治冒险家。他曾在红军中，但认为自己是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他也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佩特里琴科显然至少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表面上都是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但在喀琅施塔得兵变前一年，他曾试图加入白军。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阿夫里奇写道：

“Petrichenko returned to his native village in April 1920 and apparently remained until September or October… The authorities, he later told an American journalist, had arrested him more than once on suspic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activity. He had even tried to join the Whites…”

“佩特里琴科于 1920 年 4 月回到他的家乡，显然一直待到 9 月或 10 月......他后来告诉一名美国记者，当局不止一次以涉嫌反革命活动为由逮捕了他。他甚至试图加入白军......”

Avrich also discovered a secret White Guard Memorandum On Organizing An Uprising In Kronstadt.

阿夫里希还发现了一份关于在喀琅施塔得组织起义的秘密白卫队备忘录。

Already pretty quickly after the events in Kronstadt we had absolutely solid proof the leaders and organizers of the mutiny were White Guardists or were working with White Guardists. And now with the archival materials, we have absolutely mountains of further evidence. If anyone says otherwise, they are wilfully ignorant or lying.

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发生后不久，我们就有了绝对确凿的证据，即兵变的领导人和组织者是白卫军或正在与白卫军合作。现在有了档案材料，我们绝对有堆积如山的进一步证据。如果有人不这么说，那就是故意无知或撒谎。

HOW THE MUTINY WAS ORGANIZED

兵变是如何组织的

In 1921 the country was in ruins after years of WWI and civil war. Fuel and food were always extremely scarce. As long as the civil war lasted, the population tolerated all these hardships. They understood it was inevitable in the war. However, in 1921 the war was coming to an end. Massive amounts of soldiers were sent home from the Red Army or at least taken away from battle. This created disturbances as people were no longer focused on fighting the White Army, and there were lots of badly adjusted jobless soldiers wandering around. Peasants also began opposing the war-time policy of grain requisition at fixed prices. Most soldiers themselves were peasants. This all combined together, to create some spontaneous disturbances. The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was to evaluate the situation, change from war policies to peace time policies, and organiz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 and revit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However, that was an extremely difficult task which couldn’t be completed in one day.

1921 年，经过多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这个国家变成了废墟。燃料和食物总是极其匮乏。只要内战持续，民众就忍受了这一切的苦难。他们明白这在战争中是不可避免的。然而，1921 年战争即将结束。大量士兵被红军送回家，或者至少被带离战斗。这造成了骚乱，因为人们不再专注于与白军作战，而且有很多适应不良的失业士兵四处游荡。农民们也开始反对战时以固定价格征收粮食的政策。大多数士兵本身都是农民。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些自发的干扰。政府的政策是审时度势，从战争政策转向和平时期政策，组织国家重建和振兴经济。然而，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

There was unrest in Petrograd after several factories were temporarily closed due to fuel shortages. Some menshevik counter-revolutionaries were arrested without bloodshed. False rumors of workers being shot and factories even being bombarded, were spread in the fortress town of Kronstadt. Reactionaries took full advantage of these rumors and spread them.

几家工厂因燃料短缺而暂时关闭后，彼得格勒发生了骚乱。一些孟什维克反革命分子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被捕。工人被枪杀，工厂甚至被轰炸的虚假谣言在堡垒城镇喀琅施塔得四处散布。反动派充分利用了这些谣言，并进行了传播。

“Mingled with the initial reports was an assortment of bogus rumors which quickly roused the passions of the sailors. It was said, for example, that government troops had fired on the Vasili Island demonstrators and that strike leaders were being shot in the cellars of the Cheka.”

“与最初的报道混合在一起的是各种各样的虚假谣言，这些谣言很快就激起了水手们的热情。例如，据说政府军向瓦西里岛示威者开火，罢工领导人在契卡的地窖里被枪杀。

“the Petrograd strikes were on the wane… But the rumors of shootings and full-scale rioting had already aroused the sailors, and on March 2, at a time when the disturbances had all but ceased, they were drafting the erroneous announcement (for publication the following day ) that the city was in the throes of a “general insurrection.”

“彼得格勒的罢工正在减弱......但枪击和全面骚乱的谣言已经激起了水手们，3 月 2 日，在骚乱几乎停止的时候，他们正在起草错误的公告（第二天发布），称该市正处于“全面起义”的阵痛之中。”

This was the necessary ideological preparation for the mutiny.

这是兵变的必要意识形态准备。

A mass meeting was held in Kronstadt on March 1 where anti-Communist statements and lies were spread. The meeting was orchestrated in such a way that Communists were not allowed to speak. The topic was raised that new elections to the Soviet should be carried out.

3月1日，喀琅施塔得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散布了反共言论和谎言。这次会议的策划方式是不允许共产党人发言的。有人提出，应该对苏维埃进行新的选举。

A delegate meeting of soldiers was held the next day on March 2. In this meeting it was proposed that all Communists be arrested. The delegates were amazed. However, the organizers of the mutiny made the completely baseless and hysterical claim that armed Communist detachments were about to surround the meeting and arrest everyone, therefore it was supposedly justified and necessary to begin rounding up and arresting Communists. This type of fear propaganda was cleverly used by the mutineers. Delegates had no time to think, they had no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Communists had no chance to speak. Thus the reactionaries could basically push through their anti-Communist policy.

次日3月2日召开了军人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提议逮捕所有共产党人。代表们都感到惊讶。然而，兵变的组织者却毫无根据地歇斯底里地声称，共产党武装分队即将包围会议并逮捕所有人，因此开始围捕和逮捕共产党人被认为是合理和必要的。这种恐惧宣传被叛变者巧妙地利用了。代表们没有时间思考，他们没有机会获得信息，共产党人也没有机会发言。因此，反动派基本上可以推行他们的反共政策。

“the Bolshevik commissar barely had time to object to the irregular proceedings before being cut off by the “military specialist” in charge of artillery, a former tsarist general named Kozlovsky… “Your time is past,” Kozlovsky declared.”

“布尔什维克政委几乎没有时间反对这种非正常的程序，就被负责炮兵的”军事专家“、一位名叫科兹洛夫斯基的前沙皇将军打断了......“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科兹洛夫斯基宣称。

The adventurer, anarcho-syndicalist and would-be White Guardist Petrichenko declared that a so-called ‘Provision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or PRC had been elected. This PRC would now take over.

冒险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未来的白卫军佩特里琴科宣布，一个所谓的“临时革命委员会”已经当选。这个临时革命委员会现在将接管。

“[T]he chair of the meeting, Petrichenko, quieting down the meeting, announced that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declares: “All Communists present are to be seized and not to be released until the situation is clarified”

“会议主席彼得里琴科在安静下来时宣布，'革命委员会......宣称：“所有在场的共产党人都将被扣押，在情况得到澄清之前不得释放”

“suddenly… a voice from the floor… shouted that 15 truckloads of Communists armed with rifles and machine guns were on their way to break up the meeting. The news had the effect of a bombshell, throwing the delegates into alarm and confusion… it was the bogus report that Communists were preparing to attack the meeting that actually precipita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Provision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Petrichenko himself took up the rumor and announced that a detachment of 2,000 Communists were indeed on their way to disperse the meeting. Once again pandemonium broke loose, and the delegates left the hall in great excitement.”

“突然......地板上传来的声音......大喊 15 卡车手持步枪和机枪的共产党人正在前往解散会议的路上。这个消息起到了重磅炸弹的作用，让代表们陷入了恐慌和困惑之中......正是共产党人准备攻击这次会议的虚假报告实际上促成了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佩特里琴科本人也接过了这个谣言，并宣布一支由 2000 名共产党人组成的分队确实正在驱散会议的路上。混乱再次爆发，代表们兴奋地离开了大厅。”

Using skillful propaganda and deception Petrichenko claimed that the ‘Provision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was elected by soldier delegates. However, this was simply a lie. No elections had been carried out. But the masses did not know that – after all, maybe their delegates in their meeting had elected such a committee? Who could say? This is a good example of how such a reactionary coup can happen.

佩特里琴科利用巧妙的宣传和欺骗手段，声称“临时革命委员会”是由士兵代表选举产生的。然而，这只是一个谎言。没有进行任何选举。但群众并不知道——毕竟，也许他们的代表在他们的会议上选出了这样一个委员会？谁能说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这种反动政变是如何发生的。

The Provision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or PRC was never elected, its members had already been chosen before hand. In fact the committee was already sending orders and messages, one day before it had supposedly been elected. The committee stated:

临时革命委员会（PRC）从未选举产生，其成员已经事先选出。事实上，该委员会在据称当选的前一天就已经发出了命令和信息。该委员会表示：

“[T]he Communist Party is removed from power. The Provision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is in charge. We ask that non-[Communist] party comrades take control into their hands”

“共产党被赶下台了。由临时革命委员会负责。我们要求非[共产党]党的同志将控制权掌握在他们手中”

Avrich also mentions how the PRC was never elected, though he claims it was merely “for lack of time to hold proper elections”

阿夫里奇还提到临时革命委员会从未当选，尽管他声称这只是“因为没有时间举行适当的选举”

This “Provision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actually consisted of opportunists, capitalists and counter-revolutionaries. Two members of this committee were Mensheviks who had oppose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Mensheviks and their foreign supporters believed Russia needed capitalism and wasn’t ready for a workers’ revolution. Ivan Oreshin, another member in the committee was part of the capitalist Kadet party, one of the leading parties under the Tsar. The head of the Committee was the would-be White Guardist Petrichenko. The chief editor of the Kronstadt mutiny’s newspaper, Sergei Putilin was also a supporter of the capitalist Kadets. Thus both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the Kronstadt mutiny, and the mutiny’s propaganda outlets were under the control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这个“临时革命委员会”实际上由机会主义者、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组成。该委员会的两名成员是反对十月革命的孟什维克。孟什维克和他们的外国支持者认为俄国需要资本主义，还没有为工人革命做好准备。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伊万·奥雷辛（Ivan Oreshin）是资本主义 Kadet 党的成员，该党是沙皇领导下的主要政党之一。该委员会的负责人是未来的白卫军佩特里琴科。喀琅施塔得兵变报纸的主编谢尔盖·普蒂林也是资本主义 Kadets 的支持者。因此，喀琅施塔得兵变的政治领导层和兵变的宣传渠道都在反革命分子的控制之下。

A genuine revolution is not led by anti-revolutionary Mensheviks or by capitalists. Already from its very inception, the Kronstadt mutiny was basically counter-revolutionary. However, that was just the beginning.

真正的革命不是由反革命的孟什维克或资本家领导的。喀琅施塔得兵变从一开始就基本上是反革命的。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Other members of the PRC were a black-market speculator Vershinin, former police detective Pavlov, two ex-capitalists or property holders Baikov and Tukin “who had once owned no less than six houses and three shops in Petrograd. Another committee member, Kilgast, had reportedly been convicted of embezzling government funds in the Kronstadt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but had been released in a general amnesty on the third anniversary of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黑市投机者韦尔希宁、前警探巴甫洛夫、两名前资本家或财产所有者拜科夫和图金，“他们曾经在彼得格勒拥有不少于六栋房屋和三家商店。据报道，另一名委员会成员基尔加斯特因在喀琅施塔得交通部门挪用政府资金而被定罪，但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三周年之际大赦中获释。

“Perepelkin may have been the only reputed anarchist among the rebel leaders, but… he was in a good position to propagate his libertarian views… [however] the sailors, for their part, never called for the complete elimination of the state, a central plank in any anarchist platform.”

“佩雷佩尔金可能是叛乱领导人中唯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他处于传播自由主义观点的有利位置......[然而]水手们从未呼吁彻底消灭国家，而国家是任何无政府主义纲领的核心支柱。”

It was important for the leaders of the Kronstadt mutiny to appear like they were some kind of revolutionaries. They needed gauge the mood of the soldiers, and try to fool them. Leader of the Kronstadt mutiny, would be-White Guardist Petrichenko made the proposal to allow full freedom for “all socialist parties” in the public meeting of March 1. Immediately he was attacked by angry shouts by soldiers: “That’s freedom for the right SRs and Mensheviks! No! No way! …We know all about their Constituent Assemblies! We don’t need that!”

对于喀琅施塔得兵变的领导人来说，让他们看起来像是某种革命者是很重要的。他们需要了解士兵的情绪，并试图愚弄他们。喀琅施塔得兵变的领导人、白卫军人彼得琴科在 3 月 1 日的公开会议上提出了允许“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充分自由的提议。他立即遭到士兵们愤怒的喊叫：“这是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自由！不！不可能！…我们对他们的制宪会议了如指掌！我们不需要那个！”

Petrichenko needed to be careful to not alienate his crowd. The Kadet Ivan Oreshin who was part of the PRC wrote: “The Kronstadt uprising broke out under the pretext of replacing the old Soviet… with a new one… The question of… extending the vote also to the bourgeoisie, was carefully avoided by the orators… They did not want to evoke opposition among the insurgents… They did not speak of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but the assumption was that it could be arrived at gradually…”

佩特里琴科需要小心，不要疏远他的人群。属于临时革命委员会的 Kadet Ivan Oreshin 写道：“喀琅施塔得起义是在取代旧苏联的借发的......用一个新的......这个问题......将投票权也扩大到资产阶级，演说家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了......他们不想引起叛乱分子的反对......他们没有提到制宪会议，但假设它可以逐步达成 ......”

The mutiny leaders understood that the soldiers didn’t actually support their goals, so they needed to keep their true goals secret. They could be achieved “gradually” by sneaky secret maneuvering.

叛变的领导人明白，士兵们实际上并不支持他们的目标，因此他们需要对自己的真正目标保密。它们可以通过偷偷摸摸的秘密作“逐渐”实现。

During all these operations the reactionary organizers of the mutiny still carefully tried to use a cover of revolutionary and pro-worker language. They called each other ‘comrades’ and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However, they were adamant that Communists must be crushed. The vaguely anarchistic ideology, most likely influenced by Petrichenko, suited their purposes. All kinds of demagogical slogans were made about “freedom against bolshevik tyranny”, “soviets without communism” etc.

在所有这些行动中，叛变的反动组织者仍然小心翼翼地试图使用革命和亲工人的语言。他们互相称呼对方为“同志”和“革命委员会”。然而，他们坚持必须镇压共产党人。隐约的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很可能受到彼得里琴科的影响，符合他们的目的。人们提出了各种煽动性的口号，例如“反对布尔什维克暴政的自由”、“没有共产主义的苏维埃”等。

However, even if we didn’t know that Petrichenko had wanted to be a White Guardist it was still completely obvious that the Kronstadt mutineers were not following anarchist theory in any typical sense. They were not establishing a stateless society but an anti-Communist military dictatorship. 300 Communists were rounded up and thrown into prisons, but hundreds of Communists also managed to run away.

然而，即使我们不知道彼得琴科曾想成为一名白卫兵，喀琅施塔得叛变者在任何典型意义上都没有遵循无政府主义理论，这一点仍然完全明显。他们不是在建立一个无国籍的社会，而是一个反共的军事独裁政权。300 名共产党人被围捕并投入监狱，但数百名共产党人也设法逃脱。

“The repression carried out by the PRC against those Communists who remained faithful to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fully refutes the supposedly peaceful intentions of the rebels. Virtually all the minutes of the PRC sessions indicate that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Communists still at large and against those still in prison, remained an unrelenting focus of their attention. At the last phase they even resorted to threats of field courts martial in spite of their declared repeal of the death penalty.”

“临时革命委员会对那些仍然忠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共产党人实施的镇压完全驳斥了叛乱分子所谓的和平意图。几乎所有会议记录都表明，反对仍然在逃的共产党人和反对仍在狱中的人的斗争仍然是他们不断关注的焦点。在最后阶段，他们甚至诉诸野战军事法庭的威胁，尽管他们宣布废除死刑。

An anarchist thug named Shustov, was the commandant of the prison. Imagine being an anarchist and advocating the abolition of all prisons,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re literally a prison warden, and you keep arresting hundreds of Communists! Shustov was chosen as the executioner who would shoot the leading local Communists. There was a plan to carry out a mass execution:

一个名叫舒斯托夫的无政府主义暴徒是监狱的指挥官。想象一下，你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所有监狱，但同时你实际上是一名监狱长，你不断逮捕数百名共产党人！舒斯托夫被选为刽子手，将枪杀当地主要的共产党人。有一个实施大规模处决的计划：

“Early on the morning of March 18, Shustov set up a machine gun outside the cell, which contained 23 prisoners. He was prevented from slaughtering the Communists only by the advance of the Red Army across the ice.”

“3月18日一大早，舒斯托夫在牢房外架起机枪，牢房里关押着23名囚犯。只有红军越过冰层，才阻止他屠杀共产党人。

THE KRONSTADT DEMANDS 喀琅施塔得的要求

Lenin pointed out that the Kronstadt demands were quite vague and unclear. This was inevitable because they were not realistic policy proposals but a combination of utopianism, spontaneity and demagogic propaganda intended to gather enough support until the White Guard could take power and crush the Communists and all other opposition.

列宁指出，喀琅施塔得的要求相当模糊和不明确。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不是现实的政策建议，而是乌托邦主义、自发性和煽动性宣传的结合，旨在获得足够的支持，直到白卫军掌权并粉碎共产党和所有其他反对派。

The essential demands were:

基本要求是：

1. New elections to the Soviets. In Kronstadt Communists were arrested and thus would not be allowed to run in elections. Instead the Soviets would be filled with mensheviks, white guards, anarchists and opponents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such as the SR kerensky types. Of course the reactionaries also hoped this could spread elsewhere and help destabilize the Soviet government. Needless to say this was not an anarchistic “stateless” order.

1. 苏维埃的新选举。在喀琅施塔得，共产党人被逮捕，因此不被允许参加选举。相反，苏联人将充满孟什维克、白卫兵、无政府主义者和十月革命的反对者，如 SR 克伦斯基类型。当然，反动派也希望这能蔓延到其他地方，帮助破坏苏联政府的稳定。不用说，这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无国籍”秩序。

2. Full freedom of action for anti-Communist parties including the left-SR terrorists who tried to assassinate Lenin in 1918. The terrorist’s bullet hit Lenin in the neck but he survived. These anti-Communist forces would receive full freedom of action, but of course in Kronstadt the Communists would be repressed and prevented from all activism. Again, the reactionaries hoped this would spread to other areas too.

2. 反共政党的充分行动自由，包括 1918 年试图暗杀列宁的左翼 SR 恐怖分子。恐怖分子的子弹击中了列宁的脖子，但他幸免于难。这些反共势力将获得充分的行动自由，但当然在喀琅施塔得，共产党人将受到镇压并阻止一切活动。反动派再次希望这种情况也能蔓延到其他地区。

3. There should be no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trade-unions. Of course, in practice this simply meant that unions should denounce the Soviet government, sever their ties with the Soviet government and not follow instructions from it. If this demand was implemented it would lead to chaos because the unions were the government’s main instrument of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workplace democracy. The demand for unions which did not collaborate with the workers’ government was also an essentially anti-socialist demand. Unions working with a proletarian state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planned economy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3. 不应有政府对工会的监管。当然，在实践中，这只是意味着工会应该谴责苏联政府，切断与苏联政府的联系，而不是听从苏联政府的指示。如果这一要求得到实施，将导致混乱，因为工会是政府经济管理和工作场所民主的主要工具。对不与工人政府合作的工会的要求本质上也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的要求。与无产阶级国家合作的工会是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4. Anti-Communist rebels like menshevik saboteurs, SR terrorists and those organizing revolts should be freed from jail.

4. 孟什维克破坏者、社会主义恐怖分子和组织叛乱的人等反共叛乱分子应该从监狱中获释。

5. The mutineers demanded bigger rations. Of course everybody wanted higher wages and bigger rations, but this was just a cheap attempt to garner popularity. Also, the bolshevik government was being basically forced to pay somewhat higher salaries and better rations for skilled experts, bourgeois officials and workers in strategic branches. They did not want to do this, but they had to. Those experts and officials could not be replaced right away, and if they didn’t collaborate the government would have huge problems. Therefore the bolsheviks simply had to accommodate those people until Red Experts could be trained to replace them. It may seem unfair, but failing to recognize this necessity is just another example of utopian stupidity.

5. 叛变者要求更多的口粮。当然，每个人都希望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口粮，但这只是为了获得人气而进行的廉价尝试。此外，布尔什维克政府基本上被迫为熟练的专家、资产阶级官员和战略部门的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口粮。他们不想这样做，但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这些专家和官员无法立即更换，如果他们不合作，政府将面临巨大的问题。因此，布尔什维克只需要容纳这些人，直到能够培训红色专家来取代他们。这似乎不公平，但未能认识到这种必要性只是乌托邦式愚蠢的又一个例子。

6. The abolition of “war communism” or grain requisition. Again, this demand could gain some popularity. The peasants never particularly liked the system of war communism, though it was necessary for the war effort. The mutineers more broadly demanded that peasants should be able to use their land and property exactly how they see fit. They did not want collective agriculture or socialist planned economy, but instead who ever was lucky enough to have land should use it to the best of their ability and compete on the market. Landless would remain landless, and big peasants would get bigger.

6、废除“战时共产主义”或征粮。同样，这种需求可能会获得一些欢迎。农民从来不特别喜欢战争共产主义制度，尽管它是战争努力所必需的。叛变者更广泛地要求农民应该能够完全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他们不想要集体农业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反，谁有幸拥有土地，就应该尽其所能地利用它，并在市场上竞争。无地者仍将无地，大农会变得更大。

7. The mutineers demanded the purging of Communists from the military and factory management, and abolition of Communist political departments from the army. The army at this point still had very large numbers of profession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from the times of the Tsar and Kerensky. These officers were needed and used by the Communists because of their skills and professional military training. However, because those officers and soldiers were not communists or workers, and were generally untrustworthy the Bolsheviks invented ‘political comissars’ to supervise the officers.

7. 叛变者要求清除军队和工厂管理中的共产党人，并从军队中撤销共产党政治部门。此时的军队仍然拥有大量沙皇和克伦斯基时代的职业官兵。这些军官因其技能和专业的军事训练而被共产党需要和使用。然而，由于这些官兵不是共产党员或工人，而且通常不值得信任，布尔什维克发明了“政治委员会”来监督军官。

“former imperial officers were… [used] as “military specialists” ( voenspetsy ) under the watchful supervision of political commissars. In this way, badly needed command experience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were provided until a new corps of Red Commanders could be trained.”

“前帝国军官是......[使用]在政治委员的监视下作为“军事专家”（voenspetsy）。通过这种方式，提供了急需的指挥经验和技术知识，直到可以训练一支新的红色指挥官军团。

The Kronstadt mutineers demanded that this system be abolished. Such a demand might appeal to some anarchists, but one can only imagine what the result would be. The non-Communist officers inside the Red Army would no longer follow socialist instructions and the Red Army would stop being a proletarian army at all. In fact, this quickly happened and the old Tsarist officers Kozlovsky, Vilken and others were soon walking around like they were masters of the situation. In fact, they were masters during the mutiny.

喀琅施塔得叛变者要求废除这一制度。这样的要求可能会吸引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但人们只能想象结果会是什么。红军内部的非共产党军官将不再服从社会主义的指示，红军将根本不再是无产阶级军队。事实上，这件事很快就发生了，沙皇老军官科兹洛夫斯基、维尔肯和其他人很快就像掌握局势一样四处走动。事实上，他们在兵变期间是主人。

According to the SRs the White Guard general Kozlovsky was ‘elected’ to the defence council of the Kronstadt mutiny, but it seems unlikely he could get elected. Its more likely he was simply chosen by the counter-revolutionaries into that post. The Menshevik newspaper Sotsialisticheski Vestnik published in Germany wrote that Kozlovsky and the other Whites tried to convince the Mensheviks and SRs to begin a general military assault against the Soviet government, but they were unable to convince them. The Mensheviks wrote: “The political leaders of the insurrection would not agree to take the offensive and the opportunity was let slip.“

根据 SR 的说法，白卫军将军科兹洛夫斯基被“选”为喀琅施塔得兵变的国防委员会成员，但他似乎不太可能当选。更有可能的是，他只是被反革命分子选中担任该职位。在德国出版的孟什维克报纸《Sotsialisticheski Vestnik》写道，科兹洛夫斯基和其他白军试图说服孟什维克和苏维埃革命党开始对苏联政府发动全面军事攻击，但他们无法说服他们。孟什维克写道：“起义的政治领导人不同意采取进攻，机会被错过了。

WHITE GUARDS AND CAPITALISTS IN KRONSTADT

喀琅施塔得的白卫军和资本家

White emigres immediately began making plans to join the Kronstadt mutineers. A former associate of White General Dennikin, N. N. Chebyshev wrote about those times: “White officers roused themselves and started seeking ways to get to the fight in Kronstadt… The spark flew among the emigres. Everybody’s spirit was lifted by it”

白人移民立即开始计划加入喀琅施塔得叛变者。白人将军丹尼金的前同事 N. N. 切比雪夫（N. N. Chebyshev）在谈到那些时候时写道：“白人军官振作起来，开始寻找参加喀琅施塔得战斗的方法......火花在移民中飞扬。每个人的精神都因此而振奋”

Imperialist France and Britain encouraged capitalist states on the Russian border to assist the Kronstadt mutiny. British foreign minister Lord Curzon sent a secret message to Finland On March 11 stating: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are not prepared themselves to intervene… Very confidential: There is no reason, however, why you should advise the Finnish Government to take a similar course or to prevent any private societies or individuals from helping [the mutiny]”

帝国主义法国和英国鼓励俄罗斯边境的资本主义国家协助喀琅施塔得兵变。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于 3 月 11 日向芬兰发出秘密信息，称：“国王陛下的政府没有准备好进行干预......非常机密：然而，你没有理由建议芬兰政府采取类似的做法，或阻止任何私人社团或个人帮助[叛变]。”

Food and money came from rich capitalists and White emigres to support the Kronstadt mutineers. Tsarist Baron P. Y. Vilken, the former commander of the Sevastopol, used his spy contacts to deliver the money. His telegrams discuss sending the funds through Helsinki “which needs the money in the beginning of March” (Russkaia voennaia emigratsiaa 20-x—40-x godov).

食物和金钱来自富有的资本家和白人移民，以支持喀琅施塔得叛变者。沙皇 P. Y. Vilken 男爵，塞瓦斯托波尔的前指挥官，利用他的间谍关系交付了这笔钱。他的电报讨论了通过赫尔辛基发送资金，“赫尔辛基需要三月初的钱”。

“The Russian banks, with the former Tsarist minister of finance Kokovtsev at their head, began to collect money for Kronstadt. Goutchkov, the hea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ist party, got in contact with the English and American governments to obtain food supplies.”

“以前沙皇财政部长科科夫采夫为首的俄罗斯银行开始为喀琅施塔得筹集资金。俄罗斯帝国主义党的领导人古奇科夫与英国和美国政府取得了联系，以获得粮食供应。

“The Whiteguard emigres in Paris organized collection of money and provisions for the mutineers, and the American Red Cross sent food supplies to Kronstadt under its flag.

“巴黎的白卫军移民组织了为叛变者筹集资金和补给品，美国红十字会以其旗帜向喀琅施塔得运送了食品。”

“the Russian Union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Paris declared its intention to send food and other supplies to Kronstadt… an initial sum of two million Finnish marks had already been pledged to aid Kronstadt in “the sacred cause of liberating Russia”

“巴黎的俄罗斯工商联盟宣布打算向喀琅施塔得运送食品和其他物资......最初已经承诺提供 200 万芬兰马克，以帮助喀琅施塔得完成“解放俄罗斯的神圣事业”

“the Russian-Asiatic Bank contributed 225,000 francs. Additional funds were donated by other Russian banks,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financial concerns throughout Europe, and by the Russian Red Cross, which funneled all collections to Tseidler, its representative in Finland. By March 16 Kokovtsov was able to inform the Committee of Russian Banks in Paris that deposits for Kronstadt already exceeded 775,000 francs…”

“俄亚银行捐赠了 225,000 法郎。其他俄罗斯银行、保险公司和整个欧洲的金融机构以及俄罗斯红十字会捐赠了额外的资金，该组织将所有捐款都捐赠给了其在芬兰的代表 Tseidler。到 3 月 16 日，科科夫佐夫能够通知巴黎的俄罗斯银行委员会，喀琅施塔得的存款已经超过 775,000 法郎......”

The leaders of the Kronstadt mutiny published an article on March 6 where they claimed to oppose the Whites. However, this was more deception as Petrichenko and many of his associates were White Guardists. Two days later on March 8 they welcomed a secret delegation of allies, which included a courier from the SR Administrative Center, an agent of Finnish State Security, two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onarchist Petrograd Combat Organization and four White Guard officers, including Baron Vilken.

喀琅施塔得兵变的领导人于 3 月 6 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反对白军。然而，这更多的是欺骗，因为佩特里琴科和他的许多同伙都是白卫军。两天后的 3 月 8 日，他们迎来了一个秘密盟友代表团，其中包括一名来自 SR 行政中心的信使、一名芬兰国家安全局的特工、君主制彼得格勒作战组织的两名代表和包括维尔肯男爵在内的四名白卫军军官。

The Whites were disguised as a “Red Cross” delegation sent from Finland. According to a detailed report by White Guardist Tseidler to his HQ, the delegation was immediately invited to ajoint session of the PRC and the general staff officers. A plan was reached to use the Red Cross as a cover to organizing sending food, supplies and funds to Kronstadt.

白军伪装成从芬兰派来的“红十字会”代表团。根据白卫军塞德勒向总部提交的详细报告，代表团立即被邀请参加中国和总参谋部的联席会议。达成了一项计划，利用红十字会作为掩护，组织向喀琅施塔得运送食物、物资和资金。

White emigre and former member of the Kronstadt leadership Kupolov wrote later that some of the Kronstadt leaders (probably mensheviks and anarchists) were not too happy about the monarchist and White Guard plots. However, Petrichenko was simply using them and planned to eventually get rid of them too. Kupolov writes:

白人移民和喀琅施塔得领导层前成员库波洛夫后来写道，喀琅施塔得的一些领导人（可能是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君主制和白卫军的阴谋不太满意。然而，彼得里琴科只是在使用它们，并计划最终也摆脱它们。库波洛夫写道：

“The PRC, seeing that Kronstadt was filling up with agents of a monarchist organization, issued a declaration that it would not enter into negotiations with, nor accept any aid from, any non-socialist parties… But… Petrichenko and the General Staff secretly work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monarchists and prepared the ground for an overthrow of the committee…”

“临时革命委员会看到喀琅施塔得充斥着君主主义组织的特工，发表声明，不与任何非社会主义政党进行谈判，也不接受任何非社会主义政党的任何援助......但……彼得里琴科和总参谋部秘密地与君主主义者合作，为推翻委员会做准备......”

This is exactly why the Bolsheviks stated that while many of the Kronstadt mutineers were not White Guards or member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 their action still furthered the goals of the White Guard counter-revolution and of capitalist restoration. The White Guards were simply using these mensheviks and hapless opportunists.

这正是布尔什维克说，虽然喀琅施塔得的许多叛变者不是白卫兵或资产阶级成员，但他们的行动仍然促进了白卫兵反革命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目标。白卫军只是在利用这些孟什维克和倒霉的机会主义者。

The PCR claimed:

临时革命委员会声称：

“In Kronstadt, total power is in the hands only of the revolutionary sailors… not of the White Guards headed by some General Kozlovsky, as the slanderous Moscow radio proclaims.” “We have only one general here… commissar of the Baltic Fleet Kuzmin. And he has been arrested.”

“在喀琅施塔得，完全权力只掌握在革命水手手中......而不是像诽谤性的莫斯科广播电台所宣称的那样，由科兹洛夫斯基将军领导的白卫军。“我们这里只有一位将军......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兹明。他已经被捕了。”

In exile Petrichenko stated:

在流亡期间，彼得里琴科说：

“Cut off from the outside world, we could receive no aid from foreign sources even if we had wanted it. We served as agents of no external group: neither capitalists, Mensheviks, nor SR’s.”These days we know that he was lying.

“与外界隔绝，即使我们想要，也无法从外国获得任何援助。我们没有作为外部团体的代理人：无论是资本家、孟什维克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党。”这些天我们知道他在撒谎。

Anarchist sailor Perepelkin, who was there in Kronstadt stated:

在喀琅施塔得的无政府主义水手佩雷佩尔金说：

“And here I saw the former commander or the Sevastopol, Baron Vilken with whom I had earlier sailed. And it is he who is now acknowledged by the PRC to b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delegation that is offering us aid. I was outraged by this. I… said, so that’s the situation we’re in, that’s who we’re forced to talk to. Petrichenko and the others jumped on me… There was no other way out: they said. I stopped arguing and said I would accept the proposal. And on the second day we received 400 poods of food and cigarettes. Those who agreed to mutual friendship with the White Guard baron yesterday shouted that they were for Soviet power.”

“在这里，我看到了前任指挥官，或者说塞瓦斯托波尔号，维尔肯男爵，我早些时候和他一起航行过。而现在，正是他被中国承认为向我们提供援助的代表团的代表。我对此感到愤怒。我……说，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情况，这就是我们被迫与之交谈的人。佩特里琴科和其他人跳到我身上......他们说，没有其他出路。我不再争论，说我会接受这个提议。第二天，我们收到了 400 磅食物和香烟。昨天同意与白卫军男爵相互友好的人高喊，他们是为了苏维埃政权。

“Any doubts about Vilken’s motives (his officer background was known to the rebel leaders) were brushed aside, and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accepted his offer.”

“任何对维尔肯动机的怀疑（叛乱领导人都知道他的军官背景）都被抛在一边，革命委员会接受了他的提议。”

This has of course continued to this very day. The pseudo-Anarchists in Rojava made the same exact arguments. They said, they needed to collaborate with American imperialists because American imperialists were giving them funding, training, military support and weaponry. And were they really expected to win all on their own without such support? But such opportunistic logic merely reduces any movement into helpless puppets of capitalists and imperialists.

当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罗贾瓦的伪无政府主义者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他们说，他们需要与美帝国主义合作，因为美帝国主义正在为他们提供资金、培训、军事支持和武器装备。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他们真的可以靠自己获胜吗？但这种机会主义逻辑只是将任何运动沦为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无助傀儡。

Wrangel’s right hand man, White General General Von Lampe literally laughed at the anarchists, mensheviks and SRs. He wrote in his diary that their propaganda was “full of justifications to dispel the thought, God forbid, that the sailors we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hite Monarchist] officers… The SRs don’t understand that in such a struggle, what are needed are severe and determined measures.”

弗兰格尔的得力助手、白将军冯·兰佩将军简直嘲笑了无政府主义者、孟什维克和苏格尔革命党。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的宣传“充满了理由来消除这样一种想法，上帝保佑，水手们受到[白人君主制]军官的影响......社会主义者不明白，在这样的斗争中，需要的是严厉而坚定的措施。

An editor for the mutineer newspaper Lamanov stated: “Up until the seizure of Kronstadt by Soviet troops I thought the movement had heen organized by the Left SRs. After I became convinced that the movement was not spontaneous, I no longer sympathized with it… Now I am firmly convinced, that, without a doubt, White Guards, both Russian and foreign, took part in the movement. The escape to Finland convinced me of this. Now I consider my participation in this movement to have heen an unforgivable stupid mistake.”

叛变者报纸《拉马诺夫》的一位编辑说：“在苏联军队占领喀琅施塔得之前，我以为这场运动是由左翼社会主义革命党组织的。当我确信这个运动不是自发的之后，我不再同情它......现在我坚信，毫无疑问，俄罗斯和外国的白卫军都参加了这场运动。逃到芬兰让我确信了这一点。现在我认为我参加这场运动是一个不可原谅的愚蠢错误。

On March 15 the Kronstadt mutineers secretly sent two of their leaders to Finland, to ask for support. At this time Finland was ruled by the ferocious White Guard government of Mannerheim and co. which was launching invasions into Soviet-Karelia and supporting the Russian White Generals. When the mutiny was being defeated, on March 17 Petrichenko and the leaders ordered the crews of ships Petropavlovsk and Sevastopol to blow up the ships and flee to Anti-Communist Finland. However, at this point the soldiers had already begun to think their leaders must be reactionaries and did not follow orders. They rose up, saved the ships and arrested all the officers and Provisional Committee members they could get their hands on.

3月15日，喀琅施塔得叛变者秘密派出两名领导人前往芬兰，请求支持。此时，芬兰由凶猛的曼纳海姆等人白卫军政府统治，该政府正在对苏联-卡累利阿发动入侵并支持俄罗斯白军将军。当兵变被击败时，3 月 17 日，彼得里琴科和领导人命令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船只的船员炸毁船只并逃往反共的芬兰。然而，此时的士兵们已经开始认为他们的领导人一定是反动派，不听从命令。他们奋起，拯救了船只，并逮捕了所有他们能接触到的军官和临时委员会成员。

After the Kronstadt mutiny had failed and its leaders had fled to Finland, they agreed to join the White Army of Wrangel:

喀琅施塔得兵变失败后，其领导人逃往芬兰后，他们同意加入弗兰格尔白军：

“In May 1921 Petrichenko and several of his fellow refugees at the Fort Ino camp decided to volunteer their services to General Wrangel… in a new campaign to unseat the Bolsheviks and restore “the gains of the February 1917 Revolution.”

“1921 年 5 月，佩特里琴科和他在伊诺堡营地的几位难民同伴决定自愿为弗兰格尔将军服务......在一场新的运动中，以推翻布尔什维克并恢复“1917 年 2 月革命的成果”

It is very significant that at this point they were no longer in Kronstadt, and thus didn’t need to pretend they supporte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Hence they now began to only praise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of Kerensky!

非常重要的是，此时他们已经不在喀琅施塔得了，因此不需要假装他们支持十月革命。因此，他们现在开始只赞美克伦斯基的二月革命！

The Petrichenko gang and the Whites forces of Wrangel agreed to “the retention of their slogan “all power to the soviets but not the parties.”… the slogan was to be retained only as a “convenient political maneuver” until the Communists had been overthrown. Once victory was in hand, the slogan would be shelved and a temporary military dictatorship installed…”

佩特里琴科帮和弗兰格尔的白军同意“保留他们的口号，'所有权力都归苏维埃所有，但不属于政党'。…这个口号只能作为一种 “方便的政治策略” 保留下来，直到共产党被推翻。一旦胜利到手，口号就会被搁置，并建立一个临时的军事独裁政权......

THE REACTIONARY PROPAGANDA CAMPAIGN

反动宣传运动

The Kronstadt mutineers and their capitalist allies carried out a massive propaganda campaign to support the mutiny. They published lies claiming that supposedly the Bolsheviks were carrying out atrocities and supposedly everybody was rising up against them. In fact, nothing of the kind happened.

喀琅施塔得叛变者及其资本主义盟友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来支持兵变。他们发表谎言，声称布尔什维克正在实施暴行，据称每个人都在起来反对他们。事实上，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

The Kronstadt newspaper wrote on March 7: “Last Minute News From Petrograd” – ”Mass arrests and executions of workers and sailors continue.”

喀琅施塔得报纸在3月7日写道：“来自彼得格勒的最后一刻消息”——“对工人和水手的大规模逮捕和处决仍在继续。

On March 8 a Finnish capitalist newspaper Hufvudstadsbladet published the following lies, provided to them by Mensheviks: “Petrograd workers are striking… crowds bearing red banners demand a change of government – the overthrow of the Communists.”

3 月 8 日，芬兰一家资本主义报纸《Hufvudstadsbladet》发表了孟什维克向他们提供的以下谎言：“彼得格勒工人正在罢工......举着红色旗帜的人群要求政府更迭——推翻共产党人。

On March 11 the Kronstadt newspaper wrote: “The [bolshevik] Government In Panic.” “Our cry has been heard. Revolutionary sailors, Red Army men and workers in Petrograd are already coming to our assistance … The Bolshevik power feels the ground slipping from under its feet and has issued orders in Petrograd to open fire at any group of five or more people gathering in the streets …”

3月11日，喀琅施塔得报纸写道：“[布尔什维克]政府陷入恐慌。“我们的呼声已经被听到了。彼得格勒的革命水手、红军人员和工人已经来援助我们......布尔什维克政权感到地面从脚下滑落，并在彼得格勒下达命令，向聚集在街上的任何五人或五人以上的团体开火......”

“Moscow Rising Reported. Petrograd Fighting.” (London Times, March 2, 1921)

“莫斯科起义报道。彼得格勒战斗。（伦敦时报，1921 年 3 月 2 日）

“Petrograd et Moscou Seraient aux Maine des Insurgés qui ont Formé un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将落入组建临时政府的叛乱分子手中”]（马廷，3 月 7 日）

“Les Marins Revoltés Débarquent à Petrograd.” [“Rebelling sailors land in Petrograd”] (Matin, March 8)

“彼得格勒的 Les Marins Revoltés Débarquent。”[“叛乱的水手在彼得格勒登陆”]（《马廷》，3 月 8 日）

“Der Aufstand in Russland.” [“The uprising in Russia”] (Vossische Zeitung, March 10)

“俄罗斯的 Der Aufstand。”[“俄罗斯起义”]（《Vossische Zeitung》，3 月 10 日）

“In Petrograd the remnants of the SRs, Mensheviks and various anarchists banded together… [and] collaborated with the newly formed monarchist Petrograd Combat Organization (PCO), as the PCO itself asserted (PCO Report to Helsinki Department of National Center, no earlier than 28 March 1921; reprinted in Kronstadt Tragedy). The [monarchist-capitalist] PCO even printed the Mensheviks’ leaflets! On March 14… [they] issued a leaflet in solidarity with Kronstadt that said not one word about socialism or soviets, but instead called for an uprising against “the bloody communist regime” in the name of “all power to the people” (“Appeal to All Citizens, Workers, Red Army Soldiers and Sailors,” 14 March 1921; reprinted in Kronstadt Tragedy).”

“在彼得格勒，苏尔革命党的残余分子、孟什维克和各种无政府主义者联合起来......[并]与新成立的君主制彼得格勒战斗组织（PCO）合作，正如 PCO 自己所声称的那样（PCO 向赫尔辛基国家中心部提交的报告，不早于 1921 年 3 月 28 日;转载于喀琅施塔得悲剧）。[君主资本主义] PCO 甚至印制了孟什维克的传单！3 月 14 日...[他们]发出了一份声援喀琅施塔得的传单，只字未提社会主义或苏维埃，而是号召以“一切权力归人民”的名义起义反对“血腥的共产主义政权”（“呼吁所有公民、工人、红军士兵和水手”，1921 年 3 月 14 日;在喀琅施塔得悲剧中转载）“。

“Savinkov, aide to Kerensky… in his Warsaw newspaper Svoboda, printed on Polish [capitalist] government money, boasts (24th February) “I fight against the Bolsheviks, I fight alongside those who have already struggled with Kolchak, Denikin, Wrangel and even Petlioura, strange as that may seem.” (Radek, The Kronstadt Uprising, 1921)

“萨文科夫，克伦斯基的助手......在他的华沙报纸《斯沃博达》（Svoboda）上，用波兰[资本家]政府的钱印制，吹嘘道（2 月 24 日）“我与布尔什维克作战，我与那些已经与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甚至佩特利乌拉作斗争的人并肩作战，尽管这看起来很奇怪。”

Savinkov wrote that the sailors of Kronstadt had captured the battleship Aurora and fired its cannons on Petrograd. This never actually happened. He wrote: “when the cruiser Aurora fired on Petrograd it was an expression of repentance for the sin committed on the 25th of October 1917 with the bombardment of the Winter Palace, the seat of Kerensky’s ministry.”

萨文科夫写道，喀琅施塔得的水手们俘虏了奥罗拉号战列舰，并向彼得格勒号发射了大炮。这实际上从未发生过。他写道：“当巡洋舰奥罗拉号向彼得格勒开火时，这是对 1917 年 10 月 25 日轰炸克伦斯基部委所在地冬宫所犯下的罪孽的忏悔。

“The Roul of Berlin, the organ of the right wing of the Cadet Party, wrote “The uprising of Kronstadt is scared, because it is an uprising against the idea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 Society of Russian Industrialists and Financiers of Paris, when they heard the news from Kronstadt, decided to not worry about the extremist demands or the primitive cause of the mutiny [“les revendications extremistes cause primitive de la mutinerie”] because its essential point was that “the sailors were for the overthrow of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立校员党右翼的机关报《柏林的鲁尔》写道，”喀琅施塔得的起义令人恐惧，因为它是一场反对十月革命思想的起义“。巴黎俄国实业家和金融家协会在听到喀琅施塔得的消息后，决定不担心极端主义的要求或兵变的原始原因[“极端主义者的主张是叛乱的原始原因”]，因为其要点是“水手们是为了推翻共产党政府”

The reactionary mutineers claimed that mass uprisings had broken out in Petrograd and Moscow to support the Kronstadt mutiny, but this was a total lie. Even Menshevik leader Dan admitted in his 1922 book that “the Kronstadt mutiny was not supported by the Petersburg workers in any way”. This is easy to understand, because the mutiny was not based on genuine political organizing or a genuine program. It was a plot organized by White Guard reactionaries and political adventurers, by spreading false rumors, lies, and exploiting the temporary difficulties and confusion in Kronstadt at the time in order to carry out a military coup, repress the communists and prevent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from understanding what was actually going on.

反动叛变者声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爆发了大规模起义，以支持喀琅施塔得兵变，但这完全是谎言。就连孟什维克领导人丹在他 1922 年出版的书中也承认，“喀琅施塔得兵变没有得到彼得堡工人的任何支持”。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兵变不是基于真正的政治组织或真正的纲领。这是白卫兵反动派和政治冒险家组织的阴谋，通过散布虚假谣言、谎言，利用当时喀琅施塔得暂时的困难和混乱，进行军事政变，镇压共产党人，使工农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It was enterily unlikely that workers would support the mutiny in other towns where they could not be simply tricked by plotters, and where they had their working class and Communist organizations. The Kronstadt mutiny used anarchists, left-SR terrorists and Mensheviks as their henchmen but even they were to a large extent simply fooled into it, as White Guardists were secretly trying to orchestrate many aspects of the mutiny for their own purposes.

工人不太可能支持其他城镇的叛变，因为他们不能简单地被阴谋者欺骗，而且他们有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组织。喀琅施塔得兵变利用无政府主义者、左翼社会主义恐怖分子和孟什维克作为他们的追随者，但即使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被愚弄了，因为白卫兵正在暗中试图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策划兵变的许多方面。

Its also worth pointing out that the best revolutionary elements in the left-SRs, left-Mensheviks and even anarchists had already seen the error in their ways and joined the Bolshevik Party either right before the October Revolution or soon after it. Only the worse elements like terrorists, utopians and right-wing Mensheviks now opposed the Bolsheviks. The anarcho-syndicalist “Worker Opposition” also supported the Bolsheviks in crushing the Kronstadt mutiny.

还值得指出的是，左翼社会主义革命党、左翼孟什维克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中最优秀的革命分子已经看到了他们方式的错误，并在十月革命之前或之后不久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现在只有恐怖分子、乌托邦主义者和右翼孟什维克等更坏的分子反对布尔什维克。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人反对派”也支持布尔什维克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

“SOVIETS WITHOUT COMMUNISM! DOWN WITH COMMUNISM!”

– IDEOLOGY OF THE KRONSTADT MUTINY

“没有共产主义的苏联！打倒共产主义！“

—— 喀琅施塔得兵变的意识形态

Milliukov, one of the capitalist leaders of Russia who was ousted by the October Revolution, wrote in his newspaper which he published in Paris, that reactionaries need to support the Kronstadt mutiny. He therefore advocated the slogan “Down with the Bolsheviks’ Long live the Soviets!” (Poslednie Novosti. 11 March 1921). The first step was to get rid of the Bolshevik Communists, after that it would be easy to restore the power of the capitalists.

米留科夫是被十月革命赶下台的俄国资本主义领袖之一，他在巴黎出版的报纸上写道，反动派需要支持喀琅施塔得兵变。因此，他鼓吹“打倒布尔什维克，苏维埃万岁！（Poslednie Novosti，1921 年 3 月 11 日）。第一步是除掉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然后恢复资本家的权力就很容易了。

“The [capitalist]… Milyukov, supplied the Kronstadt counter-revolutionaries with the watchword “Soviets without Communists””(A History of the USSR, volume 3, p. 307)

“[资本家]......米柳科夫，向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分子提供了“没有共产主义者的苏维埃”的口号“（《苏联史》，第 3 卷，第 307 页）

Stalin said: “Soviets without Communists — such was then the watchword of the chief of the Russian counter-revolution, Milyukov…” (J. Stalin, Articles and Speeches, Moscow, 1934, , Russ, ed., p. 217)

斯大林说：“没有共产党人的苏联——这就是当时俄国反革命首领米柳科夫的口号......”（J. Stalin，文章和演讲，莫斯科，1934 年，Russ 编辑，第 217 页）

“But the class enemy was not dozing. He tried to exploit the distressing economic situation and the discontent of the peasants for his own purposes. Kulak revolts, engineered by Whiteguards and SRs, broke out in Siberia, the Ukraine and the Tambov province… All kinds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elements — Mensheviks, SRs, Anarchists, Whiteguards, bourgeois nationalists—became active again. The enemy adopted new tactics of struggle against the Soviet power. He began to borrow a Soviet garb, and his slogan was no longer the old bankrupt “Down with the Soviets!” but a new slogan: “For the Soviets, but without Communists!”

“但阶级敌人并没有打瞌睡。他试图利用令人痛苦的经济形势和农民的不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白卫军和苏维埃尔革命军策划的库拉克起义在西伯利亚、乌克兰和坦波夫省爆发......各种反革命分子——孟什维克、社会主义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白卫兵、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又开始活跃起来。敌人采取了新的斗争策略来对抗苏维埃政权。他开始借用苏联的服装，他的口号不再是破产的老口号“打倒苏联”，而是新的口号：“ 为了没有共产党的苏联！”

A glaring instance of the new tactics of the class enemy was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mutiny in Kronstadt… Whiteguards, in complicity with SRs, Menshevik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foreign states, assumed the lead of the mutiny. The mutineers at first used a “Soviet” signboard to camouflage their purpose of restoring the power and property of the capitalists and landlords. They raised the cry: “Soviets without Communists!” The counter-revolutionaries tried to exploit the discontent of the petty bourgeois masses in order to overthrow the power of the Soviets under a pseudo-Soviet slogan.

阶级敌人新策略的一个明显例子是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兵变......白卫兵与苏格兰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外国代表勾结，领导了兵变。叛变者起初用“苏联”的招牌来掩盖他们恢复资本家和地主的权力和财产的目的。他们高喊：“没有共产党人的苏联！反革命分子企图利用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不满情绪，打着伪苏联的口号推翻苏维埃的政权。

Two circumstances facilitated the outbreak of the Kronstadt mutiny: the deterioration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ships’ crews, and the weakness of the Bolshevik organization in Kronstadt. Nearly all the old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Kronstadt] sailors… [had been sent away to the] front, heroically fighting in the ranks of the Red Army. The naval replenishments [sent to Kronstadt to replace them] consisted of new men, who had not been schooled in the revolution. These were a perfectly raw peasant mass who gave expression to the peasantry’s discontent with the [grain requisition system and war communism]. As for the Bolshevik organization in Kronstadt, it had been greatly weakened by a series of mobilizations for the front.”

有两种情况促成了喀琅施塔得兵变的爆发：船员组成的恶化，以及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软弱。几乎所有的老水手（革命的、共产主义的喀琅施塔得）水手......[被派往]前线，在红军的队伍中英勇作战。海军补给人员（派往喀琅施塔得取代他们）由没有在革命中受过教育的新人组成。这些是完全原始的农民群众，表达了农民对[粮食征用制度和战时共产主义]的不满。至于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它因前线的一系列动员而大大削弱了。

Anarchist historian Avrich writes that the bulk of Kronstadt sailors had fought in anti-Communist forces before: “…we have it from Petrichenko himself that “three-quarters” of the Kronstadt garrison were natives of the Ukraine, some of whom had served with the anti-Bolshevik forces in the south before entering the Soviet navy.”

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阿夫里希写道，喀琅施塔得的大部分水手以前都曾在反共部队中作战：“......我们从彼得琴科本人那里得到的消息是，喀琅施塔得驻军的“四分之三”是乌克兰本地人，其中一些人在进入苏联海军之前曾在南部的反布尔什维克部队服役。”

“Throughout the Civil War of 1918-1920, the sailors of Kronstadt… More than 40,000… replenished the ranks of the Red Army on every front.”

“在整个 1918 年至 1920 年的内战期间，喀琅施塔得的水手们......超过40,000...在各条战线上补充了红军的队伍。”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during the Civil War years a large turnover had indeed taken place within the Baltic Fleet… old-timers had been replaced by conscripts from the rural districts… By 1921… more than three-quarters of the sailors were of peasant origin, a substantially higher proportion than in 1917, when industrial workers from the Petrograd area made up a sizable part of the fleet.”

“毫无疑问，在内战期间，波罗的海舰队内部确实发生了大量人员流动......老前辈被来自农村地区的应征入伍者所取代......到 1921 年......超过四分之三的水手出身农民，比 1917 年要高得多，当时来自彼得格勒地区的产业工人占舰队的相当大一部分。”

The temporary weakness of the local Communist organization in Kronstadt, the mass influx of politically uneducated people from the countryside, who were even anti-communists, and the sending of politically educated, experienced proletarians away to the frontlines during the war – these factors allowed the SR utopians, terrorists, anarchists, mensheviks and outright capitalists, monarchists and White Guards to gain a temporary foothold in Kronstadt.

喀琅施塔得当地共产主义组织的暂时衰弱，农村大量没有受过政治教育的人涌入，他们甚至是反共主义者，以及战争期间将受过政治教育、经验丰富的无产者送往前线——这些因素使 SR 乌托邦主义者、恐怖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孟什维克和彻头彻尾的资本家、君主主义者和白卫兵在喀琅施塔得获得了暂时的立足点。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relative weakness of the Kronstadt Bolshevik party organization, was that Trotskyists and Zinovievites were in a strong position there:

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相对薄弱的原因之一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季诺维耶夫派在那里处于强势地位：

“The work of political education was at that time badly organized in the Baltic Fleet, and the Trotskyites… managed to get into leading positions…”

“当时波罗的海舰队的政治教育工作组织得很差，托洛茨基派......设法进入领导地位......”

A power struggle began between the opportunist factions of Trotsky and Zinoviev. At this time Lenin had been waging ideological struggle against Trotsky’s bureaucratic position on the questions of war-communism and role of the trade-unions. Zinoviev took advantage of this to strengthen his own opportunist faction. Trotskyists themselves admit this: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机会主义派别之间开始了权力斗争。此时，列宁一直在与托洛茨基在战争共产主义和工会作用问题上的官僚立场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季诺维也夫借此壮大自己的机会主义派系。托洛茨基主义者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Seizing on Trotsky’s wrong-headedness, Zinoviev mobilized his own base in the Petrograd-Kronstadt area against Trotsky… Zinoviev opened the floodgates of the Kronstadt party organization to backward recruits while encouraging a poisonous atmosphere in the inner-party dispute. The rot in the Kronstadt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 was a critical factor in allowing the mutiny to proceed”

“季诺维也夫抓住托洛茨基的错误头脑，动员了自己在彼得格勒-喀琅施塔得地区的基地来对抗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向落后的新兵打开了喀琅施塔得党组织的闸门，同时在党内纷争中助长了有毒的气氛。喀琅施塔得共产党组织的腐烂是导致兵变继续进行的关键因素 ”

There is no honor among scoundrels! A few years after this the renegade cliques of Trotsky and Zinoviev would unite their forces against the Bolshevik party.

无赖之间没有荣誉！几年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叛变集团将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党。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was further undermined by a struggle for political control in the fleet, which pitted Trotsky, the War Commissar, against Zinoviev… As a result of this dispute, the commissars and other party administrators lost much of their hold over the rank and file.”

“党的权威因舰队政治控制权的斗争而进一步受到损害，这场斗争使战争委员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对立......由于这场争端，政委和其他政党行政人员失去了对基层的大部分控制权。”

ANTI-SEMITISM 反犹太主义

Another piece of information, indicating that the Kronstadt mutineers did not represent the best revolutionary elements, but actually some of the most politically backward elements, was their rampant anti-semitism. Anti-semitism of course was quite common in Russia at that time, but it was not tolerated among the Communists. It was more common among peasants then workers.

另一条信息表明，喀琅施塔得叛变者并不代表最好的革命分子，而实际上是一些政治上最落后的分子，是他们猖獗的反犹太主义。反犹主义当然在当时的俄罗斯相当普遍，但在共产党人中却是不能容忍的。这在农民中比在工人中更常见。

“feelings against the Jews ran high among the [Kronstadt] sailors, many of whom came from the Ukraine and the western borderlands, the classic regions of virulent anti-Semitism in Russia”

“[喀琅施塔得]水手们对犹太人的感情高涨，其中许多人来自乌克兰和西部边境地区，这些地区是俄罗斯恶毒反犹太主义的典型地区”

One of the Kronstadt newspaper editors Lamanov, said that people constantly wrote anti-semitic articles about Jews having “murdered Russia” but he usually succeeded in preventing them from being published.

喀琅施塔得报纸编辑之一拉马诺夫说，人们不断写反犹太主义文章，说犹太人“谋杀了俄罗斯”，但他通常成功地阻止了这些文章的发表。

“Vershinin… [member of the PRC] shouted an appeal for joint action against the Jewish and Communist oppressors…”

“Vershinin......[中国成员]呼吁对犹太人和共产主义压迫者采取联合行动......”

“Jews were a customary scapegoat in times of hardship and distress… In a particularly vicious passage [one sailor] attacks the Bolshevik regime as the “first Jewish Republic”… he labels the Jews a new “privileged class,”… calling the government ultimatum to Kronstadt “the ultimatum of the Jew Trotsky.” These sentiments, he asserts were widely shared by his fellow sailors… Witness the appeal of Vershinin, a member of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on March 8… “Enough of your ‘hoorahs,’ and join with us to beat the Jews. It’s their cursed domination that we workers and peasants have had to endure.”

“犹太人是困难和痛苦时期的替罪羊......在一段特别恶毒的段落中，[一名水手]攻击布尔什维克政权是“第一个犹太共和国”......他给犹太人贴上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的标签，......称政府向喀琅施塔得发出的最后通牒是“犹太托洛茨基的最后通牒”。他断言，这些情绪得到了他的水手同伴的广泛认同......见证革命委员会成员韦尔希宁的呼吁......3 月 8 日......“受够了你们的'万岁'，和我们一起打败犹太人吧。我们工农不得不忍受的是他们被诅咒的统治。

WHY DIDN’T THE BOLSHEVIKS NEGOTIATE A PEACEFUL SETTLEMENT?

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不通过谈判达成和平解决方案？

Anarchists usually claim that the Bolsheviks saw the Kronstadt mutiny as some great threat to their power. That supposedly the “heroic struggle” of the mutineers could’ve inspired everyone to overthrow the Bolsheviks. However, this is completely false.

无政府主义者通常声称，布尔什维克将喀琅施塔得兵变视为对他们权力的巨大威胁。据称，叛变者的“英勇斗争”可能会激励每个人推翻布尔什维克。然而，这是完全错误的。

Lenin wrote: 列宁写道：

“This Kronstadt affair in itself is a very petty incident. It no more threatens to break up the Soviet state than the Irish disorders are threatening to break up the British Empire.”

“喀琅施塔得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事件。它对苏维埃国家的瓦解的威胁并不大，就像爱尔兰的骚乱对瓦解大英帝国的威胁一样。

The Menshevik leader Dan admitted in his 1922 book that “the Kronstadt mutiny was not supported by the Petersburg workers in any way”

孟什维克领导人丹在他 1922 年出版的书中承认，“喀琅施塔得兵变没有得到彼得堡工人的任何支持”

The Bolshevik government suppressed the mutiny because the Whites still tried to use it as a springboard for restarting the civil war with foreign imperialist backing.

布尔什维克政府镇压了兵变，因为白军仍然试图将其作为跳板，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重新启动内战。

“What the authorities feared, in other words, was not so much the rebellion itself…”

“换句话说，当局担心的不是叛乱本身......”

“Of greater concern to the Bolsheviks was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white] emigres to gain access to Kronstadt and use it as a base for a landing on the mainland. This would have meant nothing less than a resumption of the Civil War…”

“布尔什维克更关心的是[白人]移民决心进入喀琅施塔得并将其用作登陆大陆的基地。这无异于内战的恢复......”

The ice was quickly melting so time was of the essence. Kronstadt had an extremely strong fortress and heavy weaponry.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to attack, and if the ice melted the only way to get there would be on battleships. Kronstadt itself also had two battleships. Therefore if the Bolsheviks waited and didn’t attack and take the Fort right away, the resulting battle might be catastrophic in its casualties and material damages. The mutineers also felt that they had gone too far, and there was no turning back. They felt they couldn’t negotiate their way out of this and simply had to fight as long as possible.

冰层正在迅速融化，所以时间至关重要。喀琅施塔得拥有极其坚固的堡垒和重型武器。攻击将非常困难，如果冰融化，到达那里的唯一途径就是乘坐战列舰。喀琅施塔得本身也有两艘战列舰。因此，如果布尔什维克等待而不立即进攻并占领堡垒，那么由此产生的战斗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伤亡和物质损失。叛变者们也觉得自己走得太远了，没有回头路了。他们觉得自己无法通过谈判摆脱困境，只能尽可能长时间地战斗。

Zinoviev carried out pointless negotiations with the mutineers, which achieved nothing and only allowed the counter-revolutionaries to fortify their defenses.

季诺维也夫与叛变者进行了毫无意义的谈判，但一无所获，只能让反革命分子加强防御。

“Zinoviev negotiated with the traitors for seven whole days, thereby giving them time to fortify themselves.”

“季诺维也夫与叛徒谈判了整整七天，从而给了他们时间加强自己的实力。”

TROTSKY’S ROLE 托洛茨基的角色

It is often stated that Trotsky led the suppression of the Kronstadt mutiny, and that under Trotsky’s leadership the soldiers committed atrocities. However, both of these claims are false. The military defeat of the mutiny was entirely led by Voroshilov. Trotsky himself wrote later:

人们常说，托洛茨基领导了喀琅施塔得兵变的镇压，在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士兵们犯下了暴行。然而，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兵变的军事失败完全是由伏罗希洛夫领导的。托洛茨基本人后来写道：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at I personally did not participate in the least in the suppression of the Kronstadt rebellion” (Trotsky, More on the Suppression of Kronstadt)

“事情的真相是，我个人丝毫没有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

The soldiers, 300 of whom had been delegates to the 10th Bolshevik Party Congress, acted heroicially but Zinoviev who was in a power struggle with Trotsky at the time, spread all kinds of lies about the military operation, saying that it was organized by Trotsky and that all kinds of mistakes and wrong-doings supposedly occurred. But the bureaucratic mistakes of Trotsky, neglecting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e army and navy, and the further sabotage of Zinoviev contributed to the outbreak of the mutiny.

这些士兵，其中300人曾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表现得英勇无比，但当时正在与托洛茨基权力斗争的季诺维也夫却散布了关于军事行动的各种谎言，说这是托洛茨基组织的，据称发生了各种错误和错误行为。但托洛茨基的官僚主义错误，忽视了陆军和海军的思想教育，以及对季诺维也夫的进一步破坏，促成了兵变的爆发。

DEFEATING THE MUTINY 击败兵变

“The mutineers gained possession of a first-class fortress, the fleet, and a vast quantity of arms and ammunition… Against the Kronstadt mutineers the Party sent its finest sons—delegates to the Tenth Congress, headed by Comrade Voroshilov. The Red Army men advanced on Kronstadt across a thin sheet of ice; it broke in places and many were drowned. The almost impregnable forts of Kronstadt had to be taken by storm…”

“叛变者获得了一流的堡垒、舰队以及大量的武器和弹药......为了反对喀琅施塔得叛变者，党派出了最优秀的儿子——以伏罗希洛夫同志为首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红军人员穿过一层薄薄的冰层向喀琅施塔得推进;它有些地方破裂，许多人被淹死。喀琅施塔得几乎坚不可摧的堡垒不得不被风暴占领......”

“Picked units of the Red Army were sent to crush the Kronstadt counter-revolution. The Tenth Congress of the Party, which was in session at that time, sent 300 of its delegates, headed by K. E. Voroshilov, to reinforce them. On March 16, the revolutionary soldiers… commenced an assault upon the main forts of Kronstadt, rushing forward in spite of continuous machine-gun fire and the bursting shells which broke the already fragile ice over which they were advancing. In the front ranks of the assault columns was Voroshilov, setting an example of Bolshevik courage and valour.”

“红军的精选部队被派去镇压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当时正在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派出了以伏罗希洛夫为首的300名代表来增援他们。3月16日，革命军人...开始攻击喀琅施塔得的主要堡垒，尽管机枪不断扫射，炮弹爆裂，打破了他们前进的本已脆弱的冰层，但仍向前冲。伏罗希洛夫在突击纵队的前列，为布尔什维克的勇气和英勇树立了榜样。

APPENDIX. LENIN ON KRONSTADT:

附录：列宁谈喀琅施塔得：

“What does it mean? It was an attempt to seize political power from the Bolsheviks by a motley crowd or alliance of ill-assorted elements, apparently just to the right of the Bolsheviks, or perhaps even to their “left”—you can’t really tell, so amorphous is the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groupings that has tried to take power in Kronstadt. You all know, undoubtedly, that at the same time whiteguard generals were very active over there. There is ample proof of this. A fortnight before the Kronstadt events., the Paris newspapers reported a mutiny at Kronstadt. It is quite clear that it is the work of SRs and whiteguard émigré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was reduced to a petty-bourgeois counter-revolution and petty-bourgeois anarchism. That is something quite new. This circumstance, in the context of all the crises, must be given careful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and must be very thoroughly analysed… There is evidence here of the activity of petty-bourgeois anarchist elements with their slogans of unrestricted trade and invariable hostility to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hey wanted to correct the Bolsheviks in regard to restrictions in trade—and this looks like a small shift, which leaves the same slogans of “Soviet power” with ever so slight a change or correction. Yet, in actual fact the whiteguards only used the non-Party elements as a stepping stone to get in. This is politically inevitable. We saw the petty-bourgeois, anarchist element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we have been fighting them for decades. We have seen them in action since February 1917,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and their parties’ attempts to prove that their programme differed little from that of the Bolsheviks, but that only their methods in carrying it through were different. We know this not only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but also of the outlying regions and various areas within the former Russian Empire where the Soviet power was temporarily replaced by other regimes. Let us recall the Democratic Committee in Samara. They all came in demanding equality, freedom, and a constituent assembly, and every time they proved to be nothing but a conduit for whiteguard rule. Because the Soviet power is being shaken by the economic situation, we must consider all this experience and draw th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a Marxist cannot escape… We must take a hard look at this petty-bourgeois counter-revolution with its calls for freedom to trade. Unrestricted trade—even if it is not as bound up initially with the whiteguards as Kronstadt was—is still only the thin end of the wedge for the whiteguard element, a victory for capital and its complete restoration. We must, I repeat, have a keen sense of this political danger.”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群或由各种各样的分子组成的联盟从布尔什维克手中夺取政治权力的企图，显然只是在布尔什维克的右翼，甚至可能是在他们的“左翼”——你真的看不出来，试图在喀琅施塔得夺取权力的政治集团的组合是如此无定形。毫无疑问，你们都知道，与此同时，白卫将军在那里非常活跃。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发生前两周，巴黎报纸报道了喀琅施塔得发生兵变。很明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党和白卫流亡者所为，同时运动沦为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这是一件很新的事情。在所有危机的背景下，必须仔细考虑政治问题，必须对其进行非常彻底的分析......这里有证据表明，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活动，他们的口号是不受限制的贸易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变敌意......他们想纠正布尔什维克在贸易限制方面的问题——这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转变，它使“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变得如此轻微的变化或纠正。然而，实际上，白卫兵只是利用非党派分子作为进入的垫脚石。这在政治上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俄国革命中看到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分子，我们已经与他们斗争了几十年。自1917年2月大革命期间以来，我们看到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政党试图证明他们的纲领与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他们贯彻执行纲领的方法不同。我们不仅从十月革命的经验中知道了这一点，而且从前俄罗斯帝国内部的边远地区和各个地区中知道了这一点，这些地区苏维埃政权暂时被其他政权取代。让我们回顾一下萨马拉的民主委员会。他们都要求平等、自由和制宪会议，但每次都证明他们只不过是白卫兵统治的渠道。因为苏维埃政权正在被经济形势所动摇，我们必须考虑所有这些经验，得出马克思主义者无法逃避的理论结论......我们必须认真审视这种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它呼吁贸易自由。不受限制的贸易——即使它最初不像喀琅施塔得那样与白卫兵联系在一起——仍然只是白卫军分子楔子的一端，是资本的胜利及其彻底恢复。我再说一遍，我们必须对这种政治危险有敏锐的感觉。

“I emphasised the danger of Kronstadt because it lies precisely in the fact that the change demanded was apparently very slight: “The Bolsheviks must go . . . we will correct the regime a little.” That is what the Kronstadt rebels are demanding. But what actually happened was that Savinkov arrived in Revel, the Paris newspapers reported the events a fortnight before they actually occurred, and a whiteguard general appeared on the scene. That is what actually happened.” (Lenin, Tenth Congress of the R.C.P.(B.))

“我强调喀琅施塔得的危险，因为它恰恰在于所要求的变革显然非常微不足道：”布尔什维克必须离开......我们会稍微纠正这个政权。这就是喀琅施塔得叛乱分子的要求。但实际发生的事情是，萨文科夫抵达雷维尔，巴黎报纸在事件实际发生前两周报道了这些事件，一名白卫将军出现在现场。这就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列宁，RCP第十次代表大会（B.））

“The way the enemies of the proletariat take advantage of every deviation from a thoroughly consistent communist line was perhaps most strikingly shown in the case of the Kronstadt mutiny, when the bourgeoi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and whiteguards in all countries of the world immediately expressed their readiness to accept the slogans of the Soviet system, if only they might thereby secure the overthrow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n Russia, and when the SRs and the bourgeoi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in general resorted in Kronstadt to slogans calling for an insurrection against the Soviet Government of Russia ostensibly in the interest of the Soviet power. These facts fully prove that the whiteguards strive, and are able, to disguise themselves as Communists, and even as the most Left-wing Communists,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weakening and destroying the bulwark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Russia.”

“无产阶级的敌人利用每一次偏离完全一致的共产主义路线的方式，也许在喀琅施塔得兵变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和白卫兵立即表示愿意接受苏维埃制度的口号，只要他们能够从而推翻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当社会主义革命党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在喀琅施塔得诉诸口号，呼吁表面上是为了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而起义反对俄国苏维埃政府时。这些事实充分证明，白卫兵努力并且能够伪装成共产党人，甚至伪装成最左翼的共产党人，只是为了削弱和摧毁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堡垒。

“The vacillation of the petty-bourgeois element was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the Kronstadt events. There was very little that was clear, definite and fully shaped. We heard nebulous slogans about “freedom”, “freedom of trade”, “emancipation”, “Soviets without the Bolsheviks”, or new elections to the Soviets, or relief from “Party dictatorship”, and so on and so forth. Both the Mensheviks and the SRs declared the Kronstadt movement to be “their own”. [Menshevik] Victor Chernov sent a messenger to Kronstadt. On the latter’s proposal, the Menshevik Valk, one of the Kronstadt leaders, voted for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In a flash, with lightning speed, you might say, the whiteguards mobilised all their forces “for Kronstadt“. Their military experts in Kronstadt, a number of experts, and not Kozlovsky alone, drew up a plan for a landing at Oranienbaum, which scared the vacillating mass of Mensheviks, SRs and non-party elements. More than fifty Russian whiteguard newspapers published abroad conducted a rabid campaign “for Kronstadt”. The big banks, all the forces of finance capital, collected funds to assist Kronstadt. That shrewd leader of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landowners, the Cadet Milyukov, patiently explained to the simpleton [Menshevik] Chernov… and to the Mensheviks Dan and Rozhkov, who are in jail in Petrograd for their connection with the Kronstadt events… that there is no need to hurry with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and that Soviet power can and must be supported—only without the Bolsheviks.

“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摇摆不定是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最典型特征。很少有清晰、明确和完整成型的东西。我们听到了关于“自由”、“贸易自由”、“解放”、“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苏维埃的新选举、或摆脱“党的专政”等等的模糊口号。孟什维克和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党都宣称喀琅施塔得运动是“他们自己的”。[孟什维克]维克多·切尔诺夫派了一名信使前往喀琅施塔得。根据后者的提议，喀琅施塔得领导人之一孟什维克·瓦尔克投票支持制宪会议。你可以说，在一瞬间，以闪电般的速度，白卫兵“为喀琅施塔得”动员了所有的力量。他们在喀琅施塔得的军事专家，一些专家，而不仅仅是科兹洛夫斯基，制定了在奥拉宁鲍姆登陆的计划，这吓坏了摇摆不定的孟什维克、苏尔维克和非党派分子。在国外出版的 50 多家俄罗斯白卫军报纸进行了一场“为喀琅施塔得”而进行的狂热运动。大银行，所有金融资本的力量，都筹集资金来援助喀琅施塔得。那个精明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领袖，学员米柳科夫，耐心地向傻瓜[孟什维克]切尔诺夫解释......以及孟什维克丹和罗日科夫，他们因与喀琅施塔得事件有关而被关押在彼得格勒的监狱......没有必要急于召开制宪会议，苏维埃政权可以而且必须得到支持——只有没有布尔什维克。

Of course, it is easy to be cleverer than conceited simpletons like Chernov, the petty-bourgeois phrase-monger, or like Martov, the knight of philistine reformism doctored to pass for Marxism. Properly speaking, the point is not that Milyukov, as an individual, has more brains, but that, because of his class position, the party leader of the big bourgeoisie sees and understands the class essence and political interaction of things more clearly than the leaders of the petty bourgeoisie, the Chernovs and Martovs. For the bourgeoisie is really a class force which, under capitalism… and which also inevitably enjoys the support of the world bourgeoisie. But the petty bourgeoisie, i.e. … cannot… be anything else than the expression of class impotence; hence the vacillation, phrase-mongering and helplessness…

当然，比像切尔诺夫这样自负的傻瓜，小资产阶级的短语贩子，或者像马尔托夫这样被篡改成马克思主义的市侩改良主义骑士，更容易更聪明。正确地说，重点不在于米留科夫作为一个个体的大脑更多，而是大资产阶级的党领袖由于他的阶级地位，比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更清楚地看到和理解事物的阶级本质和政治互动。因为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一种阶级力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避免地得到世界资产阶级的支持。但小资产阶级，即......不能……除了阶级无能的表现之外，还有其他任何东西;因此，摇摆不定、胡言乱语和无助......

[Menshevik leader] Martov showed himself to be nothing but a philistine Narcissus when he declared in his Berlin journal that Kronstadt not only adopted Menshevik slogans but also proved that there could be an anti-Bolshevik movement which did not entirely serve the interests of the whiteguards, the capitalists and the landowners. He says in effect: “Let us shut our eyes to the fact that all the genuine whiteguards hailed the Kronstadt mutineers and collected funds in aid of Kronstadt through the banks!” Compared with the Chernovs and Martovs, Milyukov is right, for he is revealing the true tactics of the real whiteguard force, the force of the capitalists and landowners. He declares: “It does not matter whom we support, be they anarchists or any sort of Soviet government, as long as the Bolsheviks are overthrown, as long as there is a shift in power; it does not matter whether to the right or to the left, to the Mensheviks or to the anarchists, as long as it is away from the Bolsheviks… ‘we’, the capitalists and landowners, will do the rest ‘ourselves’… History proves it. The facts bear it out. The Narcissuses will talk; the Milyukovs and whiteguards will act.”

[孟什维克领导人]马尔托夫在柏林的日记中宣称，喀琅施塔得不仅采用了孟什维克的口号，而且还证明了可能存在一场不完全服务于白卫兵、资本家和地主利益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这表明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市侩水仙。他实际上是在说：“让我们对所有真正的白卫兵欢呼喀琅施塔得叛变者并通过银行筹集资金援助喀琅施塔得这一事实视而不见！与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相比，米柳科夫是对的，因为他正在揭示真正的白卫军的真实策略，即资本家和地主的力量。他宣称：“只要布尔什维克被推翻，只要权力发生转移，我们支持谁，无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任何形式的苏维埃政府，都无关紧要;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孟什维克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只要远离布尔什维克......“我们”，资本家和地主，将“自己”完成剩下的事情......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水仙会说话;米柳科夫和白卫军将采取行动。

“You must have noticed that these extracts from the whiteguard newspapers published abroad appeared side by side with extracts from British and French newspapers. They are one chorus, one orchestra… They have admitted that if the slogan becomes “Soviet power without the Bolsheviks” they will all accept it. Milyukov explains this with particular clarity… He says he is prepared to accept the “Soviet power without the Bolsheviks” slogan. He cannot see from over there in Paris whether this is to be a slight shift to the right or to the left, towards the anarchists. From over there, he cannot see what is going on in Kronstadt, but asks the monarchists not to rush and spoil things by shouting about it. He declares that even if the shift is to be to the left, he is prepared to back the Soviet power against the Bolsheviks…”

“你一定注意到，这些在国外出版的白卫报的摘录与英国和法国报纸的摘录并排出现。他们是一个合唱团，一个管弦乐队......他们承认，如果这个口号变成“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政权”，他们都会接受。米柳科夫对此的解释特别清晰......他说，他准备接受“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他无法从巴黎的那边看出这是向右还是向左，向无政府主义者轻微的转变。从那边，他看不到喀琅施塔得发生了什么，但要求君主主义者不要急于大喊大叫，破坏了事情。他宣称，即使左倾，他也准备支持苏维埃政权反对布尔什维克......”

Ficciones

妇女、国家和革命：苏联家庭政策和社会生活（1917-1936年）第七章

本章为知乎翻译，仅搬运自用

第七章 生育控制：女性与国家的博弈

妇女、国家和革命：苏联家庭政策和社会生活（1917-1936年）第一章（太忙了过俩月再写）

布尔什维克愿景的起源：不被束缚的爱与女性自由

扔掉家里的锅

“打倒羞耻！”：性爱国际与苏维埃国家 前言（停止更新）

前言

二十世纪发生了什么？

妇女、国家和革命：苏联家庭政策和社会生活，1917-1936年 前言

剑桥冷战史 第一卷：起源：第五章 苏联与世界 1944–1953 年

战后的计划和意图

走向“坚韧”政策

苏联走向冷战

再战仇雠

满怀信心地迎战帝国主义

斯大林和冷战

本篇为知乎翻译搬运

剑桥冷战史 第一卷：起源 第四章 美国大战略的形成，1945-1952

挑战与志向

采取遏制战略

大战略的出台

有限战争，全球优势

本篇为知乎翻译搬运

剑桥冷战史 第一卷：起源 第一章 冷战与二十世纪的国际历史

冷战与二十世纪的国际历史

History and historians历史与历史学家

Politics and economics政治与经济

Science and technology科学与技术

Culture and ideas文化与思想

Change 改变

马雅可夫斯基——《向左进行曲》

马雅可夫斯基——《革命颂》

【翻译】Truth About the Kronstadt Mutiny 喀琅施塔得兵变的真相

THE LASTING MYTH OF KRONSTADT

喀琅施塔得的永恒神话

LEADER OF THE MUTINY PETRICHENKO

兵变的领导人佩特里琴科

HOW THE MUTINY WAS ORGANIZED

兵变是如何组织的

This was the necessary ideological preparation for the mutiny.

这是兵变的必要意识形态准备。

THE KRONSTADT DEMANDS 喀琅施塔得的要求

WHITE GUARDS AND CAPITALISTS IN KRONSTADT

喀琅施塔得的白卫军和资本家

THE REACTIONARY PROPAGANDA CAMPAIGN

反动宣传运动

“SOVIETS WITHOUT COMMUNISM! DOWN WITH COMMUNISM!”

– IDEOLOGY OF THE KRONSTADT MUTINY

“没有共产主义的苏联！打倒共产主义！“

—— 喀琅施塔得兵变的意识形态

ANTI-SEMITISM 反犹太主义

WHY DIDN’T THE BOLSHEVIKS NEGOTIATE A PEACEFUL SETTLEMENT?

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不通过谈判达成和平解决方案？

TROTSKY’S ROLE 托洛茨基的角色

DEFEATING THE MUTINY 击败兵变

APPENDIX. LENIN ON KRONSTADT:

附录：列宁谈喀琅施塔得：

第七章生育控制：女性与国家的博弈

“打倒羞耻！”：性爱国际与苏维埃国家前言（停止更新）

妇女、国家和革命：苏联家庭政策和社会生活，1917-1936年前言

剑桥冷战史第一卷：起源：第五章苏联与世界 1944–1953 年

剑桥冷战史第一卷：起源第四章美国大战略的形成，1945-1952

剑桥冷战史第一卷：起源第一章冷战与二十世纪的国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