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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苏维埃公共保健事业的战后五年计划

Sat, 12 Sep 2026 19:53:27 +0800

苏维埃军队对希特勒德国和对帝国主义日本的历史性的胜利，促成了“渴望已久的和平降临到全世界人民中间来了”（斯大林）。苏联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又一度进入了和平建设和战争创伤的平复时期。

在希特勒军队占领过一段时期的城市和乡村，公共卫生制度大受破坏。法西斯侵略者焚毁了医院和防治所，摧残了各种儿童机构和农村医药设施。法西斯短时期的占领已经对于许多苏联公民的健康产生绝恶劣的影响。

不言可知，要恢复在最困苦的战争年代所遭受的摧残，有许多艰难的工作必须由公共卫生工作者去完成。他们要在短时期内使人口正常地繁殖，要增进劳动人民的健康，制止疾病发生和蔓延，和复员卫国战争中的残废军人。

这些医务工作的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任务，都在胜利完成。苏联人民不仅在恢复法西斯侵略者所摧毁了的一切，并且大规模地建设起新的来。至于医药机构则早已超出了战前的数字。

在战前，苏联的医院病床是七十三万五千只，可是到了一九四八年已经有七十九万只以上了。防治所和诊疗站是数目比战前多了七千个。助产院和儿童机构也发展得很快。普通医师和专科医师的数目大大增加。医疗预防和科学研究机构的技术设备及供应均臻完善。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苏联公共保健事业的进展，比战前到达一个更高的标准。全面出动去扩大和改进医药服务，提高医疗和预防的标准，和一般的卫生工作，这些一贯是苏联医药机构工作活动的主要特点。

城市中的医药服务早就包括了专科医师的治疗工作。在战后，公共卫生当局设法派遣专科医师到乡村里去服务。为达到这个目的，几千个医师已经在高级训练学院、医学院，或其他医药机构经过了学习，或正在学习中。

战后公共卫生当局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医院和诊疗站的合并。在这个措施的前一个阶段，一个病人由诊疗站送到医院去之后，诊疗站最初诊治他的医师就不再有机会看见他了。目前已经不再如此，因为这两个机构现在是紧密地联系着的。

乌克兰的城市和乡村是遭受法西斯侵略者摧毁得最厉害的。它的医务工作的扩充和改进，有力地证实了苏联公共保健事业在战后的成就。

在这个苏维埃的共和国里，自从战争结束以后，已经有八十万户集体农庄的农民的家庭，约有二十万个工厂建筑，和二万七千个文化和公共事业机构的建筑都恢复了，或是完全新建的。

在目前，乌克兰城市的医药机构是战前的百分之一百零二，乡村的医药机构是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农村里的医师的数目差不多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指派到农村中去工作的一千二百个医师，都经过了专门训练。分娩期间需要的医药设备也大量增加，一九四六年乡村中百分之八十二的分娩是得到医药照顾的，一九四七年是百分之八十六·一，一九四八年是百分之九十·一。

以上这些事实正是苏维埃保健事业迅速发展的最有力的证明。

苏维埃政府为了保护劳动人民的健康，建立了许多广泛地散布开来的机构。公共卫生当局的领导之下差不多有二十万个医师和几十万个中下级医务工作者。关于医务人员的训练，专业化和改进技术，和关于科学研究机构的成绩，政府在战后都予以特别注意。这对于医学的发展是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的。

苏维埃政府，自从建立以后，一直在推进国内科学的进步的。我们伟大的科学家巴甫洛夫在伟大的克里姆林宫招待出席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会议的外国代表时这样说：“你们已经听到，也已经看到科学在我国占着怎样优越的地位，我想举一个例子说明我国政府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我们，科学界的领袖们确实心里总是感到不安，唯恐政府把这许多资源交给我们处置，而我们的成就却赶不上政府对我们的厚望。”

包括医学研究在内的各种科学研究的经费一年比一年增加。政府给我们的科学研究机构添置最新的设备，供给我们的科学家所需要的一切条件。而苏维埃的科学家，这些苏维埃社会所培养的新的知识份子的代表，竭尽他们所有的力量和知识为他们的祖国服务。

一九四一年六月罗斯福总统在国会里报告美国的科学成就的时候，曾强调指出苏联的科学和人民的需要与利益是紧密地结合着的。他说：苏维埃科学的目的不是为更高的利润，而是为劳动人民谋福利。其次，苏联的和其他国家的科学研究，最主要最基本的分别，不是在于它卓越的技术方式，而是因为它和社会生活是完全合为一体的。

伟大的列宁早已预见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把科学从资产阶级的枷锁里，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用来使生活更加安适，以及为劳动人民增加福利。

苏联公共卫生事业的五年计划中所获得的成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新的远景。

虽然已经有了许多成就，苏联劳动人民的文化要求的不断提高，却需要医务工作者用更大的努力去接连着改进群众的医务工作。

苏联医学研究院，建立于一九四五年的，和全国广泛的医药机构、诊疗站和医院，都在从事研究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方法。它们也研究关于清洁卫生和公共伙食等更重要的问题。

我们科学家的成就，为目前的五年计划，在公共卫生方面所要完成的重大任务打下了基础。

自从苏维埃制度建立以后，苏联的医学是大步迈进着。它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培养下长大起来的，在保卫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巩固起来的，它和人民是紧密地结合着又是忘我地为他们服务的，它在苏联公共保健工作中的成就是足以自豪的。经过人民和医务工作者的努力，革命前医药的废墟上面已经建立起了一座新的建筑，一座世界上没有匹敌的苏维埃公共卫生事业的新建筑。

苏联在公共卫生方面的伟大成就生动地、同时也强有力地说明了斯大林对人类的关心。它们证实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无可置辩的优越性。

第十章卫国战争时期的公共保健工作

Sat, 12 Sep 2026 17:41:41 +0800

苏联人民在许多斯大林五年计划的年份里不倦地工作着，奠定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稳固的基础。可是，德国法西斯的猖狂进攻打断了我们的和平建设。在他们伟大的领袖的号召下，全苏联人民都起来保卫祖国，抵抗敌人。

“我们应当立刻在战时规范上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把一切都用去服从于战线上的利益，服从于组织击溃敌人的任务。”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斯大林同志在他的演讲里这样说：“我们应当组织各方面帮助红军的工作，保证红军有更多的人员补充和一切必需的供给，组织运输迅速运送军队和军用品，广泛救护伤兵。”

苏联人民，在天才的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纷纷拿起武器，保卫和平、自由和文化，抵抗野蛮的法西斯的侵略。

卫国战争的胜利，医务工作者的功绩是不小的。几千个医师。助医和护士在苏联军队中表现了不少英勇的事绩，给伤病员最好的照顾，他们自我牺牲地为每一个伤病员的健康和生命而战斗着。在后方的医务工作者不遗余力地为前线服务。他们有的在后方医院里服务，有的在战区的防空部队里当医官，有的做防止在战时不可避免的传染病蔓延的工作。在不堪想象的困难的环境中，医师和他们的助手有效地展开了医药服务工作，保护了前线战士们的健康和生命。

斯大林同志强调指出：“苏联已经处在敌人的包围中，全国人民必须保持一种随时准备动员的状态。”医务工作者把他们领袖的话当作是一条法令，随时随地做好准备。战争大规模地在我们国土上蔓延。伤兵不断增加，要给他们适当的医药护理，有训练的医务人员便更为需要了；所有医学院和其他医药机构，还有那种一个月的、十天的、和其他的短期训练班，都负责改进医师的学力，来做好这种战地服务的准备。

一九四一年是最悲惨的一年。战争已经在莫斯科近郊进行。法西斯的侵略者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的军队不断压迫苏军后退。

不过在那时候，在战争的最初和最艰苦的几个月里，苏联军队的医药服务已经小心地、一点一滴地，在收集着为伤兵服务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是就在血腥的战场上获得的，科学研究的会议也时常在前线召开。

我们不妨再作一个比较，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中，第一次外科医疗会议还是在一九一七年，在战争爆发二年又八个月之后才召开的。

这些会议对于前线的医师是十分重要的学习机会，同时这些会议的成就也是伟大的。每一次新的会议，参加人数每次增加，讨论的问题也每次增加。

这些会议特别生动地表示出，我们的军医绝不采用过时的方法，他们都能适应当时的需要，尽量运用他们各门专科的新发明，并不断地寻求最有效的治疗法来医护伤兵。

经过苏联军队的医药服务，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伤病员是完全治好的。这样的成就仅有毅力、知识和经验还是不够的。所有医务工作者还须要有创造性、积极性和机智。我们的医师、助医、护士、看护兵和担架夫，都完善地配合着各人的任务表现出他们热烈的爱国主义。

战时的医药服务能有成就，还是由于和平建设时期建立起来的公共卫生组织已经造成了卓越的人材和辉煌的传统。

后方的医院也需要大量的外科医师。为了适应这个需要，许许多多助产医师、妇科医师、小儿科医师和解剖学家，在政府的号召下，都到医院里去学习这门新的本领，胜任地来为伤兵服务。

在为伤病员服务一方面，劳动人民自身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小的。响应红十字会和红新月社的号召，女工、家庭妇女、女学生、女职员都学习看护，展开急救站和医药站的工作

对于战时医药和战胜法西斯侵略者有无穷贡献的是我们的科学家。不论在前线或在后方工作，他们尽他们所有的才能和精力为祖国服务。苏维埃的科学家是科学界的模范，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不脱离群众，也不自高自大，准备着为人民服务，把他们的科学成就贡献给人民；不是强迫的，而是自觉自愿为人民服务的。”

战前在医院、实验室、学院和大学、和专门研究机构所获得的科学研究的成就，都尽量在战争时期利用。科学家运用了新的治伤方法，克服炮弹震动症的新方法，和新的手术。特别值得提起的是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费拉托夫教授（Prof. Filatov）的皮肤移植法。有特殊重要价值的是科学院院士布尔金哥（N.N.Burdenko）的神经系统手术法。在以前的战争中，头部受伤认为是致命的。现在我们要感谢苏联的神经科学家，多多少少士兵和军官头部受伤，终于完全治愈而能正常工作。

在输血一方面，苏联的科学家在全世界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他们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治疗的方法，并且发现了保存血液的新方法和代用品。输血技术大大简化，并设法使血液保存的时间比以前加多好几倍。

在卫国战争之前，在我国已经有世界上任何地方不能比拟的、广大的输血站，各站都保存着他们地区里所有的输血者的记录。世界上第一个血库——在莫斯科的中央血库，创立于一九二六年，从一九三一年起在各共和国，各区各乡也都开始建立起血库和输血站。这个组织适应了战时军队输血的需要。在中央血库和其他血库，将后方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妇女，忘我地输赠给我们战士的数千吨的血液，用火车，飞机和卡车运到前线去。输赠血液的包括工人、职员和知识分子。苏联人民输的血挽救了千千万万前线战士的生命和健康。

苏联的科学研究机构研究出新的方法，能在同一时候预防几种传染病。

苏联公共卫生工作在前线和后方的成就，不仅由于医师、助医、护士和看护兵具有应有的知识，主要由于他们在工作中所表现的忘我精神。为表扬这种精神，他们有几万人得到政府的嘉奖。那时候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加里宁，为了嘉奖在卫国战争期间有卓越的表现的医务工作者，赠给布尔金哥“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和“镰刀与钉锥金奖章”及“列宁勋章”。他说：“这种光荣的赠予，说明红军中的医药工作，和空军或炮兵是同样重要的；军队需要医务工作者跟需要战士和司令员是完全相同的。……政府的努力并没有落空。正由于这些努力，所以到了战争期间，到了国家资源缺乏的期间，我们苏维埃的医药却在一个高的水平上。”

在卫国战争期间所获得的医学上的新发现和新经验，我们已不必再强调它的重要性了，受惠的不仅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还有我们的下一代

因此，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定，对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的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内苏联医学所获得的经验去作更深入的科学研究和一般化工作。公共卫生部和苏联军事医药行政处聘请了杰出的科学家，专科医师和曾在前线或后方为伤病员服务过的普通医师去进行这些工作。计划在最近几年中编纂一部卷帙浩繁的《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苏维埃医药的经验》；无疑地，这将是对于世界医学宝藏的一个宝贵的贡献。

第九章医务工作者

Sat, 12 Sep 2026 12:18:21 +0800

在革命前，全俄罗斯共有十五个医学院，包括大学的医科和女生高级班，总共有六千八百个学生，每年毕业一千五百个医师。这些机构也不是平均分布在全国的，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只有一个，就是托姆斯克大学的医科，在中亚细亚和高加索一个也没有。

苏联政府在国内战争时期已经开始设立机构，训练医师和普通医务人员。革命后的几年里面，一方面由于医务工作者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由于青年人求知的热诚，已经建立了十六个新的医学校了。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出训练干部的决定，把医药教育交给了人民公共卫生委员会，医学教育机构的数目显著地增加了。不过高等医学教育的真正开花时期——改进教学，建筑新校舍，添置新的教学设备等——是在联共（布）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大会上斯大林同志曾作历史性的演说，指出改进医学教育的必要。

现在苏联已经有八十个以上，有几万个男女青年学生在里面学习的医科大学。在卫国战争时期，不仅没有减少，有些城市反而增加了许多新的医科大学。

进医科大学必须有入学许可证。入学考试成绩好的，或在中学毕业拿过金牌奖章或银牌奖章的，得优先录取。

所有苏联的医科大学学生也就是说，所有高等学校学生都享有助学金，除非他们功课的成绩太坏。城外的学生还供给宿舍。

在一九四五年之前，医科的学习年限是五年；从那一年起延长到六年，以造就知识更广博的医师。这六年中间，学生在稳固的理论基础外又能获得相当的实际经验。为吸收实际经验每一个学生每年要根据一定的计划，在有经验的专科医师的指导下，到医院、诊疗站、医药站去工作。

在有些比较大一些的学院里，除医疗各系外，还设有小儿科及卫生系；在有些城市里有专门的小儿科和卫生学院。

关于发展公共卫生工作的五年计划中，包括训练大批医师。一九五零年的医师数目应比一九四六年增加一倍，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到面对着这些医学院的是一个如何伟大的任务，只有苏联那样的国家，方能在五年之内训练出几万个胜任的医师。

如果我们看一看列宁格勒的、在一九四七年曾庆祝过五十周年纪念的巴甫洛夫医学院的情形，我们就能估量得出苏联医学教育的规模之大。它在五十年中间所训练出来的一万二千三百七十八个医师里面，有一万个是毕业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的。

为了受到充分的高等教育而有资格接受这种光荣的科学工作者，苏联于一九三四年颁布科学博士和科学学士的学位。一个医生要得到学位必须向一个学院的科学委员会提出论文，并辨明他能独立进行科学工作。教授的资格必须是科学博士，讲师和助教的资格必须是科学学士。

一九四六年医学大学的教员中已经有二千个科学博士和四千五百个科学学士。例如，莫斯科第一医学院，在它五十三个系的教员中有八十多个科学博士和二百个科学学士；基辅医学院有五十个科学博士和一百五十个左右的科学学士。从那时候起，医学院的教员中得有学位和科学院的衔头的大量地增加起来了。

我国国内有领导地位的医学科学家，一方面承继卓越的教授所建立的传统，另一方面在他最有天才的学生中训练他们的承继者。

可是我们不要以为苏联的医学院只是训练一些医生出来的学校。伟大的俄罗斯外科专家彼罗哥夫很早以前就说过：“只有教学而没有科学研究工作，那只是一种浮面的光彩，不管它外表怎样漂亮。”每一个医学院都是一种重要的科学机构，教学以外必须进行高深的科学研究工作。伏龙涅什医学院（Voronezh）就可作为这样的机构的典型例子，一九四五年它的教授和讲师总共完成了一百二十七个题目的科学研究。

高等学院的科学研究的特点就是集体力量，每一个科学问题往往由不同的专家合力来研究。

苏维埃青年对科学的兴趣是那么浓厚，当他们还在学校的时候，就找出时间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工作。医学校的学生有很多科学社团，把从事科学的青年团结在一起。教授们和讲师们也从不会忘记伟大的俄罗斯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所指示的，一个青年科学家所必须具备的品质：恒心、沉着、耐性、虚心和对科学的热情。

一九四六年在俄罗斯共和国，举行了一个医学院学生的科学论文比赛，评判员和俄罗斯共和国的公共卫生部发现各学院选出来的七十八篇论文中间，有三十一篇值得印成专册的，其中十一篇得了奖。在一九四六年的上半年，莫斯科第一医学院有二百篇学生的论文在科学社团中宣读，有三十篇左右在科学社大会上宣读，其中很多是有科学研究价值和实用价值的。

训练医生并不只是关紧在医学院里学习。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由政府统一训练高级医务人员的国家。这个训练制度，一方面训练例如内科、外科、肺痨等专科医生，另一方面训练能跟得上最近的医学科学研究和最新的治疗法的专家。

我们国内现在有十一个培养医生的高级训练机构，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只有一个。在这方面政府每年要拨出很大的基金，并且发出过几道命令，责成公共卫生当局系统地派调城市和乡村的医师到这些机构中去进修。这样的机构在国内最早的是列宁格勒，在革命前每年去受训的只有三百人，现在每年到这个机构去受训的有一千五百至二千人。在莫斯科的中央医务人员高级训练所，从创立到卫国战争爆发的十一年中间，曾经有四万以上的医师在这里进修过。除了这样的机构，正常的医学院各系科，各区医院，和其他专门的医学和科学机构也都可以供给医师进修和改进技术。

中央医务人员高级训练所于一九四七年开设专门课程，训练在公共卫生组织中做领导工作的医生；这些课程专为医学界从事组织工作的医生而设的，受训的是各区各城的公共卫生高级干部。这个训练所里还有别的课程，专为公共卫生的其他各种组织的领导者而设的。

苏联对于中级医务人员的训练也予以绝大注意。公共卫生机构设有相当数量的中等医科学校，学生人数有好几万。

除训练助医和护士的中等学校之外，还有专门训练牙医师、镶牙师和药剂师的学校。

中级医务工作者一般进修的方式是到较大的医院里的专修班去，在那里还可以得到必需的实习训练。

苏维埃时代的医科大学已经成长而巩固了，并发展而走上了科学界的前哨。它们训练和教育出来的医师都是胜任而不辞艰苦的，无穷地热爱他们的祖国的。

自从苏维埃制度建立以后，医师和医务工作者不仅在数量上增加了几倍，他们在知识上和技术上也都改进了。苏维埃制度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医生，有公民道德的医生，公共卫生的保护者，他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医生是没有一点相同的。

“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九一七年以前俄罗斯人了，我们俄罗斯也不再是以前的俄罗斯了。”日丹诺夫同志在一九四六年九月间一个演讲里曾经这样说。我们把他的话引伸一下，也就是说，苏维埃的医药已经不是革命前俄罗斯的医药了，苏维埃的医生也不再是以前的医生了。

第八章制药工业

Fri, 11 Sep 2026 23:57:57 +0800

医务工作和病人治疗，大部分还是靠药品，所以要大规模建立制药工业，去制造药品和化学成品。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制药一直是一种私营企业，同时制造方式也很原始。药厂的主人对改进药品是不感兴趣的，唯一的兴趣只在增加利润。

自从消灭了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私有制，医院及工厂收归国有，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委员会又规定制药业必须国营。那时候起，制药厂和药房便大量增加，药品和病房必需品的供应情况也一年比一年改进。并且普遍设立药站、药房和药摊出售卫生用品和药品。在最近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每个有十五只病房以上的乡村医院都会有它自己的药房，其他巡回医药组和有助医负责的较大的医疗站里也都会有药房。

在沙皇俄罗斯，根本谈不上制药工业，一半以上的药品是进口货；重要药品的百分之九十八是进口的。革命以后，制药工业和医疗器械工业都建立起来了——这两种都是我国新兴的工业。现在苏维埃的工厂已能够制造各色各样的药品，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医疗和预防的药品；药品进口几乎完全停止了。

一九一三年沙皇俄罗斯的药品生产的总额是二千万卢布；一九四零年苏维埃工厂的产药量达到六亿五千万卢布。

制药工业有迅速的改进。由于制药工业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建议，用了新的制药方法，制药工业的工作效果已显著地提高了。医生处方用药的生产发展得很快，在最近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要有百分之七十五处方用药可以随时供应。同时建立许多化验室和检查站，郑重检查药品的品质和消灭错误。

苏联的药剂科学研究机构从事新药品的研究工作和制造方法。

在战争时期，制药工厂开始生产最新的复杂的药品，例如磺胺类药品，盘尼西林等。苏联站后的制药工业，在制造药品和医疗器械方面，又有新的进展。

第七章体育和运动

Fri, 11 Sep 2026 23:37:40 +0800

体育和运动在苏联是被认为非常重要的。党和政府在革命成功以后最初的几年中，已对体育极端注意，认为是增进健康和培养新的社会主义的下一代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九二五年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下列这样一个决定：“体育不应该刚从体育教育和锻炼身体的观点去看，它也是一个青年人的教养的，职业的和军事的一种训练……同时也是教育群众的一种方式，因为体育发达以后，就会增强意志力，集体的习惯、毅力、勇敢和其他宝贵的品质。体育不应该认为只是各种游戏，体育技术、户外活动等体格训练；它和社会的和个人的卫生，职业的和家庭的卫生都有有机的联系的；它尽量利用大自然的力量来养成一种工作和休息的健全的规例。”

在革命前，俄国没有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到处有体育的社团，可是里边的成员都是富家子弟。在革命之后才有一个中央行政机构来领导一般军事训练，体育活动和体格训练；一九二三年六月七日全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成立全俄罗斯体育总会。一九三一年举办准备参加劳动和国防的证章的甄别试验，其最低标准是有许多种的体育操练必须及格。一九三四年已有五百万青年男女经过了这个考试。体育的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城市和集体农庄、在陆军和海军、在学校和学院。参加人数从几千人增加到几百万人。在每年全苏联的体育节，有几万个运动员参加表演。体育和运动在我国确已变为一种真正群众性的运动了。

这个运动经常有医药的照料。在苏联体育的目的是使人调和地发展；锻炼体格，同时也锻炼毅力、勇敢和自制力。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里的体育机构，都在那里研究体育对人体组织的影响，并训练专门医生和体育教员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体育，作为一种锻炼体格的有利因素和工作后的娱乐，对于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是一般重要的。

苏联的体育运动的特点是它的群众性，它的健全的科学基础和卓越的记录。这是系统地去改进了体育和体格的锻炼，训练的方法和成熟的技巧所必然有的结果。

相反地，在资本主义国家，体育是商业化的，是赚钱的生意经。只要求运动员精疲力尽地去创造记录，毫不顾惜他们的健康。

只有在苏联，体育才能在它应有的地位上，培养着年青的一代。体育在卫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苏维埃的战士都是最能忍受艰巨的，他们的体格又都是最强壮的。

第六章休养院疗养院和天然疗养地区

Tue, 08 Sep 2026 13:32:18 +0800

斯大林宪章中关于苏维埃公民休息的权利，不仅保证了工人及职员的工作时间和每年保有原薪之休假，并且供给他们享用休养院，疗养院和天然疗养地区的广大机会。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只有富人才能到疗养院和天然疗养地区去进行治疗，劳动人民是做梦也做不到的。苏维埃政府宣布天然疗养地区是国家的财产。座落在全国各地——在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在中部区域和远东——风景区的沙皇和公爵的宫殿以及地主和资本家的大厦别墅都开放给劳动人民作为休养院和疗养院。此外还大规模地新建布置完善的、具有任何种类的特效治疗设备的疗养院和天然疗养地区的房屋。

把革命前的和苏维埃政权下的疗养院的情况来比较一下，就可对苏联的疗养院和天然疗养地区的发展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在一九一三年，俄罗斯的疗养院只能容纳二千人，一九三九年苏联已经有三千五百二十四个可容四十二万二千五百三十五人的疗养院和天然疗养地区的机构。只在一九三九年一年中间就有六百万人到这些地方去进行医疗和休息治疗。

疗养院和休养院大受德国法西斯侵略军的损害。不过在战后五年计划中已经决定完全恢复克里米亚南岸和高加索矿泉那些有全国重要性的天然疗养地区，并且还要广泛地建立许多新的疗养院。乔治亚和索赤（Sochi）的天然疗养地区，和高加索的矿泉浴池都已完全恢复；在克里米亚、敖德萨（Odessa）、乌克兰和俄罗斯共和国的西部的也都快恢复了。

除有全国重要性的天然疗养地区之外，还有许多地方的疗养院和天然疗养地区也发展得很快。在苏维埃广大的土地上，科学家发现了许多泉水和土壤有治疗作用，还有某些地方的气候对某些疾病有良好的效果。在地方苏维埃的帮助下，集体农庄，企业机构和公共卫生当局正在那些地方建立休养院和疗养院。劳动人民在天然疗养地区治疗的一年比一年增加了。苏维埃政府每年在疗养院的医疗工作上面，要费用二十万万以上卢布。

除了供给好的饮食和医药之外，休养院还供给工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种种便利，使他们能在文化环境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疗养院为适应患肺病的、神经系病的、胃病的和其他病的病人的需要，尽量在他们治疗期间利用矿泉浴。泥水浴和气候；尽量运用医药科学上的最新发现，为达到这些目的，设立了许多设备完善的部门和实验室。

对于改进天然疗养地区，政府予以特殊对待的注意。建立新的公园，改善旧的公园，布置海滨浴场，和装配最新式的卫生设备。为了发展这些地区政府拨付了巨大的经费。

斯大林宪章所赋予苏维埃公民的休息和休养的权利，是建立在国家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的基础上面的。

第五章妇儿保健工作

Tue, 08 Sep 2026 13:00:21 +0800

革命前俄罗斯妇女的命运是无比的艰苦；她们的生活是没有什么乐趣的。她们过着无乐趣的母亲生活，永久被耗尽精力的劳动，贫困和压迫所追赶着。

下边是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中的主角，米哈尔佛拉索夫（Mikhail Vlasov）的妻子拉盖娅·妮洛芙娜（Pelagaya Nilovna）这样描写她自己的命运：

“当我想到我自己的生命——喔，慈悲的耶稣！我为什么要活着呢？劳动……挨打……除丈夫之外从不看见别的什么人……除恐慌之外从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事情！从没有注意到巴凡尔（Pavel）是怎样长大的；当我丈夫还活着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爱他还是不爱他。我所想的和我所发愁的只有一椿事情——怎样把好吃的东西去喂饱我这个畜生，怎样讨他欢心不要让他等待，这样他总不至于又发怒，威胁着要打我——这样他也许会可怜可怜我！可是我不记得他曾经可怜过。反正他常打我，就像打的不是他的妻子，而是别的什么和他有怨气的人。我二十年来就是这样生活着的，甚至连结婚以前的情形我也记不得了。我想往后想的时候，我就像个瞎子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好像混身什么都让人家掏空了，我的灵魂也紧紧地被封锁着——又聋，又瞎……”

一个女工的工作时间要比男子的长，报酬反而少。劳动的法律并不把妇女的工作条件包括在内。一个女工甚至在分娩前都不准请假。失业的恐怖对她们是那么大，孕妇始终是照常工作，就在工厂里，长凳旁边或者洗衣室里分娩的事情不是不常有的。

雇主的专横是无边的。甚至在禁止妇女和儿童做夜工的法律公布之后，工厂老板还是无耻地逃避这条法律。

在帝俄时代妇女和儿童的死亡率非常高，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百分之九十五的妇女，在分娩期间，得不到任何的医药服务。儿童的死亡率也高，要比西欧各国高出三倍或四倍。

革命前的俄罗斯，全国有几万万人口，助产院只有不到七千只产妇病床，永久性的托儿所里只有五百五十个床位，季节性的托儿所里有一万零六百个。除季节性的托儿所之外，大部分即使设备很差的托儿所也都是设在城市里。

物质没有保障，迫使劳动人民把他们年轻的儿童送到工厂里去做工，或是为商人或富农打杂差。超过他们体力的劳动妨碍了儿童的发育。那时候存在的少数几个育婴堂都名符其实地被称为“安琪儿制造所”，因为里面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二至八十七。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根本改变了我国妇女的命运，给予她们和男子同等的权利。苏联政府保障母亲的福利，斯大林宪章中这样规定：

“苏联妇女在经济的、国家的、文化的和社会—政治的生活各方面，均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

“妇女此种权利，可能实现之保障为：妇女在有与男子同等获得工作、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社会保险及享受教育之权利，国家保护母亲及儿童的利益，国家补助多子女的母亲及单身的母亲，给予妇女在产前产后保留原薪之休假，以及助产院，托儿所及幼儿园之广泛设立。”

除享有一般公民的权利外，工厂女工和办公室女职员还享受其他的特权，她们在分娩前后可以得到保留原薪的休假，生产以后她们还可得到一笔婴儿服装费，每隔三个半小时她们可以离开工作去护理婴儿。

保障劳动的法律这样规定，女工或其他职业妇女，从怀孕第五个月起，没有她们自己的同意，不得派她们到外埠去出差。这条法律还规定，如果拒绝雇用孕妇或育婴的母亲，或减少她们的待遇都是违法的。

集体农庄的妇女也同样可以享受特权。农业劳动组合条例规定她们在产前产后各有一个月的假期，工资照每月工作日的二分之一计算。育婴的母亲也得定时离开工作去喂奶。

苏维埃政权一建立的时候就对妇儿保健工作，予以特别注意。一九一七年列宁签准了好多条关于这个问题的法案，其中一条是政府号召劳动人民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来协助公共卫生工作：

“女工们，劳动的公民们，母亲们，你们的心是最容易受到感动的；你们，新社会秩序的勇敢的建立者；你们，崇高的教育工作者，儿童医师和助产士——新俄罗斯号召你们全心全意来建立保护下一代的社会安全的新制度。”

这样，苏维埃的法律保障了苏联妇女的特权。“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里已经不再有女子被奴役的痕迹了，”列宁在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第四次莫斯科女工会议上曾经这样说过。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公布的法案奠定了国家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基础。

政府拨付大批款项建立广大的妇儿保健机构。一个城市的孕妇是由她所在地区的妇女保健院来护理的，她可以得到产前和产后的医药照顾和关于卫生的忠告。孕妇情况是否正常，产后母体健康如何，保健院的医师都经常检查。如果他认为需要的话，他可以请其他专科医生来会诊，他可以保送妇女进休养院或疗养院。产妇进助产院是保健院保送去的。

在怀孕期间如果发现有复杂的情况，孕妇可到助产院里专门的部门去请求治疗。

保健院还设有法律保障部，它的责任是：在需要的时候，保护母亲们的权益。

在卫国战争前夕，助产院及其病床数都已大量发展，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高尔基、明斯克、加里宁、哈尔科夫和其他许多城市的产妇都可得到健全的医院的照顾。一九四零年，苏联百分之八十的城市和百分之六十的乡村的产妇都在最新式的助产院里分娩。

乡村中的助产工作也大规模展开。特别重要的是：为了工作可以普及，当地群众积极参加设立了许许多多集体农庄的助产院；有些村庄里的分娩处所是由集体农庄负担经费的，集体农庄助产院的助产士和药品及其他病房设备则由公共卫生当局供给。

输血和物理治疗在助产院和普通医院的产妇病房里普遍地运用着。

新生的婴儿有另外专门的房间，每个婴儿都接种防痨疫苗。早产的婴儿则在温床间里予以特别照料。

在分娩后，产妇和婴儿就由妇儿保健院照管。保健院的外勤护士访问产妇家庭，教导她怎样护理婴儿，并协助医师经常观察婴儿的发育。又专设牛奶厨房供给婴儿各种食料。儿童保健院也有供奶设备。孤儿就送到孤儿园去由国家抚养。

康太栢里副主教约翰生博士（Dr.Hewlett Johnson）在参观“莫斯科第一儿童之家”时在参观人意见簿上留下这样几句话：

“我以最大的愉快来参观这一个无家儿童的美丽的家。这是一个真正的家，为一定的儿童有一定的爱情的家，同时也是一个有保证健康的科学设备的家。我非常兴奋，看见一个普通士兵的子女被照管得和一个总司令的子女完全一样。我的宗教一向教训我应该这样做，这里确实是做到了。作为一个康太栢里的副主教，这使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

四岁以下的儿童都是在托儿所里长大的，母亲去工作的时候就把小孩送到托儿所去，在她工作完毕回家的时候就把孩子接回来。托儿所里的儿童经常有医务人员照顾，有经过专门训练的护士管理。身体衰弱的儿童特别处理，医药照顾更周到，并且供给他们有治疗作用的饮食。

最近几年来，星期托儿所渐趋盛行。儿童整个星期住在托儿所里，只有例假日才由母亲接回去，这对于单身母亲和寡妇母亲、健康差的母亲和家庭环境不很好的母亲是莫大的恩赐。

在农忙季节，集体农庄的妇女早已体会到季节性托儿所的重要。革命前农村里的儿童死亡率在夏季特别高。夏季托儿所的建立使死亡率尖锐地下降。自从一九二八年以后，播种和收割两个时期的托儿所的数目激增。在有些区城里，夏天还在田野里设立流动托儿所。

不到入学年龄的儿童（四岁到七岁）则进幼儿园。幼儿园像托儿所一样，在工厂、机关和住宅区里都有的。

专门的诊疗站和普通的诊疗站里小儿科担负儿童健康的责任。这些机构除医疗之外还经常检查健康的儿童。他们系统地检查小学和幼儿园的儿童。

有些儿童诊疗站都设立白天疗养院，使学校儿童增进健康方面获得良好的条件。

一般衰弱症、肺病、软骨病等疾病的儿童专科医疗机构网，和普通及专科的儿童疗养院网一年年增加。有些每个夏天托儿所和幼儿园便把儿童带到乡间去。工厂、机关和学校在乡间举办少年先锋队夏令营，并为他们职工的子女在乡间赁屋过夏。这里，在旷野中，在有益于健康的阳光下，新生的下一代，被供给大量美好的食物和健全的医药照料，享受了休息和娱乐并获得了充沛的精力。

苏维埃政府对儿童的关心实在是无穷的。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最初的十年中，虽然在帝国主义干涉，内战和荒芜的情形下，儿童福利机构网早已大量地扩充；以后几年中他们的数量更发展得非常迅速。

野蛮的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后果之一，是这些机构在被蹂躏的区域里减少下来。不过现在它们又迅速增加了，立刻就可恢复原来的情形。以苏联全国论，现在的儿童福利机构要比战前增加了。

有时用巨大的统计数字反不如举一个例子来得醒目。让我们来看一看基辅第二儿童保健院，这是一个典型的保健院，再随便拿一个经过它治疗的儿童的记录作为例子。

小尤拉是一个早产的孩子；当他一个月的时候体重只有二公斤半。他必须特别喂养，他真是弱小得可怜。在十一个月中间，保健院的护士和助医到他家里去访问过十一次，医师去访问过六次。他的母亲带他到院里来请医师检查过十三次。一个护士指导他母亲应该怎样喂哺，怎样换尿布和一般护理。助医或医师都给他按摩、输血、矿质浴和其他运动。此外还给他吃人乳及维生素；人乳在专门供奶的站上可以得到，维生素则保健院备有的。他们还给小尤拉用芥末膏缠裹和注射生理营养溶液。在八个月以后他的体重已增加到九公斤半了，相当于一个周岁婴儿的正常体重。

苏维埃儿童保健制度使医学科学面临着新的任务，因此不仅在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和梯比里斯几个大城市，在其他许多城市也都大量地组织着专门小儿科的医疗机构。革命前的俄国专门研究儿童的生理和病态组织的科学研究机构是一个也没有的，今天的苏联已经有了二十个妇产科、妇儿保健和小儿科的研究机构；在十八个医学院里有小儿科系；五年来小儿科医师的数目已经增加一倍。

为了培养健康、强壮、快乐地下一代，国家拨付大量款项帮助母亲们抚育她们的子女。

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公布一条法令，妇儿保健工作更大规模地展开了。苏维埃政府表示尊重母亲，颁发“母亲英雄”的光荣称号，“光荣母亲奖章”和“母亲勋章”。“母亲英雄”这个光荣称号已经赠给二万九千七百三十六个家庭人口众多的母亲，得到“光荣母亲勋章”的有七十万个妇女，得到“母亲奖章”的差不多有二百万个。例如莫斯科的娜扎罗娃（Yekaterina Nikiforovna Nazarova）。生育了十一个子女，被授予了“母亲英雄”的称号，三种等级的“光荣母亲勋章”也全部给她获得了。

一九四五年政府津贴家庭人口众多的母亲和单身母亲的款项超过二十万万卢布，一九四六年增加到四十万万卢布，一九四七年到达六十万万卢布。从法案公布以后的五年中，即自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政府在这方面的津贴款项共一百三十亿一千一百六十万卢布。

这里是两个生动的例子：叶尔玛科娃（Alexandra Ivanovna Yermakova），以前是一个集体农庄的成员，现在是米高扬（Mikoyan）肉类罐头工厂的工人，自从法案公布之后，获得了“母亲英雄”的光荣和五万三千五百卢布的津贴；她同时得到一所有各种设备的住所。济蒙基娜（Ludmila Vasilyevna Timonkina），一个有十二个孩子的母亲，国家津贴了她六万三千四百卢布去抚育她的孩子。

这法案同时规定，要大量增加儿童医药机构和助产院。只经过五年时间，已经开放了二千五百个新的妇儿保健院和诊疗站。助产院也有很多新建的，收容量增加到五万；集体农庄助产院的数目增加了二千个以上。

在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又开辟了一种新型的机构，那就是母亲之家和儿童之家。这些机构专收容丈夫在前线牺牲而生活十分艰难的，有着婴儿的妇女和有孕的妇女，并收容失去父母的儿童。这些机构免费供给六个月的膳宿和医药。

政府在一九四八年拨给助产机构的经费，比一九四零年增加百分之七十；拨给儿童保健机构的，包括医疗和预防两方面，要增加一倍以上。

我们年青的一代是健康而快乐地生长着。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林同志个人对于儿童和母亲的莫大的关怀便是一个保证。

第四章公共健康保护和苏维埃政府的民族政策

Sat, 05 Sep 2026 23:38:22 +0800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就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不多几天以后，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公布了，把俄国各民族自由发展和各民族权利完全平等定为法律。

这个政策保证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俄罗斯各民族在具体实践中的完全平等和自由发展的机会。农业的进步、工业建设的胜利和民族文化的发展给我们创造了条件，使我们国内各民族的健康有迅速增进的可能。

在帝俄时代，对所谓落后民族的医务工作是完全被忽略的。例如，现在是土耳克曼共和国的地方，在一九一三年只有十一个巡回医药组和几个小医院，这些小医院合起来不过九十只病床。游牧民族就根本没有医师和药品。在同一年，阿尔明尼亚只有十二个农村巡回医药组，全部村庄的医院总共只有七十二只病床。

稀落地散布着少数民族的西伯利亚北部，几乎全部没有医药服务。辽阔的亚库梯（Yakut）区域总共只有十一个医师和五十个助医。

在各非俄罗斯民族的区域里，还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方才有计划地开始建立医药机构。

在非俄罗斯的共和国里，公共保健工作能有所成就，完全由于公共卫生当局能坚决而有步骤地执行政策，执行斯大林同志在第十次联共（布）党代表大会里提出，经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的民族政策：

“民族问题的解决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使落后的少数民族的劳动大众能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有所进步，使他们有可能迎头赶上已经走在前面的中央——无产阶级的——俄罗斯。”

在各民族区域里的医务工作，最初是遇到困难的，由于那些地区的人的普遍落后，生活水准低；还由于喇嘛（Lama）和沙门（Shaman）一类江湖医生的影响；又因为没有本地医生，或是本地的普通医务工作人员。到中亚细亚或北部去的医务工作人员很难得到当地民众的信任。到巡回医药组来看病的最初每天不过五人至十人。由于医务工作人员的不断努力，直到几个月或几年之后，看病的人才渐渐多起来。后来不仅男子来看病，女子也到防治所来看病了，这时候苏维埃的医师可说获得了真正的胜利。又经过了相当时间，苏维埃的医药才克服了偏见和根除了江湖庸医，这样对于以前那些落后民族的生活习惯的基本改造方才有了贡献。

建立新的医学院是联邦和自治共和国公共卫生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西伯利亚，原来只有一个高等学校——托姆斯克（Tomsk）大学，在伊尔库茨克（Irkutsk）、鄂木斯克、诺伏西比尔斯克（Novosibirsk）、克拉斯诺雅尔斯克（Krasnoyarsk）和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现在都有了医学院。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已建立了两个医学院。在巴什基里亚（Bashkir）、乌德摩尔梯（Udmurt）和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Daghestan）、土耳克曼共和国各有一个医学院。训练助医和护士的中等学校也迅速增加。

在目前，我国每一个民族，即使没有几百个，至少也有几十个说当地话，熟悉病人的生活习惯，能实施卫生教育的医务工作人员。在中亚细亚各民族间出现了女医师、女助医和助产士，这是有重大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意义的。

英明的斯大林民族政策保证了苏联各民族的每一个人民在医疗和预防的机构得到免费的医药服务。在这些以前是落后的、边疆的区域里，现在已经不再发现天花、霍乱、瘟疫和非性病梅毒。斑疹伤寒和以前比起来已经降到很小的数字了。过去曾危害着伏尔加河中游、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一带居民的砂眼症的数目也大大减少。

这些成就使医务工作人员在群众中得到很高的威信。有很多医师和医学科学家被群众选为各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的代表确实不是偶然的。阿尔漠盖尔斯卡亚（L.M.Arhangelskaya）医师，楚瓦什自治共和国（Chuvash）人，在苏维埃时代毕业于托姆斯克医学院，被选为楚瓦什自治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在她行医的二十二年中，阿尔漠盖尔斯卡亚医师不知道挽救了多少苏维埃公民的生命和视觉。她所得到的“视觉和光明的医师”这个称号的荣誉，远扬到她工作所在地楚瓦什区域之外。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人民是崇拜忘我地为祖国服务、操着人道的职业、走在最前面的医务工作者的。

一九一三年，疟疾普遍地流行在高加索，特别在外高加索。苏维埃政府设立的抗疟战和抗疟点，主要是农村巡回医药组，胜利地战胜了这个潜伏性的疾病。他们还训练当地人民专门去对付疟疾，包括经常注意媒介病菌的疟蚊繁殖地点。和抗疟工作同时做的，还有在外高加索和中亚细亚一带推进农业和改良水源的工作。全苏联各共和国的热带病研究所也会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助产和妇儿保健工作的推进也有很大进展。我们要记得，公共卫生当局在非俄罗斯民族的共和国里展开这方面的工作是特别遭遇到困难的。不仅先要和江湖医生、僧侣和没有受过训练的接生婆进行斗争，并且要向存在在妇女中间的根深蒂固的旧习俗进行斗争。

自从斯大林五年计划开始以后，苏维埃的公共保健工作就在各民族共和国各地区广泛展开。在卫国战争爆发的时候，乌兹别克、卡查赫（Kazakh）和基尔吉兹这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乡村里的医院病床的数字，和一九一三年比较，已经增加好几倍；在俄罗斯共和国的自治区里也是同样情形。

工业的迅速发展，厂矿的建立，联邦和自治共和国的城市居民的增加——同样地促进了城市的医务工作的迅速进步。在革命之前，医院以外的服务，在各民族地区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例如有三十万人口的底夫里斯（Tiflis）城，沙皇政府在五十年间在这个地方只开办了一个为“能步行的病人”的医院。只有六个医生到穷人家里去出诊，不过还是要收费的。塔什干（Tashkent）只有两个为当地民族的女子服务的和一个为男子的防治所。这还是在比较大的城市的情形；在小城镇里就是这样简陋的医务工作也没有。

斯大林五年计划完成改变了俄罗斯边区的以前落后的面貌，现在都已经有了广泛的医疗和预防的机构。例如在阿捷尔拜疆，一九一三年医院的病床总共只有一千只，防治所和诊疗站只有三十个。在一九四六年已经有了一万一千四百七十九只医院病床和三百个防治所和诊疗站。乔治亚医药机构网发展的情形也差不多。一九一三年只有一千八百三十五只病床，一九四六年已增加到一万零九百三十七只，防治所和诊疗站从十一个增加到三百九十三个。在阿尔明尼亚、白俄罗斯、土耳克曼尼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共和国也有同样的进展。在有些联邦共和国——乌兹别克、塔什克（Tajik）和土耳克曼——医生到病家去出诊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这样，在党和苏维埃的协助下，和人民群众的参加，苏维埃的医务工作者完成了斯大林同志所指定的任务：“使他们有可能加速赶上已经走在前面的中央——无产阶级——俄罗斯。”

虽然在苏联各民族间语言和习俗不同，历史不同，经济和文化不同，可是他们能联合在一起，紧密地团结成一个大家庭而没有民族间的不调和。

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同样地关心着亚库梯的猎人，乌兹别克的棉花种植者，乔治亚的茶叶种植者和卡查赫的矿工。伟大的斯大林宪章永久保障了不同性别，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的苏维埃公民的平等权利。

第三章城市和乡村的公共卫生工作

Thu, 03 Sep 2026 23:23:02 +0800

在伟大的斯大林五年计划时期，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主要的因素紧密地联系着的，那就是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拥有大量的工人阶级，他们的生活水准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准。随着工业的发展，兴起了许多新的工业中心和新的城市。

农业的集体化终止了富农的束缚，集体农庄的农民得到了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的提高。大量现代化的机械的运用把农村劳动转变为一种工业劳动。在苏联，城市和农村的区别已经显然地在消灭。苏联在斯大林五年计划期间所获得的最基本的改变，对于增进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健康，是一个有力的因素。

城镇的公共卫生工作由城镇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公共卫生局领导，大城市则分区，各区有各区的公共卫生局，隶属于城市的公共卫生局之下，城市各区各有它的诊疗站、防治所、诊疗所、医院等。

乡村中也是分区的，各区有各区的公共卫生局。

以下让我们较详细地叙述城市和农村区域的公共卫生机构的组织。

城市中的公共卫生

一九四七年苏联人民发现苏联首都，列宁主义的堡垒，全国政治、文化、艺术和教育中心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纪念。在这八百年中间，苏维埃所占有的时间只有三十多年，可是这个城市的面貌就是在这短短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改变的。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联人民已经把莫斯科变成世界上最现代化、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一个具有精美的地下铁道的、现代工业的和广大医药机构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工业已超过一九一三年的二十一倍。一九四零年只是莫斯科一个城市的工业产量就等于一九一三年帝俄时代全部的工业产量的一倍。这个城市的三十年来的进步等于一个整个世纪的进步，同时创造了全新的生活。

这个进步中的一个特点就是保护健康的制度并不落后于这个首都的经济和工业的进步。

莫斯科的医院病床，诊疗站和儿童保健院的数目，与一九一三年比较，发展得极快，助产院和其他医药机构也增加了几倍。

革命前的莫斯科根本没有这样的机构，例如专科诊所、大小工厂里的诊疗站和医药卫生部门、儿童保健院、牛奶供应站等。现在这样的机构存在着很多，它们都由劳动人民自己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

在一九一三年，莫斯科只有一个医学的研究机关；在一九四六年，新的莫斯科已经有了五十六个，其中科学工作者有三千八百人之多。苏联医学研究院在莫斯科一个城市里就有二十二个所属机构。

莫斯科医药机构中有许多可以说是医务工作的模范，例如布特金医院在莫斯科建城八百周纪念时得到国家最高荣誉的列宁勋章。它具有最新最好的医疗设备，工作人员有二千七百人之多，医院的四十六个部门中，有医师二百七十三人，护士九百人。其中包括六个曾经获得最大荣誉的科学家，约有三十个医学博士和五十个医学学士。

防治所和诊疗站

苏联政府已经解决了保护健康工作中最困难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照顾医院区域以外的病人。在苏联，医院区域以外的病人也可以得到免费的胜任的医生的诊治，包括各专科的医师在内。

在革命之前存在的几个免费防治所，里面经常有一两个医生在服务，他们是无法增进他们的医药知识的，这些防治所的设备非常简陋，根本不能适应那么多俄罗斯人口的医药的需要。

为了向疾病作斗争，大规模开展预防工作，和及时发现传染病发生地区，显然除了医院之外还需要有许多别的医药机构。在各个苏维埃下面这样的机构都建立起来了；政府在应该设置的地方都设置了这样的医药机构，在每一个小城市、小村镇里，现在都有了正式医师，以前最多只有助医，大家又惯常去请教江湖医生。

最近几年来，这些机构的设备都已大大改进，防治所和诊疗站里开辟了爱克斯光部和物理治疗部以及可以作各种化验工作的临诊实验室。

在防治所和诊疗站里有内外科医师、外科专门医师、产科医师、妇科医师和牙科医师。区里的诊疗站也有神经系医师、眼耳科医师、肺痨病专科医师等。

在革命之前，在家里治疗的情形是比较少的。苏联的公共卫生当局胜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九四一年医生的家庭出诊，比较革命前，增加了七十五倍。现在让我们详细叙述一下诊疗站的工作是怎么展开的。

区的诊疗站为某一个指定地区服务，下边分为几个巡回小组，每一个巡回小组里有一个内外科医师，他在站里门诊，同时也到病人家里去出诊。这个医师的助手是一个外勤护士。这个医师保有他的小组区域里每个人的记录，研究肺病、疟疾等慢性疾病的患者的日常健康情况，同时保有时常生病的人的特别记录。这样，这个医师就逐渐地熟悉了他整个小组区域里的人的健康情况。

这个医师临诊时认为需要，就尽量利用爱克斯光和实验室；他可以运用物理治疗法，或叫病人去找专科医师，或把病人送进医院，或疗养院，或到天然疗养地区去。他也可以叫护士来协助病人在家治疗。

巡回医师对于制止传染病要起很大的作用。在每一家庭里发现了传染病之后，他就立刻设法使病人和大家隔离，进行消毒工作并观察接触过病人的人或和病人接近的人。医师和护士经常向人解释应如何预防疾病，熟悉了解居民的生活情况，同时他们也负责办好住宅和公寓的清洁卫生。这个巡回医师所进行着的经常的，但不明显的预防工作是极重要的。他做这种工作的时候，常有自愿的工人、公务员、家庭妇女、学生和红十字会的人员帮助他。在医师和护士的指导下，这些人就负责使院子、公共场所、住宅保持清洁。如果他们发现有人伤痛或有高温度，立刻就到诊疗站去报告，如果根据病情，病人并不需要送医院，他们就去照顾病人并督促执行医师的嘱咐。这些自愿工作者也帮助巡回医师去视察家庭，接种预防疫苗，布置关于健康和卫生的报告和讲演，以及散发通俗的医学读物。

为改进对病人的医疗起见，最近开始将医院和诊疗站合并在一起。这样医师可以一直去照管他们的病人了，从他们起病阶段到住院以后。

虽然现在去讨论这样重新组织的效果还嫌太早，不过这样能使医务工作更为改进已经是很明显的了。这个制度还有一个好处，防治所的医师以前是和医院没有联系的，现在可以有机会进修学习，这对他们的诊断和医疗是有帮助的。

在革命之前，俄罗斯只有九个比较大的城市有急救站，在卫国战争前夕的苏联有九百八十九个急救站，战争结束以后已经增加到一千五百个。这些急救站都有很好的处所、救护设备、救护车等。

肺痨病的防治工作

有些疾病，如肺病、性病等，除需要长期治疗外，同时需要卫生和预防工作以及社会其他方面的配合。

帝俄时代虽然肺病普遍流行，可是并不和这疾病作斗争。慈善性质的全俄抗痨协会曾做了一些不彻底的防痨工作。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五年之间，每年在一万人中间有四十人死于肺病，旧俄罗斯的统治阶级看到这样的事实完全无动于中。全国由慈善机关主持的，只有四十三个设备非常简陋的防治所，显然它们做不出什么成绩来的。

苏维埃政府处理这个问题就完全不同了。第一，积极地采取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的办法，这些办法现在还是实行着的。其次，为医疗和预防，建立了大量的专科医院和疗养院，战争前有一千个肺病防治所，一九四八年增加到一千六百个；肺病专科医师的数目也大大激增。

肺病防治所不仅是一个诊治外来病人的医务机构，它的任务还包括照顾住在家里疗养的病人，注意他的家庭环境，指导他怎样生活才能尽快地恢复健康，以及怎样避免传染给别人；同时它也有改善病人的工作条件的责任。

这样的工作形式最能反映出苏维埃公共卫生重视预防的特点，也就是我们所有医药机构的工作的特点。

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有防治所，不过，一般情形，它并不管治病，只是指导一些卫生常识和发现传染病地区。至于治疗那就得去找私人医生。

抗痨工作的成就，主要还在及时发现，早做诊疗和经常观察病象。苏联的肺病防治所的主要工作就是这样；肺病防治所的数目，和革命前相比较，已经大大增加了。

肺病防治所里有外勤护士，常到病人家里去，注意病人的情形，和灌输卫生教育；在病人和医师之间，外勤护士就起到一种桥梁作用。

对于肺病，只有治疗是不够的，有时病人需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许多专科疗养院就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建立起来。

特别重要要提出来的，就是为治疗肺病儿童的日间疗养院和成人的夜间疗养院。后者适用于工厂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凡是患肺病的，或是在手术后和重病后需要休养的，或是患贫血症等等的都可以前去。在白天工作完毕之后，这些人就直接到夜间疗养院里去了，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美味而富营养的食物和具有卫生条件的休息。

防治所要展开它多方面和复杂的工作，也全靠社会各方面的协助。因此防治所里面便组织一个推进工作的委员会，包括党的代表、公共团体和当地工厂的代表，和当地苏维埃的公共卫生当局的代表。

根据苏联法律，肺病患者应该有适当的工作。因此肺病防治所和各工厂的行政机构和各工会委员会协商办法，使患者学会新的行业，不宜做夜班的就把他们改为日班，供给他们适宜于他们健康的工作条件，必要时，便会同设法使他们调动工作，以及改善居住条件等等。

所有这些办法都使患肺病的人数尖锐地减少。

性病的防治工作

苏联也有许多性病防治所，它的工作原则和肺病防治所的是一样的。

帝俄时代性病流行很广，但是沙皇政府毫无办法、据医务督察处不完全的统计，一九一三年城市中一万个居民中有一八零·三是患梅毒的，农村中是五三·七；城市中患淋病的是一二六·二，农村中是一三·七。

人民公共卫生委员会在创立时期就大力地着手性病防治工作。苏维埃政府作了两个重要的决定，第一个决定就是强迫使性病患者接受检验和治疗，其次就是消灭娼妓。这样的决定在预防性病的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在全国普遍设立性病的防治机构，诊疗站和医院里也添设性病科和专用病床。

政府和医药机构所采取的这些办法，消灭娼妓存在，消灭失业现象，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和及时进行性病患者的医疗——这些都产生了绝好的效果。在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患梅毒的人数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患淋病的人数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了。

由于野蛮的德意志法西斯主义者的侵略，他们是大都患有性病的，于是在敌人占领区就有很多人传染了性病。不过当敌人被驱逐出去之后，公共卫生当局就立刻采取措施，防止疾病向东部蔓延，同时在解放区里的性病患者的人数也在逐渐减少。希特勒侵略军所遗流下来的痛苦的创痕当然不久便会完全消灭。

精神病防治工作

产生娼妓，性病和肺病的社会环境——失业、饥饿和贫困，同时也产生相当数量的精神病患者。

苏联政府不怕一切困难，用尽一切手段，来扑灭这个毒害。它建立许多医院、劳动诊疗区、心理治疗院、疗养院，和在一般诊疗站里增辟特别病房；同时著名的精神病研究院都在尽量研究新的有效的治疗方法。当然，柴霍夫所描写的“第六号病房”及其恐怖，和“黄房子”已经不再存在了；它们在苏联是不存在的。代替它们的是舒适的医治精神病的机构，在那些地方已找不到任何过去黑暗的痕迹了。

我们可拿美国的精神病治疗的组织做一个比较。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美国精神病患者的人数的增加是可怕的。杜鲁门总统说：“精神病院每年要收容十二万五千个新的精神病患者。”这位总统发愁的是每年花在精神病的经费要有五万万美元之多。

美国生活杂志的一九四六年五月号里有一篇迈瑟尔（Albert Q.Maisel）所著的，题目叫做“一九四六年的疯人院”的文章，它的副题目叫做“大多数美国的精神病院是一种羞耻和不名誉”。作者的结论是根据了二十个州里三分之一的病人的材料和文件而作出来的。文件中有多少是病人因被工作人员虐待而致死的审问记录，“无穷的虐待的例子，差一步就是直接杀人了”。这些精神病院里的一切事情，迈瑟尔写道：“都被隐讳的阴谋所掩让着，有敢声张到外边去的职员就被开除。”

在这篇文章中有无数可怕的例子，令人看了毛发悚然。虐待和殴打，正如生活所揭发的，是美国精神病院里的普遍行为。

“只在一九四五年的某一个月里，”迈瑟尔说到美国康涅狄格州挪利支城的国立医院的情形：“这个医院里有二十六个人被捆绑六千五百五十二个小时，其他有八十个人被幽禁一万三千九百小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华伦城的医院里，作者说：“那里有四个医生，每个医生平均要照顾六百四十个（！）病人。……”由于毁打，克扣饮食，身体的和其他的各种的拘束，以及不能设想的卫生环境等，这杂志指出，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便是美国精神病院里的肺病患者的比例，要较全国各地高出十三倍。

结果是在美国每年一百个精神病患者中间，认为已经治愈而可出院的不满十二人，而这些出院的人的百分之四十还得第二次入院去治疗。

工业企业中的医药站

防治所、诊疗站和诊疗所之外，那些就地为工人服务的医药和卫生机构也起很大的作用，这些机构跟着工业的发展而发展。

一个工厂的医药站从属于区域的或工厂的诊疗站或防治所。它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意外受伤或突然发病的急救工作，这些医药站都有相当的设备，工作人员也经过特别训练。

这些医药站的工作人员，对于在工厂里预防疾病和减少疾病一方面说来，是起很重要的作用的。他们要有效地进行工作，就得知道工人的生活情况，因此他们就得熟悉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条件。医师和护士是经常要到工场里去的，视察卫生条件和安全设备，也要去看工人的宿舍，食堂和小吃部是否合乎卫生。定期检查，做危险工作的工人，应该使疾病能及早发现。医药站的工作人员除诊治工人疾病外，还应该经常指导工人怎样在必要时为自己或别人先作准备，等待医师到来。医药站的医师必须经常和工厂的领导机构、工会、劳动保险的代表和负责工人安全的工程师保持密切联系。这样他才能逐渐减少经常性疾病的发展，才能及时而有效地帮助肺病、风湿病及其他种病的患者。

对于新式的巨型工厂，医药站是不能应付的。因此超过五千人的工厂就设立防治所，超过一万人的就设立诊疗站。工厂的防治所和诊疗站可以供给工人和其他职员各种的医药需要。这些机构要配合工厂的特殊生产情况。大规模地展开医药站所不能做的卫生和预防的工作。

有些主要的大企业中创立了医药卫生部，工人的医药服务便到达了一个新阶段，这些医药卫生部在把工厂里的医疗、卫生、预防等机构联合在一起。

由于许许多多有忘我精神的、有经验的医师、助医和护士的努力，这方面的工作当然获得了显著的成就。全国工厂中的疾病率和受伤率已循序下降。

只有在我国，在每天都在关怀着劳动人民健康的政府的领导下，在以斯大林宪章为首的照顾工人福利的各种法律的保障下，保健工作才能不断推进，劳动生产才能不断提高。

为苏联人民服务的医务工作和保健工作，不只是公共卫生部所属机构的责任；陆军部、海军部、内政部、和铁道部都有医院诊疗站、疗养院等；各业工会也有增进劳动人民健康的休养院和疗养院。这些组织都依照了苏联公共卫生部的计划，各为他们本单位的人员服务。

为大量铁路工人服务的，有属于铁道部的医院、防治所、助产院和诊疗所，凡有铁路的地方都有治疗区。在铁路修理站里就设有好几百个医药急救站。还有为铁路工人的子女建立的许多托儿所、保健院和牛奶供应站。在卫国战争期间，全靠这些铁道系统的医药卫生机构的努力，才避免了传染病的蔓延和保障了苏联军队的后方的健康。

在一九一三年整个铁道系统只有五百八十个设备简陋的防治所和一百七十一个医院，病床总数只有五千八百三十九只。在卫国战争前夕，铁路上的医药机构已经有三万三千七百只医院病床和七千七百只产妇病床，设在铁路修理站和堆栈里的医药站，六百十一个由医生负责，二百二十个由助医负责。许许多多具备各科医师的诊疗站和防治所，还没有包括在内。在一九三九年，为铁路工人服务的医务人员，已有九万六千个以上，其中约有一万个是医生。

最近几十年来，我国已经自极北到极南，自中央到边区，建筑了好几千公里的铁路。

医生和助医都穿着铁路制服，努力护理这些铁路的建造者。还有设有诊疗室、浴室、洗衣房和实验室的车辆，专在铁路建造工程处所服务。

这是革命之前在铁路建筑中所从来没有的事情。谁不读过俄罗斯大诗人尼克拉索夫（N.A.Nekrasov）的那些忿怒与怨恨的诗句？他描写俄罗斯广大人民的说不完的痛苦；在他们的骨头上，资本主义者和沙皇铺设了铁轨。

苏维埃的医生随时准备着，忘我地把他的知识为人民服务，在渡过江海的船上，在客运和货运的飞机场上，在火车站上，在英勇地守卫着神圣的边疆的前哨战士中，在苏联各部门的军队中。不管任何地方，只要有苏联公民在建设着、劳动着、战斗着的地方，就会有医生、助医或护士。

医院

在革命前的俄罗斯只有大城市里才有医院，在百分之三十五的城镇中是根本没有医院的。据日班科夫（Zhbankov）医师所叙述的，一九一五年搭波夫（Tambov）城有七万三千人口，它的医务工作情况是这样的：

“在这个城里，为居民服务的医务工作仅限于在诺索夫（Nosov）防治所的病情检查，那里总共只有三个县政府的医官。出诊也不是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在这个城里只有下列两个医药机构，一、州立‘暂姆斯特服’医院，共有病床二百四十只，二、‘红十字会诊所’。”

奥伦堡（Orenburg）城每一千个居民中，平均只有二·七只病床；巴尔脑尔（Barnaul）城共有六万人口，只有一个医院。可收容五十个病人；还有两个传染病收容所，共有病床四十只。

其他地方的医院情形也并不比较好些，一九一三年全俄罗斯的城市居民，一千个人中间平均只有三·八只病床。

自从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全国医院数目的骤增可由下列事实中表示出来：一九四零年只是莫斯科区一个地方的医院数目是一九零七年帝俄时代全国医院数目的三倍；一九四八年全国共有八十万只病床；一九四六年一千个城市居民中平均有九·九只病床，在战后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要到达十·四只病床。增加大量医院，政府必须支出大量经费；在战争之前这笔经费已经到达三十万万卢布。

我们可以和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比一比。它在一九四五年共有六千五百十一个医院，其中四千三百二十八个，或百分之六十七，不是属于政府所有的，而是属于宗教组织或慈善机关的，有些是私人的，有些是社团所有的。这些医院全要收费。

有一个专门团体去调查美国的医药费用，发现百分之八十的费用是由病人自己负担的，其中百分之四十二送进了私人医生的腰包。虽然住院是普遍的迫切需要，可是病人无力负担费用，私立医院有百分之五十的病床都空闲着。

我国医药机构的突飞猛进，可由一九四六年曾庆祝过一百周年纪念的潘札区医院（Penza Regional Hospital）的演变的故事来说明。

从一八四六年到一八六四年，潘札区医院是一个贫民救济所、医院、教堂、疯人院和监狱的奇怪的混合机构。一八六四年以后，它变为最好的“暂姆斯特服”的医药机构之一，它的工作人员中包括当时著名的进步的医师弗拉地米洛夫（Vladimirov）、马奴衣洛夫（Manuilov）和诺维柯夫（Novikov）。自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它的进步更是惊人。它的实验室变为一个独立细菌研究所，它的产妇科变成一个产科医院，在卫国战争期间，这个医院在一九二八年创立的小型输血站变为全国最重要的血库之一。

这个医院庆祝它的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已是一个卓越的机构，设有四百三十只病床和最新的设备，对任何种类的医疗都能高度胜任地服务。

我们有许多医院都有同样的历史。

一般情形，医院里的各科医师都是高度胜任的。他们的任务不只是看病，而是做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诊疗站，防治所和医药站的专科医师定期到医院里来工作一段时期，这样就可以在有经验的专家的辅导下提高知识水平和得到新的技术。

乡村中的保健工作

苏联的医学史上，在农村中组织公共卫生工作占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在革命前，城市中虽有些单独的医药机构，已经不是大多数民众所能享受的，在农村中医务工作更是可怜。“暂姆斯特服”的医院是那么稀少，简直就像沙漠中的肥沃草原一样，医生数目之小也是不能符合广大农村人口的需要的。农村中不卫生的环境，贫困和缺乏文化是产生常会减少一个村庄或甚至整个农区的人口的各种疾病的原因。

沙皇政府根本没有做一点改进农村的工作，根本也不想去做。各种传染病和社会病确实是俄罗斯农民最大的灾祸。

在一九零五年革命之前，国会议员欣加里夫（A.I.Shingarev），当他还在当“暂姆斯特服”医生的时候，曾调查伏隆奈希（Voronezh）区的诺伏希伏金诺也（Novo-zhivotinnoye）村和马霍伐特加（Mokhovatka）村在二十五年间的健康和经济的情况。他的发现就是对沙皇政府的控诉。低的出生率和高的死亡率，特别是儿童的死亡率，使村中人口增加得缓慢非常；并且二十五年之间有八年确实死亡率要远超过出生率。各种传染病，包括肺病、梅毒和砂眼在内，普遍地流行着。欣加里夫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俄罗斯村庄是在垂死中。他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农民没有土地，没有物质保障，营养不足，和农民的各种艰险的强迫劳动。这是帝俄时代一个在政治上是最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的医生所描写的当时农村中的情况。

欣加里夫所叙述的是伏隆奈希区村庄的悲惨而真实的故事，同时也是俄罗斯所有农村的悲惨穷困的情形。

无产阶级的革命挽救了这些“垂死的农村”，它打倒了腐朽的资产地主阶级，把地主手里的土地拿过来交还给诺伏希伏金诺也和马霍伐特加的村民。

集体农庄制度完全改变了这些村庄的生活方式。当初欣加里夫医师所“可怜”的农村的儿童，现在已经有西贝洛夫（Ziberov）医师在为他们服务了。

西贝洛夫医师得意地告诉我们，新生活已经常留在伏隆奈希蛮荒的森林，他估计，照目前这个区域的人口繁殖的情形，在五十年内就可增加一倍。这些村庄已由垂死状态转变为生气蓬勃，新的力量已在里面成熟，新的村民已在里面生长。我们可举福米诺奈加契夫格（Fomino Nagachevka）村做例子，近年来在这个村里已经产生了几个医生，几十个教员，农村经济专家和畜牧专家。在集体农庄中，在整个集体农庄制度的生活中，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又有了多么大的改变！

由西贝洛夫发起，这个村庄建立了一个医院和一个药房。所有工作都是村民自己做的。接受这位医生的建议，村民又在当地一条流入顿河的尼加河（Nega）旁建立一个发电厂。一百四十二公尺的河堤已经完成了；还有用石头建筑的水力发电站供电给医院、药房、两个学校、村苏维埃、集体农庄办公处、两个牛奶场和许多家庭。

一九四四年，法西斯侵略军的意大利士兵把热带的疟疾带到这个村庄，农民中传染到的有三百十三人。全村人同心协力和这疾病作斗争；一方面尽量护理病人，一方面向当地居民进行预防措施；全村人动员起来消除了所有可以产生蚊虫的水沟小潭。这样收效得非常快——一九四六年只有三十个人患疟疾，并且没有一个新染的。

在提高农民文化水准，使农村繁荣和农民增进健康一方面，苏维埃的公共卫生工作者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国内战争时期，斑疹伤寒、天花、非性病的梅毒、肺病和疟疾在各村庄里普遍流行着。为应付这些疾病，在农村里组织了疫苗接种队，性病防治队和抗疟站。设立了肺病防治所和防治站，去和可怕的肺病进行斗争，农村妇女所迫切需要的助产院和托儿所也大量的建立起来。

在恢复农业建设和发展集体农庄的时期，卫生工作大规模地展开。一九三八年是农村医务工作展开的转折点，政府颁布了具有历史性的“加强农村医务工作”的决定。从那时候起，农村里的医务工作进展得特别快，医院大大发展，农村里的医师也很快地增加；同时，城市的医务工作者下乡协助的也增加了。

我们可以举数字来证明。在一九一三年农村区域里有四万九千零八十七只病床，一九四一年农村医院里有十六万九千只病床，一九四六年有十九万七千九百八十四只。在现在这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要比一九四六年增加百分之五十，比革命前增加六倍。

一九一三年俄罗斯有四千三百六十七个农村巡回医药组。在苏联，一九四一年有一万四千四百三十一个，一九四八年超过一万五千个，一九五零年已到达一万六千个。

在卫国战争之前，除几万个砂眼、性病、疟疾等疾病的诊疗站以外，全国共有三万四千五百十一个设有助医或产科医生或两种医生都有的诊疗站（在一九一三年只有四千四百五十五个）；一九四八年已增加到四万九千三百个；在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要超过五万个。这是农村医务工作在数字上进展的简略轮廓。

农村中的巡回医药组

农村的医药机构，在苏维埃时代不仅是数量上大大增加，并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需要而重新组织过。为了能更好更充分地为播种和收割期间的农民服务起见，在这个时期中巡回医药组将工作人员重新调配，增设更接近工地的服务地点。

巡回医药组一方面在医院和防治所服务，一方面进行接种疫苗，防止传染病的蔓延，并把他们找到的传染病的来源扑灭。

农村区的医师和他的助手也参加巡回医药组的卫生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调查和改善水源，房屋和农村环境的清洁。

助医负责或助医和助产士共同负责的医药站是巡回医药组的一部分，他们在医师的领导之下，依照了一定的计划去工作。医师定期到助医的医药站上去指导、视察工作和改正缺点。医生为每一个村庄指定一个医务工作者从事该村的清洁卫生条件，如有传染病发生的危险，须立刻向医师报告。

巡回医药组在它的广泛而多样性的工作中，它的工作人员必须和全村民众保持紧密联系。区苏维埃的卫生当局，村苏维埃的卫生当局，和公共卫生视察员在巡回医药组的工作中都起主导作用。在乡村的阅览室、俱乐部和学校所担负的一般文化教育工作中，卫生教育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苏维埃的医生们是共产党政策的积极的宣传者；他们在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提高农业生产的竞赛中，和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工作中都起着作用。

这里是苏赛朵娃（Sosedova）医师，萨拉托夫（Saratov）城、黑娃伦斯克（Khvalynsk）区、赛里特伐（Selitba）农村的巡回医药组的负责人，在召开于一九四三年的全俄罗斯公共卫生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她的巡回医药组离开区中心大约二十五公里，离开最近的铁路线是七十公里。可是偏僻并不妨碍她和她的工作人员的医药卫生工作，防疫工作和行政工作。她们的设有十只病床的小医院，和防治所都预备得很周到。

“我们为集体农庄的成员服务，”苏赛朵娃医师说：“我们知道，在田里工作的劳动人民是多么宝贵的，因此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降低疾病率和减少暂时失去劳动力而遭受的损失。我和每一个集体农庄的男子和女子都相认识，我们知道他们在那里工作，做些什么工作。因此我有可能，如果需要的话，在完全不损害他们健康的条件下，叫他们暂时掉换工作。譬如说，一个牛奶场的姑娘的手上生了皮屑病，恐怕牛奶会传染到细菌，她就不宜做挤牛奶的工作。可是没有理由能说她不能赶车子输送谷子或燃料。又譬如说，一个拖拉机驾驶员手上受了伤不能再做驾驶工作，可是他很轻易地能做灌溉工作或是水车驾驶工作。我已做出了一个惯例，凡是有人有温度，我就要他住医院。这样就可以防止疾病和减少损失。”

苏赛朵娃医师后来又叙述她怎样发动群众来幫助她展开工作。

“我们有二十一个联络人员，他们是农庄的成员，他们的工作就是记录田里的工作和拖拉机手的工作。他们是有能力的人，同时他们是和全村的人经常接触的。他们对我的帮助真是大极了。我们应该感谢广泛的卫生措施，在我们的巡回区里十来年没有发现一个人患白喉、猩红热、痢疾或斑疹伤寒的，也没有一个患疟疾的。这里是我和这疾病斗争的方法。在我来到这个巡回区里工作的第一年，我把每一个患疟疾的都列入我编好的卡片记录，并嘱咐我的助手们去分头负责护理，定时给他们吃奎宁。两年以后在我们的巡回区里就不再发现疟疾，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现过。”

这是最好的农村巡回医药组的医师如何工作的情形，和群众经常联系就可保证农村的医务工作有良好的效果。同时应当在这里提起，已经有许多专科医师——内科医师、外科医师、小儿科医师、妇科医师和产科医师，都被派到集体农庄的村子里去工作了。

为了努力完善在集体农庄农民中的医务工作，苏联公共卫生部不断改进医院的技术设备。在一九五零年底，农村中的诊疗站和防治所都要有物理治疗部、临诊实验室，全苏联二分之一的农区里都要有爱克斯光部、假牙制造所和医药图书馆。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保证这些计划的具体实现。

农区医院

对于集体农庄医务工作的改善和乡村医生的水准的提高，地方医院是十分重要的。这些医院里都有经验丰富的专科医师，巡回医药组的医师可以把有病的集体农庄农民送去诊疗，或是因为自己不能确断是什么病症，或是因为乡村里设备不全，无法进行治疗。

农区医院定期派专科医师到乡村的巡回医药组来视察严重的病症，会商外科手术，必要时，他们亲自来动手术。如病情紧急，地方医院的医师便坐飞机来急救。

自愿的卫生工作者和集体农庄的护士

苏维埃制度创立的时候，列宁就明确地指示我们，苏联公共卫生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预防上面。大家都知道预防比治疗容易，可是要达到这公共保健的目的，必须有社会各界和广大的自愿的卫生工作者，共同协助医生去进行工作才行。

国家的医药机构——医院、诊疗站、防治所和医药站之外，还有群众性的清洁卫生组织也在住宅区、学校、集体农庄和工厂建立了起来，切实地展开着工作。受过专门训练的自愿的卫生工作者负责管理宿舍、俱乐部、庭院各处的清洁卫生。

卫国战争爆发以后，大批医师和护士都到前线去了，自愿的卫生工作者的任务就更重要了。就在这个时候鄂木斯克（Omsk）的阿罗玛显伏（Aromashevo）区初次出现了集体农庄的护士。这些护士是由读完七年级的比较积极的女生中挑选出来的，经过乡村的巡回医药组的医生的专门训练而培养成的。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护士在集体农庄里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她会最先发现有人体温升高，她就把病人送到医院里去；她负责保持田野工地休息处、牛奶场、俱乐部和浴室的清洁；并去访问学校和托儿所。

阿罗玛显伏区创造经验以后，别的区域也开始模仿。战争早已过去了，而集体农庄的护士却继续在发展中。现在地方的红十字会组织和医师也都训练护士。护士的训练已经拟定了一定的计划，护士的权利和义务也明确规定出来了。

这些积极的医务工作者于一九四六年在各地分头举行会议，证明了她们已经成为一个多么大的力量。可举加里宁（Kalinin）城所辖的区域作为例子。一九四五年至四六年，该区集体农庄的护士检查了十七万三千一百六十所房子的清洁，负责管理三千口井，举行了几千次的卫生座谈会，大量接种牛痘和肠胃病、斑疹伤寒等疫苗。

这个决不是过甚其辞，我们可以说集体农庄的护士的出现是苏联人民积极参加改进生活和工作的卫生条件的新形式。

在苏联的村庄里，巡回组的医师、助医和护士不遗余力地改善卫生条件。他们大都已获得了苏维埃农民的信任和热爱，并且造成了大批有能力的自愿的卫生工作者。后者的任务就是协助巡回医药组的工作人员检查水井、蓄水池、庭院、食品店、饭厅的清洁，发动群众打扫庭院和街道，以及在村里种植草木。乡村的医务工作者和公共卫生视察员确实在使农民健康而舒适的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

在野蛮的法西斯侵占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暂时占领部分的俄罗斯共和国的时期，多少繁荣的村庄和它的医院、防治所和儿童机构都被焚毁和抢掠。不过战争一结束，恢复工作就立刻开始。村庄从灰烬中重新建设了起来，学校和俱乐部又都出现了。集体农庄的农民重又积极地帮助建立医疗和预防的医药机构，保证新生的村庄达到更高的卫生标准。例如乌克兰的齐朵米尔（Zhitomir）地方的居民和罗加却夫（Rogachov）的居民都积极带头发起了这种壮伟的运动。

各地乡村的医务工作者经常开会，讨论集体农庄的医务工作，和订出进一步改进的计划。几千个乡村中巡回医药组的工作人员光荣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他们尽他们所有的知识、经验和力量，去执行一九四七年的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改进战后农庄的决议。

第二章苏联公共卫生事业的主要特点

Tue, 01 Sep 2026 22:56:42 +0800

在叙述苏联公共卫生制度和组织的实际成就之前，必须先说一说它的几种特点，有了这些特点它才会有这些成就，并使它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医务工作有所区别。

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世界上存在着的宝贵的资本中间，最宝贵的和最有决定性的资本就是人民，就是干部。”斯大林同志的这句话反映出党和国家如何看待胜利的社会主义土地上的劳动人民。斯大林同志对人类的关切可由党和政府所采取的关于保护劳动人民的健康的措施中特别明显地表示出来。

苏联政府所建立的公共卫生制度，没有一点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是相同的；不同的地方不仅在医生、医院、诊疗站和其他医疗和预防机构的数量上，并且是为了他们的国家制度有基本原则上的分别。

美国资产阶级的报纸，时常夸口着美国目前所有的医师和医院的数量，可是，我们知道，这些医师和医院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国民健康是多么渺小。事实上医务当局的工作近年来在美国本国就受到了严重的批评。

美国一些医生——例如鲍温医师（Dr.Bauer）——自己都表示过意见，以为问题的症结并不是医务工作而是经济。经济制度乃是主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的公共卫生机构比较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卫生机构工作起来有更多更大的效果。

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本身就是缩短人寿命的，就是替人招致疾病的，即使是最有良心的医生，怀着最好的动机，在那种环境下也会徒劳无功。

可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整个社会制度都在帮助着公共卫生机构推动工作。没有失业现象，保护劳动的苏联法律，妇儿保健工作，斯大林宪章所规定的关于休息和休假的权利，人民的物质生活的大大改进，劳动人民的直接参加政府行政，国家利益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废除——所有这些构成了我国公共卫生工作推进的基础。这个有建设性、有目的性、有巨大成就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和苏维埃人民忘我的爱国热情，便是我国劳动人民的健康所以能得到迅速发展的基本因素。

苏联医务工作是根据着我们党的指示里所包含的原则，而这些原则都是和我们党纲的基本精神相联系的，

那末究竟是些什么基本原则使医务工作在这样短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能有这样不平凡的成就呢？

苏联宪法第一百二十条这样规定：苏联公民年老，患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时，享有物质保障权。

“此项权利之保障为：国家出资为工人及职员举办社会保险事业之广泛发展，对劳动者实行免费医疗，及以广泛设立之天然疗养所，供劳动者享用。”

宪法中这几句重要的话，替苏联公共卫生制度的基本原则作了明确的定义。苏联的人民保健工作是国家的任务，是国家的责任。

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应用这样的原则的。在有些国家内，专有一些医生叫做“贫穷人的医生”，并且使病人会感到一种屈辱。

苏联政府所宣布和实行的人民保健工作是国家的责任这一原则，已成为人民民主国家——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组织医药服务所根据的基础。例如，经保加利亚全民会议通过的保加利亚新宪法第六十六条这样说：“政府要照顾人民的健康，组织和领导必需的服务工作和机构，在群众间展开卫生教育，和注意青年人的体育教育。”

这样，政府担负起了保护劳动人民及其家属的健康的责任，和办理医药生产及医药供应的工作。因此制药工业得到大大的发展，许多药房也在努力工作。

妇儿保健工作是保加利亚政府所十分关心的。这个国家的助产院增加了十六倍，产前检查和产后护理的机构也增加了一倍。差不多在所有工业中心都建立了托儿所，在乡村里建立了季节性的白天托儿所。还建立了相当数量专门的儿童医疗机构，在普通医院里又开辟了大量的儿童病房。

政府尽力使每个劳动人民都能享受到疗养区的好处。成立了一百四十二个休养院，还有一百五十个在建筑中。一九四八年有十八万人在休养院或疗养院得到休养或疗养；一九四九年收容量增加到三十万人。一九四八年免费医疗和休养疗治的经费是二亿五千万来夫（Lev），一九四九年是三亿五千万来夫。

为了培养更多的工作人员，在一个大学里增设了一个新的医学系，又设立了几个中等医科学校。

在人民民主的波兰，国家公共卫生工作的进展也同样可观。

波兰的各方面都在努力迈进，它提早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一九四七——四九），关于劳动人民的文化和医务工作在这个计划里占着重要的位置。

一九四九年的国家预算中，只是恢复和修理疗养院一项，就是一亿五千万士洛帝（Zloty）；在那一年得到休养和医疗的人数是五十万，一倍于一九四七年的数字。普通的和专门的医疗机构和妇儿保健机构扩充的数字也相当大，六年计划（一九五零——五五）中预备增加的病床是一万五千只，疗养院收容人数增加三千，卫生工作站从六百增加到二千一百。

人民民主的匈牙利的公共卫生制度方面的成就也是惊人的。三年计划（一九四七——四九）中用于公共卫生的经费是三亿二千八百七十万福令特（Forint），等于过去十二年的经费。一九四九年在农村区域有七百七十三个防治所，三百个工厂里有医药供应；一九四九年年底病床总数要达到五万四千九百只。

在建立民主共和国不久的东德意志，国家的公共卫生服务也有相当发展。和西德一比较的时候那就非常值得注意的了。西德有一百三十万人失业，其中倒有许多许多医师。西德的一万七千名年轻的医师中，只有八千名是有全职全薪的，其余有七千名在医院里工作而没有报酬，还有二千名就根本没有正常工作。有了职位的人收入也很菲薄。因为很多医师找不到职业，西德的大学计划将医学系科的教员裁减。

存在在比松尼亚（Bizonia）的疾病救济基金是抄袭社会保险条例的一篇游戏文章，所谓免费医疗倒要劳动人民花费很多钱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第一，在东德没有失业现象；其次，劳动人民的社会保险是实际上在实行的，公共保健的经费一年年在增加。一九四八年东德免费医疗的经费是二亿三千二百万马克，一九四九年是二亿九千万马克。

在一九四八年一年中，就建立了一千六百多个诊疗站和卫生站。将富人的别墅和大厦改为疗养院。医生的人数也不断地在增多，因为有志于医的人就可走进医科学校的敞开着的大门，毕业也绝不会有失业的危险。

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一致要求享受保护健康和免费医药服务的权利，在劳动人民的压力下，他们的政府有时不得不宣布给予这样的权利，虽然尽量用各种方法在实行中加以限制或歪曲。

例如英国，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通过了一条新的卫生法律，大声宣布说政府要担负起卫生工作的责任，和每个公民都得享受免费的医药服务。这条法律生效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可是要实行这条法律，必须大量建立新的医院、防治所和其他医药机构，和扩充旧有的机构。然而一直到今天，这一类的机构还没有一个建立起来。事实上一九四八年一月卫生部长贝文（Aneurin Bevan）宣布说，目前还没有一所医院在开始建筑。

换句话说，所谓国家卫生法案最多不过是旧有的、不切实际的疾病救济金制度的扩充而已，另一方面却加重了劳动人民的纳税负担。

这条法案使卫生经费的预算变为一亿五千二百万镑，也就是比以前增加了五千六百万镑。在这五千六百万镑中间，三千二百万镑是早就发给劳动部作为社会保险用的，实际上只增加了二千四百万镑。

这条法案不过是企图在英国人民中间引起一种幻觉，使他们觉得政府对劳动人民的福利是关心的。这条法案竟让英国财政部长克里蒲斯（Sir Stafford Cripps）完全露了马脚，他要英国人民少用一些他们对免费医疗的权利，否则又会增加他们纳税的负担。

现在可以估量一下这条新法案的效果。伦敦工人日报分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要求答案，医师们都说，英国的医院服务是在一种灾难状况中；英国根本没有足够的医院来应付偶发事件。一个医师说，他发现有一个医院竟然无法收容立刻须动手术的、患着急性盲肠炎的孩子。另一个医师无法为一个患着肺炎的孩子找到病房；急诊服务处告诉他说，他们的登记簿上有七十个肺炎患者在等候着。

虽然英国的医院缺乏病床，可是仅仅伦敦一个地方因为缺少中下级医务工作者，倒空着一万只病床。这一类人员的待遇之低，低得谁都不愿意去做这种工作。

在苏联，不管病人有钱或是没有钱，每个人都能享受免费医疗。换句话说，每个病人都有资格免费享受现有的各种医药治疗。

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所有医药都要花钱；如果病人没有钱就只有不看病；因为在那些国家里百分之九十的医生都是私人开业的。

在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时候，疾病最是普遍；正因为在这种时候，就更没有钱去请教医生。结果是医生找不到雇主，病人得不到治疗。维也纳的汤德勒（Tandler）教授曾经这样说过，在目前的经济制度下（那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医生的职业虽然像是一种自由职业，他实在是一个铺子老板，是一个小有产者，他的行业就是把健康卖给来向他请教的人。事实上，纯粹为了物质利益的关系，汤德勒这样宣布，医生乃是他病人的健康的敌人。

在苏联，保护健康是国家的责任，每个苏维埃公民都有享受医药服务的权利。

我国保健工作的发展是根据计划进行的，是和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密切地联系着的。

根据计划进行的我国公共卫生工作所以能有迅速的发展，是因为一切医药问题从头起便集中在一个总的机构手里——以前是人民公共卫生委员会，现在是苏联公共卫生部。

苏联政府所规定的目标，不仅要医疗疾病，并且要预防疾病；政府和疾病斗争的方法是创造不可能发生疾病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的条件。苏联医药重视预防的方针是天才的列宁所制订的，同时也是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纲领里所决定的。

劳动保护的法律，城市和乡村环境的改善，组织公共伙食制和食物供应工业，给予劳动人民充分的休息与娱乐——都是制止疾病发生和蔓延的办法。

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势必会影响工厂、其他企业、房屋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所以在这些国家里和疾病作斗争的预防工作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才能和疾病作斗争，才能创造有益于健康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的条件。

苏联公共卫生的预防方针可在城市和乡村中所采取的措施中反映出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公布的法令中也可以看出来。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预防和医疗是脱节的。医疗工作是开业医生做的，他们对预防不感兴趣，因为预防会使生病的人减少。被个人利益所障碍，这些国家里的公共卫生当局所做的预防工作是少得看不见的。

苏联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的。通过社会保险制度，国家供给病者医药方面的需要，同时又使他们在疾病期间获得原来的工资。根据我们的法律，社会保险的对象包括所有的工人和公务员，所有的工资收入和薪金收入者。所有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包括疾病、受伤、怀孕、生育、永久残废等等，都能获得社会保险的补助金。

英国、法国、瑞士、比利时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所谓社会保险，不过在这些国家里，一般情形，并不包括所有工资工作者和薪金工作者，而且要自己负担不少于半数的费用，有时还要超过半数。例如在英国工党政府一方面公布了包括全体人民的社会保险条例，另一方面就把大部分的费用加在工人肩膀上。社会保险的基金是由全英国民众每星期付入的款项所凑成的，工人的负担要超过老板的负担。在法国，老板和工人各负担一半。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都有这样的负担。在所有这些国家里，被保险者得到的都是些最起码、最便宜的医药。如果需要贵重药品和高价的医疗，工人就得自己掏腰包；他们的家属通常是没有资格享受任何免费的医药的。

在苏联，却相反，所有公民可以得到任何种类的医药治疗，包括住院治疗，不管它们是否属于社会保险范围之内。政府不仅给予病人医药，并且经常设法使劳动人民增进健康；给予他们休息、娱乐和每年的例假，设立休养院和疗养院等。

苏联保护健康工作中最基本的就是妇儿保健工作。

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内女子不能享受和男子平等的权利，劳动报酬也比男子要少，譬如法国和英国就是这样情形。贫困驱使妇女堕落为娼妓，这就是性病普遍流行的主要原因。

苏联的女子在生活的任何方面都享受着和男子平等的权利。在国家行政机构里，在社会主义的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在科学界和艺术界，女子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有二百三十七个女子曾经获得过苏联科学界最崇高的斯大林奖金。在医学界的二万五千个科学家中，一万个以上是女子。有一百万妇女参加公共卫生工作，其中十万个以上是医师。

政府对妇儿保健工作之重视，可由不断增加经费去办理助产院，妇儿保健院和孕妇的休养院，疗养院等事实来明确证实。关于这个苏联公共卫生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将在专章内详述。

我国的公共卫生工作并不只是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全部劳动人民都参加这个活动。

苏联的公共卫生制度是一向得到那些参加一切增进健康活动的劳动人民的积极支持的。在内战年份帝国主义干涉和封锁期间，流行着斑疹伤寒、霍乱和天花。用了极大的力量去扑减这些疫病，全靠那些公共清洁运动团和防治这三种疾病的委员会，它们把劳动人民都拉进阵营里来和传染病作斗争。女工代表和农村妇女代表的会议初步打定了妇儿保健工作的基础。公共团体成立了起来去帮助诊疗站、医院、公共卫生视察团、红十字会和红新月社展开工作；还有许多自动参加卫生运动的人，今天也帮助公共卫生当局去改善生活和工作的健康条件，改善城市和农村的卫生情况。

苏联的卫生教育能够推动劳动人民，使他们自觉自愿地起来做这样的工作。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卫生教育总是超不过规劝和恳求的阶段，况且劳动人民也实在无法去实现那些必要的措施，卫生宣传时常是由制造病房设备和卫生用具的私营大企业所主持的，用来推广他们出品的销路。群众并不积极参加公共卫生团体的工作。

我们的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对全国各地区各共和国的公共卫生，都予以绝大注意。我们应该感谢英明的斯大林政策，苏联各民族获得了新的生命，都在创造着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采取压迫政策，宗主国的医药服务和在殖民地里对付所谓土人的医药服务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在英国本国有关于公共卫生的立法，在它的殖民地里是完全没有的，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去保障当地英国殖民者的健康。在获得有名无实的独立的印度，鼠疫、霍乱、天花和其他疾病还是继续猖狂地流行着。

葛兰德（John Black Grant），加尔各答的印度全国公共卫生总局局长，列举下面的数字说明印度人低下的健康程度：一九三九年共死亡六百二十万人，其中一百四十万人死于疟疾，四万八千一百人死于天花，九万七千六百人死于霍乱，二十六万零三百人死于痢疾。在加尔各答十万人中死于肺病的是二百七十人，而在伦敦只有八十七人。在英属印度，二分之一的乡村和五分之三的市区都缺乏必要的医药的。

印度百分之三十的儿童都因缺乏甲种维生素及脂肪而患着书盲症，一个印度人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六至二十七岁，而英国人的平均年龄是六十三岁。印度儿童的死亡率极高，事实上也就等于一般人的死亡率。劳动保护和妇儿保健工作在印度都是不存在的。

在“民主”的美国，情形并不比这要好些，黑人的肺病死亡率比较白人的高出三倍以上。例如一九四五年黑人的死亡率是十万人中有一百零二·一，白人只有三十二·七。在美国的黑人男子平均年龄要比白人小十一岁·六，女子小十三岁·三。这就是美国统治阶级对劳动的黑人的健康的“关怀”。

我国公共卫生工作的发展是和科学的进步配合着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苏联那样多的科学研究机构，特别是医学研究机构。资本主义国家的医药科学是脱离人民的，脱离劳动大众的，脱离实际的公共卫生工作的。政府不肯把钱花在科学研究工作上，除非花在准备侵略战争的原子武器或他种杀人工具的研究工作上。那里的科学家只为资本家服务，他们把知识、发现和发明出卖给资本家。

只有在苏联，医药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一切发现和发明都是以全国人民的福利为前提的。

Ficciones

第十一章 苏维埃公共保健事业的战后五年计划

第十章 卫国战争时期的公共保健工作

第九章 医务工作者

第八章 制药工业

第七章 体育和运动

第六章 休养院疗养院和天然疗养地区

第五章 妇儿保健工作

第四章 公共健康保护和苏维埃政府的民族政策

第三章 城市和乡村的公共卫生工作